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近日推出新作:奇谭和偶然性

  两个多月前,村上春树继长篇《天黑以后》出了一部短篇集——《东京奇谭集》(株式会社新潮社出版)。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喜欢出奇制胜的作家,除了《挪威的森林》,几乎篇篇翻空出奇。如《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奇鸟行状录》、《列克星敦的幽灵》和《海边的卡夫卡》,有一个短篇索性就叫《图书馆奇谭》。

可以说,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奇谭”。奇思妙想,奇人怪事,奇光异彩,奇葩异草,纷至沓来,蔚然成篇。读之,始而陌生,继而会意,终于会心一笑。从中不难看出其为人为文的潜在姿态:宁愿奇特,拒绝平庸,宁为鬼才,不为庸才。

  《东京奇谭集》收奇谭五篇。分别为《偶然的旅人》、《哈纳莱伊湾》、《在可能找见的地方,无论哪里》、《天天移动的肾脏石块》和《品川猴》。这里,村上似乎不愿意让读者视之为奇谭而一笑置之,开篇特意强调事情虽奇,却实有其事。为此讲了两件“过去自己身上发生”的奇事。一件发生于20年前旅居美国期间。一天晚上他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城一个酒吧听钢琴手弗兰纳根演奏爵士乐。“演奏绝不算坏,但其中缺少仿佛把我们的心灵带往别处的某种什么,或者说未能找到魔术般的光点怕也未尝不可……那时我忽然这样想道:假如此刻自己能有权利点两支曲,那么选哪两支呢?左思右想了好一会儿,最后选的是《巴巴多斯》和《灾星下出生的恋人们》。”岂料弗兰纳根快结束时果然演奏了这两支乐曲!而且演奏得“十分精彩,扣人心弦”。另一件也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同样和爵士乐有关。村上“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是收藏爵士乐旧唱片。当他在一家旧唱片店“以幸福的心情”买下一张名叫《10 to 4 at the 5 Spot》的唱片正出门时,擦肩进来的一个年轻男子问道:“Hey, you have the time(现在几点)?”村上扫一眼手表回答:“yeath,it’s10to4 差十分四点 。”言毕惊呆了——答话和他手中唱片名称一模一样!“得得,我周围到底在发生什么?莫非爵士乐之神——假如波士顿上空有这东西的话——正朝我闭起一只眼睛微笑,问我‘你可中意(yo,youdigit)?’”

  后来村上把这两件奇事讲给一个熟人听,对方说他也有过多少相似的、“来自偶然的体验”,第一篇奇谭《偶然的旅人》由此正式展开。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男同性恋者,长相英俊,衣着得体,举止稳重,彬彬有礼。同性恋者往往“有各种各样特殊能力”,而他是技术一流的钢琴调音师。他每个星期二上午都开车去购物街一家书店里的咖啡屋看书。一天邻桌一位女子问他在看什么书,他答说看狄更斯的《荒凉之屋》。女子随即出示其手中书的封面,说自己也在看同一本书。“确是令人惊讶的巧合。平日的上午竟有两个人在空荡荡的购物街的空荡荡的咖啡屋,坐在相邻座位上看完全相同的书。而且不是社会上广为流行的畅销小说,而是狄更斯很难说是一般性的作品。”后来这个“胸部丰硕长相蛮讨人喜欢”的女子主动邀他一起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他只好说出自己是同性恋者,不能同女子做爱。女子哭了,脸伏在他肩上哭了很久很久。他感到于心不忍,用修长的五指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当他发觉她的右耳垂有一颗黑痣时,他感到一股类似窒息的怀念之情———年长两岁的姐姐也在差不多同一位置长一颗差不多同样大小的黑痣。”女子告诉他后天要去医院复查乳腺癌。同女子分手后他打电话给十年未见面的姐姐,两人相见时姐姐同样说后天将住院做乳腺癌手术。“那时我忽然这么想来着:偶然巧合这东西没准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如果我们有强烈求取的心情,它大概就会作为一种信息在我们的视野中浮现出来。”

  五篇奇谭中最奇的还是最后一篇《品川猴》。一个叫安藤瑞纪的年轻女子得了一种“忘名症”,每星期有一两次想不起自己的名字。做心理咨询时,对方问她过去有没有同名字相关的记忆。于是瑞纪讲起读高中住宿时有个极漂亮的名叫松中优子的女孩儿自杀前曾委托自己保存她的名牌,并提醒瑞纪“注意没人的时候别让猴偷走”。后来几经周折,查明“忘名症”起因于一只猴——一只会说话的老猴从瑞纪家偷松中优子的名牌时一并偷走了瑞纪的名牌。“松中优子曾说没有人时别让猴偷走了。瑞纪以为是开玩笑。原来松中优子知晓此事。”

  总的说来,在基本创作手法上这部短篇集没有多少新意可言。村上依然在不动声色地拆除现实与非现实或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篱笆,依然像鹰一样在潜意识王国上空盘旋寻找更深更暗的底层,依然力图从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剥离出灵魂信息和人性机微。但村上毕竟是个艺术上有执著追求和抱负的作家,不大可能自鸣得意地陶醉于老生常谈,而总要鼓捣出一点较之过去的不同。在这部短篇集中,那就是对偶然元素的关注和演绎。作品中,巧合屡屡出现,颇有中国俗语说的“无巧不成书”之感。故事因巧而生,因巧而奇,遂为奇谭。

  不过,村上并无太多的猎奇趣味,无意为了哗众取宠而一味玩弄奇巧罗列奇谭,不甘心让偶然性仅仅作为偶然性、作为奇谭悄悄溜走。不难看出,他是在小心捕捉并叩问偶然性。说得夸张些,村上似乎将偶然性作为玻璃胶来弥合现实世界和灵异世界之间在他眼里原本不多的裂隙,作为他进一步潜入灵魂的地下室探赜索隐的滑梯,作为刺探命运链条以至宇宙秩序神秘性的内窥镜。为此,村上尝试把偶然性同自己对生活、生命的体察和直觉中的灵感联系起来,以期穿越偶然的迷雾抵达必然以至宿命的山麓,因而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冥思空间。这里已很少有以往四下弥散的孤独和怅惘,而更多的是灵魂自救的焦虑以及对某种神秘感的关心和敬畏。读之,总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引导、主宰着主人公的命运,其后来人生流程的转折点往往同往昔记忆中某个神秘提示暗中相契,或同现实中的某一偶然现象悄悄呼应。如《偶然的旅人》中的黑痣,如《天天移动的肾形石块》中那个肾形石块,如《品川猴》中松中优子自杀前那句“注意别让猴子偷走”的提醒。当然,作者没有为奇谭提供答案,结尾一如既往呈开放状态。可以说,每部短篇都是一个游离于常识常理之外的谜,都是一个不出声的呼唤和诱惑,等待读者去划上各自的句号。

  与此同时,村上还试图通过偶然元素对超验事物加以追索,藉此充实文学作品的超验的维度,即同神、同彼岸世界的对话的维度。村上在2002年一次访谈中针对“写小说是怎样一种活动”的提问说了这样一段话:“写小说、写故事(物语),说到底乃是‘梳理未体验之事的记忆’的作业。说得浅显些,就是玩一种未体验的role-playinggame(自主参与型电子游戏)。但编游戏程序的是你,而记忆却从玩游戏的你自身的人格中消失。与此同时,编程序的你的人格并未玩游戏。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分裂性作业。右手不知晓左手干什么,左手不知晓右手干什么。如此作业分裂得愈明确,从中产生的故事愈有说服力,亦即愈发接近你身上的‘元型’”(村上春树编《少
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不妨认为,村上所说的“未体验”,与其说是间接体验,莫如说是超验,一种类似déjià-vu(既视感)的超验。事实上村上也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分,不断跟踪发掘,从而为其文学创作注入了超验维度的审美内涵。在这里,他所运用的恐怕既不纯粹是源自儒家之东方文化的人本视角,又不完全是来自《圣经》和古希腊文化的神本视角,而更接近一种带有本土色彩之人神一体的复合视角。因为他没有在人界和神界之间设置广阔的中间地带,也没有把神(或灵异)人格化而直接移植此岸。他力争无限逼近自身的“元型”,逼近潜意识、“自我”王国最为黑暗最为原初的内核,逼近生命极地和死亡极地。而如此生成的作品无疑“愈有说服力”,愈有同读者之间的“灵魂的呼应性”(村上语,参见《文学界》2003年4月号),因而更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这也是流经村上几乎所有作品的一条隐喻主流。所不同的是——如上面所说——在这部奇谭集中他更集中地融入了偶然元素,通过偶然性来表现命运之所以为命运的神秘感,传达来自“元型”、来自潜意识底部的报告。而这未尝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所需要强化的视角和维度。

  对此,村上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表述方式。他在2002年10月14日为《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俄文译本写的序言中说道:“我们的意识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内,我们的肉体之外有另一个世界。我们便是活在这种内在意识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性之中。这一关系性往往给我们带来悲伤、痛苦、迷惘和分裂。但是——我认为——归根结底,我们的内在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外在世界的反映,外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内在意识的反映。也就是说,二者大概作为两面对照镜子发挥着各自作为无限metaphor(隐喻)的功能。这种认识是我所写作品的一大motif(主题)”(同前)。我想,这段话也可以成为我们破解这部奇谭集之奇和偶然性寓义的重要提示,同时也是其文学世界的超验维度得以延展和变幻的原理所在。换言之,艺术、文学艺术既不是真实世界的傀儡,又不是想像世界的附庸,而是这两个世界的落差或关系性的产儿。在其催生过程中,对于稍纵即逝的灵感及偶然性的敏锐觉察和刻意开掘无疑具有特殊意义。有的人任其“自生自灭”,有的人“鲜明地读取其图形和含义”(《偶然的旅人》)。村上则大约进一步视之为天谕,将一丝涟漪接向万里海涛,循一线微光俯瞰茫茫宇宙,从一缕颤悸感知地震和海啸的来临,从而写出了一部部是奇谭又不是奇谭的奇谭集——其实村上每一部作品都不妨以奇谭称之——这大概正是所谓艺术,正是艺术的真实。

刘晓波:歪门邪道的抗韩

   继“端午节”归属权之争和“泡菜摩擦”之后,中韩之争扩展到影视领域的“韩流”。
    
    近年来,韩剧在大陆电视上掀起的“韩流”,可谓汹涌澎湃。首播之后还要不断再播,几乎每晚都有数家电视台播放“韩剧”,尤以《人鱼小姐》和《大长今》最为热播,为引进两剧的央视和湖南卫视赚了大钱。而国产剧的收视率却日益萎缩,让大陆的影视人和影视衙门脸上无光。
    
    面对滔滔的“韩流”,大陆的某些影视名流和爱国愤青祭出爱国主义这一绝对的“政治正确”,公开指责播放“韩剧”过多。比如,影视界名流张国立说:“中国在历史上曾被入侵过,但文化上却从未被奴役过,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我们的媒体,整天只知道播放韩剧,这跟汉奸有什么区别?”“中国正成为文化进口大国,看韩剧是卖国行为。”
    
    现在,中共广电管理部门终于出面,作出减少韩剧播出的决定:今年将严格审查韩剧,最多把播放量减至去年的一半。
    
    垄断性行政衙门介入韩剧之争,标志着中国广电界开始了文化上的全面“抗韩”。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应对某国文化产品走红国际市场,大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尊重平等竞争原则的开放心态,致力于提升本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种是基于贸易歧视和爱国主义的保守心态,既要对外来文化产品的风行横加指责,又要动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法国知识界就为了保护本国电影,曾呼吁政府出面抵御好莱坞电影,让自我吹嘘的大法兰西气派露出小家子气尾巴。
    
    显然,前一种方法是正途,后一种方法是歧途。中国影视界及影视衙门太没出息,放着正途不走,却偏好歪门邪道。影视人不思如何创作出更具竞争力的影视作品,更不敢向影视衙门争取更宽松的创作环境,而只知道求助于狭隘的爱国主义,毫无道理的贬损外来影视产品;影视衙门不思如何为影视界提供自由创作的制度环境,更不愿意放弃影视审批的垄断权力,而只知道动用垄断权力来限制韩剧的引进。
    
    如此抵制外来文化和保护本国文化的歪门邪道,表面效应确实能够为韩剧热降温,但实质效应却是中国影视的自戕,非但无助于国剧质量的提升,反而让国剧在垄断权力的庇护下不求进取。
    
    比如,广电总局为了抵制好莱坞大片对国产电影的冲击,不仅在进口数量上作出严格限制,而且为了拿出国产片票房过亿的政绩,不惜动用行政权力支持张艺谋的大片《英雄》,人民大会堂的首映式,似乎是在炫耀张艺谋的“国导身份”;下令所有院线空出一个月的档期,标志着由影视衙门撑腰的张导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的霸主地位;果然,《英雄》创造了超过两亿的票房,为广电总局创造了“空前政绩”,也为中国电影赢得了“票房尊严”。然而,就《英雄》的美学的文化的评价而言,首创国产片票房奇迹的大片得到的却是恶评如潮。有人说,《英雄》不过是陈腐历史观的现代包装,甚至就是献给暴君的“贺年卡”;有人说,即便从制作技术的角度来评价,《英雄》连“唯美主义”都算不上,至多是象明信片一样单薄的“唯漂亮主义”;有人说,《英雄》是对观众的不尊重,甚至就是在亵渎观众的智力和审美能力。
    
     要我看,中共电影衙门帮助《英雄》创作“票房奇迹”,为中国商业电影开创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既是对其他影视人的歧视,也无助于中国商业电影的质量之提升。君不见,《英雄》之后,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和陈凯歌的《无极》,尽管也都创造了过亿的高票房,但大多数评论家和观众都认为,两部大片皆是高投入而低质量的劣质品。有影评人甚至说:为这样的大片写影评,即便是恶评,也是一种浪费。
    
    更可悲的是,在官民共同“抗韩”的背后,隐含的是传统的大中国傲慢。曾几何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中国一直东亚的主宰者,朝鲜自然也不例外。在文化上,朝鲜曾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政治上,中国曾是朝鲜的宗主国;以至于,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交恶,恰恰开始于争夺对朝鲜的主导权。大中国败于小日本,让出对朝鲜的主导权和割让台湾,既是大中国落伍的最醒目标志,也是“大中华文化圈”解体的标志。
    
    现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大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日的“东亚老大之争”愈演愈烈,中韩之间也时有龌龊。韩剧的热播凸现了国剧的清冷,这是刚刚重新找回帝国骄傲的国人所无法忍受的。
    
    更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中、日、韩三个东亚大国,皆陷于病态民族主义的泥潭,在纵容极端民族主义上,独裁大陆和民主的日本南韩并无多大区别,三者都把民族利益作为凌驾于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之上的最高价值,陷入只问民族国家而不问是非善恶的新一轮道德蒙昧之中。如果三国继续放纵已经有点走火入魔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无法处理好棘手的台湾问题和北韩问题,而且很可能引发东亚局势的长期动荡。
    
    2006年1月10日于北京家中

小乔:为了孩子—写在2006年岁首

     又是一个10日。
      
      七个月前,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105名小学生被洪水吞没。记得事发后不久,黑龙江省省长曾有这样的自责:“看到这么多孩子在洪水中遇难,十分难过,我作为省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示中央给我处分。”
      
      半年前,天涯社区网友shidi发文《我等着——为沙兰镇惨祸一个月而作》,追问在这起令人叹惋的悲剧事件中有关官员的问责问题:“也许,一个月的时间还很短吧?踏勘核实,调查取证,分析问责,反躬自省,都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愿意等着。以那些死去的孩子的名义,守着那一片触目惊心、让人泪眼模糊心如刀绞的残墙,我等着。”引发天涯网友强烈反响。半年时间过去了,我们等到了什么?
      
      在网上,除了社会各界“爱心捐建的沙兰博爱小学落成挂牌”之外,别无消息。那位曾自请处分的省长安然无恙,依旧频频出镜,或“喝第一口松花江水”,或到矿难现场“慰问”“指挥”;当初因涉嫌玩忽职守被逮捕的镇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做何处理,也没了下文。看来,我们对这起事件如何亡羊补牢的等待,还需耐心地持续下去。
      
      中国儿童的非正常死亡,是触目惊心的!据新华网报道:2004年公安部接报严重危及师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恶性刑事案件67起,涉及25个省(区、市),共造成50人死亡、171人受伤;学校和幼儿园共发生火灾事故799起,造成12人死亡,9人受伤;共有4205名学生在交通事故中死亡、2.1万名学生受伤。2005 年1至4月,公安部接报严重危及师生和幼儿园儿童的恶性刑事案件19起,涉及9个省(区、市),造成9人死亡,34人受伤;学校和幼儿园共发生火灾326 起,造成4人死亡,1人受伤;1455名学生在交通事故中死亡,5905人受伤。而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在刚刚逝去的2005年,除沙兰镇惨祸外,至少还有如下几起群体性的儿童伤害事件:
      3月8日,山东一辆接送幼儿园儿童的校车因司机违规操作引发火灾,造成12名儿童死亡;
      4月2日,一名在广东打工的人员因多次讨要工资不成,闯入校园持菜刀疯狂砍杀学生,造成8名学生被砍伤,其中6人重伤;
      6月23日,安徽泗县发生甲肝疫苗事件,300多儿童接种疫苗后异常反应,其中最小患儿3岁,年仅4岁半的女童李威死亡;
      11月14日清晨6时许,在山西长治沁源县郭道镇公路上发生惨案,沁源二中初三年级正在出早操的学生被疾驰而来的载重卡车碾压,20名学生和1名教师遇难,多人受伤……
      
      每一次“天灾人祸”发生后,我们常能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或是“相关部门启动紧急抢救预案”,或是“立即做出批示”,或是“带队赶赴现场”……份量不可谓不重,报道不可谓不及时,这让我们在面对悲惨的灾难时,多少有一丝温暖感。但是,理当随后出现的问责处理,怎么就能这样地悄无声息呢?是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很难落实?还是那些灾难发生地又别有大事无暇顾及?抑或是另有隐情碍难曝光?我们连了解一起触目惊心的灾难的起因和责任人的权利,都没有吗?
       
      孩子们走了,他们再不会回来。而有良知的人们,会在一个个如花般的小生命的过早凋零、尤其是在此后的无人负责的疑惑中,感受到双重的凄凉:除了在灾难来临时表示一下震惊和关心,除了带着忧虑和关切去垂询慰问之外,我们的“公仆”们难道就无事可做了吗?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面对灾难的正常反应吗?在又一个失望的10日,让我们继续软弱无力的追问:追问对那些灾难的深度报道和透彻剖析,追问向开一代新风的官员们的问责制度的确立,追问公共安全体系的健全……所有这些看似宏大的追问,其实只为了表达一个很切近的希望:在今后势难绝迹的种种“天灾”中,“人祸”的阴影能越来越少,最终绝迹!
        
      孩子们走了,他们再不会回来。我怀着深深的隐痛和一个成年人的愧疚,为他们祝福:愿他们在天堂里有花团锦簇的学校,有放心锻炼的操场,有安全行驶的校车,有无忧无虑的朗朗书声;愿他们身边都是殷雪梅那样的老师,愿他们永远生活在无穷无尽的欢笑和免于灾难威胁的环境中……当然,我更愿意看着所有这些祝福在我们身边一点点兑现,哪怕很缓慢、很微小,这至少可以一点点、一步步地,减少那些天灾人祸浑沌不清的灾难,减轻投射在这个“和谐盛世”上空深深的阴影。
      
      2006年1月10日

余杰: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从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一封信谈起

 

  我在拜谒波良纳托尔斯泰庄园的时候,在其故居中看到了许多托翁的亲笔信件。从中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便经常给沙皇写信——他给沙皇写信并非像一般的贵族那样献媚,相反他毫不留情地指责俄国社会的黑暗,希望沙皇体谅民间疾苦,厉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改革。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而托翁本人却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换言之,一个真正的“反革命”。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历史吊诡。不过,托翁的文学活动最活跃的时期,横亘了从一八六一的农奴改革到一九一零年革命前夕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对俄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确实可以汇总成为一部个人化的俄国近代史。

托尔斯泰的书信集中保存了他与三位沙皇的通信——当然,这些信件不会有任何的效果,三代沙皇都我行我素,绝对信奉独裁专制的原则。他们虽然不敢公然迫害托翁,却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当然,托翁也深知沙皇们的本性,比如对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托翁的评价是:“尼古拉认为,所有的人都同围绕着他的人一样,可是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下流东西,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下流东西。”(《托尔斯泰日记》)但是,托翁仍然不放弃对这些铁石心肠的统治者的规劝。

在这些书信中,引起我兴趣的是列夫托尔斯泰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一封信,写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莫斯科—— 

陛下:

七月六日,一个宪兵军官由警察部门负责人陪伴,当我不在家时来到我的住宅。那时正值度假时期,我家有几位本地乡村客人,是一些学生和老师们;还有我姨母和我妹妹。宪兵官员向教师们宣称他们被逮捕了,他要求他们把随身携带物品和证件交给他,搜查进行了两天,他们还搜查了学校,食品库房。根据宪警的说法,他们没有发现可疑的东西。另外还有其它对我客人的冒犯,还将这种冒犯强加到我本人和我的姨母及我妹妹的头上:宪警搜查了我的办公室和我妹妹的寝室。当被问到根据什么他们要这样做时,宪警纸面上宣称是根据最高当局的命令。士兵和宪兵官员在场,证实了这些说法。警官们去过我妹妹的寝室查看了所有文件和日记,然后离去。他们向我的客人们我的家庭成员宣称他们自由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因此他们是我们的法官,我们是否被指控可疑或不自由要取决于他们。宪警并加上一句,他们离去并不意味我们彻底安宁了,他说我们能够每天都来。

我感到奇耻大辱,陛下。这种对我的冒犯毫无道理。我的过去,我的各种关系,我的公开活动和服务,教育人民的相关活动,表达了我深刻观点的杂志,并没有破坏别人的幸福和安宁。我的所作所为可以向一切人证明:我不是一个阴谋家、一个宣言的编辑者,或杀人放火犯。然而,我却被怀疑犯罪,在社会面前感到羞耻,我不得不苟活在这种持续的威胁之下。警察的到访试图在舆论面前毁掉我,舆论对我至关重要,这是我多年积累的,对我选择从事的活动不可或缺——也就是创建百姓学校。我不能指控我本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正确:我不认识任何通风报信者,我也不能指控宣判我、污蔑我的官员们,因为他们多次重复说,他们并没有以个人目的行为,而是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

但是,我想这是不可能的,政府和皇帝陛下不是“一贯正确”吗?我不愿作这样的设想,我想这是不可能的:陛下的愿望是要惩罚无辜的人,让正当的人们生活在永远的恐惧和被侵犯的处境之中。为了知道陛下真实的意图,陛下究竟要惩罚什么人,我决定直达天听,我只要求一件事:这样不合法的事不要借用陛下的名义。

对陛下非常忠诚和非常驯服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

 

  对托尔斯泰的监视、骚扰和侮辱,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托翁当然知道一切都是最高当局的指示,但他故意将沙皇放置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既然你宣称自己的权柄来自于上帝,你难道会肆无忌惮地惩善扬恶吗?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可是,沙皇们将托翁的信扔到一边,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托翁的用心良苦——如果他们按照托翁所建议的那样做的话,他们本人不会死于非命,俄罗斯也不会淹没在革命的血泊之中。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迷信权力和暴力的作用,认为派遣几个秘密警察去搜查托翁的住宅,派一队士兵去托翁的庄园外巡逻,就可以让托翁闭嘴,就可以让其他人不敢与托翁来往,就可以让托翁的影响力被限定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沙皇和他的大臣们想错了,他们的下流作法不仅无损于托翁的伟大,反倒成为一种对托翁极为有益的“形象设计”——作为受难者的托翁更加受到人民的敬重,而作为对施加伤害的帝国政权的道义资源却迅速流失了。

历史不是巧合:此信发送之后二十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革命党人暗杀。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是个整天醉醺醺的酒鬼,根本没有时间看托翁继续给他写的信。该信发出四十三年之后的一九零五年,俄国首都彼得堡发生人民请愿,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军队枪杀民众,大失人心。远在波良纳庄园的托翁感觉到了革命的脉搏,他在日记中写道:“像法国人在一七九零年唤起世界一样,俄国人在一九零五年也发出同样的召唤。……托克维尔说,大革命恰恰发生在法国,而不是在别的国家,这正是因为法国人民普遍的情况更坏,更受虐待。按照同样的原因,新的随后的土地自由革命应当发生在俄国,因为在俄国比任何地方人民和土地的关系更坏。”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日托尔斯泰逝世,此后又七年,俄国爆发革命,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自诩要“比彼得大帝更专制,比伊凡雷帝更苛刻”的尼古拉二世全家被枪杀。

看来,秘密警察们无论怎样努力也没有能够保住沙皇的“铁桶江山”。漠视民间的呼声,漠视像托尔斯泰这样的良心的呼吁,终于使得沙皇政权成了一个只拥有辉煌宫殿的空壳,再也没有人尊重这套制度,再也没有人信奉这套理论。秘密警察卑劣的行径,不仅没有捍卫沙皇的权力,反倒加速将沙皇推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如今的中共政权与当年的沙皇政权惊人地相似:他们对任何改革的建议都置若罔闻,他们是当今世界最腐败堕落的一个官僚群体,他们不愿出让一丁点已经享有的特权。中共当局对所有不同意见都采取打压手段,认为依靠秘一群密警察就可以维持“压倒一切的稳定”。他们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不稳定的因素”,对“天安门母亲”丁子霖、蒋彦永医生、高智晟律师、焦国标、盲人维权者陈光诚等中国最可宝贵的良心,采取比当年沙皇更为严酷的手段来制裁。他们多次到刘晓波的家中抄家,也非法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了所有的内容——那一次,他们出动了二十多个便衣警察,如临大敌一般,而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那些相貌英俊的年轻小伙子们,真的知道他们自己在干什么吗?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知道。

当年,沙皇的警察故意搜查托翁女眷的房间,以示一种羞辱;今天,中共的特务们也将其肮脏的黑手伸向了其他打击的对象的亲人们,比如我的妻子和王怡的妻子,她们的工作都曾受到骚扰。联合国酷刑特使访华期间,几个特务寸步不离地跟着我,包括我出门买菜他们也尾随不止,他们的工作有乐趣、有果效吗?他们能够向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讲述自己的工作吗?沙皇的宪兵们堂而皇之地说,这是奉沙皇之命;而审讯我的警察头子也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最高当局的指示。是的,“最高当局”,他们认为可以用油去灭火,所有的“不稳定因素”都要消灭在萌芽阶段。殊不知,他们自己才是这个社会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的命运会比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好吗?我不必像托翁那样长寿便可以看到他们的结局,对此我深有信心。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俄罗斯为《大师和玛格丽特》狂

        布尔加科夫的现代名著《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含义复杂、经历曲折的小说,充满着讽刺、狂想,以及深奥的哲学问答。然而,在2006年新年前的两个星期里,在俄罗斯,从出租车司机到大学教授,似乎每个人都被粘在了电视机前,观看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莫斯科的各大媒体,

连日来也在不断地就该剧的方方面面展开争论——历史的,现实的,文学的,特别是政治的。

  这是《大师和玛格丽特》在俄罗斯的第一个影视改编版。早在2004年,中华读书报便详细报道了此剧开机的消息,以及文坛人士和东正教会等围绕此片而起的争执。

  但现在看来,至少在商业上,电视版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是非常成功的。收视率调查显示,12月19日晚,该剧在俄国家电视台Rossiya首播时,18岁以上的俄罗斯人中,收看者比例超过55%。

  俄罗斯导演弗拉基米尔·博特科于2004年10月开拍此剧,全剧共十集,总长度8小时40分钟,投资高达1.43亿卢布(约合4000万人民币)。博特科说,《大师和玛格丽特》深深影响了几代俄罗斯人,它首次出版时,在当时沉闷的文坛,宛如一股“清新的风”。

  莫斯科“布尔加科夫故居文化中心”主任罗曼·叶里卡洛夫对《纽约时报》回忆说,“它连通了一个未知的天地。从未有人写得像他那样,读者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在布尔加科夫之前,从未有人胆敢进入的世界。”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40年布尔加科夫去世前才告完成。不过,直到1966年,《莫斯科》杂志才开始连载它的删节本。现在,它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书中写了一个身为撒旦化身的沃兰德教授,并述及一个名叫耶舒(实为耶稣)的人的生平、审判和受刑。

  “普遍来说,我们对大师一无所知,”俄罗斯最重要的布尔加科夫学者玛丽埃塔·丘达科娃在接受EkhoMoskvy电台采访时说,“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和生平,却感到自己仿佛对他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布尔加科夫在创造他时,是如此的巧妙,以至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自动地丰富着他,而无需认识他。”

  俄罗斯人如此珍爱此书,视之为那个年代真正的文学瑰宝,足以经历时空的变幻,而不失其伟大经典的荣耀。正因为如此,电视版的《大师和玛格丽特》才承载了如此高的期望,造成了如此大的反响,引起了如此广泛和深刻的回顾与争论。

  十几年来,我们已对当代俄罗斯的文学品质产生了颇大的怀疑,甚至我接触到的一些俄语文学专家,也抱持悲观的看法。此番的《大师和玛格丽特》,虽然只是一部电视剧,但其热烈情景,仍然可以让我们也许是不完全、或不正确的印象有所改观。在石油寡头、美元至上、人体炸弹和盗版《哈利·波特》之外,重拾一些对俄罗斯文学的美好记忆。

  《大师和玛格丽特》已有数种中文译本,其中以钱诚和王振忠的译文较为通行。


有多少好书可以重出

  出版界这几年,再版风刮出许多微辞,其实好书再版不是什么坏事情,只要不是滥出或是换个封面就拿去卖。一些出版于十几、几十年前的好书,市面上已很难觅,它们或则有文本价值,或则有版本价值,只要内容和思想没有和今日之生活严重脱节,总归能为时人的阅读、学习

、研究带来方便。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学者,请他们推荐自己眼中值得再版的好书。止庵谈及人与书的关系,称好的书应予人以愉悦,在他眼里,很有一批老书仅为此也值得被更多的后来读者所见;天涯“闲闲书”话版主云也退细审被引进的德、俄文学链,慨叹其中的“薄弱”环节,也许正是重要钮节;《开卷》主编董宁文对“小书”情有独衷,在他看来,只要有价值,则无论文本长短均应使之出版问世……还有多位学者提供的书目,看上去似乎不能与“经济效益”挂钩,一并提上来吧,免得它们湮没故堆。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 著/中华书局/1962年版
  《北朝胡姓考》 姚薇元 著 中华书局1962年版
  古代文学基本典籍的宋刻本与明刻本 文学古籍刊行社/50年代影印

  《中国古方志考》对元代以前的古方志做了非常详尽的考证。元代以前的方志存世的只有五十种左右,但是在这本书中考证的超过一千本。每一本书的基本面貌都加以勾勒和尽量恢复。

  《北朝胡姓考》研究的是五胡十六国以后,五胡民族如何融入汉族的过程,对北朝孝文帝前后鲜卑人改汉姓等做了详细的考证,之后没有一本相关的学术著作在此领域超过该书。

  50年代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的古代文学基本典籍的宋刻本与明刻本,如《乐府诗集》、《白氏长庆集》、《诗集传》的宋刻本,《万首唐人绝句》、《玉台新咏》的明刻本。尽管现在出版了很多这些典籍的整理本,但是用的版本并不尽如人意。重印这些宋刻本,对研究者提高研究层次有很大作用。我们现在出版中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许多书仅仅印一版就不再重印,总是在原地踏步,而国外一本书可以重版上百次,每次重版都做一些修正,这样可以不断提高出版物的水平。

董宁文(《开卷》主编)

  《读书文丛》《读书》杂志主编/三联书店/1982年版
  《骆驼丛书》、《熊猫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

  《读书》杂志自1982年起开始编辑《读书文丛》,陆续出版了几十上百种,其中有很多都值得再版。为什么呢?一是相对经典;二是出版较早,印数较少;还有呢,开本很小,文章较少,比较薄,但是含金量比较高,这跟现在的出版风气大相径庭。《读书文丛》后来一直到这几年还在出版,不过后来的已经有些变味了。

  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有姜德明的《书味集》,丁聪的《昨天的事情》,杨绛的《关于小说》——大概也就几篇文章,全书几万字,写她对小说的一些看法。还有董桥,那时刚被引进到内地,文丛里出了他的《这一代的事》。还有一本谈香港文学的《香港文坛剪影》,柳苏写的,他在8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你一定要读董桥》,董桥因此为内地人所知所识。另外还有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冯亦代的《听风楼读书记》——这本书可能后来再版过,以及尘元的《在语词的密林里》等。

  提到杨绛的《关于小说》,又记起湖南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骆驼丛书》,跟《读书文丛》意思有点像,也是小开本,文章比较少。杨绛的《记钱锺书和〈围城〉》也收录其中,全书大概也就16000字,薄得很。《骆驼丛书》中有萧乾的《搬家史》,郑超麟的《玉尹残集》,舒芜的《周作人盖棺》,李锐的《往事长短录》,荒芜的《纸壁斋续集》等。记得该社还出版有《熊猫丛书》,其中一些小书也都很有再版的价值。

  上述诸书中,有的可能已经再版过,但是感觉全变了——现在都是大开本、厚厚的铜版纸作封面、内文插图也不到位,原来那种文雅、朴实的味道没有了,就好比烹调的手艺变了,原来菜品的味道也就变了。现在很少再能有这种小书出版的可能了。

傅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胡厚宣

  现在好的学术著作很多,但也有空洞低水平的作品出版,在这种情况下,高水平学术著作的重版极有必要。例如胡厚宣先生在1950年出版的《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一书,从文字的释读,史料的考证到史实的推证等等方面,都指出了当时研究古史,尤其是殷商史研究当中易犯的毛病。胡厚宣先生指出的毛病,有的是半个世纪后的现代学术中仍然存在的,比如以伪古文尚书作为研究上古史的材料。而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吴泽教授的《中国历史大系·殷商史》。1953年,《殷商史》出版了修订本,改掉了部分问题,但远远没有改干净,而今胡先生的书已经很少见人提及,而《中国历史大系·殷商史》在前两年被编入多卷本吴泽文集的第一卷重新印行。在重印本中,作者一句也未提起所受的批评,检讨史料的疏失,却只是在代序《我的治学历程》中自我肯定了自己的著作如何对殷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我曾专门撰文指出胡厚宣先生的书是建国以后第一部专门讨论学术规范的专著,无论对于帮助我们了解以往的学术史还是帮助我们现在确立学术规范都还具有现实意义。像这样的著作,我想是应该重印的。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

  《古诗十九首集释》隋树森/3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再版

  这是一本资料性很强的书,不仅汇集了清代来各家的研究成果,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比如将《古诗十九首》的成书年代推定为两汉之际,而一般的看法则认为是东汉末年。这是目前收集资料最全的一个集释本,篇幅也不大,完全可以再版。

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水经注》 王先谦合校/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
  《汉唐地理书抄》(清)王谟辑/中华书局/1961年影印本

  《水经注》的文本流传中存在很多问题,王先谦的这一合校本集中收录了清代研究《水经注》的成果,是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不可或缺的资料。中华书局在解放前铅印了该书,但是选用的版本不好。王氏合校本的原刻现在在市场上还能够买到,如果能够根据原刻重新影印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应是很可观的。

  《汉唐地理书抄》收集了很多汉唐散佚的地理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和汉唐历史的学者来说,是运用便利的资料书。

云也退(天涯“闲闲书话”版主)

  施尼茨勒作品 上海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
  马克思·弗里施作品 外国文学、译林、中国文联出版社
  《俄罗斯的暗夜》薇拉·妃格念尔
  “作家回忆录”丛书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希望看到奥地利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的作品再版。过去出过的《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都印得很少。我特别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去关注他,要知道施尼茨勒在德语文学界是不容忽视的一位作家,他在德语文学史上开意识流小说之先河,有“弗洛伊德的酷似者”之称。他一辈子写了30多部戏剧,小说有《通向野外的道路》、《特雷塞》、《古斯特少尉》等。

  瑞士德语作家马克思·弗里施也值得多一些引进和再版。译林出版社五六年前出过他的《能干的法贝尔》(最早是外国文学版),也没有太大的反响。另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过弗里施的长篇小说《施蒂勒》,不过名字改成了《逃离》。过去蔡鸿君先生还选编过《弗里施小说戏剧选》,也少见。

  一直以来,在被引进的各语种文学作品中,德语文学的地位是比较低的,而除了茨威格、卡夫卡、君特·格拉斯等这些太知名的作家之外,其余在德语文学史上留有一席之地的作家则不为人所知。要论经典性,施尼茨勒不能错过。不过现在的出版风气是往“小”里走、往“薄”里做,比如本哈德·施林克的《朗读者》这样的,要在这么短的篇幅内谈“二战的罪责”这样一个主题,也许深度会有欠缺,就得添加一些吸引人的作料。作者施林克也算“爆得大名”。真要看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还要在前辈里找。

  另外,俄罗斯文学中也是有很多东西不知不觉就没有人关注了,就只剩下那几个主角了。我觉得《俄罗斯的暗夜》可以再版。该书作者是俄国民意党人、著名的女革命家薇拉·妃格念尔,巴金在30年代翻译过她的《狱中回忆录》。个人认为,我们对于俄国革命的看法主要还是从传统的英美学者的解读中得来的,还是重1917轻1905的,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它之外的东西理解较为片面。妃格念尔作为民意党人,亲身经历和参与了那个时代的革命,她所记录下来的纪事和回忆,非常有价值。可是《俄罗斯的暗夜》在三联出版时,只印了4000册,《狱中回忆录》也不多见——总不能让人都去买拆零的《巴金译文集》吧。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过“作家回忆录”丛书,尽管关注的人少,但我认为那是一批好东西,回忆的都是“白银时代”前后的文人圈轶事,其中有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他妻子巴纳耶娃写的《巴纳耶娃回忆录》,以及瓦·布尔加科夫的《托尔斯泰的最后一年》、托尔斯泰女儿写的《父亲》等。还有《残酷的天才》印行也很少,找不到这部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资料,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心病。

  关于“白银时代”的书,我们出了不少,但是缺少系统性,对于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没有关照。

  此外我们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引进也是很不成功的。上海译文翻译出版的佩列文的书,都没有引起关注。人文社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史》是本好书,非常权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俄文学史的空白。出版机构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出版信息。其中有位作家苔菲(又译泰菲),虽然身处流亡,文字中却保持了积极向上的态度,很特别。他们那一批人怎么看待当时的俄政权,我想可以从其作品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看了这本书,才想起来华夏版的“双头鹰文库”以前出过一本几乎没人注意的《泰菲回忆录》。

止庵(学者,新星出版社副总编)

  《绝望》[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蓝色装甲兵》 法 罗息·尼米埃/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美]马克·斯洛宁/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达利自传》[西]萨尔瓦多·达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版

  《绝望》我不知道跟多少人推荐过,实在是太好了!据我所知上海译文出版社要出纳博科夫的集子,但是没有收入这一本。

  《蓝色装甲兵》写得真是漂亮。作品是描述二战法德战争的,既有野性的东西,文化味又很重,罗息·尼米埃一度成为法国读者热烈欢迎的作家。出版这本书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已经不存在了。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是对我个人影响很大的一本书。20多年前我买回来这部当时还是内部发行的出版物,一夜读完。印象很深的是看完合上书,窗外天都亮了。它把我以前对苏联文学的了解完全推翻。

  读《达利自传》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只嫌它短,都不舍得看,看一点赶紧放下,待一会再去看,生怕马上看完了。

  这些书虽然有的已读了一二十年了,但是印象特别深。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来说,我希望有更多后来的读者能够看到它们。读书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希望这些书能够带给大家快乐。

周振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
  《方豪六十自定稿》方豪/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法]裴化行(H.Bernard)著 萧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美]马士(Morse.H.B)著 区宗华译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组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方豪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史学泰斗,1974年曾获教皇保罗六世颁赠的名誉主教加“蒙席”衔。著有《宋史》、《中西交通史》、《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方豪六十自定稿》、《马相伯先生文集》、《明清之际中西血统之混合》等。《方豪六十自定稿》中收录了方豪最重要的天主教史研究文章,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

  《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不可缺少的一部书,上编叙述天主教徒来华目的;下编叙述利玛窦、方济各、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等人在华的传教活动。作者裴化行是法国人,耶稣会士,上世纪20年代末来华传教。在研究明清耶稣会的时候,裴化行提出用“人文主义”的眼光来看待利玛窦一派的传教士。裴化行提出的“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穿透力。因为他不仅谈论了欧洲当时进行着的“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同时也把明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潮看作是“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运动。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是一本很重要的研究中外交流的资料,但是译得不好,利用价值较小。希望能组织重译。

丁东(学者)

  《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我手上正好有一本《何廉回忆录》,这本回忆录很有价值,有再版的必要。

  百岁学者周有光先生要看这本书,遍寻未得,最后找到我,我通过山西的朋友谢泳才借到这本书。

  我觉得它有三方面的价值。

  一方面,何廉在书中回忆了他受的晚清私塾教育和最早的西式教育(赴美留学),这些内容对中国早期教育史的研究意义很大。

  第二方面,何廉上世纪20年代回国到南开大学当教授,1931年创办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开山人。同时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制度是他开创的。他是中国现代经济学史上很重要的人物。

  第三方面,抗战期间,何廉舍学从政,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经济部常务次长、农本局总经理、经济部政务次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等职,与蒋介石等政府政要有直接交往,这本书比较详细地回忆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运作的得失。

  1949年以后,何廉又去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本书即是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组织出版的。另外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也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如《顾维钧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等。《何廉回忆录》198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只印行4000册,所以眼下尽管有的图书馆还能找到,市面上却根本买不到了。


阎连科 莫言 梁晓声 狗年新作“连连碰”

    同为文坛宿将,莫言、阎连科、梁晓声等著名作家这两天依次在北京举行新作发布会。如此重量级的“高峰”聚首,如此密集的长篇新作扎堆,引起媒体与读者的一番比较。

    阎连科《丁庄梦》:艾滋病村狂想曲

    作为国

内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阎连科的《丁庄梦》被看作是与《鼠疫》、《大疫年纪事》等描写蔓延性传染疾病的世界名著媲美的作品。昨天,这位低调朴实的作家表示,他不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有责任写下这些字。

    这次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丁庄梦》将视线瞄准了一个艾滋病村。阎连科曾专门去河南“艾滋村”体验过生活。

    “完成了这部小说,也就完成了一个人对死亡的恐惧过程。”阎连科同时表示,其实自己写的是人心中的艾滋病,而不是人体上的艾滋病。在他看来,对于艾滋病,不是缺少药品和医生,其实社会对艾滋病的冷漠超出了媒体的描述。

    [内容简介]    小说视角是一个在农民大卖血开始时被人暗中毒死的少年。他的父亲是在卖血和热病爆发后大发横财的暴发户,因为妒忌他父亲发大财,有村民暗中下毒害死了这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个少年躺在菜园里,用无邪的双眼记录了这些农民形形色色的愚昧、顽劣、悲壮、辛酸。

    [适合人群]    阎连科表示,有三种人不适合阅读这本书,一是心灵脆弱的人,因为小说不会带来所谓美的享受;二是追求时尚文化的人,特别是热衷于《十面埋伏》、《无极》这些电影的人;三是想了解艾滋病人真实生活的人,因为小说不是报告文学。

    莫言 《生死疲劳》:中国式魔幻力量

    小说的叙述者居然经历了六道轮回,一世为人、一世为马、一世为牛、一世为猪……莫言在其新长篇《生死疲劳》首发式上表示,此次创作借用了佛教思想,但书写的仍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中国民间的轮回报应思想是一种制约社会与人的道德力量,是典型的中国魔幻。”莫言表示。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生死疲劳》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几千年来,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1949年土地改革以来,随着所有制的变化,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内容简介]    小说的一个主人公是一直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他遭遇到来自各方的打击,众叛亲离,但还是执拗地坚持单干。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一个正派的村支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希望恢复人民公社,不惜以死相拼。

    [适合人群]    喜欢夸张、强悍、凶猛、有爆发力、生命力等气质作品的读者。评论家张颐武认为,小说充满“美丽的凶猛”。

    梁晓声《伊人,伊人》:男人写作,女性气质

    著名作家梁晓声这次走起都市言情路线。他昨天表示,小说是有性别的,比如《红楼梦》就是由男人写的有女性气质的书。其新作《伊人,伊人》做的似乎就是这样一件事。“即使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也会感激女性。”

    创作过《今夜有暴风雪》、《浮城》等作品的梁晓声一向以颂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严肃文学著称,在他笔下,人物间的爱也总伴随着各种苦难的磨砺与考验。但他昨天表示,60岁来临之前,应该写点女性气质的书,由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伊人,伊人》以流丽委婉的笔调叙述了各样的情与爱,事先读过小说的一位业内人士评价,很有韩剧味道。

    [内容简介]    乔祺和秦岑共同经营有名的“伊人酒吧”。2004年除夕的雪夜,乔祺正准备向秦岑求婚时,酒吧里来了个乖张邪性的“小妖精”,当着秦岑的面把乔祺带走了……

    “小妖精”真名乔乔,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少年乔祺将襁褓中的她抱到坡底村的家中。乔乔对乔祺的依恋与生俱来,当真相大白,她对他的亲情之爱开始发生变化。

    [适合人群]    “一部叩问男女关系的长篇小说”,适合都市爱情小说爱好者,韩剧爱好者。

2006文坛迎来“交锋年”大牌作家重磅出击 原创文学引人关注

对于作家们来说,2006年注定是不寻常的一年。莫言、余华、铁凝、史铁生、安妮宝贝、严歌苓以及80后的一批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在这一年里,交出他们的重要作品,等待读者和评论界的检验。有人把2006戏称为作家们的“交锋年”。

莫言:《生死疲劳》挑战史诗

虽然仍是农村题材,但与《红高粱》和《檀香刑》中所展示的残忍和血腥不同,莫言在新作中变换了讲故事的方式,以“轮回”的构架来描画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故事情节极端、怪异、变形、荒诞,全书从内涵到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和艺术灵气。业内人士称,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辉煌的标志性著作。

余华:《兄弟》下部揭谜底

将一部小说分两次出版,余华的《兄弟》开创了文学作品的出版先例。按计划,下半部应该在去年年末今年年初面世,但由于《兄弟》上部推出后大受欢迎,余华对各种采访应接不暇,多少耽误了下半部的创作进度。为此,在新年来临之际,余华说自己除了《兄弟》,啥也不想了。他透露,目前正在进行后期修改,3月底能够出版,30多万字的阅读量相信不会让读者失望。

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

史铁生将推出的新作《我的丁一之旅》,是一部耐人寻味的现代爱情小说。在人们相互寻找的漫长旅途中,“我”和丁一共同走过了歧路漫漫的一段。小说家和思想者的史铁生用洁净优美、富于诗意和理性的文字描写爱情、性和性爱,追溯爱情的本原,探寻爱情的真谛和意义。

铁凝:潜心6年换来《笨花》

在这部新作中,作者一改以往作品中关注女性命运和个人情感世界的基调,而是截取了清末民初至上世纪40年代中期近50年的那个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一个小乡村的生活为蓝本,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凡事”之中。有评论家认为,这是铁凝迄今为止最具分量的长篇力作。

安妮宝贝:写作《莲花》尝试突破

被称为70后最具代表性作家的安妮宝贝,今年将推出长篇小说《莲花》。小说叙述了一个事业成功但内心不断挣扎的男子,结束无望的婚姻后,徒步穿越险峻的雅鲁藏布江,前往藏传佛教中传说的神秘莲花隐藏之地———墨脱途中发生的故事。安妮宝贝称,这部小说在其个人写作史上具有突破性意义。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解析人性

旅美作家严歌苓历时5年打造的长篇力作《第九个寡妇》,也将在今年出炉,该作品被评论界认为是目前最具有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纯文学作品。作品通过描写耿直纯朴,有个性,在世人看来有点傻乎乎的山村女子葡萄的故事,深刻反映了中国这几十年来农村政治经济变革的历程,挖掘剖析了人性的方方面面。

80后:打破“80后”的枷锁

“80后作家”是近年受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群体,但在群体性标签下,一些才华出众的作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作家社今年将推出被誉为“80后实力派五虎将”的小饭和张佳玮两人的新长篇。小饭的新长篇《蚂蚁》,通过犀利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一个有关“渊源”与爱的故事。张佳玮的新长篇《再见帕里斯》则运用了一个青年作家的才情“重塑神话”,并希望能以新作彻底打破“80后”的青春枷锁。

女作家石楠出版长篇新作

          以文学传记《画魂———张玉良传》而蜚声文坛的女作家石楠,潜心数载完成了一部长篇力作《生为女人》,近日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生为女人》描写了一个普通女子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一生所经历的三段截然不同的、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作品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深刻和真实以及罕见的厚重和凝练,表现了中国女性在苦难中所折射出的至善、至美、至纯品质,传达了一种撼人灵魂的人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