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就像痔疮，每个肛门迟早都会得到。但是我当了这么多年作家没有得过什么文学奖，倒是痔疮我得了。”近日，郑渊洁在某个颁奖会的发言中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此外他还频频用及“小姐”、“遗精”等字眼。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广泛的争议。有人指责他口带脏话，语言不检点，造成了“公共场合的黄流”，并进而对他童话作家的身份表示质疑。但也有人认为，对郑渊洁的指责有些小题大作，因为郑渊洁的此番言论表达了对道貌岸然的成人心态、不合理的教育方式等内容的批判。
2005年科学文化类书籍的阅读回顾
读这些科学家的传记，不只是因为这些趣事为阅读平添了乐趣，还因为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使读者得以窥见宇宙运作的方式以及人类心智接近这些奥秘的过程。
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爱猜谜的生灵，在我看来，科学类读物比《达·芬奇的密码》之类的畅销读物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中的密码因由自然造化而成，故还令人生出敬畏之情。
日前有机会与所谓的白领人士聊天，问他们平时是否读书，主要读些什么书。答曰主要读实用类的书，偶尔还会读些历史书。不用追问，科学方面的书籍显然不会在他们的阅读视野之内，而他们的学历大多还是理工科背景。是科学高深得令人望而生畏？还是枯燥得令人生厌？不由得想起《达·芬奇密码》一书的畅销，笔者也是一口气读完全书，掩卷沉思，却分明从书中主人公的身上读到了西方科学家的典型气质，那就是对宇宙间的奥秘充满好奇，于是，对谜底的破译随即成为他们人生的乐趣所在。近读费恩曼的传记《迷人的科学风采》(约翰·格里宾、玛丽·格里宾著，江向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版)，对此的体会尤为深刻。费恩曼被公认为是20世纪物理学界的奇才。
其实费恩曼的天性就是爱开玩笑爱冒险，他之所以被物理学所吸引，乃因物理学满足了他对这一天性的追求。费恩曼有个妹妹琼，在她4岁那年的半夜，被13岁的哥哥叫醒，于是，她有幸见到了北极光。自那以后，她无法忘记极光的魅力，在得到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她对费恩曼提出了这一要求：把整个宇宙一分为二，只要哥哥同意不研究极光，那她可以把所有的事都留给费恩曼去研究。费恩曼一生都恪守了这一承诺，这就是说，除了极光之外，他对所有的事都充满探究之欲。小至邻居家的坏收音机，大至量子力学的基本性质，他都饶有兴致地穷追不舍。他为公众所乐道的最后一件杰作就是对“挑战者”号失事原因的揭秘，只用一把夹钳、一块O型圈橡胶和一瓶冰水，他就演示了航天飞机的失事原因：问题就出在O型圈橡胶在零度以下的弹性失效，从而导致飞船的密封性能受到影响。顺便提及，就费恩曼本人的志趣而言，他对飞船项目并不热衷，这是因为他认为，尽管每次这样的起飞看来都带着重要的科学使命，却从未见过来自它的任何结果在一些主要的科学杂志上发表。对科学之外的东西，费恩曼同样津津乐道，小至为乐队打鼓，大至破译玛雅文字，他玩来也都得心应手。就连他对死亡的态度也如此别具一格，在因癌症而动手术之前，他要求医生若康复无望，则不要被麻醉，因为他要清醒地“看到离去时的状况”。
事实上，所有在科学上取得骄人业绩的科学家，全都有着费恩曼这般的对自然之谜的狂热兴趣。古多尔，一位娇小的英国女子，却在非洲终日与黑猩猩为伴，正是她首先发现黑猩猩也能使用工具，从而推翻只有人类才能使用工具的定义。她对黑猩猩行为的细致观察和描述，已经成为人类认识自己的镜子。对于古多尔来说，她的天性就是热爱动物，她的自传《古多尔的精神之旅》，(简·古多尔，菲利普·伯曼著，祁阿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5月版)对此有着极为生动的描述。还有一位女性科学家霍奇金，她的芳名也许较少为人所知，尽管她也是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她一生的工作就是与各种各样的晶体打交道。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迷上了晶体，那是在小学的“自然”课上，老师教同学们用明矾和硫酸铜溶液来生成晶体。在此后的几天里，她们瞧着溶液慢慢蒸发，晶体逐渐显现，像珠宝一样有着许多切面，璀灿闪光，她被迷住了，“我这一生为化学和晶体所俘获，”这是她后来写的话，见于《为世界而生：霍奇金传》(乔治娜·费里著，王艳红、杜磊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读这些科学家的传记，不只是因为这些趣事为阅读平添了乐趣，还因为通过这些科学家的工作，使读者得以窥见宇宙运作的方式以及人类心智接近这些奥秘的过程。人类天生就是一个爱猜谜的生灵，在我看来，科学类读物比《达·芬奇密码》之类的畅销读物更胜一筹之处在于，其中的密码因由自然造化而成，故还令人生出敬畏之情。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得不提及，那就是阅读中国科学家的传记，却令人生出更多的苦涩之情，不由得为中国科学的坎坷艰辛而扼腕叹息，《不该遗忘的胡先》(胡宗刚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是一例，封面上引用的一句话：“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也许该题词意欲突出传主的重要地位，但它恰恰暗示了中国科学家与政治的复杂关系。但我还是想强调该书的可读性，不仅在其史料丰富，还在从中读出的另一味道有助于提醒我们，保持科学的纯正风味是多么重要。
另一门重要的学科分子生物学是近年来的后起之秀。在《听基因讲祖先的故事》(长谷川政美、任文伟、杨莉琴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中我们得知，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与人类的关系要比它们与亚洲的猩猩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它几乎意味着黑猩猩更像“人”而不是更像“猩猩”。这一结论着实让人大跌眼镜，不过还有更惊人的，那就是若是追溯现代人的母系遗传，将追踪到一个大约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借用《圣经》的说法，她被象征性地称为“线粒体夏娃”，是所有女性、亦即人类的共同祖先。这一结论再次颠覆了传统的看法，它意味着：我们的直接祖先是来自非洲的原始人类，而更古老的北京猿人则不是我们的直接祖先，它们仅是我们的旁亲，在进化的途中灭绝了。当然这一说法遭到中国考古人类学家的反对。关于基因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它们直接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林肯的DNA——以及遗传学上的其他冒险》对此就有生动的介绍，本书的作者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又进入耶鲁大学医学院，花了七年时间终于成为一名内科住院医师，他的志向就是要把法律与其他专业结合起来，而选择遗传学作为切入点，正是作者的明智之举。鉴于遗传学正在日益走近寻常百姓家，由此惹出的官司可谓精彩纷呈，在这些官司中，作者常常以专家的身份出现，充当其中的证人，这样新鲜出炉的内容读后自然令人大开眼界。
在提及科学人文类的读物时总有一种遗憾，那就是来自中国学者的有趣读物实在乏善可陈。但新近出版的《数学逍遥游》(陈克艰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8月版)却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想来数学该是多么高深的学问，数学难题曾吓倒多少不谙解题的学生，甚至包括钱钟书。但在作者的笔下，似无人间烟味的数字、公式却个个鲜活生动，比如，以流水的平缓和急促来比喻函数在某一点上的变化趋势，这就是“斜率”。由此表明，抽象的数学本有来自生活的体验。但有时这种直接的生活体验却也会误事，如非欧几何的难产，原因就在于常识和经验上的直觉，使人们无法摆脱“平面上过直线外一点只能作一条平行线”的设想，这正
是欧氏公理的先入之见，以至人们花费了二千多年的时间才冲破“井底之蛙”的局限，得以进入非欧几何的境界。
科学总在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有趣的境界，所以读科学书籍，正可谓科学逍遥游。
2005年青春文学综述(2)
（三） 从2005年的郭敬明看青春文学作者的文化产业新观念
2005年，无论郭敬明被多少负面新闻所包围[77]，有一个事实不容怀疑：郭敬明的媒体暴光率有增无减。在“80后”中，郭敬明还是被媒体宠爱的头面人物，依然风光无限。客观地说，郭敬明不断地被众多媒体所追逐，的确是一副明星的作派；频繁地发展自己的兴趣点，也有追求商业性之嫌。但郭敬明原本就没有将自己定位于既定意义上的作家[78]，也就不必以既定意义上的文学观念来对他作出评判。郭敬明只是在尝试自己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只是感兴趣于富有刺激和挑战、且具有时尚气息的新体验，如继续担当《岛》工作室的总监、出版《1994年-2004年夏至未至》、进军音乐界、友情出演电影界、客串主持界。但是，正是这些从某种意义上完全属于郭敬明个人选择的问题，却不由郭敬明做主地连带出青春文学作者的文学产业化新观念。
1、
据春风出版社和郭敬明之间签定的协议规定：“由春风社提供资金，郭敬明成立“岛”工作室。合作期限暂定两年，产品包括每两月一本的“岛”书系以及特别单行本。这些图书由郭敬明主编或策划。在作品内容不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在选取文章和设计方面郭敬明享有很高的自主权。”[79]显然，在这个协议中，双方是一种双赢关系。但是，协议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建立了出版方与作者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而且还为青春文学作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或者说，与经济效益相比，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协议背后双方所尝试的一种新型的文学产业化的理念更为值得关注。
进一步说，首先，春风社试图推行一种新的组稿方式和销售方式。这种方式由以往出版方直接组稿、运作、推销为主改变为以明星合伙人直接策划、与明星品牌的象征资本捆绑促销。这种方式带来的经验就是出版方与合伙人是一种新型的分权和分有关系：出版方在充分信任合伙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为合伙提供员工组阁权、自由策划权，资金的使用权。一句话，出版社通过出资的方式让合伙人过足一位文化产业者的瘾。尤其，出版方以对合伙人的信任为其提供了一种归属感：青春文学市场上，很多出版社的销售仍然是由一小部分名人作者来完成的，他们被出版社和媒体奉为大腕儿级销售明星，一旦他们跳槽，出版社的销售业绩就会受到影响。其次，郭敬明作为出版社的合伙人已经专门设计了一套合作模式。该模式借助出版方提供的资金培训青春文学圈的员工，既赢得员工的友谊，又分享很可观的利润。尤其，郭敬明以总监的身份可以获得一《岛》之天下的自主地经营权、管理权，为今后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前预热。如果说“80后”想要打造另一个文坛，那么，首先最切实的工作就是以自主的心态与投资的出版方联手打造图书市场上的一片江山。“岛”中之地，固然狭小，却可以作为进可攻、退可守住的文学据点。
这样，春风社与郭敬明的这种合作关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产业化。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化通常是指：为了产品的商业性质，写作者不顾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创造性和美感教育等特质，将文学生产全部纳入一种等同于商品生产的机制中。而《岛》工作室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产业化的生产作坊，尽管它也没有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产业化划清界限。即是说：《岛》工作室的确包含着盈利的目的，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审美性、创造性。尤其，它以娱乐性替代教育性，更体现了“80”时尚化的写作态度。但是，归根结底，《岛》工作室全体员工在底线上没有出售自己安身立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尤其，他们将文学产品质量的提升作为一种敬业精神的体现[80]。《岛》工作室有着严格的审稿制度：初审由痕痕和清负责，终审由郭敬明定夺。据《岛》的成员痕痕叙述：“小四是相当严格的审稿者，而且他也是站在一个非常公平的角度进行审稿的，不会看来稿者的名气，以来稿者的稿件质量作为第一标准。”[81]这种严格的审稿制度，一方面是因为从长远的经济利益考虑，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卖得持久、卖上好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岛》工作室成员从总监到员工大多从文学的梦想出发，走多远，都愿意保一份对文学的情结。写好书不吃亏，既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又可以追逐利润，这是合作方与出版方在《岛》工作室里达成的共识。有了这样的合作共识，出版方一面将客户作为上帝，一面又将文学产品的质量作为检验的重要指标。同样，合作方一面获得运作上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个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青春文学“场域”[82]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一面体验如《幻城》中“自由的梦境、忧郁的梦境、孤独的梦境”[83]。双方在共同的合作中，逐渐滋生出一种新型的并不成熟的文学产业化新理念。这个理念可以被定义为：出版方与合作方以文学产品的质量的保障赚取利润、以各自经济权益的获得换取各自的需求。出版方追求图书的发行量，合作方则除了追求利润的版税权等经济利益，还追求青春时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2、
由此，《岛》工作室选取了文学性和商业性同时并置的双轨制策略。即郭敬明等“岛”工作室成员一边守护文学自身内部的审美性、创造性，一边将“岛工作室”生产、加工的作品以商品的形式源源不断地送进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他们的文学产品既有审美因素，又有欲望因素，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消费品。不过，正是由于“《岛》工作室”的的双轨制策略，才提供了一个呈现“80后”文化产业新观念的利弊并存的个案。
首先，从图书市场上看，双轨制策略使得“岛工作室”与有着相同策略的青春文学作者一样，轻而易举地在销售额上击败了单轨制的前辈作家。当下，在青春文学图书市场上，惟一能够抵挡双轨制青春文学作家的，是同样步入双轨制的成人作家，如海岩、余秋雨等走的就是一条文学生产的旅途。
其次，从图书制作上看，也是由于双轨制策略，“岛工作室”出版的图书不乏调动煽情的因素。亲情、爱情、迷惘、忧伤、忠诚、背叛、自杀……，再加上郭敬明的各种色彩、服饰、背景的明星照，再配置上诸如“一千年前的敦煌什么样？一千年前的敦煌，什么样？阳光在未来得及开口的季节隐去，从此没了声响”[84]的华丽卷首语、以及有几分时尚、几分前卫的摄影插图、四张四款随着书页翻动坠落、飘飞的信笺、时尚小资的装桢等等因素，一并构成了《岛》的诱惑之气。即便郭敬明在2005年献上的精神大餐《 1995-2005 夏至未至》，也不可否认它的商业性因素。小说中为了强化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谬感，采取了时下流行的“将人物往死里写”的制作倾向，用郭敬明的说法是“惨烈”。
再次，也是由于双轨制，“岛工作室”现今仍然固守着语言的干净和美感。这在当下“80后”纷纷“叫春”的时代更加珍贵。其实，从语言的层面上讲，《岛》工作室就相当于一个趣味相投的文字爱好者组成的书吧。书吧的风格延续了郭敬明的半是忧伤、半是明媚的文字风格。书吧除了总监郭敬明，还聚集了阿亮、清和、痕痕三位责编，夏无桀、留加、落落等撰稿人，SamQ等摄影师和插画模特。书吧具有交流的功能，创作别册《航海日志》记录了工作室同人相处时的琐屑情感、工作情状。
总之，“岛工作室”在双轨制的路途上与其说是生产一个《岛》品牌书系的场所，不如说是“80后”作者为生存大计而预热的打拼之地。当然，与此同时，它也是趣味相似的“80后”同人暂时的心灵归属地。
3、
2005年的郭敬明除了主打的图书市场，还活跃于多个娱乐圈。2005年3月，《福布斯》杂志中文版推出的“福布斯2005名人榜”中，郭敬明位列其中，排名第92位。[85]对于这个排行榜和媒体所说的“他已经是千万富翁”的说法，郭敬明的态度既超然，又否定：“要是真有那么多就好了”[86]“这个数字太离谱了”。[87]不过，郭敬明倒是很看重2005年7月策划并推出的“音乐小说”《迷藏》。他不仅卖力地宣传到位[88]，而且还试唱《九月·摩天轮》。整个一副忘情的音乐制作人和歌手的样子。尽管这期间伴随着两位青春文学作者塞宁和饶雪漫的愤怒[89]，但并没有影响郭敬明的兴致。与此同时，在郭敬明宣传、发行《迷藏》的兴头上，另一场聚集媒体目光的擂台赛正进入紧张的决赛期。2005年7月8日擂台赛的谜底已见分晓：为时月余的、著名导演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无极》小说改编权花落郭敬明。经过20万张网友的选票和陈凯歌的定夺，郭敬明挫败了另外两位候选人张悦然和颜歌。在7月25日的授权发布会上，郭敬明谦逊而自信。其中，值得玩味的是郭敬明与陈凯歌之间的对话：郭敬明发言时说希望大家看看小说，再看看电影，比较一下二者的不同，陈导马上表示应该先看电影，再看小说。[90]看来，陈导对电影版《无极》的中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郭敬明对小说版〈无极〉也是看得很高调。但是，郭敬明在娱乐圈的进军不过是客串，包括他后来放出的话：明年即将担任东方卫视明年全新节目《读书正流行》的主持人。[91]无论增加多少头衔，如“音乐周杰伦”、“内地版蔡永康”等，都无法替代他对文字的恋情。他玩得多快乐，都要回到用文字写作的老本行。
“80后”与前辈作家的一个显著区别就是：“80后”从一开始就具有理性、自觉、的文学产业化观念。同时，又不断向娱乐圈进军，以感受刺激、赢得名气、积累财富、储存经历、挑战极限。
（四）导演“90后”：“80后”的权力之梦
“我们一直在成年人的重压之下，无法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在未成熟之前就已经被扼杀，他们永远在试图改变我们，他们用他们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用升学和工作束缚我们！”“我要变得更有力量，我不要再哭泣。”[92]相信春树在新作《两条命》中的内心独白代表了许多“80后”的心声，也寄予了他们的未来文化构想。《三重门》《北京娃娃》《两条命》《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等是他们生活的影像，也是他们反叛的行动。即使如《梦里花落知多少》《才华是通行证》《我们都寂寞》这些没有愤青、放纵、愤世嫉俗的作品，也充溢着成长过程中被成人权力话语所掌控的焦虑。只有几年光景，由韩寒开启的“80后”对现行教育模式的反抗已逐步升级为对整个现实成人社会的反抗。当然，反抗的方式随着“80后”的分化和重组，更加多样，如春树的措辞激烈的方式只是其中一种。不过，反抗的方式尽管不同，对未来文化的构想却大体一致，即“80后”要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做主，而不是接受成人权力话语的操纵。
沿着这样的思路，2005年新年初始的一篇关于“80后”的报道值得关注。2005年1月2日上午，“首届全球青春写作大赛”[93]新人选拔赛在现代文学馆举行了颁奖仪式。除了相关领导外，郭敬明、春树、蒋方舟、李傻傻等九位“80后”作家以大赛评委身份出席颁奖仪式也吸引了媒体的关注。[94]在青春文学文学大奖赛不断以各种形式被媒体、出版社、学者联袂推出之时，“首届全球青春写作大赛”无疑是一个花样翻新的策划。其中，最有创意之处就是主办方在“青春抒写青春，青春评判青春”的旗帜下第一次让郭敬明、春树、蒋方舟、李傻傻、胡坚、易术、彭扬、叶子、黄思路九位国内风头最劲的“80后”作者执掌评委大权，而以往取舍“80后”奖项命运的成年作家——曹文轩、叶兆言、苏童、王干、格非、李师东、邱华栋、吴炫、程永新等“文坛前辈”则退至幕后，担纲指导顾问。对于主办方的这一策划，出席颁奖仪式的“文坛前辈” 在发言中不约而同地表示，“文坛的变化太快了”、“世界是他们的”。[95]《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则表示，这个奖在现代文学馆颁奖很有意思。“现代文学馆代表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传统，在这里举行的颁奖仪式让年轻人和传统有了一种对话关系。”[96]
应该说，“80后”居于“首届全球青春写作大赛”的权力中心位置是他们期待已久的时刻。最初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时代的候选者，经过几年的青春文学市场上的打拼，终于登上了评委的位置，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贺的事情。通过从被评价者到评价者的身份转换，“80后”耿耿于怀的被成人权力话语压迫的往事似乎已经过去。但是，问题远远不会简单地停止于权力的交接：“80后”既然曾经默默地遵守了或反叛了成人权力话语中心的规则，就会在记忆中铭刻下被权力话语统治的或深或浅的印痕。而况，细说起来，“80后”作为中国1990年代自由经济历史性变化的时代产物，从来就不是主流文坛意义上的文学与作家。他们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写作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其专长就是以文学的名义从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中挣脱出来，然后在市场上如鱼得水地发展、壮大。“80后”这种游弋于文学与市场之间的自如情状，正如评论家马相武在分析“80后”元老级人物韩寒的出道秘诀时指出的：“翻阅一下当年韩寒初涉文坛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最早出场实际上是以文学神童的面目亮相于书市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表面上是正在进入文坛，而实际上是迂回绕开了文坛。通过这样一个策略，他最终带着作家的光环进入了文坛。”[97]这段远兜远绕的描述准确地道破了“80后”的成功秘诀：在文坛，“80后”背靠着商场；在商场，“80后”又依靠着文坛。事实也是这样：“80后”在文坛，通过占有图书销售额，改写了当代文坛将作者死死拴在文学性上的历史。“80后”在市场，又以文学的名义赚取利润，通过发行量、媒体的暴光率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只是这些原因加起来，一经“80后”获得了权力话语，会不会历史性地循环他们曾经所反叛的权力中心话语统治的惯习？甚至比前辈们更为严苛？会不会比成人更熟稔地制作文坛与市场的合谋？这些忧虑在“首届全球青春写作大赛”的赛场上并非纯属多余。
事实是：“80后”评委对于参赛选手的评语比“文坛前辈”还要严苛。大赛九位评委，除了1989年出生的蒋方舟以惯用的调侃语调表示对众多参赛者追逐文学、追逐不朽的勇气感到，大多数评委都对参赛者的选材、表现方式、功利化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彭扬认为：“形式大于内容”是最大的缺陷所在。几乎所有选手都过于展示文字的力量，过度渲染感情，但缺乏核心情节和精神。彭扬认为这也许和年龄阶段有关，青春期的孩子太过敏感，文字往往成为宣泄感情的途径。黄思路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采访时几乎是从根子上对参赛者的作品进行了否定：“我在审读这些作品时惊讶地发现了风格的高度一致，像出自同一人之手。”[98]无论彭扬还是黄思路，都没有为这些新手们留下面子。不过，他们的批评尽管严苛，但还是入骨地准确。不仅彭扬、黄思路，其他评委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校园题材居多．风格一致叛逆，每一篇都写性，很清楚现在市场需要什么。”在这九位“80后作家”的“前辈”看来，后来者的成熟已经让他们有些看不懂了。
但是，令人感到有趣的是：“80后”评委虽然对于参赛选手的作品批评严苛，但在评奖词上却又表现出一种过度的褒奖。来自辽宁抚顺的王麒麟凭借长篇小说《我的不纯真年代》获得最高奖项“青春写作大奖”，众评委对此作品的评价是“一份忏悔录式的作品，表达了主人公对青春曲折经历的超越与恍然回望，格调超出许多展览青春的作品的高度”。河北邯郸的中学生石志远凭借小说《毒杀》获得“最佳人气奖”，他“脱离传统的武侠束缚，以一个青春少年精神自由漫游，把这一全凭想象的故事演绎得荡气回肠”。“最佳探索奖”被河北石家庄一位网名叫“卡生”的女孩获得，她的作品《撕毁》“反映出青春的多思，对世界精神秩序的反省不时闪出令人兴奋的火花”。而来自福州的初三女生张格嫣以长篇小说《被诅咒的游戏》获得“最具潜质奖”。[99]如此截然相反的态度，难道真的中那句古话：此一时，彼一时？还是彭扬和黄思路只代表个人看法。或者他们与其他评委的评价标准有着很大差异？或者“80后”评委们本来就处于批评标准的暧昧？我们无法排除这些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性则是：“80后”评委们以评委的权力话语摆平了在文学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冲突，或者说他们一面严苛地指出参赛者的致命问题，另一方面又极力与市场一道掩饰参赛者所存在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以文学的标准，应该接受批评的地方，在市场的立场上恰恰是盈利的资本。
不管怎么说，“首届全球青春写作大赛”对于“80后”而言是一个大事件。在评选过程中，“80后”评委不仅得意于评价“80后”同代人，而且更过瘾的是90年代出生的新人也在其指点之列。不过，最开心的也不是推举出超越于他们的新人，而在于过一把评委的瘾。而且，这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如果说“80后”冲向市场只是小试牛刀，进军文坛只是初战告捷，那么执掌未来文化的权力话语中心，建立未来的文化构想才是他们真正的奋斗理想和目标。
（五）、当代主流文坛与“80后”之间的“交流无能”（代结语）
2005年的青春文学，一个尴尬的问题就是其主力军“80后”的作家身份始终没有得到当代主流文坛的正式确认，其作品也始终没有被视为与当代主流作家作品具有平等价值的定位[100]。虽然曹文轩、马原、白烨等著名作家、学者对“80后”的文学创作给予一以贯之的关注，也有“80后”的作品被主流文学期刊隆重推出，但从双方整体上的交流而言，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沟通和对话。即使2005年，当代主流文坛频繁地与“80后”进行对话的一年，也还是没有彻底改变双方之间的“交流无能”。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本年度的三个会议之中——全国 “80后” 文学新人交流峰会、“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全国校园文学高端论坛。
2005年5月14-16日，由南开大学主办了“80后”文学新人与专家教授研讨会。与会成员主要由当代主流文坛的作家、学者、“80后”新星和众多青年文学爱好者组成。会议主要就“文学与青年”的议题进行讨论。据南开大学新闻网报道：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中国先锋派代表作家马原、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萌芽》副编审李其纲以及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乔以纲、李新宇、李润霞、耿传名4位学者。“80后”代表分别是樊瑞青、恭小兵、胡坚、蒋峰、刘卫东、彭扬、宋静茹、小饭、颜歌、一草、易术、张佳玮、王越、王一波。此次交流峰会旨在活跃校园文化、提高校园文学水平、推动未来中国文学发展。
通过报道，可以看出：南开大学作为主办方已经感受到日渐活跃的“80后”文学创作的不可漠视。只是会议期间最能够将双方对话引向深处的一场对话，即5月14日10：00－11：30青年作家与教授、专家研讨会并没有产生有推进性的论争，更谈不上激烈的交锋。其主题——八零后青年文学特点、发展及对当代青年思想的影响显然是从一个文学之外的话题，或者说，此次研讨会仍然仅仅笼统地将“80后”写作理解为一个文化现象。也许，此次会议的主办方原本就是为了给全国的知名“80后”与南开的“80后”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以主流文坛的身份与“80后”对话。所以，如果说当代主流作家、学者与“80后”的交流有些淡漠，“80后”名人与文学新人之间的交流倒是很投契。一位叫婴儿的理想的南开女文青在博克上幸福地记载了她与宋静茹在“男人的品质”等问题上的共识，大有
想见恨晚之感。[101]不过，无论“80后”之间的交流多么深入，当代主流文坛与“80后”没有留下有推进性的对话备忘录都是此次会议的缺憾。
比较而言，2005年7月30日至8月5日，上海市作协及《萌芽》杂志社举办的“首届文学代际沟通论坛”，终于打破了当代主流文坛与“80后”之间的沉默，成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坛两代“面对面”。这是一次阵容庞大的面对面，最能够代表双方实力的腕级代表几乎全部到场。主流文坛这边是成名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年作家：余华、格非、陈村、方方、叶兆言、曹文轩……，“80后”这面，是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所谓“80后”作家群：张悦然、郭敬明、蒋峰、小饭、周嘉宁、苏德、蔡骏、颜歌、宋静茹…… 真可谓在“代际沟通”的名义下，暗中开始了一场话语权的较量赛，用作家叶兆言的说法：这次论坛“有标志性意义”。那么，这次会议究竟有哪些推进？从当代主流文坛的立场来看，除了中年作家们猝不及防地升级为前辈作家之外，他们并没有使得“80后”的文学观念有什么改变。如当芳芳对“80后”作品的雷同、经历狭窄持批评态度的时候，张悦然奋力反击。[102]从“80后”立场看，他们也不想指望这个会议将会给他们的尴尬处境有什么改善。主办方成员“史零点名让小饭发言，小饭却似乎并不愿意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103]于是，在面对面的会场上，更多的时候，双方的对话、神情更是有互不相关之感：“ 余华低着头，仔细把玩着手中的火柴盒；格非燃着一支烟，若有所思地盯着面前的一张单子；方方用手托着腮，一半脸隐在话筒后面；陈村摆弄着尼康相机，镜头一会儿对准身旁的同辈作家，一会儿对准对面的后辈们。刚发完言的张悦然端坐，脸上的神情看不出是在倾听还是走神；小饭和蒋峰凑在一起，心不在焉地喷云吐雾；周嘉宁伏在桌上，用发来记录的铅笔和白纸随意涂抹；还有，闭着眼睛揉鼻梁的，发短信的……”看来，如果双方没有对话的基点和可以沟通的尺度，面对面还不如背对背更敢于说真话。不过，尽管双方在根本性的问题上没有深入对话，但双方对彼此的经历还是多了一层了解。
而且，当代主流文坛和“80后”并没有因为“交流无能”而放弃交流的愿望。2005年11月18日—22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中语会、深圳市教育局、深圳市文联、深圳特区报主办；深圳读书月组委会、深圳市中学生文联、特区文学、新新阅读杂志社承办的首届全国校园文学论坛专门设置一个全国校园文学高端论坛，以著名作家、学者直接与知名“80后”单独就某一问题对话的方式结束主流文坛与“80后”的隔离状态。高端论坛分为四个主题：曹文轩和杨宏海对话青春文学与阳光写作；谢有顺和李傻傻对话80后乡土记忆与中国经验；白烨和颜歌、蒋方舟青春写作与文学提升；谭旭东和秦文君电子文化与青少年成长。[104]主办方的这种安排，避免了以往会议中话题分散以及发言者放弃交流的可能性。同时，四组发言各有其职责：曹文轩和杨宏海的对话，承担着本次会议的总体目标。对话既反拨了“80后”的写作的极端化的格局，又重新打造了“阳光写作”的含义，由此为青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指向。谢有顺和李傻傻的对话阐释了农村书写的革命性意义；白烨和颜歌、蒋方舟提出了青春写作向文学提升的命题；谭旭东和秦文君的对话论及了青春写作的资源问题。总体上说，这是历次双方对话中心态最平和、也最能够彼此倾听的一次。但是，由于双方刚刚从各自不同的立场理解对方，交流只能算做刚刚开始。
事实上， 当代主流文坛与“80后”的交流不容乐观。其中原因，除了当代主流文坛目前还不愿意以平等的身份阅读“80后”作品，或者缺少耐心考察类似于“蔡小飞”事件[105]外，除了“80后”自身存在许多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难以调和的原因，即双方对于文学的理解完全不兼容。不过，随着主流文坛与“80后”交流方式的改变，尤其，一些文化研究学者如张柠、马相武、邵燕君等文化研究视角的开启，双方逐渐有了理解的趋向。
作者简介：
徐妍，北大文学博士，师从曹文轩先生。现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丛刊》等刊物发表论文50多篇。
联络方式：
266071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
电话：0532-85906086 13863955105
[1] 见作家出版社网站的2005年最新图书资讯。
[2] 见作家出版社网站的2005年最新图书资讯。
[3] 该大赛自2004年5月启动至2005年4月终止。小木不识丁的《魔术师与传教士》等《橄榄项链——“QQ作家杯”征文大赛获奖作品丛书》在网络上早已暴得大名，再加上一年来的擂台赛、当代文学名家的点评、推荐，轻而易举地成为了一件颇有声势的青春文学市场上的“催星”事件，与《岛》等书系各有风光之处。虽然这些新星没有如郭敬明一样如日中天，作品的销售量也一般，但作家社成功地操作了出版与媒体的“联网”并推波助澜地成为青春文学市场上的营销亮点。
[4]在图书资讯上，作家社或赞其幻境之美，或赞其笔锋凌厉，或赞其充满有力度的哲理。虽然这些赞誉当下还没有获得青睐，但为自己培育了青春文学明星后备役。
[5]改书虽算不上大红大紫，但也算没有过气。
[6]《裙摆摇摇》包括妖精七七的《十二夜》、短发夏天的《游乐场》、秦猫猫的《欧若拉》和许诺儿的《葵花生》。这四个女孩子是饶雪漫从网络上淘到的宝贝，她们是由国内第一个“文学合作社”花衣裳文学组合推出的少女写手组合。
[7]2004年10月，由翠园中学主编的《情感与励志》丛书向全国发行，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阳光阅读，阳光体验，阳光写作”的文学旗帜，成为全国第一套以励志为主题的关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中学生原创文学丛书。见谢晨和胡丢丢主编的《青春萌动的季节·编后》，海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
[8]夏伊在《云上的日子·后记》中自述：“我让自己记忆起那些片断和瞬间，但并不挖掘。”
[9] 在石康与孙睿就草样年华的一次对谈中，石康就孙睿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表示如果把孙睿的小说当成文学作品来看，他认为这些作品的文字还需要更凝练一些。“我觉得有些语言段落比较重复，如果是我来写，我就会删掉那些重复的文字。而且我觉得整个小说的色彩、明暗、层次都还少了一点，感觉整个小说的层次还是比较单一。我想如果多注意一些心理描写，情景描写，可以写得更加细腻一点。”见 《新京报》2005年9月15日。
[10] 《都市时讯·冀东版》，见《燕赵都市报》2005年10月7日。
[11]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日前邀请北大附中的一些初、高中学生和夏伊一起座谈《云上的日子》。《云上的日子》的策划人黎波则表示，《云上的日子》是他们今年推出的第一部提倡“阳光写作”的试验性的青春小说。“阳光写作”提倡青少年以正面积极的健康心态和扎实有力的创作基本功，挥洒自己的艺术想象力。见《北京青年报》 2005年1月18日。
[12]比如现场,记者四处围坐,近距离受用两位作家且聊天且PK,颇有袖珍剧场观演感受,颇有出版企宣推陈出新升级之叹;此外,大幅张挂的新书宣传海报及封面摄影以及书中十几幅的摄影插图,像悬挂的书包、男生宿舍的臭球鞋、热恋中相拥的男生女生等等校园即景,都是作者、出版者先后近十余次的沟通、碰撞才最终选定的。石康在得知对方设计如此精雕细刻后,颇生羡意,他说,我每本书不过给人800元设计费完事,哪有这么复杂。金丽红说,我们是跟细节要发行量。
[13] 关于《草样年华2》的[交大日新论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19 22:52:17编辑过。
[14] 《湖南文艺出版社“青春图文馆”开馆》，见《中华读书报》2005年1月19日。
[15] 2004年10月—2005年1月19日，新浪网主办，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信通传媒发展有限公司协办了“新浪第二届华语原创文学大奖赛”。 据主办方新浪网副总编侯小强说，大赛邀请了内地和台港澳的著名学者、评论家为顾问，权威性超过了其他同类赛事，本次活动的投资达50万元人民币，且使网络文学和电影相结合，增设了青春文学大奖。大赛 产生青春互动小说大奖1名，获奖作品为《谁说青春不能错》；一等奖 1名，获奖作品为《爱情豆豆》；二等奖2名，获奖作品为《谁说青春不能错》、金恒雨的《玫瑰花精》，三等奖5名，获奖作品为《人声鼎沸》、《水魅》、《再见萤火虫》、《你喜欢林林肯公园吗》、《爱情妖精》，同时还评出了媒体提名奖3名、入围奖12名。北京出版集团与上述8篇作品同时签约。
[16] 李健亚：《青春新掌门轻松取代忧郁》，《华西都市报》2005年1月22日
[17]倪方六：《“悬疑潮”是一种文学假象？》，见网易文化网站，2005年01月10日15:02:47。
[18] 《聆听80后一代的声音》，央视国际， 2004年09月08日 10:38。
[19] 王晓渔的观点。转引自倪自放的报道《80后作家全面明星化》，见《兰州晨报》2005年7月18日。
[20] 朱大可的观点。转引自倪自放的报道《80后作家全面明星化》，见《兰州晨报》2005年7月18日。
[21] 春树：《两条命》第123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第1次出版。
[22] 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著《自由交流》第2页，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23] 80后任首届华语青春文学大赛评委时，大多对青春文学的复制化倾向提出批评。
[24]《饶雪漫：“17岁”的永恒主题》，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2日。
[25] 郭敬明：《1995—2005年夏至未至》第76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26]王皓舒：《我们真寂寞》，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27]郭丹：《迷途》，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28] 冯中才：《我的秀秀姐》，接力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29] 朱婧：《猫咪森林》，见《布老虎青春文学》2005年第3期。
[30] 麻宁：《年华，恍然》，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31] 麻宁：《年华，恍然》第138页，重庆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32] 庞婕蕾：《想把我唱给你听》，见《布老虎青春文学》2005年第3期。
[33] 杉娃：《看云的好日子》，见《青年文学》（下半月）2005年第10期。
[34] 李萍：《当尼卡遇上福尔摩斯》，见《萌芽》2005年第2期。
[35]《周嘉宁：我的写作》，新浪读书频道，2004年12月29日。
[36]《杜撰记》短篇系列完成于2004年末，其中两个短篇《杜撰记之红颜白发》《杜撰记之一九九三年的火烧云》发表于《布老虎青春文学》2005年第3、4期。
[37] 周嘉宁：《1993年的火烧云》，见《布老虎青春文学》2005年第4期。
[38]《<青年文学·下半月版>8月新张 一线写手云集》，见新浪校园，2005年07月22日 16:51。
[39] 颜歌：《异兽志·悲伤兽》《异兽志·喜乐兽》《异兽志·舍身兽》，见2005年《青年文学·下半月刊》第8、9、10期。
[40] 水格：《一个人的海市蜃楼》，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1月版出版。
[41]施战军：《王者的混响：<读一个人的海市蜃楼>》，新浪读书，2004年9月13，14：17。
[42] 水格：《半旗》，湖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43]萧泊零羽的“花鸟”系列：《花鸟与锦瑟》《花鸟非过日月山》，见《青年文学》2005年第5、6期。
[44] 王麒麟：《我的不纯真年代》第11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
[45] 沈亦然的《鱼塘》，《芙蓉》2005年第3期。
[46] 蔡骏：《玛格丽特的秘密》，《萌芽》2005年第3期开始连载。
[47] 那多：《那多灵异手记之神的密码》，见《萌芽》2005年第3期。
[48]唐明亮：《索眼校园》，《萌芽》2005年第1—6期连载。
[49]徐璐：《我捡到了秘籍》，见《布老虎青春文学》2005年第4期。
[50] 徐璐：《未名湖》，见《萌芽》2005年第9期。
[51] “生冷怪酷”这一说法以及对于这一说法的透辟分析，参照邵燕君评价张悦然的一篇文章《张悦然：生冷怪酷的“玉女作家”》。见邵燕君著《“美女文学”现象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
[52] 王颖：《看<人民文学>》，见《中文自学指导》，2005年第3期，2005-04-10。
[53] 文学评论家白烨是最早提出张悦然脱“80后”这一倾向的：“把她放在当代作家的行列里，她已经是丰姿绰约，自成一家了。”
[54]据“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秘书长谢有顺介绍，该奖的设立和颁发，旨在以一种文学实践的方式，描述华语文学发展的年度记忆。它提供的仅仅是一种观察的眼光，而真正对中国文学有影响的还是那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表彰，就是要推崇一种真正的创造精神，以推动华语文学的发展和进步。
[55]《张悦然：“2004年最具潜力新人奖”》，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9日。
[56] 《张悦然：我杜绝以经历来写作》，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9日。
[57] 春树：《两条命·前言》，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58] 春树：《两条命·后记》，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59]在2005年11月2日春树在新浪的聊天时，有一段对话传达出春树对于《北京娃娃》的反思。由此，透露出《两条命》手法变化的原由。主持人马骧：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网友也感兴趣，《北京娃娃》抱得大名，媒体追捧，各方面的声音都来了，在之后你觉得有一点失落吗？春树：我后来发现是泡沫，是泡沫的感觉，当泡沫碎的时候，你会有太假了的感觉。原来一切是这样的，然后你就降落到地面上了，剩下的就是自由了，独立了，完全可以靠自己的事情得到一些真正的固定的东西。
[60] 春树聊天实录，新浪读书，2005年11月02日 17:00。
[61] 朱步冲：《春树“2条命” 反乌托邦时代的救世主》，http://book.sina.com.cn 2005年10月11日11:19 新浪读书。
[62]沈浩波：《盲目而奋不顾身》，见《诗江湖》——江湖存档0001号。
[63] 《“80后作家”何去何从》，深圳商报，2005年11月20日。
[64] P·布迪厄、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第51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一版。
[65]李傻傻：《从“人”的角度看民工》，《海峡都市报》2005年7月12日。
[66] 马原主编《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5月第1版。
[67] 盛可以：《把嚎叫干掉——读李傻傻散文》，见《新浪文化·李傻傻专栏》。
[68] 张柠：《李傻傻散文点评》，见《新浪文化·李傻傻专栏》。
[69]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都市与媒体艺术》第90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70]
[71] 《李傻傻写中国农村上<时代>周刊》(转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5日。
[72] 《80后作家李傻傻登上<时代>》，见《新京报》2005年7月7日。
[73] 《<时代>周刊再次关注中国80后作家 》,见《东方早报》 2005年07月05日。
[74]《李傻傻的意义：通往乡村之路》，见《时代信报》2005年7月25日。
[75]在2005年11月的第六届深圳读书月主题活动中，谢有顺、李傻傻将展开“80后乡土记忆与中国经验”的对话。它或许可以为李傻傻在2005年的市场定位起到拍板定音的作用。
[76] 赵尚渝：《李傻傻登时代引讨论》，见《潇湘晨报》2005年7月15日。
[77]青春派掌门人郭敬明自出道以来一直都是各方权力话语关注的热点人物。早期评价都多为正面评价，特别是对《幻城》的评价。但由于涉嫌抄袭等问题被披露后，媒体中的评价开始分化。一部分人认为郭敬明是有才华的作家。另一部分人认为郭敬明很浮躁，不成熟，是商业化社会的产物。有人断言他的创造力已经衰竭。
[78]郭敬明在一次访谈中肯定地表示：“毕业后不会当作家。”“作家太累了，我毕业以后可能随便找个工作，白天上班，晚上自己玩。当然我不会强求自己去从事什么职业，顺其自然吧。” 见《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9月7日。
[79] 春风出版社资深编辑时祥选先生向笔者提供的信息。
[80] 郭敬明在《船长的航海日志》中记录了第一本《岛》创作时的敬业程度：“第一本《岛》终于做好了，前前后后”
[81] 《岛 陆·眼创作别册》第18页。
[82] “场域”的概念引自法国文化学家布迪厄的界定：“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康华德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83] 张悦然：《幻城·序言》，见《幻城》，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1日第1版。
[84] 《岛·卷首语》，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85]《余秋雨郭敬明韩寒海岩入选05福布斯中国名人榜》，《中华读书报》2005年03月21日。
[86]《郭敬明质疑福布斯名人榜排名》，见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3月16日。
[87]《郭敬明否认千万家财 坦言未有女友》，news.sohu.com，2005年10月13日10：42。
[88] 从一张时间表，就可以大致看出郭敬明在做宣传时所投入的心力。2005年8月7日至8月9日，郭敬明带着《迷藏》来到昆明新知图书城。具体时间安排如下：8月7日10：00—11：00 昆明新知（东城区）图书城；8月7日16：00—17：00 昆明新知（开远）图书城；8月7日19：30—20：30 昆明新知（蒙自）图书城；8月8日10：00—11：00 昆明新知（文山）图书城；8月9日10：30—11：30 昆明新知（玉溪）图书城。
[89] 青春文学作者塞宁和饶雪漫都力争自己是“音乐小说”的掌门人。见〈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5月18和5月24日刊登的两篇报道《书未出版 郭敬明再次被指抄袭》和《郭敬明、饶雪漫争当音乐小说掌门人》
[90] 郭敬明高调改编无极，见北京青年报，2005年7月25日。
[91] 郭敬明献唱首支单曲 明年做主持做内地版蔡康永，上海青年报，2005年11月11日。
[92] 春树：《两条命》第25页，第43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93] 据悉，由《同学》杂志社、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此次青春写作大赛，2004年4月面向社会公开征稿，到2004年10月底，收到了海内外45000余位25岁以下作者的各类体裁作品5万件。
[94] 《请“80后”当评委 首届全球青春写作大赛颁奖》，中国新闻网，2005年1月3日16：34。
[95] 《一周看版》，中国文化报，2005年1月5日。
[96] 《9位80后作家担任写作大赛评委》，见《南京晨报》，2005-01-03。
[97] 马相武：《 挑战传统中国文坛 “80后写作”与新文化现象》，见《人民日报》2005年3月2日。
[98] 《大人们退居为顾问，“80后”自己做编导》，见《东方早报》2005年1月5日。
[99] 《大人们退居为顾问，“80后”自己做编导》，见《东方早报》2005年1月5日。
[100] 举一个实例：2004年各家小说年选本均没有收入“80后”作品。比较而言，曹文轩、邵燕君主编的《2004年最佳小说选》对于“80后”给予了关注，但入选作品仅有朱婧、阿莱、李海洋、蒋峰四人的小说，而且被列在“榜外受关注作品”之中。
[101] 婴儿的理想：《我想大声说出我爱你》，见婴儿的理想的博克，2005-5-16。
[102] 此次会上，评价“80后”作品的不多，惟有作家方方直言：这次发给我的作品，我看完有点儿失望，比我想像的水平要低。在方方看来，“80后”作品的最大问题是雷同，“10个人放在一起，起码有8个人是差不多的，无论是文字还是所表达的情感。” 这让她觉得有点儿困惑，因为恰恰是这一代人特别关注自我，而不像她那个时代，很少有什么自我。她自己想出的解释是，“80后”一代，经历几乎相同，读同样的教材，考同样的试，所以容易产生雷同；她那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经历都不同，所以作品自然也各不相同。 “读你们的作品，以我这个年纪，觉得还有点儿幼稚。”方方下了一句断语。见徐百柯《文坛两代面对面》，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0日。
[103]徐百柯《文坛两代面对面》，中国青年报，2005年8月10日。
[104] 《“阳光写作”鹏城对话》，深圳特区报，2005年11月20日。
[105] 2005年6月9日 ，网上流行蔡小飞的高考反思作文《留给明天》； 2005年6月20日 ，网上议论蔡小飞跳楼自杀； 2005年7月5日 ，蔡小飞被北京一家媒体公开报道； 2005年7月11日 ，网上开始论证蔡小飞的真假； 2005年7月22日 ， “ 蔡小飞事件 ” 的谜底被揭开……
2005年青春文学综述(1)
徐妍（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
在滚滚红尘的忙碌中，漫步已变得奢侈。在实际利益高于一切的世俗喧嚣中，文化漫步更是一种奢侈。曾几何时，法兰西文明滋养过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还是萨特、加缪，无论是拿破仑还是戴高乐，国人都并不陌生。边芹的《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再次唤醒我们对法国的记忆。法国大革命带来的震撼两百多年后余波未息，论争不断，即使有人在书斋里革命，宣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依然有人热爱那个大声疾呼“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卢梭，依然有人向往那道空前绝后的闪电，正是那道闪电撕开了旧世界的阴霾，横扫了旧世界的污垢与灰尘，之后不管经历多少的反复与曲折，流了多少血和泪，毕竟从那一刻起“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开始飘扬在人类的上空，在遥远的东方，被拿破仑称做“睡狮”的民族也看到了这面旗帜，认同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人类理想。
边芹的漫步穿越时空，穿越了不同文化的界限，文明确实没有国界，法国的种子在世界各个角落到底发芽、生长，一个开放社会在18世纪法国一代启蒙巨人的心中就已开始萌芽。卢梭与伏尔泰的分歧，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五月风暴”汹涌澎湃之时萨特和雷蒙·阿隆他们的不同观点，在令人眼花缭乱、万花筒一般的法兰西历史进程中，三个世纪以来产生的那些风流人物，他们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荣辱、他们的分歧和争论都已经随风而逝，追寻他们的足迹、重新演绎他们当年的故事，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惊心动魄的革命风暴、刻骨铭心的生死友情、浪漫蒂克的男女恋情、无情的杀戮和背叛……这一切都融汇在一个女性作者的视野中，更多的时候她是用心灵在感悟，而不是用理性在分析，感性和理性在她的笔下是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她走在法国的大地上，她的情怀依然是中国的，她带着属于中国的那双黑眼睛，这不仅是因为她用汉语写作，许多时候，我在她叙说法国往事的字缝中也能读出这种中国意识。诚然，她的文字不是学者型的，而是作家型的，但与那些常常被自己营造的偏见所笼罩的学者相比，她的文字更接近真实的法国，也更能启迪我们这个古老民族。
在此之前，我对“边芹”这个名字是陌生的，也许她本来就是不是文学圈中人，但她比那些如同只会歌唱的笼中鸟不一样，她是一只能自由飞翔的鸟，她是一个怀抱平常心、对人生、社会和自己独立体验的人。在我看来，她的《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至少有两个超越，一是完成了对无聊的小女人文学和无耻的美女文学的超越，在一个散文普遍模式化和迅速堕落的年代，她的文字自成一家，几乎完全脱去了世俗人间的烟火味，不理会这个浮躁时代所流行的那些审美标准、文字趣味，而是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作，那么文化，那么优雅，那么超凡脱俗，又那么在乎人间的一切，逝去的、现存的和未来的。二是她的作品超越了所谓“左”与“右”在内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藩篱，开始以自己真实的灵魂直接面对世界，她心中没有一把先定的标尺，要以此去量度历史，她只有一颗平常心。在找到早已被遗忘的巴黎公社成员浴血死战留下的那垛断墙后，她曾说：“面对死亡，任何政治立场和观点，哪怕是最明智的，都显得那么苍白。”“巴黎公社的理想在公社失败约三十年后，大部分都得以以和平诉求和宪法的方式实现。比如政教分离于1905年被列入宪法，比如1945年妇女取得了投票权，比如共和国体制被永久确立，比如学校教育世俗化、免费……血似乎没有白流。”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在巴黎广场上两次同样的人潮和欢呼，一次是1944年4月，当选择与纳粹德国合作的贝当来到巴黎时，一次是同年8月，当号召抵抗的流亡英雄戴高乐从伦敦重返巴黎时，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场面，甚至是同样的人群，都是200万人上街，这是当时巴黎的全部人口记录。这是注定令后人感叹不已又难以解释，只有面对的真实历史。
她走过一个个遗迹，过去的人物留下的只是或淡或深的印痕，她不是简单的凭吊，不是滥情的咏叹，而是寻找，是一种近乎执着的寻找。在她笔下，法国文化的多元与烂漫、硬朗与柔情、天才与平常是如此协调地融合在了一起。相比之下，她关于作家马尔罗与情人克洛蒂斯、关于诗人兰波与魏尔伦的生死写得更好，也许那里面倾注了她更多的情感，更多的生命思考。在他们的命运中，不同的人可以看见不同的东西，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的命运、生与死、爱与恨，那些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相近的。与其说，这本书是法国大地上的一次文化漫步，不如说是一次精神追寻，沿着先人的遗址，追寻法国的精神、人类的精神。那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都成了一个中国女性追寻逝去光阴、追寻一个伟大民族乃至人类悲壮历史的精神线索，法国的精神、人类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作者最终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已在其中，人类的命运只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把握，它永远都不可能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边芹著《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7月
中青报《冰点》和《新京报》被整：媒体是发声音还是做“喉舌”
2005年的最后一期中国青年报《冰点》，原定在12月28日这天刊登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
的一篇揭露性文章《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可惜没有能问世，就被无情地“枪毙”
掉了。随后，该报记者贺延光把被“毙”的内幕通过互联网披露出来。他直言“今天的
《冰点•观察》又夭折了……不幸得很，今年冰点最后一期和他们去年最后一期
竟惊人的相似，都没有逃脱被‘毙’的命运”，“公正又一次成为弱者”，“是中青报
人的耻辱”。应该说，贺延光本人如此做法，是一个不错的“浅喉”——相对于“深喉
”而言。
所谓“深喉”，就是向媒体（公众）透露事实真相的“局内人”。相对而言，“浅喉”
呢？则是直接向公众透露所在媒体恶意封锁消息的人，这些人都是很不错的新闻人，他
们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冒着各种危险做一些“明知不能为”的事，李大同、卢跃刚等
都是这样的新闻人，在他们心目中，媒体的公信力高于一切，正义和良知至上，有违于
正义和良知的，他们“不得不说”。
“说出来的未必都是祸”，在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们的自由言说条件下，原本要被
“砍头示众”的《冰点》得以全身保留——只不过经常被采取袁克定式办报思路的李而
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们“毙”一些稿子，而那些向公众透露“内幕”消息的“浅喉
”，依然继续言说，并没有爬下，更没有跪下。
在一个非常态条件下的媒体，不是自由媒体，报人也不是自由报人，甚至媒体和报人都
是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他们传递的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声音。
自《冰点》的稿子被“毙”同时，北京的另一份报纸《新京报》也遭到了肃整，自首任
总编辑程益中被撤职后继任总编辑的杨斌和另外两名副总编被撤换，消息来源称是“党
报《光明日报》全面接管”。
“《人民日报》无人民”，似乎只是上联；而“《光明日报》无光明”则是恰倒好处的
下联，还缺一个横披，似乎“装腔作势”比较配套。民是针对官来说的，看《人民日报
》，报道的是官事，甚至发表文章的也都是“达官贵人”的声音和形象。如此让民声稀
缺，岂不是擅长“装腔”？光明是针对黑暗而来的，看《光明日报》，报道的无处不是
“形势一片大好”的消息，甚至记者们都觉得“道路是曲折的”不值一提，而“前途是
光明的”，则喊了五十六年也不会过时。任何时代，任何统治阶级统治，都有光明面和
阴暗面，可《光明日报》如此保持“光明”的先进性，时刻让“黑暗”消失，岂不是很
会作势？
装腔作势，完全是当下媒体的立场和姿态。为了利益最大化，可以装腔；为了向统治阶
级投降，可以装腔；为了误导、麻醉和迎合民众，可以作势；为了吓唬和欺骗民众，也
可以作势。一个故事说，蝙蝠向得意的一方禽靠拢，说自己有翅膀是禽鸟；但蝙蝠还可
以向强大的一方兽亲密，说自己有牙齿是野兽，居然也能把兽儿们给糊弄住了，所以说
，像蝙蝠这样令人讨厌的小东西就是禽兽中的禽兽，对禽装腔，又对兽作势，其实是什
么货色，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当然，在一个常态条件下的媒体，最大的声音就是公开化，而不是所谓的自诩“喉舌”
说。光有“喉舌”是靠不住的，问题是谁的“喉舌”？公开化的“喉舌”，传递的是公
众的声音，所以又叫公众舆论。如果“喉舌”不能保证其公众的属性，那么这样的“喉
舌”只能说是装腔作势的为某某某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所谓“喉舌”，是靠不住的，也
是毫无社会价值的。其欺骗和谎言，只能是误导一时，迟早会被公众所抛弃的。此外，
在当下时代，媒体中人不能指望有什么“局内人”当什么“深喉”，只要媒体人自己做
一个“浅喉”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现在信息传播发达，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一些
最新的动态消息，新闻同人以新闻良心搏出新闻真相，明知本报本台本网本刊不能刊登
，也应该传播到别的媒体或网络上公诸与众，做一个小小的“浅喉”。
面对恶行，能够做一个“浅喉”，是对事实负责，是对公众负责，又是对国家负责，更
是对每一个人所捍卫的正义、良知负责。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面对恶行，我们每一个
记者，勇敢地去做一个小小的“浅喉”，好吗？
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立宪与革命：俄国1917年的历史根源
——兼与秦晖教授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与保持农奴制传统的地主“妥协了”八个月，而我们在几星期内就把这些地主连同
余杰：“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爱你的祖国吧”——在普希金城想起了《致恰达耶夫》
当我来到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今称“普希金城”）的时候，我没有为叶卡特林娜宫富丽堂皇的“琥珀厅”而惊叹，却漫步在人迹稀少的林间的小路上，因为这小路上留下过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足迹，留下过他们的思想和诗歌。在这弯曲的林间小路上，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致恰达耶夫》：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请相信，就要升起了
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醒，
并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写上我们的姓名！
比普希金年轻一代且被其寄予厚望的历史哲学家恰达耶夫，是一名近卫骠骑兵军官，普希金这样描述他说：“他在罗马至多是布鲁图，在雅典他是伯利克里，在我们这里则是一名近卫军官。”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则从恰达耶夫的身份与思想的巨大落差中发现了“俄国思想史具有非正规性的特点”。
恰达耶夫曾是一位抗击拿破仑侵略的英雄，他作为胜利者昂首步入巴黎，在从巴黎回到俄罗斯之后，却惊讶地发现：我们解放了整个欧洲，却单单把镣铐留给了自己。于是，他开始在《望远镜》杂志发表自己的《哲学书简》，这是俄罗斯独立的创新思想的萌芽。由于恰达耶夫对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历史传统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许多自以为是的“爱国者”们愤怒地谴责作者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叛徒”。俄国书刊检查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及其产生的影响。连不爱读书的沙皇也亲自阅读此文，并立即下了一道谕旨，声称这篇文章“是一个疯子大胆的胡言乱语”，并下令关闭《望远镜》杂志，追究有关人士的责任。官方甚至派出医生，每天上门去给恰达耶夫“治病”；禁止他写作，命令他沉默。
掌权者发怒了，“天子之怒”可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众也发怒了，众口一词，三人成虎。有人敢于承担暴君的压力，却不敢与公众舆论为敌——脆弱而敏感的“民族自尊心”是万万不能触动的。但是，面对沙皇的怒气、面对大众的怒气，恰达耶夫仍然守着自己的价值本位。他拒绝接受“卖国贼”的指责，而只听从良心的声音。既然沙皇将自己宣布为疯子，他便写了一篇题为《疯人的辩护》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柔和地回应了那些铺天盖地的辱骂：“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对祖国的爱会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会马上给大地披上丧服；对真理的爱会传播知识的光芒，创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们接近上帝。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在恰达耶夫看来，爱祖国应当与爱真理统一起来，人是因着爱真理而爱祖国的，而不是相反。如果掌权者或大众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以一种违反真理的方式去爱他的祖国，那么他应当坚决拒绝之——无论何时，祖国都不能高于真理。那种否定真理的爱国，其实只是爱帝王和他们的情妇而已，这是奴隶对奴隶主的爱，而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以一颗伤痛的心真正地去爱那多灾多难的人民与土地。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国方式。恰达耶夫选择的是后者，他是俄罗斯思想史上最早去民族主义化、去民粹主义化和去沙皇崇拜化的思想家。
沙皇发怒了，大众也发怒了，恰达耶夫依然保持着平静，他手上拿起的是笔而不是剑。平静的人比发怒的人有力量，首先发怒的一方其实已经显示出了他的心虚，你绝对不要跟他一样发怒。普希金如此评论恰达耶夫说：“他永远是个哲人，有时则是空想家。但对轻浮的芸芸众生来说，他又是冷静的观察者。”的确，富于思想家气质的恰达耶夫比富于诗人气质的普希金更有应对邪恶势力的智慧，他只是安安静静地陈述自己认定的道理，不管对方是否接受，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普希金则以诗人的冲动拿起了枪，选择了“以枪对枪”的方式对抗小人的挑衅。于是，普希金陷入了沙皇精心设下的圈套，在与流氓的决斗中毫无价值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着致命的枪声的响起，诗歌也中止了。与之相反，恰达耶夫始终是以笔为枪地战斗着，正如赫尔岑对其哲学通信的评价——“它如同在黑夜里响起的枪声”。
我想，当年恰达耶夫就曾经在今天我所站立的这片郁郁葱葱的草地上，仰望着不远处沙皇辉煌的宫殿。贵族们正在其中莺歌燕舞，纸醉金迷。“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你的祖国吧”——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恰达耶夫才痛苦地发现了俄罗斯人的“不言症”，发现了俄罗斯人“在道德结构上出现了空白”。恰达耶夫对自己祖国的爱，乃是通过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实现的：“我们在世界上是孤零零的，我们没有给世界任何东西，也没有教会世界任何东西；在人类的思想总体中我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个思想，我们没有拿出一样东西去促进人类理智的进步。甚至，由于人类理智的进步使我们遭到了惩罚，我们便曲解这种进步。”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祖国的人的绝望的呼声”。恰达耶夫不是重复西方的思想，而是创造性地改造了它们，使它们成为此时此刻俄罗斯的精神资源。
吹嘘俄罗斯是欧洲第一强国的沙皇，指出俄罗斯的存在“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某种重要的教训”的恰达耶夫，他们究竟谁是真正的爱国者呢？沙皇爱的是自己的权力宝座，他希望所有的臣民都是奴隶，以奴隶的方式爱奴隶主；恰达耶夫爱是俄罗斯的大地和人民，他希望每一个同胞都能够自由地生活和呼吸，他追求尘世的上帝之国，期待着圣灵的新时代，并相信俄罗斯将以新的语言向世界讲话。恰达耶夫是一名忧郁型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仿佛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沙皇拥有精锐的近卫军，恰达耶夫却拥有心灵的自由；沙皇拥有帝国巨大的疆域，恰达耶夫却拥有精神对时间的超越。沙皇可以禁止恰达耶夫发表其作品，却不能禁止恰达耶夫的思想在广阔的精神世界里传播。所以，思想者以柔和胜过刚强，思想是不能用刀剑来征服的。
对于人间的君王、对于君王背后的庸众，恰达耶夫多次申明了自己那不可撼动的信念：“我从未获得过人民的掌声，也从未追寻过民众的宠爱；我一直认为，人类只应该跟随自己自然的领袖，跟随那些上帝册封的君主，我一直认为，人类在其真正进步的道路上的前行，只有在那些人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自天国获得了引导人类的使命和力量。”是的，思想者不必向掌权者乞求权力，思想者必不惧怕掌权者的武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同“皇村”后来被改称为“普希金城”——是的，这里是属于普希金和恰达耶夫们的，是他们精神的故乡，是他们思想的栖息地。
卢雪松:人权教育应从娃娃做起
《重庆晚报》报道，12月21日下午，丰都湛普镇马安完小的教师凌生明罚该校三、四年级的三名女生在碎石路上跪爬一公里。孩子哭得撕心裂肺，并说：“一辈子都会记得老师教我们像狗一样在地上爬。”凌生明已受到记过处分，并垫付了37元医疗费。但三个小女孩所遭受的身心痛苦将给她们留下终生难愈的创伤。令人震惊和痛心的是，这三个孩子在凌生明离开后仍然心怀恐惧地继续爬行。我认为，她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们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的人权意识，在教师的强力威慑面前，她们只知道服从权威的任意支配而不知道起身保护自己。
人权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受宪法和国际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而身体自由和精神尊严又是其中两项最基本的权利。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自由和精神尊严不可侵犯，这是人真正成为人的精神标志。而教育孩子具备基本的人权意识，则是父母对孩子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我们应当在这三个孩子的哭声中觉醒：未成年人正置身于一个危险和伤害丛生的世界，对她们来说，这种人权的启蒙教育是刻不容缓的。回顾传统，古圣先贤的“身体发肤不可毁伤”的教诲，“匹夫不可夺其志”的训诫，从来就要求我们以敬畏的态度善待自己和他人的身心。在跪爬事件中，如果这三个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体只受自由意志所支配，自己的精神有权被尊重和善待，她们就有可能拒绝屈从那富于象征意味的跪爬指令，站着走开。尊严地活着，不是避免未成年人受伤害的必胜法宝，但却是拒绝伤害、反抗伤害所必需的第一步。
《南京晨报》曾报道过“鬼马老爸”刘书宏的教育方法。他告诉刚上小学的女儿刘真然：“如果老师让你罚站，你一定要跟他讲‘我不罚站，我有我的人格和尊严’。”我们该为刘书宏的这段话高声喝彩！跪爬事件已成为彰显这种人权教育的价值意义的必要背景。如果孩子不懂得讲出这样的话，如果孩子只懂得服从，一旦出现比“罚站”更残忍的伤害，孩子已无路可逃。被伤害的孩子是无辜的，没能有效地保护自己不是她们的责任。作为父母，应当知道孩子面对伤害时是那样的弱小和无助。她手无寸铁，这种人权的启蒙教育是父母给予她的最基本的防身武器。她们长大之后，会懂得这种人权教育的分量，她们会为父母始终站在她们身后支持她们而骄傲。
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在今天，为有效保护孩子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们能做的事还有很多，例如，执法部门应严肃处理各种涉嫌虐待儿童的案件，对应依法处理者不得姑息；例如，成年人应在日常生活中严肃对待自己和他人的人身权利，为未成年人确立榜样；等等。但是，维权永远是自身的主体性的觉醒而非恩赐，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成年人透过生动而有效的人权教育，及时唤起孩子的人权意识，恐怕是最重要的。
大变革时代领袖素质——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在中国，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官方通常把它视为反面教训人物。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对他的“公开性”、“透明度”尤其提出了批评。从苏东事件以后中共对言论和思想的警惕来看，显然，中共吸取了所谓“千里之堤、毁于一穴”的教训，意识到极权统治的瓦解始于一定程度的言论开放。从这个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的“事业”促进了前苏联的利益而损害了中国的民主利益，因为他所提供的“教训”促进了中共的“成熟”：意识形态的工作要学古巴、朝鲜。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意看到前苏联的解体，索尔仁尼琴如是说：“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他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命攸关地关切着西方在想着什么，而西方的人民又生命攸关地关切着东方在发生着什么。”当我们把苏联发生的一切当作自己的事情时，我们想知道，在一个逆淘汰的机制里，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意外事故”是怎样发生的？给铁幕制造“麻烦”的人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1955年，戈尔巴乔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被分配到一个叫斯塔夫罗波尔的边疆区的共青团工作，用中国的话来讲属于“团派系列”。1962年，任边疆区团委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团委书记），1963年任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1970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由于和二号人物安德罗波夫保持着良好关系，而安深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于是戈尔巴乔夫被视为“自己人”，1980年调往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开始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进入权力的中枢，1985年，当选为苏共总书记而成为一号人物，用他的话来说，他“拥有的权力比俄国历史上任何专制君主都大”。
显然，戈尔巴乔夫的仕途非常顺利，他象一切极权制度下的官员一样服从着官场的潜规则——首先进入某小圈子。早在内定他担任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跟他谈了一次话，就已经把他看作了“自己人”。“他（勃列日涅夫）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也好，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总算是自己人了”。后来在内定他为中央第一书记后，安德罗波夫又跟他谈了一次话，再一次对“自己人”的身份进行了确认，两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均旗帜鲜明地表明拥护以勃列日涅夫为核心的中央。
“自己人”，是极权体制下选拔官员的第一标准。“为什么到1978年的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尼奇（勃列日涅夫）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从进入官场的第一天起，戈尔巴乔夫就在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些人的“自己人”，正是这种和不懈的努力，才使他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和其他官僚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戈尔巴乔夫的伟大之处在于，没有利用自己因“政治上的成熟”而获得的权力来谋求个人的永久独裁，而是摧毁了独裁体制、造福于国家。
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自上而下的推行民主改革，才使苏联这样一个历史最悠久的共产党国家实现了和平转轨。不能设想，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象苏联这样各种矛盾激化的国家能够过度得如此平稳。单单是民族矛盾就可能使苏联陷入血腥的内战和种族冲突，苏联有多次内战的机会：当波罗的海沿岸的爱莎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国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时；当叶立钦挫败819事件而试图迫使苏联解散时，戈尔巴乔夫都有很好的理由来维持建立在个人独裁基础上苏联体制，比如，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分裂就是一张很好的牌，他完全可以把维护自己个人权力的意图隐藏在这张王牌背后，但是，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放弃权力服从良心。于是，苏联共产党输了，人民赢了。
良心，是官僚体制下获胜的最大障碍。但在戈尔巴乔夫的身上却多少保留了一些，“我从自己的生活中悟出的另一个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得到百倍报偿”。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在官场中混了30多年的政治人物还有这种传说中的品质。但如果不是良心又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这里是苍白的。恐怕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另外一个人也会做他做的事，因为在1989年这个转折关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采取了服从良心的选择。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的个人素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作用无论怎样高估都不过分。他这样认识暴力：“我生平另一个重要的教训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
一个有权腐败独裁的人用权力消灭自己的独裁，单单依据良心是不能说服人的。对于一个残酷的政治斗争成长起来的人来说，蔑视暴力是反常的。对我们读者而言，戈尔巴乔夫的选择仅仅靠良心支撑，是可疑的。人物的自传难免隐善扬恶，更何况是以说谎为职业的政治人物。
究竟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自我消解权力？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他缺乏对放弃言论控制给共产党政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缺乏预见性，以为自己有能力掌控局势，可以通过一定程度的开放，帮助党战胜官僚主义，解决长期独裁体制所带来的弊病，从而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象他在《回忆录》里声称的那样：“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
我们无法确定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能够确定他是苏联有史以来最倾向于民主价值的最高领导人，造成他这种倾向的应该跟他早年所受的教育与关，由于爱好读书，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为他打开了初步的人文视野，他回忆道：“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过程。可以断言，没有这五年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显然，他十分看重大学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以至于他驳斥一种普遍的说法——社会即大学，在他心中“唯一的大学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我们有理由相信相信，他的民主价值观在这段青春岁月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这期间，作为一个爱读书文科学生，他读到了理工科学生大多不能读到的东西，“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读到了亚里斯多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撤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
著作……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
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掌握了较为对称的知识后所形成的价值观，往往会影响其人格走向，乃至于道德的发展。正如法国的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一书中说：“政治问题正如社会问题一样，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人的感情因素在政治生活中总是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希望政治生活变得更道德一些是有道理的。人类的理性能够使奴隶制与农奴制消亡，能够使国王的特权与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丧失，那么，难道把节制与忠诚、公正与人道这么一点点道德因素引进政治领域就不会获得成功吗？” 戈尔巴乔夫或许就是基于类似的价值观和信念才有可能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而不改变。一旦错过了青年时期，对一个官僚来说，即可能构成终身的精神缺陷，理性几乎得不到真正的发育。这或许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多出身文科的缘故。
比较有意思的是，自列宁开始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的专业与他们的民主意识构成了某种联系。列宁以校外生的身份通过了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斯大林曾经是神学院学生。赫鲁晓夫毕业于莫斯科工学院，勃列日涅夫读的是冶金学院，安德罗波夫是中专毕业（水运技术学校）毕业生，契尔年科是师范学院毕业生。列宁、戈尔巴乔夫和普京都是读大学法律系的，这三个有一定人文背景的比那些理工科背景或者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更为开明。理工科背景固然有务实的倾向，但更有僵化的特点，由于这个领导群体受专业的局限，缺乏对人类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了解，缺乏对世界历史的把握，必然对世界大势缺乏准确判断，往往以理科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勃列日涅夫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技术官僚，在他统治时期，是苏联军事势力增长最快的时期，各项统计数据大大超过了以往的时代，但同时也是对准苏联的美国导弹最多、最不安全的时期和苏联社会最僵化的时期，而戈尔巴乔夫以后的时代放弃了军备竞赛，是苏联历史上军事实力相对最弱的时代，但美国的导弹已经不再对准前苏联地区，它们都对准了中国。前苏联地区得到了以往花费巨资进行军备竞赛而无法得到的安全。
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也曾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工程师出身的领导者缺乏自由主义理念的支撑，改革大多急功近利，体现出实用、肤浅的特点，从而无法深入下去。苏共20大结束了斯大林模式最负面的一个特点——大规模的政治迫害，但保留了这一模式的灵魂——党对权力的垄断。若领导者没有一定的自由主义信念，把世界其他文明和价值作为参照系，就不大可能实施帮助苏联真正摆脱困境的改革。
人文视野，爱读书，能韬光养晦，是戈尔巴乔夫身上体现出素质，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当从中国或者其他类似国家的社会演进中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