一 分裂的罗马帝国成就了西方
自秦始皇通过武力征伐统一中国之后，大一统观念就变成中国文化中不容置疑的绝对正确——最高善，直到今天仍然占据着道统制高点，而从来不问：1，如何统一，是武力强制下的统一，还是自愿结成的政治共同体？2，生活在大一统中的国民，是主人还是奴隶？3，如果统一意味着武力吞并和更深重的奴役，这样的统一还有必要和道德正当性吗？
如果说，不问是非善恶的大一统观念在古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还可以得到历史性的同情理解的话，那么，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冷战的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再固守这种“统一即最高善”的观念，无异于停滞在秦始皇时代。
反观西方对大一统观念的认识，古代与现代非常不同，甚至就是截然相反。曾经强盛一时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西方中古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为罗马帝国的分裂而痛惜；而现代西方研究制度演变史的大多数学者则认为，西方的幸运源于罗马帝国的衰落，之后的长期分裂状态保住了这种幸运。先是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继而是西罗马帝国分裂为诸多王国、公侯国、城邦、教会领地等政治实体，使西欧逐渐进入了分权自治和政教分离的状态，并自发地演变出自由制度——经济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和政治上的自由宪政。自由制度因其善待人性的优势而逐渐变成世界主流文明。
反观保住了统一的东罗马帝国，它统治下的东欧进入现代文明的步伐之所以缓慢，没有发展出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宪政，则源于代替崩溃的罗马帝国的不是分裂，而是又一个准世界性帝国的建立——拜占庭帝国。相对于分裂的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曾经是强大的，拜占庭拥有大统一的霸权，但由于政教合一的专制式管理方式，最终在长远的制度竞争中败下阵来，且一败涂地。
分裂的软弱的西欧率先实现了政教分离、地方自治、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议会宪政，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大英帝国；之后又是大英帝国的分裂和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使后来居上的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地区。而在东方，一直保持着大一统帝国的诸国（拜占庭帝国、中国、印度……）全部衰落，以至于进入20世纪后才不得不从头学习自由资本主义。
西方的分裂和东方的统一之所以带来不同的结果，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是各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和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但在诸多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乃在于对自由与奴役之间的不同选择。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演变逐渐形成了关于“权利神授”和“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观念：人是上帝的造物，人的自由和尊严以及福祉源于上帝，而国家、政体及其统治权力乃世俗社会的产物，其构成原则必须以上帝法为道义皈依。所以，人的自由，有着远比民族或政权或国家更神圣的价值，不仅高于统治权力、国家或民族的利益，甚至高於人之生命本身。
故而，一方面，国家是为人的福祉而存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落实到每一个体，通过法治来保障个人自由和维持社会秩序乃国家或政权存在的最大道义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国家权力对人的自由构成暴力威胁或强制侵犯，在其他手段用尽而仍然无法改变独裁暴政的情况下，那么反抗国家权力对人的自由的贬损，拒绝民族利益对个人自由的吞噬，就具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为反抗暴政和捍卫自由价值而献身，就使人具有了神性。
人与其他动物相比的最大优越，就在于人是会思想的生物，所以，观念不仅能改变观念，更能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塑造历史和制度，形而下的世俗制度的道义基础来自形而上的超越价值，是超越价值的道义正当性赋予世俗制度以道义合法性，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正是在“神赋自由”观念的引导下，分裂的西方才能把“神律”逐渐落实为“人律”，让人拥有选择的自由，让社会给个人以财产权利、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给住民以自决权利，给社团以自治权利，给信徒以宗教自由，给企业和商人以买卖自由。正是法治下的自由使社会具有了长治久安的制度基础。
然而，那些没有这些自由的庞大帝国，给人带来的恰恰是自由的反面——强制性奴役——个人没有财产权利、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住民没有自决权利，社团没有自治权利，信徒没有信仰自由，企业和商人没有买卖自由。所以，无论这样的帝国曾经多么庞大、多么不可一世，也只能在人类文明发展中强盛一时，而无法获得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当人类一跨进现代化的门槛，仍然固守着中世纪帝国的独裁文明也就必然衰落。
二十世纪中期，共产苏联也靠强制极权建立起庞大的红色帝国，借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依靠军事强权收编了众多加盟共和国和一大批东欧卫星国，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另一超级世界强权。但到了世纪末，前苏联红色帝国似乎在瞬间就彻底崩溃，强权下的统一体及卫星国也随之瓦解，东欧又上演一出类似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分裂的历史剧，靠暴力强加的统一体必然解体之时，也就是附属国重新获得自由选择的权利之时。戈尔巴乔夫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和平地让东欧诸卫星国脱离前苏联的极权同盟；叶利钦执政时期做得最漂亮的一件大事，就是通过和平谈判促成了前苏联帝国的解体。这些已经摆脱了苏联强权的东殴诸国，这些获得或独立或自治的加盟共和国，其民众也大多获得了基本的自由权利。
换言之，在付出了超常代价才挣脱了被强制的奴役而获得了自由之后，所有的昔日附属国决不会再重蹈几百年前的覆辙——用被奴役的代价维持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或苏维埃帝国。
无独有偶，在中华帝国的演变史中，也上演了类似的历史剧：大清帝国衰败之际被迫脱离本土的地区香港和台湾，尽管这种脱离是殖民时代的产物，充满了被外族强制的屈辱，却在世界文明的整体进步中，有幸先于本土而得到现代文明所赐予的自由和富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称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陆本土则全面落伍，当初以为从此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在摆脱了殖民者的强制之后，遭逢的非但不是解放和自由，反而是更全面更残酷的极权式奴役。虽然，拜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中共政权在毛泽东死后改变了统治策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虽然，拜现代文明所赐，中共独裁统治的高科技手段（特别是通讯、交通、武器）有了明显的飞跃；然而，中共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仍然处在中世纪的帝国时期，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立更庞大帝国的中世纪迷思，对内不给少数民族以自治的自由，对外不承诺放弃用武力统一台湾，以独裁强权干涉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自治，致使香港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举步为艰。
二战后，现代文明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住民自决”，它是由个人自由乃天赋人权的价值观中引申出来的，并得到最权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承认。在此一原则下，任何统一的达成和民族冲突的解决，皆不是取决于强势一方的武力强制，而是取决于少数民族的自愿选择，一旦强势政权依靠武力
来解决民族争端和统独之争，必然造成大规模的种族歧视、人权灾难和社会动荡。特别是当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甚远、政治制度截然对立的情况下，如果强势一方不尊重弱势一方的民意而采取强行的武力统一，一来现在的国际社会决不会漠然视之，二来现行国际规则允许国际社会进行人道主义干涉。
如果统一只能意味着强制和奴役，那就宁可不要这样的统一。
二 要一国良制 不要一国两制
具体到两岸关系，象台湾这样在事实上已经脱离大陆本土100年的地区，能否最终回归大陆，应该完全尊重台湾民众的自由选择。如果说，在日据的殖民时代，台湾从大陆的分离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1949以后蒋家父子统治下的台湾与大陆之分离，是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事实上也是独裁政权强加的；那么，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权（住民自决是基本人权之一）高于主权的时代，台湾也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明中的合格成员，台湾民众终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强权强制的自由。在此情况下，对台湾民众如何选择两岸关系，台湾政府不能实施强制，其他政权就更不能！
事实上，最令大陆政权棘手的民族问题是台湾和西藏，二者在区域的和民族的政治诉求上，都不是中共所指责的分离主义，而是要求中共改变强制性的一党独裁制度。早在蒋经国时代，他就针对中共的“一国两制”提出“一国良制”，即“民主的和平统一”，其前提是对大陆提出制度变革的要求；达赖喇嘛提出西藏在政治上完全自治，也是一种制度性诉求；二者针对的皆是中共现行的独裁强权制度。这种政治诉求,要求的仅仅是对各自的未来归属的自决选择，既对中国的未来大有益处，又符合国际正义原则，顺应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潮流，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勿庸置疑的正义性。
当然，使世界公认的道义准则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还要有一个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两岸的民众及其执政者都必须面对历史造成的既定现实。台湾脱离大陆本土已经一百年，国共两个政权之间的历史恩怨，也随着台湾戒严令的解除而逐渐淡化乃至消除；台湾人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奇迹。更重要的是，台湾原住民的独立意识也是被大陆强权逼出来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制造的“二二八”事件，正是台独意识和草根运动的起点。蒋介石政权为防止台独而立法禁止，毛泽东政权则曾经全力支持反蒋的台湾草根运动。换言之，愈演愈烈的台独运动所反抗的，正是专制政权对原住民的强制性奴役，以至于这一运动逐渐升华为推进台湾自由化民主化的最大民间动力。台湾最大的反对党诞生于这一运动，反对党仅仅经过了十几年的在野奋斗，就以其代表草根民众的诉求而在2000年的大选中获得胜利，也受惠于这一运动。
荒谬的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民进党当朝而国民党在野之后，曾经不共戴天的国共之间的历史恩怨似乎已经消失，而对与中共毫无历史恩怨、靠台湾民众授权而上台的民进党政府却视若仇敌。中共为打压陈水扁而发起新一轮统战攻势，屡次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频频向下台的国民党及亲民党示好，并在台湾大选时屡屡恐吓台湾，江泽民的导弹恐吓让李登辉当选，朱鎔基的言辞恫吓为陈水扁助选，由此可见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的意愿恰恰相反；胡锦涛上台后首开国共两党的握手，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秀。
在刚刚完成的新一轮台湾地方选举中，民进党大败给由政治明星新党魁马英九领衔的泛蓝，只能说明陈水扁的执政成绩单太差，而无法说明国民党及台湾主流民意心向统一。事实上，在台湾变成自由社会之后的统独抉择中，台湾朝野面对的是一个远比国民党独裁政权更强大更野蛮的中共政权，这一政权在最有希望重塑自己的合法性和新形象的关键时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大屠杀，那可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队对徒手请愿的学生与市民的屠杀。六四后，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一切异己人士的高压，江泽民政权还制造了另一场人权大灾难——镇压法轮功，胡温上台后也屡屡出现官权对民间草根维权的强力镇压，2005年12月6日再次发生全副武装的武警向徒手农民开枪的血案。正是这样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的独裁政权，还非要统一自由民主的台湾，还坚持不容商量的“一个中国”的谈判前提，还固守“一国两制”的统一架构，还频频发出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威慑，为此制定了授权对台动武的《反分裂法》。
中共政权的这些作为，怎么吸引台湾民众？退一万步说，即便假定台湾政府或有实力的岛内政治集团有心统一，但中共现行体制及其内外作为，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能够说服台湾民意的理由。
摆在每个人眼前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不要说对已经享受着自由的台湾人，就是对日子比以前过得好却仍然没有自由的大陆人而言，中共政权的凝聚力也在急遽流失：那些冒着生命威胁和付出高额金钱代价的大陆偷渡客们，那些或主动或被迫逃亡海外的大陆精英们，那些借招商、考察、进修、开会甚至旅游之机一去不回的中共官员们，到了西方便一去不回的留学生、学者、技术人员等高级人才们，那些利用空壳公司将资产转移出境的私营老板，还有香港回归前夕和回归以后大量移民西方的港人，在在都证明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大陆，是何等的缺乏凝聚力！而最能说明中共政权缺少凝聚力的例证，莫过于中共的权贵家族成员大量向西方移民和每年以300—400亿美元的速度向海外流失的资产，转移这些资产的主要阶层恰恰是中国的权贵们。一个连自己集团内的特权阶层和在这块土地上发了发财的富豪都留不住的政权，怎么好意思每天高喊民族凝聚力在不断增强呢？
因为，任何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是平民还是特权阶层——都知道，这块土地仍然被恐怖政治所笼罩，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土地，不但无权无势者生活在恐惧中，权贵们也免不掉无孔不入的恐惧。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方，有什么理由要求已经免于恐惧的台湾人的认同？！
近年来，中共的各级政权频频以优惠待遇吸引海外学子，官方宣传机器也经常声称：每年有多少多少留学生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放弃优裕、回国创业，但回国发展的海外学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先拿到了国外的身份（起码是绿卡）才回来的。自称是“海外赤子”归来，并高喊爱国口号的海归们，实际上是两头占便宜的搭便车，他们和看中了大陆大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把。海归们既有外国的身份，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的游戏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之际，大陆的一夜暴富的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海归们是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
这样的现实，怎么可能让台湾民众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呢！中共政权作为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除了给台湾开拓国际空间制造人为困窘之外，丝毫无助于大陆对华人的凝聚力。
中共内部把台湾
的政治力量分为“统派”和“独派”，大体上是自欺欺人的误判。物质上不如人，政治上更是差之千里，道义上完全没有任何凝聚力，又不断地增加军费、搞大型军事演习；又不惜任何代价在国际上围堵台湾，连一位已经是平民的前总统出国治病，都要掀起轩然大波；凭什么就说统一是主流民意？难道一个靠多数选票上台的政府会由极少数台独分子组成？以现行中共政权在国内外、特别是收复香港后的表现，台湾人在骨子里很少有人真想与大陆统一。中共正在拉拢的国民党和亲民党，两党大陆政策的最后底线也只能是“一中各表”和“维持现状”。何况他们的两岸政策也有岛内政争的原因，并不真正是为了与中共重开谈判。
但是，台湾人面对的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凭中共习惯于用暴力进行统治的独裁体制以及不断增长的国力和军力，凭中共提出只有“一个中国”的定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凭中共政权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台湾人不可能有安全感，只能策略地与中共周旋，尽量避免激怒大陆政权，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所以，台商们对中共说软话是为了挣钱，政客们表示善意是为了拖延，民众希望保持不统不独的现状是为了生活安定。实际上，台湾朝野及主流民意在以下原则上是具有高度共识的:在两岸无法就“民主的和平统一”达成共识之前，只能把“一个中国”作为未来的远景，在搁置“一个中国”特别是“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交流、经贸和沟通，为未来的共识打下基础。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要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这种面对不能只讲无原则的实力主义或实用主义，即谁的人多、地大、武力强就由谁来主导。而应该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大原则上不违背普世道义的前提下，从两岸的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品质提升、区域及世界和平、未来远景出发，经过对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暂时或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先搁置，随着未来局势的演变也许就能够解决，或者压根就不再是问题。在两岸对“一中原则”没有共识之前，就不应该单方面的以此为谈判的绝对前提；如果大陆在不远的将来走上自由民主的政改之路，“一国两制”就不再是两岸对谈的问题。
当下的现实是，台湾对大陆拥有着制度上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而大陆对台湾只拥有国际法上和实力上的优势，两相比较，台湾的优势符合人类主流文明和历史发展大势，是一种长远的优势，民主统一是台湾的最後底线。两岸真正能够坐下来进行实质性对话和谈判的前提，就是中共放弃任何具有强权色彩的前提，向台湾、向世界承诺：1、对外放弃武力威慑；2、对内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3、放弃“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接受“民主的和平统一”的模式；4、不把“一个中国”作为绝对的先决前提，而只作为未来的目标，进行没有任何的强制性预设的谈判。也就是说，以和平统一的诚意和对等相待的善意来感召对方，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改革的成就来吸引对方，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就是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时间表。
换言之，选择统一，不是选择强制和奴役，不是刺刀下的不对等的谈判，而是选择自由与解放，是没有武力威慑的和平的对等的谈判。无论是统一的手段还是统一的结果，皆应该以促进具体的人的自由和解放为目的。如果大一统只意味着面子上的民族尊严而无视具体个人的尊严，只为了一党政权的利益而无助于民众的福祉，只是强权大国武力威逼下的统一而不是平等协商下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尊严、利益和统一还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诉求的。
其实，在极权帝国纷纷衰亡的今日世界，如何处理分合的问题，欧盟，这一由民主国家组成的新式共同体，已经为世界作出了榜样——以自由主义原则为结盟基础，以自愿加入为基本前提。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欧洲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能够从6国经济共同体发展为23国政经合一共同体，就在于这一共同体的建立和扩充完全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行事，入盟与否完全尊重各国多数国民的意愿，凡是对加入欧盟存有争议的国家，皆是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入盟；甚至，已经是欧盟成员的国家如果在是否加入欧元区的问题上存有争议，也要经过全民公投来决定。
再回到两岸的分合问题。无论分合，解决两岸问题的绝对前提是必须采取和平，而只有做到以下两点，才可能达成和平的解决方式：1，想合的一方必须尊重对方的主流民意，也就是强势大陆必须尊重台湾多数民意的自愿选择；2，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也就是大陆政权如要与民主台湾达成统一，就必须放弃独裁制度。
现在，国民党新主席马英九已经多次公开强调：六四不平反，统一不可能。最近，据台湾媒体12月21日报道，马英九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说：“两岸统一没有时间表，目前时机未成熟，但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统一。”也就是说，有望成为下届台湾总统的马英九向中共现政权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说，“一中”是中共的谈判前提，那么，“民主化”就是台湾的谈判前提。大陆没有民主化的时间表，台湾也就没有统一的时间表。反过来，大陆民主化的时间表就是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大陆一天不走向自由民主，两岸就一天无法展开真正的谈判，也就更谈不上未来的统一了。
2005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观察》2005年12月22日，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