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诞希望》（The Christmas Hope)
作者：唐娜·凡里尔（Donna VanLiere) Integrity Publishers 派蒂（Patti）是一个热心、尽责的社工，但是对于英俊、帅气的飞行员丈夫马克·爱迪森（Mark Addison）她却没有丝毫热情和感觉。爱迪森夫妇俩早已分房睡，也早已放弃了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的念头。派蒂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圣诞节到来之时，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今年的圣诞节派蒂破例将5岁的艾米莉(Emily)带回了家。艾米莉温和、甜美，深信天使的存在，她渐渐打开了派蒂的心扉。艾米莉关于天堂追根究底的提问，让爱迪森夫妇明白了圣诞的意义，也明白了只要有信念与信仰的存在，那么人是不会被任何悲伤所击垮的。圣诞的温暖与快乐再次降临到这个冰冷的家。 唐娜·凡里尔是美国《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家。她的《圣诞鞋》和《圣诞祝福》成为了鼓舞人心的节日小说的经典，并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改编成了电影。《圣诞鞋》和《圣诞祝福》的主人公纳森·安德鲁斯（Nathan Andrews）也因为种种巧合重回读者的视野，与爱迪森夫妇一起为你讲述关于爱和信仰的动人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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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百万稿费遭质疑
日前，韩寒的新作《一座城池》起印50万册，稿酬将高达天价200万的消息引起多方关注。该书的编辑策划人陆金波表示，《一座城池》目前首印的50万册已经全部发出。按国内最高的版税15%来计算，现在付给韩寒的稿酬虽然还不到200万元，但只要加印，这个数字就绝对不成问题。但不少业内人士则认为，公开韩寒的天价稿费，很可能是一种商业炒作行为。而韩寒本人则认为，稿酬不能从一个作家的年龄和资历去衡量，而要根据一个作家的市场潜力来估算。他说：“我们国家人口那么多，畅销书作家只能有200万元稿酬，我认为非但不是天价，还是耻辱。”
中国知识界十大剽客排行榜
倒数第一名：雒三桂
剽客简介 ：雒三桂，又名雒启坤：文学博士、副教授。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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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胡适立像 李敖捐赠成北大难题？
“1500倍的人情”
9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李敖展开了他“神州之旅”的第一场演讲。
不可避免地，在这场演讲中，他多次提到了一个和他、和北大都有深厚渊源的人——胡适，并在结束时表示：“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了35万元人民币是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中国人最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给我，今天我相当于用1500倍来还这份人情。”
李敖一次性拿出100多万元新台币，并非一时冲动。早在今年2月份的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栏目中，他就提出要为胡适立像的想法，并出示了和凤凰卫视签署的续约中的有关条款：“第3期应付款为新台币1385280元整。乙方须于2005年5月31日交付，该款应交由乙方刘长乐先生，凤凰电视台刘长乐先生，代表李敖先生，捐赠北京大学作为胡适先生制作铜像的专款专用建设基金。”
李敖的父亲和李敖在台大的老师姚从吾都是胡适的学生。而李敖自己也与胡适相识相交，对胡适及其思想学术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他所以扬名文坛，也源于为胡适辩护而发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因此，胡适之于李敖，当然不止是资助过1000元的恩情。
演讲结束后，记者在北大校内随机采访了几位学生。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认为，胡适是近代思想文化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对北大贡献最大的3位老校长之一，立像是早就该做的事。一位新闻专业的学生认同李敖所说“胡适的思想是最温和的”，并表示这正是当今中国所需要的。
在北大未名BBS上，学生们对于李敖的这一建议都表示认同。其实，在北大校内为胡适立像，李敖并非第一个提出。在北大未名BBS的精华区，可以查到两次学生自发呼吁捐资树立胡适像的记录，这两次呼吁都曾经成为热门话题。
而来自北大的最新消息是：有关立像的具体事宜还在商讨之中。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北大港澳台办的潘庆德说：“李敖说北大有蔡元培的像，有唐·吉德的像，就是没有胡适的像。此言差矣！”据介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刚建成的新馆阳光阅览大厅内，有名人雕塑墙，其中一幅就是胡适，工作人员还专门带李敖参观了这个浮雕。
“胡适先生应有的地位，北大已经给予了。”潘庆德说：“胡适先生为北大的发展，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名人雕塑墙正是为了纪念他以及蔡元培等老校长而修建的。”
潘所说的雕塑墙就在位于新改建的图书馆南门入口处，由于在工作区一侧，不是很醒目。墙上刻有9个头像浮雕，以纪念为图书馆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老校长和老馆长。
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北大校内塑像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雕塑应有一定的历史涵义和指向，捐赠者与接受捐赠者具有特殊身份。据介绍，自1998年以来，校内开始控制户外大型雕塑的设立，目前批准的只有百年校庆期间在湖心岛建立的校庆标志和“北大星”两座雕塑。
这位工作人员并未说明所谓的“历史涵义和指向”以及“特殊身份”具体有什么标准。如果他所言不虚，那么，燕南园55号前面于1998年落成的陈岱孙像应该是最新树立的室外人物像。
除了陈岱孙像，北大校园内的人物雕像还有77、78级学生捐资的蔡元培像、李大钊像，西班牙捐献的塞万提斯像，法学楼前的马寅初像，中国文化研究所前的老子像。置于室内的人物像就更多了。
胡适归来之难
在北大107年的校史上，共有过29任、28位校长。但至今为人传颂的，不过四五位而已。在这几位中，胡适是任期最短的，只有3年多，但是他和北大的渊源、感情，却是无人可比的。虽然他并非北大毕业，却一直将北大当作自己的“第一母校”。
1929年，去沪3年的胡适回到刚刚复校成功的北大，写了这样一首诗：
三年不见他，
就自信能把他忘了。
今天又看见他，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他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他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还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挂！”
如果没有提示，又怎能让人想到这首“情诗”竟是一位著名学者写给一所大学的？胡适自己也知道“说出来只怕也没有人相信”，直到1951年才发表了这首诗，发表时还是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近百字的“短跋”。
胡适对于北大的感情，其来有自。1917年，刚刚回国的胡适，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毅然谢绝多方邀请，来到北大任教，成为最年轻的教授。在北大，他声名鹊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北大成就了他，他也和北大结下了终身情缘。
此后30年间，胡适除了出国考察和公干，大多数时间都在北大任教，历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校长，为北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去台之后，他也“虽在远，决不敢忘北大”。说起来，他的去世也和北大有关——在欢迎杨振宁、李政道等外籍院士的酒会上，他谈到自己和杨、李的师祖饶毓泰的师生情缘，过于激动而心脏病突发。最后，他的遗体覆盖着北大校旗下葬。
可是，胡适对于北大的贡献，因为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埋没了——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另一位对北大贡献巨大的老校长蒋梦麟。就在胡适发表那首“情诗”的同时，北京大学正在带头开展轰轰烈烈的“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在大陆的他的老友、学生乃至长子，都被迫加入了批判的浪潮。
理解了这段历史，才能理解北大人对于老校长的特殊感情。这是一所大学能否面对自己的历史、传承自己的传统的问题。23年前，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北大人——82届毕业生集资树立蔡元培像，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只是胡适的归来比之蔡元培要艰难得多。
于是，有了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台北胡适墓前的叹息：“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他回来后在一篇题为《我为胡适说几句话》的文章里写道：“我认为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反对共产主义，但是拿他那一把美国尺子来衡量，他也不见得赞成国民党。季羡林晚年决心回国定居，说明他还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因此，说他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不符合实际情况。”
北大校史专家、学者陈平原写道：“作为北大人，我对适之先生总有一种歉疚感。”
毛泽东：“50年后再给他平反”
在北大45号甲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挂着北大著名学者的画像，其中胡适的介绍开始就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
曾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说胡适曾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但是欧阳哲生说，他并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文件说明这一点。胡适地位的突变，主要来自建国后的两次“胡适大批判”。
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就是所谓的“洗澡”——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规模不大，却开了对“旧知识分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改造”的先河，其方法为后来的一系列运动所继承发展，直至反右、文革。
而1954～1955年间由“《红楼梦》事件”引发的第二轮批胡，则更加轰轰烈烈，可以说动员了整个知识界的力量。运动中撰写的批判文字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八大卷的《胡适思想批判》。从此，胡适和他的思想被彻底赶出了大陆思想文化界。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胡适大批判”是必然的。作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和核心人物，胡适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中国独立知识分子的领袖。不仅北大校长、中研院院长这样“学界领袖”的角色众人都认为非胡适莫属，甚至在知识界的“总统民意调查”中胡适也遥遥领先。其影响可见一斑。
胡适能得到这样的地位，并非偶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每个领域，几乎都绕不开胡适。虽然他的白话文写作水平不高，但是却为千万文人乃至亿万中国人打开了新语言的闸门；他的《红楼梦考证》，不论结论如何，却为文学研究树立了科学方法的典范；史学、政治学……乃至第一个提出建立原子研究中心的，也是他。
虽然有人惋惜胡适“政治上天真”却非要参政议政，但胡适面对动荡的时代，显然不能袖手旁观。在《人权论集》的序中，他写道：“今天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人，我们不过尽我们的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胡适自认为其议政并非代表某个党派阶层，更非坚持某一主义（政治上的“主义”和他信奉的实验主义哲学是对立的），而是坚持独立的立场，进行问题的批判。
当然，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并非不知道胡适的意义。1955年，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50年后再给他平反。”
正如季羡林先生抱病所写的《胡适全集》序言的题目，50年过去了，是否应该“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走进北大校内的博雅堂书店，在推荐台上赫然可以看到《胡适杂忆》、《胡适晚年口述自传》、《胡适的声音》等一系列关于胡适的书。据不完全统计，近20年来大陆出版的胡适专著已达30余部，胡适本人的作品、学术著作出版多达几十种，翻译了大量美国出版的胡适研究专著，还出现了两本胡适研究的专刊。《胡适全集》也在出版之中。在三联书店，有胡适图书的专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胡适系列”的责任编辑曹凌志认为：“我们原来一直在读鲁迅，港台却在读胡适。他是被打倒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走出了那个时代，应该重新认识胡适，他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改造了文化中的很多成分。”
这股“胡适热”，最直接的原因是随着学术自由的落实，学界开始对一些近现代人物进行重新评价。而根本原因则是，要理解近现代中国，胡适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阳哲生曾说：“如果要列举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趋向的历史人物，我认定胡适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
今天的大陆学界力图还原胡适，也出于建立中国文化传统的需要。中国的文化传统，不仅是几千年的儒家等“旧传统”，也包括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的新的文化传统。被“文革”打破和中止的，不仅是旧传统，也有新传统。今天各种“读经热”、“国学热”兴起，但是继承新传统也同样必要。而新传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是把新旧文化理解得最好的，正是胡适。
只是，为胡适立像似乎不被认为只是个学术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教授谢春涛认为：“胡适跟国民党去台湾，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属于敌对阵营。后来在政治上批胡适，但否定其他贡献是不对的。这个问题核心是政治，给这样的人物平反，是北大决定不了的，还得由北大之上的机构定。”
“但是那么大的党，党内的认识肯定是不一致，老人们转变观念是不容易的。”谢春涛说。
纳丁·戈迪默《爱的讲述》在中国出版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编辑的当今世界著名作家短篇小说集《爱的讲述》中译本近日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在该书的中译本首发式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致词中说：抗击艾滋病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任何一个具有责任感和良知的作家，都应该关注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所遭遇的各种不幸和苦难。人道主义精神，是今天这个世界需要全人类共同弘扬的一种精神，中国作家要在抗击艾滋病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爱的讲述》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代世界文坛的扫描，一批最重要的文学大家同时聚集在读者眼前，其中还包括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从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到美国的约翰·厄普代克、加拿大的马格丽特·阿特伍德，从南非的戈迪默、尼日利亚的阿契贝到德国的格拉斯、葡萄牙的萨拉马戈，从以色列的奥兹到日本的大江健三郎，所选小说都是他们自认为代表了自己作为“讲故事的人”的力作。如此种类繁多、个性鲜明的世界级作家同时出现在一本选集中实属罕见。他们的小说反映了人类世界的情感之深之广：在不同大陆不同文化中的悲剧、喜剧、幻想、讽刺、性爱与战争的戏剧。在《爱的讲述》发布会上，濮存昕当场购买２０本样书以表示对活动的大力支持。《爱的讲述》策划人章祖德、中国译协副会长李文俊等多位翻译家对活动给予了赞扬和鼓励。
“复旦诗派”举行迎新诗歌派对
《重聚在诗歌的旗帜下——复旦诗派迎新Party》去年12月30日晚在泰康路尔东强艺术中心举行。
“复旦诗派”是以历届复旦诗社成员组成的诗歌群体。成立于1981年的复旦诗社，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大学生诗社之一，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院派诗人。复旦百年校庆之际，他们回到母校，举办了“复旦诗歌日”并编辑《复旦诗派诗歌系列》十六本，为母校百年献上厚礼也为中国新世纪诗歌书写新的诗篇。在诗歌聚会上，复旦诗派的代表诗人许德民、孙晓刚、杜立德、刘原、韩国强、杨宇东、张海宁、鲁育宗等相继朗诵了自己的诗篇。参加聚会的著名诗人赵丽宏、黎焕颐、严力等也纷纷登台献诗。在和诗歌久别重逢或者小别重逢之后，来宾们都兴致勃勃地登台朗诵，以诗歌的名义庆贺新年的到来。参加诗歌聚会的还有各界人士龚心瀚、郑祖康、陈村、周长江、俞晓夫、朱国宏、尔东强、姚献民等。
胡平:再不大声疾呼就来不及了
——推荐《和解的智慧》
政权与国家的稳定，终归是要落实于一个合理的制度和安祥的民心之上。
作为当今世界仅存的共产专制大国，中国正面临着艰巨的民主转型。中国的民主转型为何如此艰难？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存在着哪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我们将遇到哪些阻力和挑战？什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式？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何种道路？
出于对上述问题的长期思考与研究，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两位学者，冯崇义和丘岳首，向一切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献上了他们的一部论文集：书名是《和解的智慧》。该书已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两位作者的18篇文章以及三篇附录。其中，有对自由主义理念的深入浅出的阐发，有对时政的理性的分析批评，也有对中国政治转型的富于建设性的主张和建议。
和一般的时评政论相比，这本书更有学者的严谨与明晰；和一般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书更通俗流畅，贴近现实。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本书有很强的时间性：它是为当下的中国而写，希望为当下的读者所读，指望在当下的中国发挥一定的作用。正象两位作者在前言里所说：“我辈本是书斋中人，直接出面干预江湖中事，实是情非得已。”作者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和李慎之一样，他们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宪政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再不实行就要出大麻烦大危机大灾难了。我们是在和灾难赛跑，再不大声疾呼就来不及了。
两位作者指出：“中国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转型：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从大一统文化向多元文化的转型、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这种宏伟的转型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希望和期盼。与此同时，社会大转型也引发种种矛盾与危机。失范现象遍布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处处显示出现有党国体制无法适应社会大转型的需要。…… 为此，我们渴望并将致力寻求一次‘壮丽’的和解——体制内外、海内外不同政见者基于宽容理性和政治多元化等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理念的和解”。
请注意：在这里，针对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作者首先提出的主张是政治和解。这无疑是极有见地的。从表面上看，作者并没有对中国存在的各种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譬如说，作者没有提出应该怎样解决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问题，怎样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怎样解决腐败问题，怎样解决失业问题，怎样解决三农问题，怎样解决人口问题，怎样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以及诸如此类。作者首先提出的是政治和解。这是不是太务虚、太空泛了呢？不是，绝对不是。作者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开端是相当程度的政治和解”。没有七十年代末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共产专制就是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不断地制造社会的分裂、对立与仇恨。如果听任这种分裂、对立和仇恨不断积累而拒绝实行和解，整个社会必然会爆发大动乱大灾难，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冯崇义和丘岳首似乎并没有提出解决当今中国各种问题的具体办法，但实际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比“解决问题”还更为基本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 “如何解决问题”的问题。自由民主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自由民主是为了解决“如何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自由民主就是用讨论代替监禁，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这难道不是比提出一两个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更重要吗？农民问题专家于建嵘在回答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时，开门见山第一条就是“让农民自己说话”。这个答案不是比那些具体的政策性建议更根本吗？
作者指出：“和谐，是指各种声音有序的组合互动；稳定，是各派力量有效的协作制衡。政权与国家的稳定，终归是要落实于一个合理的制度和安祥的民心之上。不错，中国的经济是在发展，但经济大厦建得愈高，愈是要求有一个坚实平稳的文明政治基础。缺乏合法性的专制政治绝不可能将中国带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天堂。中国的危险恰恰在于一座不断拔高的经济大厦与政治合法性地基的不相适应。封杀有善意建言认真探讨问题的网站，逮捕及恐吓有独立见解的异见人士，一如在这一原本就脆弱的地基上再挖掉一些沙石。” “大厦倾倒，无一方将幸免于难，是谁也不乐见的。要免于这一灾难，急需各方人士、特别是握有主动权的政府一方的理性、妥协和宽让。执政者应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异见，不能以固有唯我独尊独大的偏执心理态度拒斥不同政治理念，更不能以掌控的国家暴力扼杀思想者。”
正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迄今为止，中共当局丝毫没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迹象。两位作者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呼吁中共当局停止政治迫害，实现政治和解，是不是太迂腐、太书生气了呢？我相信作者的现实感决不比别人差。事实上，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了解从而对大灾难到来的可能性不敢掉以轻心，他们才写下了这本书。两位作者的一片赤子之心，让人不能不感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向读者热诚地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国际组织谴责微软删除赵京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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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2日狱委讯】VOA记者杨明报道:一个国际性的媒体监督组织谴责美国微软公司和中国当局窒息言论自由，删除一个敢于批评社会时弊的记者博客。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审查记者赵京的著名博客，并对微软公司屈从于中国政府的压力、删除赵京博客的有关内容表示震惊。 “保护记者委员会”亚洲部研究员克里斯丁.琼斯对记者说：“中国越来越企图通过让互联网公司屈从他们的压制政策，来窒息新闻和言论的传播，这让人深感不安。互联网公司有责任捍卫互联网的理念，那就是信息的自由和公开交流。” 她说，中国政府还有效地说服许多跨国信息技术公司帮助他们进行审查和监控。例如，去年雅虎公司就因为向中国当局提供记者师涛雅虎帐户的咨询，致使当代商报记者师涛因所谓“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处十年徒刑。 赵京是纽约时报驻北京的研究员，在微软空间上以笔名安替设立了自己的新闻和政治博客网站。安替去年12月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批评中国当局撤销新京报总编职务以及新京报记者罢工的消息。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微软公司于12月30号删除了上述有关内容。 赵京2006年1月4号在他主持的安替博客上说：“微软删除掉我的空间的那个下午，我一点感觉也没有。但到了夜里，我难过地哭了……做一个自由的中国人好难。”据赵京说，他的博客一年内两次被封。他说：“在中国我们这种新闻人在未来几年内将空间越来越小。” |
郭飞熊离京 便衣如临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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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2日狱委讯】今天，郭飞熊别我而去，群车众警如临大敌，蜂拥而至，着实让我们再次零距离看到了这个政权的非同寻常的“强大”及非同寻常的怯弱！ 上午，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到访，希望拍几张有便衣及跟踪车辆的照片，我满口答应之，我告诉朋友：“在今天全球六十亿人口中，便衣特务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就在中国，而在今天的中国，一个具体的个人身边，便衣特务数量最多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尽可恣意妄为”。在拍照过程中，朋友兴奋的两眼猛放异光，与往日不同的是，不仅无牌照车多的让朋友目瞪口呆，今天，我家周围第一次出现公开配置警灯，公开在车前挡风玻璃上贴“安全”牌子的车辆，可谓天遂朋友愿，让他一次拍了个够。有意思的是，我们拍照过程中，特务的车就象耗子躲猫一样，开着车到处乱躲、乱藏，过路人的好奇地驻足围观。 上午送走朋友，我走到一辆便衣的无牌照车前敲了一下车窗玻璃，车上坐的四名便衣竟吓得都本能地抱着头拚命地朝后仰，我坚持继续轻轻地敲玻璃，其中一位可能感到我并无恶意，便小心地打开车窗，脸上仍显惊恐状地看着我，我告诉他们不要紧张，我的车今天不能用，我要到火车站去送郭飞熊，你们的车跟着，还不如让我们就坐你们的车送一送。他们说这绝对不能由他们自己作主，其中一位也不在惊恐，小心地问我：“我们能和您说话吗”？我回答：“我从未拒绝过和任何人说话，现在我们不是正在说话吗？”，他又问：“您今天不是要和郭飞熊一起走吗”？我答：“没有啊！”，他又问：“那我们到售票点调查，你们是买了四张到湖北省的火车票，那谁和郭飞熊一起走”？我答：“我们只买了一张票，就他一个人走”，他又说：“我们调查的是你们买了四张票，以为您和郭飞熊等人要到湖北去调查法轮功！这两天把我们紧张坏啦！郭飞雄走了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几天啦”，我说：“但愿你们能有休息的那天”，这时，一位便衣突然地问：“你每天和那么多的人一起吃饭，资金从那里来？谁掏钱？”我答：“对不起，那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不应当由我来做”，一段有趣的对话结束。 郭飞熊在一群便衣的“护送”下上了火车，踏上了归程；带着他的微笑，带着他的自信和坚定。 2006年1月11日 在有特务跟踪的日子里于北京。 |
邹波:乔治·奥威尔是怎样说话的
乔治·奥威尔是对这个世界期望最少的人之一，但他没有写出卡夫卡那样模糊的小说，他写出了《1984》和《动物农庄》，以及大量的书评、随笔、广播讲话稿和日记。战争时期你总能在ＢＢＣ的节目里听到他的声音。
每个人“回报社会”的方法都不一样。卡夫卡的做法是：重新创造一个世界，继而创造出属于那个世界的语言，再用这种语言来反对我们平常说话的语言，所以他的世界显得陌生。可奥威尔从来没有创造过陌生的世界和语言——即使用上他最大胆的想象，他写的童话和反乌托邦故事都毫不让人惊奇。
所以，去年我还认为奥威尔很差。那时我只关心语言，并认为写作者所做的一切最终要回到写作本身，所以我的生活反而显得缺乏目的，另一些人在写作时始终没朝这个方向回归，他们的生命力耗散在宇宙其他地方。他们显然对生活抱有更明确的要求。他们评论。 我对语言的追究还因为，当我听到人们谈论政治、经济、艺术、文学甚至科学时，我立刻会觉得“汉语真是太贫乏了”。 我以为英语的情况可能比现代汉语要好些——英语的结构感，至少还是可以用来保存思想和表达思想的。不过，英语可能也好不了太多。我估计一个英国人甚至会说：“英语太贫乏了，汉语的情况可能还要好一点”。
人们可能真的更容易批评自己的母语。人们总带着补偿的心理去学外语。然后真的认为得到了补偿，所以说话夹杂外语的人，总觉得自己的语言能力更强了。 在《政治与英语》一文中，作为一个英国人，奥威尔对自己的母语进行了批评：“现代英语，特别是书面语，到处都是坏习惯……” 在《政治与英语》中，奥威尔列举了几种：“僵死的比喻、花里胡哨、给词语安装假肢、装腔作势的用词、不知所云的文字”，他认为艺术批评文章尤其充满废话——“浪漫主义”、“可塑的”、“价值”、“人性”、“死的”、“伤感的”、“自然的”、“活力”等等词语，说不上有任何意义，当人们说“某先生的作品的卓越之处是有活力”，那几乎等于是说“某先生的作品的卓越之处是卓越”。 当我们说“民主”、“暴行”、“自由”、“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公正”、“为正义而战”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仿佛不是活人，而是总统一样的傀儡。
奥威尔认为“民主”这个词本身具有多种对立的意思，“民主”既可能是好的，又可能是坏的，所以，当你要表达个人感情时，“民主”这种大词根本就没法用。 卡尔·波普尔《反对大词》一文在学术领域也进行了类似列举。他甚至认为“实证主义”、“新实证主义”以及“反实证主义”都是一个意思。波普尔还认为那些在学术上反对他的人是因为听说他是个“实证主义者”而反对他，而很多人根本就不认识他，也没读过他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强调：他“不为词语而争论”，他完全拒绝与哈贝马斯、阿多诺等人的讨论，因为那些批评从来就没真正进入过他的思想。那些争论并不存在。 与奥威尔一样，波普尔也强调语言清晰——只不过他不屑谈论语言。
现在回想，当我抱怨“汉语贫乏”时，我本来想说的可能也是：我们的思想本身太贫乏了，这句话似乎更深刻——因为谈论语言似乎总没有谈论思想显得深刻。但现在想来，反而不够直接。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奥威尔那样直接谈谈语言呢——追究语言并不是什么肤浅的事。因为仔细想想，并无所谓先于语言、先于表达的思想，当我们沉思默想的时候，“我们也在说”——海德格尔是这么说的。但更值得澄清的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思想。
至少奥威尔是如此。当他谈语言，他谈的就是思想。他的语言如此清晰，以至于完全就是思想本身。 当然，这造成了他小说创作中的最大缺陷：他的思想如此明确，以至再用比喻去说明就显得多余。当他说那些猪啊、驴子的时候，谁都知道他是在说谁；读了《1984》的故事梗概再继续去读小说本身也将是毫无所得的。
与奥威尔形成对照的是美国作家西奥多·德莱塞：他的世界太写实，以至没有理论可以套住这野马。德莱塞毕生都在试图将斯宾塞单调的社会学说融入他丰富的小说里，但这些议论始终都只是“毫无关系的伴唱”。读书并没有给德莱塞带来任何帮助，但如索尔·贝娄所说：“他有的是生活”。 奥威尔则不然。不过与其说他“缺乏生活”不如说他的作品缺乏“任何带来歧义的、不可言传的东西”。他的形象思维价值甚微。正如德莱塞的评论是多余的，奥威尔的小说是多余的。对他小说的过度诠释更是多余的。
对奥威尔的一切批评都集中在此，并以此来否定他的全部，说他是个糟糕的作家。 阿多诺认为奥威尔强调的清晰语言仅仅在逃避更深入的智力探索和怀疑。他的攻击对象还是奥威尔的小说。 这种批评也造成了我对奥威尔最初的成见，但我逐渐发现他的评论文字和他的小说是同一件事物的好坏两面。当他的语言——或者说思想运用到社会批评、文学评论，他的怀疑精神是无与伦比的。我发现，在现代世界里，他没有相信过任何人，没有相信过任何一种貌似天真无邪、简单的东西，他对马克·吐温——那个时代“特许认可”、“有资格天真地说话的弄臣”——的怀疑也相当彻底，他几乎从没有被他逗乐过，他说吐温其实总是“欲言又止”，他所有密西西比故事都似乎“笼罩着另外一部更伟大、更明白的书的阴影”。他也不相信真有那样一个“毫无压力的社会”。他还认为甘地——那个时代另一个天真而虔诚的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无论如何，奥威尔帮助我消除了许多关于这个世界的天真幻想。他仿佛总在提醒我们：“别把世界想得那么天真。”对他来说，“当一切人成为公众人物之后，都是可疑的。”这种姿态和眼光并不比哈贝马斯以及阿多诺对现代性的反思水平差。
奥威尔至少是个杰出的批评家。而且，他用评论的方式而不是小说的方式将他对世界的一切看法直接地说出来了。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他流露的思想比小说中流露的要充分、纤细和丰富得多。
与阿多诺不同，奥威尔用简单的英语、在区区一篇媒体文章中就能将问题讨论到学术文章的深度——爱默生也能在布道中迅速深入某种知识。这还让我想起伯特兰·罗素——我从未见过有人用那么简单朴实的英语那样赤手空拳地进入到高等数学的腹地——在这方面，罗素更激进而自负地认为：数学简直可以去掉那些相当于术语的数字，完全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达。
这也是奥威尔、罗素、爱默生、卡莱尔等人与卡夫卡的区别，卡夫卡的语言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社会批评家则要求世界“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思自己、矫正自己——甚至反对自己”。这些批评文字是可以直接被争论、被反驳的，因为它就是对你说的。 但小说语言的交谈对象是可疑的——像耶稣在沙地上划字时说的话一样，那些话不知道说给谁听，所以你读了之后最健康的反应应该是沉思或者哑口无言。文学语言生活在文学创造的世界。
阿多诺恰好将“深奥的写作”称为学术文章中的“文学成分”，在要求直接说话的语境下，他们反而主张“深奥的写作”。
他们制造某种“陌生的语言”，并希望以此来同世界“保持疏远”。他们想成为学术界的卡夫卡。他们的评论不知道在评论谁。 批评家凯斯·波利特认为：这种“文学性”是多余的——这种姿态“只是在一个不存在激进的选择的世界里做出的激进的姿态”（参见于威《奥威尔与劣质写作》一文），波利特也许想说：他们如果真勇敢到想与这个世界保持疏离，为什么不干脆去写小说？ 他们没资格谈文学。卡夫卡创造了整个陌生的世界，而这些人什么都没创造。正如波普尔所说的：连一个真正的问题都没有创造。
从任何角度说，“深奥的写作”都只不过是在表达能力有限时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绝对不能成为语言的目标，否则将完全沦为冗余信息。 对此，我想没有比奥威尔那句话说得更明了：“我们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聪明人竟要以将不言自明的东西再说一次为己任。”康定斯基在《艺术中的精神》中也说过类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