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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口香糖（诗）
一根稻草的价值（小说）
面对黑暗 ——读廖亦武的《证 词》（上） ◎ 一 平 1 “叫叔叔。”我笑道。 这是《证词》近结尾，作者和孩子们的一段“游戏”。读到这里，我脊背通寒。是的，“监狱里长大的孩子不信邪”，敌意、残酷对他们像刮风下雨一样自然，是快乐的一部分。《证词》充实容下所经的混浊和黑暗，但这里作者的心柔软清亮，经历至此，自身已不重要，但他为孩子们悲哀。这是中国的孩子，他们由我们这里得到了什麽？学会了什麽？什麽是中国的明天？此刻作者面对的不是残暴的权力和罪犯，而是天真的孩子们。但是她们已经是这部生活的一部分，由这里接受，由这里传递。有比此更无奈的吗？话到此，也就到了尽头。 我想到那个房顶上18岁的持枪战士，他把下面的牢房当作痰盂和烟灰缸，想到4岁的“妙妙”对他父亲的那一口唾沫。好，这些都算是个别吧，可那一场红卫兵运动呢？首先，我们给予了孩子们什麽样的生活？再，我们教给了他们什麽？近百年前，那位作家呼喊“救救孩子！”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呼喊：“救救孩子！”我们这一辈是毁了，喝狼奶长大的人是狼。但是孩子们呢？难道，他们也是要在“狗屎”、“枪毙”、“烧死你”中长大吗？ 鲁迅呼吁“救救孩子”，是说旧道德吞噬人，人要冲出铁屋。他有道理。可是那些被唤醒的孩子们，我是说那些最激昂最理想的青年，他们如何呢？“革命”、“新中国”、“跃进”，他们大有作为；而这些孩子的孩子就是我们：“文革”和“红卫兵”；再，我们的孩子就是那个战士和这群烧麻雀的孩子们了。“仁义道德”是废弃了，但人们被什麽所支配呢？“斗争哲学”，表层是至高理想，具体内涵则是：集体仇恨和暴力。这是“新中国”的思想和教育。当然，90年代中国有了进步，“主义”换成了“唯利是图”，孩子们再不会从“领袖”那里去学习“理想”了，但他们会在街头学习，那就是电影《任逍遥》。就某种角度，那部电影比《证词》冷酷，因为《证词》中还有“我”的抗争，还有“墙”的内外，有索尔任尼琴；但是《任逍遥》中孩子们则冷酷得彻底，在那座掏空了的煤城，他们的生存规则和监狱并没有什麽区别。媒体报道，四川万州街头发生一件小事，而引发全城暴乱。广东莞县一个湖南15岁的孩子偷了辆自行车，被村民活活打死，引发双方械斗，可以想象吗？仇恨和暴力以另外的形式积蓄呈现。 2 《证词》是一部记述残酷黑暗的书，作者经历这些，记叙这些，为之作证，他沉于其中，但终要抗议。人不能凶恶、残酷、龌龊至此。近两个世纪来，中国的苦难不幸，及其自身的野蛮残酷都已走到了尽头。对之我们说什么呢？“道义、仁慈、诚实、清洁、爱和尊严”，面对无数不幸，这些词语已难以启口。可是要继续下去吗？ 让孩子们永久沉溺其中？ 我们的民族已经习惯了仇恨和残酷了，开口另一批言语已经困难。 《证词》的最后，作者提出了清洁和尊严，于是在地狱之上有了光亮。“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这里他提到了“上苍”、“冥空”、“亡魂”，对姐姐的“爱”；“清洁”和“尊严”建立于此之上。这是穿透黑暗、残酷和苦难的声音。那些光亮、珍贵、可爱的东西并不只是生命外部的召唤，它们的根在生命的内部，是生命内部深处的渴求需要、不可抑止的翘望和等待。因此它们是生命的本质之一，是文明之所以建立的原因。此生命真理似乎显而易见，但需要经历种种不幸困境，穿越表象，在生命的极处才能触到。它们在黑暗的最下一层。这也就是蒙难的意义，穿越地狱方见星光。 我感动作者磨难之生，在黑暗之底透出光亮。人很容易在黑暗中变得更黑暗更残酷。磨难，而不被苦难所吞噬，而得到光，这是不幸于文明的意义。我们自幼所读的那些民间故事，反复讲述此同一简单的真理。伟大的《神曲》就是这一小小的故事。即使基督受难，也是为了在高处显示他的照耀。文明中所有类似的故事，在真实中实际都非常残酷。文明之建立是被迫的，因为人太残酷太不幸。 尽管我对作者敬意，但我需要指出，就《证词》的大部分，作者是沉溺于黑暗之中的，到最后方闪现微弱的光亮，几乎渊下的些许阴风便能将其吹灭。这与其说是作者的有限；不如说中国太黑暗，当代几乎没有人不为其所吞没——或毁灭或同一，无论是诗人、学者、贫民百姓，还是孩子。廖亦武甚强悍，否则难能坚持下来，他是凭体质血性做到尽头。“写作不何为。渺小的人不知道天有多大，地有多厚，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蠢人只能牢牢抓住一个东西。”王怡撰文说其是“肉体写作”，是赞誉，其实让人痛心。这让我们想到监狱雨水中那个裸身狂奔的男人和他的嚎叫。但能怎样？ 面对这部残酷的生活，作者最终没能明确说出：不！没能发出：走向“光”的声音。他不甘，曾以死相抗，但终无奈。他见证了这部生活的黑暗残酷，却也默认它强大，无从改变，最终是放弃。“不投降/又如何”？“我倒宁愿变成一个雀球，被孩子们踢着玩。” 郑义在《中国冤狱录》的序言中，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命题: “拿什么去赎买凶手们残暴的灵魂和杨继年们仇恨的灵魂？”谁来给杨继年“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他引述了中国种种难以想象的残酷之后，说：“唯有爱”。感谢他在如此的残酷和苦难之后，对这个民族最终说出了这个词：“爱”。“我确信，奥斯维辛的罹难者，在他们自知必死而神智尚清之际的最后愿望，是祈求他们幸免于难的后代拥有一种爱的生活，即富于诗意的生活。”在经历种种灾难、倒塌、残酷之后，中国民族面临文明最基本的命题：走向对生的肯定，“仁”、“慈”、“爱”。我的困惑是，如果背后没有传统的力量，天地间没有绝对的一点，“仁”、“慈”、“爱”将怎样发生呢？善必须进入信仰与信念，才能确立并持续。 3 近两个世纪来，中国的苦难不幸，以及其自身的野蛮、残酷和暴力都已走到极致，我们需要穿破最后一点，见到光，或者说我们要在灾难的尽头重返文明的源头。 人们批判共产集权制度，但同为共产制度，中国远比苏联、东欧残酷。《证词》作者熟悉《古拉各群岛》，索尔任尼琴激励他写下《证词》。但他清楚中国比《古拉各群岛》黑暗，《证词》中他对之多次提及。 中国残酷于苏联、东欧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截断。我们可以有千种理由批判中国传统，但是所有的文明都奠立于一个共点：向善，对人的肯定、同情和保护。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中，其分别体现为“仁”、“慈”、“爱”。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需要以此为基础。无论以何原因，如果此基点被颠覆，文明之厦即倒塌，人即陷于赤裸的野蛮：恐惧、狂乱和暴力。人性彼此有亲和；但亦有恐惧、敌意和侵犯。于社会群体，文明的首要原则是“仁爱”精神，确立秩序，以前者抑制后者。 比较中国的集权制度，苏联、东欧相对保有他们的文化传统。比如《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活着，但要记住》等文学作品承继了欧洲人道主义的传统。在苏联，普希金、托尔斯泰从来没有停止被阅读，不论国家权力如何，但在其社会和民众中，俄罗斯人文精神有其承继和传统。《证词》列举的一个俄国故事，当一个囚犯被被处罚劈木柴，他默受了，并且9个小时不停顿地劈下去，于是“惩罚者由惊愕到莫名的惶恐”。惩罚者惶恐，这来于文明传统的存在。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精神思想多处于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中。文明中要有批判，否则即失去活力。“五四”有很好的愿望和意义，但否定和批判推向极端，也就动摇了文明。当“仁”被砸烂，摧毁的也就不仅是中国文化，还包括其后文明之源。文明传统可以调整、改革、变化，但不可以截然中断或改换。因为传统的意义在于具体、日常，渗透于人精神和行为的细节；搭成仪式，使人与人默契。传统是文明的具体实施、保存和延续；经漫长的时间方能形成。“五四”运动后，激进青年之转向共产主义，投奔延安，由生命现象来说：秩序崩溃，破坏了“仁”，人也就置身荒野，恐惧、焦灼、孤零，由而转向敌意、暴力、虚妄和集权保护。 中国近代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让极端的破坏力量掌握了权力。49年后，毛发动一次次运动，每一次都更深更普及地摧毁清除中国“文明”的因素。他的“阶级斗争”，即仇恨和暴力。请不要忽视中国几十年来批判“人性论”，对全民宣教敌意和暴力。其了培育了中国民族几代人仇恨和残暴心理，我特别要说这是全民性的。文革，全民——由少年到耆老——彼此仇视残害，即是宣教敌意和暴力的效应。就此，毛权力对文明的破坏和遗患怎样估计都不过分，即使他死后，乃至今天。毛的灾难不仅在过去，还在其给我们的遗产。最近朱成虎将军的核言论，引起悍然大波；无独有偶，911后，一个流亡的中国记者撰文，呼吁美国政府调整战略，为民主打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者虽然立场对立，但心态同一：热衷毁灭，以人为刍狗。这是毛留给中国的遗产。由此当今中国的黑暗、腐败也就不足为怪，穷奢极欲是毁灭的另一面。没有“人”，就不会有“人”的生存。 在任何国家、社会，监狱都是黑暗之地。就是美国监狱，就个别现象，有些事情也过于《证词》。监狱毕竟是特殊之地。阅读《证词》的悲哀是，其所展示的黑暗和残酷是中国的普遍之事，并非是特殊之地特殊之事。深入中国社会，狱墙内外彼此相当，文革中的群众专政不残酷于监狱吗？美国伊拉克虐囚事件震惊全美国；而对于有阅历的中国人来说，《证词》只是叙述了我们熟悉的中国人性和社会。我没进过监狱，但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残酷于《证词》。比之土改、文革，《证词》当为逊色。许多老国民党老右派，文革能逃过一死，是因为他们当时在监狱。就是八十年代后，中国农村干部整治农民，也无所不用其极；吊打、扒房、裸身游街、跺脚筋、割睾丸…。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不是监狱，而是街道保安。我没把《证词》当做监狱之书，而是当作中国人性、社会之书来读。《证词》与作者的另两部著作《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它们展示了同一个中国，甚至可以说，某些事情，后者比前者更黑暗更残酷更恐怖。 中国历史从来有其黑暗残酷性，《证词》列于其中不足为奇。但是毛时代，批判“仁”“爱”，鼓励仇恨；将残酷、暴力、“非人性”合法化高尚化；全民普及人对人的敌意和摧残、“群众专政”，这却是中国历史所没有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忽视其留给中国社会、民族，及我们心理的残酷和黑暗；不要小视中国“仁”的破坏和颠覆。“八亿人，不斗行吗？”想一想吧，没有“仁”，众人共处就一定是彼此恐惧和残害。戈尔丁的《蝇王》，用一群荒岛上的孩子，写了这个人类的故事。作者不熟悉近代中国，否则不用编故事，中国数亿人的经历，随手一二即寓意深刻。 索尔仁尼琴激励作者写下《证词》。但在《证词》和《古拉格群岛》之间，有什么差异呢？《古拉格群岛》承继俄罗斯魂灵，由东正教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其贯通正义凛然的人道精神。《证词》所记述的事情残酷于《古》，但其欠缺前者的精神。作者是沉于黑暗见证黑暗。我不是苛求作者，我感谢他，当一个民族蜂拥扑向财富、虚荣和时尚的时候，他转向被抛弃遗忘的一边，伏身真实地记述黑暗，记述那些悲惨和不幸，他已经做了。我要说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特别是“新中国”，中国“仁”的浩然正气已中断，文明的基点被颠覆。无论作家、知识分子还是百姓，都没有内在精神足以对抗中国的残酷和黑暗。近二十年间，中国溃烂透顶的腐败，为什么？因为除了肉与欲，人再没有其它？中国骤然多了六、七千万基督徒，近乎一亿的法轮功学员，又为什么？其说明，中国大地文明的枯竭。 “救救孩子！”一个世纪前， 意味走出中国旧文明“仁义道德”的束缚，给孩子新生命。今天如果重提这句话，那就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灾难，在文明的绝境，我们需要穿透黑暗，重返文明的源头，把弃置于冷漠、仇恨和残酷废墟上的孩子们带向：“仁”、“爱”、“慈”的水源。 4 毛集权是中国当代灾难的根本原因。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黑暗、残酷，一股脑地都推给制度，就会走向泛政治的简单化，这是近代中国的不幸。中国当代的黑暗残酷，起码包含几个层次：人性之恶；中国的残酷历史；近代战乱；外患；文明传统破坏；极度的贫困和压迫；封闭；缺少教育；集权制度；毛的偶然等等。 由《证词》和《底层访谈录》、《中国冤案录》，我们需要看到集权制度的黑暗，但也需要反省中国的历史和民族。鲁迅对中国旧文明深恶痛绝，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其中的残暴；至于他走到极端，那是另外的问题。“千刀万剐”、“食肉寝皮”、“易子而食”并非只是词语。同为集权制，但波兰、匈牙利和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对于饥饿的中国农民，那里的集体农庄简直就是“天堂”。中国的文革、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即使苏共也不能接受。文革广西吃人，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普遍问题。毛权力的残酷和四.一二屠杀、太平天国、曾国藩入“天京”、扬州十日、李自成、张献忠，直至汉末混战其间有传统的因袭。 《证词》中狱吏文某说：“沒有規矩不成方圓，這套不成文的牢規大約有幾十或上百年歷史了吧，國民黨，甚至清朝的監獄也差不多。”松山一百零八道菜，有的是新中国的新发明，比如“斗恶霸地主”，“看电视”；但大多源远流长，“缠丝兔”、“磨子豆腐”没有上百、数百年的历史，不会那么精湛成熟，“艺术”化。《证词》的记录，与中国漫长的监狱史是一致的。看看中国古代酷刑的记载，可知古代监狱比现今残酷。可以预言，中国即使近年变革为民主国家，政府除了不再把政治犯、良心犯抓进监狱，中国监狱本身则不会有太大改进。 抢劫杀人犯毛胜勇讲，“家里穷，妹妹读书，我就不能读了”，“还有父母和痴呆弟弟，全靠我一个人”；“在古代叫劫富济贫，梁山泊好汉哪个不是抢劫犯？”；“ 现在不是旧社会，可以投奔共产党，打游击，富人杀得越多革命功劳越大。” 他的大实话，讲述了中国的“真理”。极度的贫困，严酷的掠夺，使中国底层社会蕴含庞大暴力。在常态，其是犯罪和黑社会；非常时期，就是造反和革命。他们要是掌握了权力，就是张献忠、毛泽东。 作者有一节记述童年看杀人，“处决罪犯是全体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我混迹于一拨小屁孩，冒着被踩死的危险，从连绵不绝的裤裆下往前滑挤，一心只为了出头之日向敌人抛扔果皮和石块”，“人人都在喊‘打死他！’”“犯人浑身秽迹斑斑，脑壳被砸得一塌糊涂”，我“感到莫名的亢奋，小雀雀翘起来了”。你可以想到“药”，也可以想到《水浒》；沈从文记，儿时他们在河边用树枝拨弄被砍下的漂流的人头以为游戏。中国当代政治的残酷，有民族历史的延伸。 我们可说，监狱将人变为禽兽，但也可以说，由于人性的黑暗和残酷成就了如此的制度和监狱。人、权力、制度，三位一体，彼此互为。权力是制度的实行，制度是人的体现，制度与权力亦支配人的生活。《证词》见证了监狱、狱吏，也见证了囚犯。其没有掩饰回避政治，但是也没由止于政治，而揭开更深入的一层：人与民族。由这点说，《见证》较《古拉格群岛》又有另一种意义。作者说，他已经读不了索尔仁尼琴大段的意识形态议论。当然作者与索氏的时代不同，索有其当时的意义；但是今天，冷战的思想已经远远不够了。任何事务的存在，都不是单元的，而有诸多因素。政治是重要的，但也是危险的，健全的文明不能丧失对政治的警惕和制约，避免简单地政治化。 造反、清洗、战争、土改、镇反、反右、文革，这部残酷的历史，背后有黑暗人性的支撑。如果近代中国的情况好一些，民族性也不那么残酷，就不会发生如此剧烈持久的革命，毛也不一定能赢；就是建立了共产制度，罪过也会轻一些，比如波兰。这里我需要说明，毛权力是暴民权力，集中了中国民族性的黑暗，其不同于中国传统皇权。尽管中国民族有残酷的一面,但皇权有传统可以依——“仁”之精神，“礼”之秩序，以“仁” “礼”制约暴力，因此其是文明。而毛以“斗争”为宗旨，鼓励权力和民众双重暴力，给普遍暴力以合法性，由此它是非文明的。 中国一向有史的记述，是为治世，因此中国的历史主要的政治史。《史记》记：“秦坑赵四十万”。活埋四十万人，一句话而已。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传统中，我们缺少对于民族残酷性的正视。《水浒》记叙了残酷，但是作为艺术，将之审美化了。我们不苛求历史和艺术（艺术有将犯罪合法化的功能），但需要纠正。西方人文精神的进步，直接起于对不幸的记录。近半多世纪，世界反战、人权意识的普及提高，得助于犹太人对奥斯维辛的反复讲述。看到、认识，然后才能更改。 《证词》写了作者经历的“六四”、《屠杀》的由来、他的恐惧逃亡，及案发、被捕、荒诞蛮横的审讯和判决。但这部书主要的价值是对监狱和囚犯的记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向现代化迈进，但是《证词》顽固地站在那，提示中国另一面的存在。《证词》所描述的黑暗残酷穿过监狱厚厚的院墙，既延伸到国家中心权力，也蔓延庞大的底层社会，而就基本情况其不只存在于当今，而有其历史，并且还将延续。 阅读《证词》，我不断在想中国是怎样一个民族？什么是它庞大的社会的基本状态？如果我们对中国民族身上的残酷性缺少正视与认识，对之没有警觉，那么民族的残酷性会以其它的政治形式重蹈覆辙。 在我们反省批评中国民族的时候，但不应忘记“中国”包含在普遍的人性之中。残酷是人性之一，无所不在，正视人性中的残酷，进而警醒制约，这就是文明的意义。回看历史，触目惊心。各文化的方式不同，残酷的体现也不同。中国的残酷多是内部相互残杀，因为其崇拜家族，而不是种族；而像德国、日本这样的民族，其残酷性多在对外的征服和杀戮，因为其崇尚种族；伊斯兰的残酷是宗教上的仇视和杀戮，十字军东征也属于此。当代西方文明可谓到达了文明的极限，但我们不要忘记两次大战和奥斯维辛。我非褒贬，而是提示黑暗残暴是人性的一部分，永在，所谓文明就是对之抵御和制约。这既是人类共同的危险，也是共同之责任。 《自由写作》首发 永恒的忏悔 ——访托尔斯泰庄园 ◎ 余 杰 一八六二年九月末的一个晚上，当托尔斯泰领着新娘索妮娅抵达波良纳庄园的时候，那栋房子已经不是十五年前他所继承的、有三十六间屋子的大宅邸了。为了偿还赌债，托尔斯泰被迫卖掉房子的主体，这部分已经被运走，剩下的只是两个不大的侧翼。一侧做了托尔斯泰为农民子女开办的学校；另一侧则归托妮姑妈和托尔斯泰本人居住——这栋房子远非十八岁的新娘索妮娅心目中的宫殿。 那天夜里，最让索妮娅疑惑不解的是：丈夫执意要睡在一个破旧的红色沙发上。这个沙发套看上去就像是从废驿车上扯下来的。托尔斯泰不喜欢软枕头和枕套，他身材魁梧，睡觉却只需要一小块地方。夜晚，房里点的是蜡烛而不是油灯，燃蜡发出的气味经久不散。这一切都让一向养尊处优的索妮娅感到难以适应。 第二天，索妮娅第一次以波良纳女主人的身份查看了整个宅院。她感到奇怪的是：庭院里竟没有种花草；小路没有人打扫；房前通往大道的缓坡上，一大片“草坪”竟然杂草丛生。托尔斯泰的曾祖父沃尔康斯基亲王在世时，这里曾是一片名副其实的草坪，如今却被仆人扔满了垃圾。 三十五年之后，索妮娅回到莫斯科短暂居住，她这样回忆当年在波良纳度过的第一个星期：“屋外是污泥，屋内是尘埃，庭院肮脏，我和列夫·托尔斯泰住的两个房间也脏。四个老鼠夹成天咔嚓、咔嚓响个不停。老鼠，没完没了的老鼠！房子阴冷，天空晦暗，细雨连绵；提灯穿过泥泞走在一栋房子到另一栋房子的路上，四周一片死寂，令人伤心沮丧。”这显然不是美好的回忆。 这就是俄罗斯的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别——虽然波良纳还是一所曾经显赫的庄园。既然成为托尔斯泰夫人，就得接受波良纳的生活——索妮娅逐渐爱上了这个乡下庄园，尤其是它起伏的田野、大片的树林、绚丽的野花，还有池塘和小河。索妮娅与托尔斯泰在这里度过了长达四十八年爱恨交加的生活，并为丈夫养育了十三个孩子。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这个平凡的庄园里完成的，他曾说过：“对我而言，波良纳就是俄罗斯。……若是没有我的波良纳，让我去描述俄罗斯和阐明我对它的制度的看法，那一定是困难的。”在托翁于一九一零年去世并被埋葬在旁边的峡谷之后，波良纳成了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处圣地。 在我们抵达俄罗斯之后，波良纳是我们前去拜谒的第一站。奔驰牌小客车从莫斯科出发，在蜿蜒起伏的公路上行使三个多小时，先经过已成为军工重镇的图拉市，然后再绕上小路。司机是莫斯科人，不熟悉图拉的公路，沿途问了好几次路，这才找到隐藏在莽莽苍苍的原野和森林之中的波良纳庄园。 波良纳庄园是母亲留给托尔斯泰的遗产，是一座按照英国风格修建的庄园。虽然地理位置偏远，规模却相当庞大，据说步行两三个小时都走不出庄园的地界。庄园的大门还保存着当年的格局，是左右对称的两个雪白的塔楼，中间的大铁门已被拆除，游人购票之后可直接入内。 我们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两边都是参天的椴树林的宽阔道路，这是进入庄园的主干道。道路左侧是一个水清如镜的池塘——虽名之曰“池塘”，却比北大未名湖大得多。我们等待片刻，凑齐约二十名游客的一拨队伍，一位身穿民族服装的俄罗斯老太太便前来接待我们。 讲解员带着我们沿着这条平整的沙石路往里走。她告诉我们，这条道路旁边的小路是托翁经常散步的地方，特别是写作《战争与和平》期间，在写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托翁差不多每天都在这条路上独自漫步和沉思。俄罗斯的森林和草地，水和天空，飞鸟和马匹，给了这位大地之子无穷无尽的灵感。后来，在写作《复活》的时候，在大雪覆盖的冬天，托尔斯泰也常常在这里与家人一起玩雪橇游戏，正像其日记中所记载的那样：“脚下是寒冷而僵硬的大地，周围是高大的树木，头上是模糊不清的天空，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头疼。构思《复活》把我弄得非常紧张。而且我知道，我对僵硬而寒冷的大地、树木、天空，我的身体和我的思想——所有这些只是我五种感情的产物，我的观念——我所构思的世界上都感到万物的生命。”经过漫长的冬天之后，波良纳美丽的春天到来了，托尔斯泰一大早便出去散步，将最早发芽的橡树和柳树的枝条采回来送给孩子们，这是春天的礼物。大自然是作家最好的老师。托尔斯泰天生就是属于波良纳庄园的，有时他离开庄园到莫斯科办事，刚到莫斯科没有几个星期便归心似箭了。 道路的一侧是一片低矮的而整齐的苹果林。我们步入苹果园中，发现几位农夫正在采摘树上的苹果，这些苹果是用来制作苹果酱的，早在两百年前波良纳庄园的苹果酱就已远近闻名。当年，托尔斯泰曾在苹果园中教孩子们如何区分叶芽和花苞。索妮娅在与丈夫吵架之后，害怕被家里的仆人看到，便偷偷跑到苹果园中哭泣。作为一位性情怪癖的伟人的妻子，索妮娅遇到的困难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像的。她应得的不是指责而是同情。 现在正是夏末，是苹果丰收的季节。地上落了很多熟透的苹果，还有一些隐藏在茂密的杂草丛中。这是一种个头小小的苹果，我随意捡起了一个，两把擦干净了，赶紧咬上一口——不是因为馋与饿，而是因为这是波良纳庄园生长的苹果，这个苹果里也许有托翁的灵气呢。 当我们来到托尔斯泰的正屋前时，讲解员微笑着告诉我们，屋前的这棵大树叫“贫者之树”，托翁生前经常与附近的农民们在树下交谈，并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托翁走了，树却成为历史的见证。老太太一边讲解一边轻轻地抚摸树干，如同抚摸亲人。从这一微小的细节中便可看出，作为庄园的管理员和导游，她是多么热爱这里的一草一木，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在这份职业中有生命的寄托——那背后是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热爱，这种热爱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而是渗透到了每一个普通百姓的血液里。 这棵“贫者之树”是“托尔斯泰主义”最为直观的注释。托翁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农民的形象，他长期与农民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与他们一起干活——诺大的俄罗斯，这样的伯爵恐怕只有他一个。托尔斯泰在一封给农民读者的信中写道：“你问，我喜欢不喜欢我所过的生活，——不，不喜欢。我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我和我家里的人都生活在奢侈之中，而我的周围是一片贫穷的景象，同时我又无法摆脱这种奢侈生活，也无法解救这种贫穷。这就是我不喜欢我的生活的原因。生活中我惟一所喜欢的也就是在我的范围内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是根据基督的教义爱上帝和亲人。爱上帝——意思是：爱善行和尽可能接近达到它。爱亲人——意思是：像爱自己的兄妹一样，爱所有的人。我致力于做到的正是这一点，也仅仅是这一点。”他不仅致力于改变波良纳庄园及其周围的农民的生活状态，还直接给沙皇写信替农民申述他们遭遇的种种不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托翁获得了比文学创作还要大的安慰：“我欣慰的是，我能够尽力完成主赐予的教诲：为建立一个我们大家都向往的上帝的天国。”屠格涅夫在其逝世前不久，曾到波良纳庄园来做客，并与托尔斯泰进行了彻夜长谈。屠格涅夫希望托尔斯泰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到写作上，因为只有文学才是不朽的。但托尔斯泰显然不这样认为——在进入垂暮之年后，他竟然勇于“放弃文学”，去探求一条通往“上帝的天国”的道路。那是一道窄门，走的人不多。 进入故居前，讲解员要求我们都换上门口装在一个大竹筐里的皮套鞋，因为有的游客的高跟鞋会对木地板造成伤害。看来，管理方在故居的保护上考虑到了每个细节。这栋宅邸里的各个房间，完全按托翁生前的样式陈设。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夏伊勒这样描述道：“除了起居室，所有的房间都阴暗狭小。尽管托尔斯泰进财添丁后对两侧都进行了扩建。房间里的陈设也很朴素，家具简单坚固——只有长沙发上装着软垫。房子里有几块地毯。但无一铺在卧室。显然，托尔斯泰期望人们冬天穿上毛毡靴或韧皮鞋，以免卧室光秃秃的地板冻脚。”一楼首先是一间“候客室”，同时也是一个书架成群的藏书间。这里有数万册的藏书，其中还有日文和中文的书籍，托翁是一个博学的哲人，他对东方哲学也有很深的研究。 我们从狭窄的木楼梯上了二楼，这里是故居中最为宽敞的一个大厅。墙上挂着许多精美的肖像，有托尔斯泰和索妮娅的肖像，还有托氏家族祖先的肖像，这些作品都出自于大家之手，如列宾和拉姆斯科伊等人。大厅中间有一张长长的餐桌，托尔斯泰家人丁兴旺，共有十三个孩子，还经常有客人来访，如屠格涅夫、契诃夫、科罗连科等文坛名宿，因此这张长条餐桌比寻常人家的餐桌长得多。当年的钢琴和留声机还摆在原来的地方，留声机是爱迪生专门送给托尔斯泰的礼物，可惜直到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托翁才得以享受这一新奇的科学发明。 在托翁晚年担任其秘书的瓦·布尔加科夫，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在波良纳庄园中是如何使用这台珍贵的留声机的：“留声机先放出托尔斯泰的讲话，而后放库别里克、帕特季、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演奏和歌曲。这期间他几乎一直沉默不语。但听的时候出现了个有趣的插曲。留声机放在客厅里，喇叭口却对着大厅，大概是为了扩大效果吧。听的人坐在餐厅通向客厅的门旁，围成半圆形。后来不知为什么把留声机移进大厅里，放在门对面的墙旁边的大台子上。喇叭转向了角落，那里托尔斯泰和苏霍金两家人都围着圆桌，在柔和的灯光映照下坐着听，显得十分舒适。” 这时，托翁却提出：“应该把喇叭转向门口，那样他们也就能听到了。” “他们”指的是那些仆人们，“他们”正拥挤在前厅的楼梯上，通过栏杆向大厅内张望和留神捕捉传到他们那儿的留声机里伯爵讲话的只言片语。托翁时刻惦记着这些卑微的仆人，他从来不打骂他们，在仆人们眼中他是一位“好心的伯爵”。即便如此，托翁仍然为“主人”和“仆人”之间悬殊的身份而感到羞愧——贵族的身份带给他的不是荣誉，而是耻辱，但他又无法重新投胎于一个农民家庭，甚至无法完全更换如今的生活方式。他被牢牢地限定在这样一种等级制度之中，一整套的社会制度强于某个人的良心。 参观完这间大厅，我们走进了托尔斯泰故居的心脏——对于一名伟大的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其餐厅和寝室，而是书房。这又是一个小小的房间，书桌也小得可怜，跟今天某些公司老板的“大班桌”相比，简直就像是小学生使用的课桌。很难想像，《战争与和平》和《复活》这样的巨著，居然就是在这样一张小小的书桌上写出来的。瓦·布尔加科夫这样描绘托翁写作时的场景：“托尔斯泰俯在桌子上，仿佛忘记我也在场。我站在一旁，不说一句话，保持室内的静谧。一盏带有白色灯罩的细长的小油灯恭敬地立在工作台突出的一块小木板上，照着托尔斯泰。他皱着眉头不停地写着，写完一页，翻过一页，也不垫一张吸墨纸，致使未干的墨迹印在桌子上。他坐着。坐着，突然大叫一声‘哎呀！’可眼睛并不离开纸，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合适，又改正补充，再写下去。通常他只是在下棋时才这样叹气的。”这个时刻，写作对于托翁来说是全身心的投入，他自己创造了一个高于现实的世界，一个比波良纳和俄罗斯都更为广袤与丰富的世界。 在这张托翁工作了数十年的书桌旁边，放着一个托翁亲手设计的书架。可惜的是，原件在一九四一年德军入侵期间遭到了破坏，如今的这个书架是按照托翁亲手绘制的图纸复原的。在战争期间，波良纳庄园沦为德军第二坦克集群司令部。德军元帅古德里安曾经坐在托翁最喜欢的躺椅上忙里偷闲地阅读《战争与和平》——而德军覆亡的预言其实就隐藏在这本巨著之中。 书桌的上方挂着几幅俄罗斯很常见的圣像画，一张是圣母玛利亚怀抱着小圣婴，另外两张是美丽的天使。每当铺开稿纸写作的时候，圣母、圣婴和天使都陪伴在托尔斯泰身边。托尔斯泰是一名“自己的基督徒”，他谴责教会是沙皇政权的帮凶，因而教会被革除了教籍，但他坚信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接近上帝，信仰无需获得教会的认可。对于信仰，托尔斯泰从不炫耀——他不认为“因为我是被上帝拣选的人，所以我比你更高贵”；相反，他在信仰中看到了自己无法摆脱的罪，他因信仰而忏悔、因信仰而哭泣。晚年的托尔斯泰时常情不自禁地哭泣，在写作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与农民一起聊天的时候，在骑马漫游的时候……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眼泪却比任何人都多。哭泣即是一种忏悔。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不忏悔的信仰者，必然是一个如同犹大那样的伪善者，不承认自己有罪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恶：“一个不承认自己罪过的人，就像是一根顶端被严密堵塞的导管，任何东西无法从中通过。调和，悔悟，这就意味着打开管口，使自己成为有能力完善——幸福的人。”晚年的托尔斯泰已经功成名就，其影响力遍及世界，他甚至能够公开谴责沙皇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因为连独裁成性的沙皇都不敢对这颗“俄罗斯的良心”动手。但是，他却陷入了更为深刻的精神危机之中，写作已经不足以挽救这一危机了。“人如何才能因忏悔而得救？忏悔之后如何避免犯罪？自己有没有能力过另外一种生活——一种与信仰一致的生活？”这些问题每时每刻都在折磨着这位老人。 与书房相连的是托翁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小床、一个大立柜和一个床头柜，比今天的青年旅舍还有简朴。这样的陈设根本不像是帝国伯爵和享誉世界的作家的卧室，即使比起旁边摆满装饰物的索妮娅的卧室来也逊色得多。托尔斯泰尽可能过朴素的生活，甚至通过参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来为自己赎罪。他试图将自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却始终无法完全做到。最后，他选择从波良纳庄园出走，一直走向生命的尽头。他悄悄地离开了，这是一条一个人的朝圣路。信仰不是一份宣言，乃是一种实践。托尔斯泰在其晚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总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信仰忠贞不渝，那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去乞求任何人，而如果信仰不坚定，动摇，那么这个人必然会吁求所有人去相信他的信仰。”他用“出走”这一绝决的行动，来为自己的忏悔录写上了最后的句号。 托翁最后的归宿，不是波良纳庄园温暖的书房或卧室，而是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临时休息的小房间。这是一种永恒的忏悔，一个一生也没有战胜内心欲望的伟人永恒的忏悔。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战胜自己的罪，除了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爱，我们别无他法。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托翁才明白这个最为单纯的真理——真理有的时候是极其残酷的，因为真理是惟一的。正是在远去的火车车箱里，在农夫肮脏的衣衫和冻裂的面庞上，在母亲和孩子辞不达意的祷告中，托尔斯泰看到了上帝那无穷无尽的爱：“上帝——爱，就是这样。我们认识上帝，只是因为我们正在爱。其实，上帝就存在于自身。这——是一种说法，常常是一种不必要的，甚至于是有害的说法。如果人们问到：自己身上有上帝吗？——我必须现在就说：是的，大概，我在上帝的怀抱中，就在自身的这个自己的上帝怀抱中，我毫不理解。其实，和上帝在一起——就是和爱在一起。我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切，就是我的生活的说明和目的。”托翁死在了上帝的怀抱中，他那忧伤痛悔的心是被上帝看重的。 托翁逝世之后，遗体被送回了波良纳庄园。一路上，络绎不绝地站着前来间作家最后一面的农民们。托翁的死亡居然再一次让沙皇寝食难安，沙皇担心又会酿成民众的暴动——在专制制度下，每一个受民众爱戴的伟人的死亡，都会让统治阶层如临大敌。如今，托翁的故居里还保存着那间用鹿角装饰的房间：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九日，托尔斯泰葬礼举行的那一天，他那简陋的棺木就被安置在这里。那天，有数千人穿过这个房间，向这位伟大的文豪行礼告别。 我们走出故居，向数百米外的托翁的坟墓走去，这是我们在波良纳的最后一站。路上，有少年人驱使着英俊的马匹缓缓而过。托翁生前十分喜爱骑马，即便是在八十二岁高龄时，还经常骑着他那匹名叫“戴莉尔”的爱马在庄园里驰骋，瓦·布尔加科夫写道：“一般来说，在骑马出游时似乎他喜欢选择一些小小的障碍：如果小径是绕弯的，他必定缩短路程，转身照直穿越茂密的树林和草丛；如果有一个小小的山丘，他必然要越过它；沟壑上若是有小桥——他偏偏绕过小桥，沿着陡坡过沟。”今天的庄园里，再也看不到托翁骑马的英姿了，骑马游览庄园已经变成了一个服务于游人的项目。 尽管我早已在高莽先生等人的文章中看到过关于托翁坟墓的介绍——人的伟大与坟墓的渺小形成了最大的反差，但当我亲眼看到这座小土包的时候，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切——我们正在一路高谈阔论，旁边的游客中有来自于美国和法国的热爱托翁作品的读者，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穿越不同国族的心灵。忽然，讲解员向我们作出停止说话的手势，然后轻轻地指着前面——原来托翁的坟墓就在十米之外小路的旁边。 是的，我们理应安安静静地来到托翁面前。这块森林中的方寸之地，夹在两条林间小路之间，按照中国的风水观念，大概是不适合当作墓地的。但这里正好是托翁童年时代与兄弟姊妹玩耍的地方，托翁生前就决定自己要安葬在此处。托翁被教会革除了教籍，不能安葬在家族墓地中，他也拒绝葬礼有任何的宗教仪式。 这个长方形的土包，还不到半米高，早已被茂盛的青草所覆盖，再加上将近一百年雨雪的侵蚀，已经让人工的痕迹荡然无存。附近也没有任何标记说明这就是托翁的墓地，如果不是讲解员的指示，我们也许马马虎虎地就走过去了。惟一显眼的是，小土包前面放着几束游客献的鲜花。据说，这里长年献花不断。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简朴的坟墓——没有墓碑、没有雕塑、也没有十字架，只有旁边的枞树和白桦树在沙沙作响。托翁的坟墓让那些帝王们恢弘的陵墓都显得那样的丑陋不堪。那些强迫别人参拜的木乃伊，让人记住的只有主人的邪恶；而这个隐藏在森林中的小土包，却以一种超越任何形式的美，与人类一起分享所有的幸福与痛苦。大家全都静默了，生怕打扰托翁沉思的灵魂。这里的树也是有福的，它们每天都陪伴着托翁，每天都能够倾听托翁的倾诉，并将托翁的声音向更高的苍穹传送。 在这片森林里，童年的托尔斯泰曾经与哥哥一起寻找“绿棍”。俄罗斯有这样一个民间故事：森林里埋藏着一根绿色的棍子，上面刻着一个秘密。一旦这个秘密被人揭晓，那么所有人都会获得幸福。那时，将不再有疾病，不再有痛苦，谁对谁都不会发脾气，大家都彼此相爱，大家都会变成蚁国兄弟……“寻找绿棍”不仅是一个童年的游戏，可以说，托尔斯泰的一生都在寻找这根蕴藏着幸福的原理的“绿棍”。这根“绿棍”不在波良纳庄园里，也不在俄罗斯辽阔的大地上，这根“绿棍”就在托尔斯泰的心中，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就是我在波良纳庄园寻找到的最大的秘密。 走出庄园的大门，对面有一家餐厅和几家买纪念品和书籍的小店。我们在这里享有了迟到的午餐，红菜汤的味道十分可口。我倒是很想买一瓶波良纳产的苹果酱，可惜这类土特产不能带回国。小书店里卖的都是托尔斯泰的著作，司机买了两本，一本是短篇小说集，一本是诗集。这位长相有点粗鲁的司机，像珍宝一样将两本书抱在怀里，他憨厚地笑着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快乐的一天，既工作了，又到了心仪已久的波良纳庄园参观，还买到了托翁的著作，他要向我们表示感谢。这就是俄罗斯，一个人人热爱文学的国家。是啊，只有在这样的土地上，才有可能诞生托尔斯泰这样伟大的文豪。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自由写作》首发 以塞亚·伯林论爱德蒙·威尔逊
“西洋远臣”汤若望（上集）
2006年，是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名作《嚎叫》(Howl)发表50周年。 以作品《嚎叫》的发表为标志，金斯堡及他和他的文学同行们特立独行所倡导的”垮掉的一代”文学，开启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1950年代以来人权、反战与和平主义等公民文化运动的先声。 1980年代初中叶，金斯堡及”垮掉的一代”也随着中国的精神文化自由运动的兴起，开始进入青年一代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视野，反响甚剧；金斯堡本人也曾访问中国。 文学审视现实，文学质疑现实，文学介入现实，文学改写现实。金斯堡和他的一代曾经身体力行的信念和文学作为，对从事中文文学创作的我们也仍然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本刊自 2006年 1月起开辟《垮掉与崛起》专栏，欢迎各方作者来稿（来稿以1500-2000字为宜），回忆金斯堡及”垮掉的一代”文学对作者和他所处的文化空间的影响，倒回1980年代中国思想自由”狂飙突进”的时光长廊，重新检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文学与公民运动等看似平常、却时又引起争议的文化存在，共同展望言论自由与文化自由在中文世界的可能前景。 《自由写作》编辑部 日本两大图书出版商之一的东贩日前推出了2005年度十大畅销书排行榜。该榜单根据综合类图书的年度销量确定名次，统计日期为2004年12月1日至2005年11月30日。与去年相比，“纯爱”小说全面退潮，无一进入十强，而缺少了《哈利·波特》的“洋书”（日本出版界对西方图书的称谓）也是全军覆没。 精装本小说将逐渐退出我们的视野！英国图书跟踪公司日前公布的一些统计数字，昭示着这样一个结论。２００４年英国精装本小说的销售额仅增长了２．４％（为６７００万英镑），这个数字还不到英国图书总消费市场平均增长的一半（平均增长率为６．４％）。那么是不是精装本这种形式不受消费者欢迎了呢？我们看看非小说领域，精装本书的销售收入竟增长了１４．３％为１．９２亿英镑。如此看来，只是小说的精装本不受欢迎了。在与平装本小说作比较时我们也可以得到这个答案。而在２００４年的英国市场，小说和非小说的总盘子基本上是一样大，销售收入的增幅也相似，小说销售额增长了８．９％（为３．４２亿英镑），非小说的销售额增长了８．６％（为３．２５亿英镑）。 媒体更加关注平装书 与企鹅曾发起的平装本革命一样，菲贝尔（Ｆａｂｅｒ）出版社也是先出版高质量的平装书，再出一般平装书，这使图书有了两次生命，而且都是软皮封面。菲贝尔ＣＥＯ斯蒂芬·佩奇表示，我们现在对出版精装书不像五年前那样狂热了。“我们出版的乔纳森·莱瑟姆的《孤独堡垒》（Ｔｈｅ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先出一种封皮比较厚的平装本，定价为１２．９９英镑，一年后又推出７．９９英镑的Ｂ开本平装本。”佩奇表示：“媒体对这种一开始就以平装本出版的书没有抵触，对书的评论可以为图书的销售预热。” 平装书的“瘦身”热 英国的平装书常常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最常见的Ａ开本，一种是较之略瘦略高挑的Ｂ开本。现在，这位后起之秀——Ｂ开本小说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一点一点地向它的“老大哥”——Ａ开本发起猛烈的市场攻击。 米歇尔·约瑟夫（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ｏｓｅｐｈ）出版社总监露易斯·摩尔说：“我们所有的当代女性小说都是Ｂ开本的形式。”猎户星出版社也将梅维·宾奇（ＭａｅｖｅＢｉｎｃｈｙ）的小说从Ａ开本改为Ｂ开本出版。与此同时，海德兰（Ｈｅａｄｌｉｎｅ）、企鹅和哈珀柯林斯等出版社也将女性小说“瘦身”出版。 猎户星出版社曾对Ａ开本和Ｂ开本做过调查，发现喜欢Ｂ开本的消费者要比喜欢Ａ开本的多，但这只是针对某些类的小说。时代华纳市场总监鲁格·卡萨雷说：“女性小说市场的变化很快，尤其是爱情小说（ｃｈｉｃｋ－ｌｉｔ）向Ｂ开本转变的趋势更明显。因为这是年轻读者愿意选择的开本形式。为年纪大一些的女性写的书可以还采用Ａ开本。” 当然在抓住年轻读者的同时，出版社也绝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年纪大一些的顾客，尤其是在出版一些经典的小说时。如哈珀柯林斯在出版爱尔兰首相之女西西利亚·埃亨（ＣｅｃｅｌｉａＡｈｅｒｎ）的《附言，我爱你》（ＰＳ：Ｉ Ｌｏｖｅ Ｙｏｕ）时就采用了Ａ开本，得到了理查德及茱迪电视节目的肯定。 看看英国的儿童书，大多数适合儿童阅读的故事书也是用Ｂ开本出版。一位出版人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看着Ｂ开本长大的，很少有书是Ａ开本的。” 而犯罪类、惊悚类小说却多以Ａ开本出版。有的作者却希望反潮流而行之，尼尔·盖曼（ＮｅｉｌＧａｉｍａｎ）选择将他的书以Ｂ开本出版。“我不希望读者把我定型为惊悚小说作家或幻想小说作家。”这的确给书店带来了一点麻烦，为了找到盖曼的书，店员不得不到各个角落去找。然而，这也确实为他带来了新的读者。 历史类小说在哈珀柯林斯也用Ｂ开本出版。由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该社还打算将其他的历史小说改为Ｂ开本出版。瓦特斯通连锁店采购经理斯格特·派克表示：“有一种观点认为，Ａ开本更适于大众市场，但我们却觉得，不管是Ａ开本还是Ｂ开本，只要内容好，我们就会欢迎。” 美国的企鹅出版社开创了一种介于Ａ开本和Ｂ开本之间的版本。企鹅出版社的超极版本比Ａ开本大，纸质更好，书页四周和各行之间留出的空白更多。字体更大，阅读起来更舒适。２００３年底企鹅曾在出版明尼特·沃特斯的《失常》（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Ｍｉｎｄｓ）时就使用了这种版本，９．９９美元的价格并没有吓走读者。而今年，该社先后推出了诺拉·罗伯兹的《北光》等多位作家的多部作品。西蒙及舒斯特、圣马丁等出版社也在模仿企鹅的做法出版这种比Ａ开本大的版本图书。 对于英国是否会紧跟美国的潮流，出版这种超级版本的图书，一些出版人表示，目前不会。但也有可能。他们还预测说，如果未来几年每一种新书都用Ｂ开本出版，我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然后再过１０年，我们会将这种超大版本称为Ａ开本，这些变化一直都在发生，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出版图书都在向Ｂ开本转变。面对黑暗（随笔）
“叫你狗屎，”为首的女孩骂道，“坏麻雀。”
“投降！”我急忙高举双手。可弹药却纷飞而来，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是不信邪的。“你犯了什么罪？”为首的女孩叉腰审问道:“杀人？抢劫？强奸？贩毒？”
“反革命。”我老实回答。
“就是国民党。”女孩定性道，“枪毙你，服不服？”
“不服。”
“那就烧死。”女孩们乐坏了。为首的女孩突然用枝条叉起一团焦黑的宝物，遥遥发问道：“坏麻雀，你猜这是啥？”
“我近视，认不清。”
“就是你！”
女孩们又乐得手舞脚蹈，争抢着把死雀当作足球踢。“我倒宁愿变成一个雀球，被孩子们踢着玩。” 我不无伤感地想。永恒的忏悔（散文）
以塞亚·伯林论爱德蒙·威尔逊（译文）
“西洋远臣”汤若望（上集）
《垮掉与崛起》专辑稿约
2005日本十大畅销书“才智型”独占鳌头
今年独占鳌头的是“为了不被别人称为傻瓜的才智型实用书”《智者与蠢人的说话方式》，该书自去年6月面世以来，不到一年就突破了200万册销量大关。书中详细列举了充斥于街头巷尾的“愚蠢的说话方式”，教会人们用智者的语言立足于社会、占得人际关系中的先机。
“宗教系书籍”在今年的十大畅销书排行榜中可谓出尽了风头，除了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夫人香峰子的访谈录《香峰子抄》排名第二之外，池田大作的《新·人间革命（第14卷）》和大川隆法的《神秘之法》分列第四、第八位。日本书界认为，这说明今年出版业在其他图书品种上“收成不好”。山田真哉的《竹竿屋为何不倒闭》闯入三甲令人稍感意外。该书从日常生活当中“身边的疑问”出发，生动地阐明了会计学的精髓。有评论认为，此书改变了人们对会计的看法，使那些讨厌数字和算式的人也能“毫无挫折地读到最后”。
此番排名第五、第九位的也是属于实用范畴的《个人情报保护》和《日语有问题》。
“另类”小说终于登堂入室，开始大举蚕食图书市场。今年手机小说《还想活下去》荣登第六位。来自BBS的《电车男》早成为百万畅销书，此次名列第七一点都不足为怪。
跻身榜尾的《坏主意》（又译《使坏的智慧》）虽说也属实用书之列，但却“实用”得有点离谱了。从这本“老鸟们以血泪换来的实用智慧书”中，不难看到日本社会的尔虞我诈。 英国小说“变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