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冰心日本佚作回归故土

 

  包括描写其新婚的《纯白的婚礼》、描写旅途景致的《日本的风景》等,将收入新的《冰心全集》

   一批从未与国内读者谋面的冰心文章,开始陆续“回国”。记者近日从福建冰心文学馆获悉,这些文章将与2005年冰心家人赠予该馆的冰心书信、日记一道,在整理之后,补充收入《冰心全集》。而《全集》篇数也预期将由现有的9卷,增至11卷。

  找到的佚文共有十余篇

  据介绍,1946年至1951年,冰心旅居日本5年,期间以日文发表了许多的文章与演讲,一部分已经翻译为中文,后收入《冰心全集》,但在日本还有不少的文章与演讲未能找出,而且这些文章未经翻译、在国内也从未发表过。

  冰心研究会秘书长、冰心文学馆常务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冰心研究专家王炳根先生2005年9月30日至11月27日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在关西大学萩野脩二教授、牧野格子博士、名古屋爱知大学的虞萍博士、东京驹泽大学的釜屋修教授等帮助与支持下,收集了冰心于1963年在东京仓石中国语讲司会、1980年在京都的演讲录音、《日本的风景》、《评阅述感》等十余篇佚文与演讲文章,这些珍贵的资料成为冰心研究的重要收获。

  王炳根目前带回的文章有6篇,其中包括冰心描写其新婚的《纯白的婚礼》、描写旅途景致的《日本的风景》等。其余文章仍在由日本学者整理和翻译中。据王炳根介绍,在冰心的佚文中,有一篇名为《惆怅》的中篇小说究竟是否系冰心作品,冰心家人与专家对此都有较大争议。对此,福建冰心文学馆将于今年9月在北京专门为该部作品举行专家论证会及新闻发布会。

  名人贺卡展怀念冰心

  记者从福建冰心文学馆还了解到,冰心文学馆将在对冰心遗物进一步整理之后,陆续推出以名人明信片、贺卡等为专题的展览。这些寄给冰心的明信片、贺卡中,有不少发自世界级名人之手。

  在冰心逝世五周年之际,曾由冰心家属捐献给冰心文学馆数量达几个集装箱的遗物。这批遗物除了已在冰心文学馆展出的冰心使用过的桌、椅、床、电视等物品外,还有大量极有价值的手稿、贺卡、字画、书信等,时间跨度数十年,不少出自名人之手。有些留言、签字都十分特别有意思,甚至有一些贺卡与明信片,也是名家亲手绘制寄给冰心的。

《夏衍全集》编纂完成并出版

           国家及我省“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夏衍全集》编纂完成,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月10日,中国文联、浙江联合出版集团共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夏衍全集》新书发布会。

  《夏衍全集》编纂项目于2002年下半年启动,共16卷,约920万字,分为戏剧剧本、戏剧评论、电影剧本、电影评论、文学、新闻时评、译著、回忆录、书信日记等卷目。其中戏剧剧本收入了夏衍的全部舞台剧,包括多幕话剧13部、独幕剧8篇、合作剧本4部,是目前收录最全的夏衍剧本集。

   据了解,全集对夏衍的作品作了一次较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主要创作门类基本收全,有存目的篇什,绝大部分找到并已编入,同时还发现了相当部分从未入集的文章和已经绝版的集子,澄清了一些延续已久的误读,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正式结集发表夏衍的戏剧评论、书信日记、译文集。

畅销书成了速朽书

  如今,一个星期出版一本书已不是难事。而随着出版周期的缩短,图书的生命周期也随之大大缩短。一本书在书店书架上停留的时间有多长?虽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权威数据,但以业内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两个月左右。两个月什么概念?可能一本书还没通过发行与读者见面,就将“投身”造纸厂化浆,或者跻身“特价书”甩卖的行列。
  导致图书“易碎”的原因很多,但不能否认,出版界的浮躁、短视也是直接的“驱动力”。

  新闻拉着出版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闻显示出对出版业越来越强的拉动作用:一是选题上的拉动。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各种披露事件“真相”的相关书就会蜂拥而至。比如,戴安娜车祸身亡后,半个月内就有六七种关于戴安娜的书出来;著名港星张国荣的那一跳,又跳出了17种怀念张国荣的图书……而另一个拉动就是新闻事件的发生带动相关的图书出版,比如SARS、禽流感的爆发,带来了医学保健书的畅销;伊拉克战争拉动了兵器图书的畅销等等。
  不仅如此,一些文艺图书的创作也因糅进了诸多新闻要素而派生出一个评论界颇有争议的全新品种———“即时小说”。

  资源跟着网络走

  这两年,网络文学也成了出版界着力挖掘的一个出版资源。只要在网上走红、点击率高的作品,一般都会被出版社相中,从网络走向传统的纸质出版物。这其中当然不乏优秀的作品,比如号称“第一部网络小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时下正热的《双面胶》等等。但不能否认,也有鱼目混珠之作。
  出版社的热衷和竞相追逐,自然又“催生”了越来越多网络作品的诞生。一位网络写手曾开玩笑地说:写网络作品不怕不出,就怕不红。你出我出大家出,供大于求造成市场的过剩,自是在所难免。

  灵感追着娱乐走

  时下,出版与娱乐也是“非常接近”。比如,很多编辑把选题的灵感锁定在娱乐界。屈指算来,演艺界的大大小小明星、主持人,几乎已被出版社一网打尽,且有的还在“培育”潜在明星“写手”;再则,影视书也是出版社追逐的热点。比如先电影而推出的《艺伎回忆录》、《无极》小说版等等,有的为影视先期造势,有的与影视中期互动,影视与图书互惠互利。
  此外,娱乐界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让出版界及时“跟进”。比如“超女”的走红,各种版本的“超女书”便迅速占领书店的书架。这些书的生命周期有多长,自是显而易见的。

  速朽图书制造泡沫

  图书强调“即时”的时效性,拉近了图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但同时也因“时过境迁”而快速“失效”。
  有关人士提出,近年来,中国书业每年推出的图书新品种逐年上升。目前,中国出版业的年出版图书种类超过了15万种,但是真正在读者的视线及书架上长时间停留的图书,除了工具书,其它是少之又少。
  在刚结束的二渠道春季订货会上,大量特价图书的出现,便传递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越来越多“速朽”书的出现,不仅导致了库存的大量积压,浪费了资源,也挤占了新书的生存空间。应该看到,这已经成为中国出版发展进程中难以跨越的深渊。
    

吴亮:速朽一代

“速朽一代”指的是谁?不,我不能立即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适用于许多情况的标签。“速朽一代”也不属于指代某个固定的特殊群体的专用名词,相反,它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之中,由那些最不固定最善变的文化游牧分子所构成——“速朽一代”没有组织,它各自为政,它是浮在时代表面的原子化的个人,正是这样一些无所不在的原子化的个人促成了当前文化标识的流行:它的善变性,与时代的无方向性保持着高度的同步,它的速朽性质则从反面体现它的易被时间呑噬的短暂新鲜感令人不可思议地抓住了时代精神的虚无特征,而这恰好是它的活力以及它之所以吸引人们的诡秘之处,同时也是它有可能以“速朽”为标签为我们的时代做出文化注解并使自身成为历史经典的意外依据。

  “但是,”有人会问,“你所谓的速朽一代,难道不正是指那些脱离现时代最基本真实和最尖锐问题的矫饰文化和流行写作吗?”是的,你的问题提得好极了,亲爱的先生。在一个充满了残酷真实和尖锐问题的时代,竟然产生出如此不残酷不尖锐的文化和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却不能从文化和写作内部去寻找。

  那个笼统的文化消失了,写作同样如此。从一种眼光看出去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在另一种眼光看来则不然。决定眼光不同的因素很多,拒绝承认另一种文化和写作之价值的情况仍然存在,但这种拒绝恰恰是该文化和写作的外部生存条件之一。“速朽一代”被一些人鄙夷的事实,并不能推翻它被另一些人欣然接纳的事实。“他们的写作微不足道!”“他们所描写的生活和情感微不足道!”是啊,我一度也这么认为。微不足道的何止是生活和写作,还有微不足道的“批评”!在这个小小的关于争辩“谁更有价值”的真理事件中,真理并没有出场……因为隔膜和轻视,那种相互的轻视,即使还不至于发生对抗,但差异的鸿沟已使交流发生了障碍……不必再呼吁彼此的理解,这已经没有必要,在“谁更有价值”的选择题辩论中,“分殊化”是一个双方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确实,“速朽一代”赢得了它应该赢得的赞成票……

  被批评家经常挂在嘴边的“全景式社会”与“时代总体性”都不过是用言词勾勒的结果,所谓“总体性的生活”对任何个人而言都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抽象的大脑之中。生活视野和个人经验的局域性必然导致表达的“分殊化”——“速朽一代”无意回避现实的残酷面和尖锐性,因为它谈不上回避并不了解之事也谈不上回避未有深切体验之物——个人命运和生活环境的有限性,不可能通过高屋建瓴的概念认识而获得解放,哪怕这是一种更具覆盖力的真理概念。而写作,特别是“速朽一代”的写作,它的贡献仅在于,它恰当地出没于现实的另一些层面,这“另一些层面”绝不是用一句“虚假生活”或“半张脸”就可以打发的。

  文化和写作中的“责任理论”至今具有自封的优越性和优先衡量权,人们仍然习惯性地继续将“文学责任”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但这不过是空洞的泛泛之论——“要做个好人!”那有什么可争辩的?可是,“何谓好人?”人们在这个问题前开始分裂了……“文学责任”同样是一个经不住追问的命题,“何谓责任?”“谁”对“谁”负责?对“责任”之内涵的不同解释何以会针锋相对,哪怕对立的双方都赞同“责任”一词,最后仍然要发展成势不两立?“文学责任”并不能统一不同的人,随着争论的深入,这个命题进一步分裂了不同的人……现在的问题转化为:“速朽一代”的“责任”表现在什么方面?

  “速朽一代”的责任是——为自己写作,它的核心是自我。难道不是吗?有什么问题吗?文学的责任是为了别人,因为文学在为“别人”,“别人”就会为之感激涕零——且慢,如果一个律师替别人辩护,别人将感谢他;如果一个律师替自己辩护,就有问题了吗?为“别人”伸张正义和争取权利不仅高尚而且可以载入史册,为自己伸张正义和争取权利则势必渺小而速朽,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一个人对“表达自我”没有兴趣,他怎么会对别人“讲出自己心里话”感兴趣?如果一个人从来不为自我着想,他又有什么必要感谢别人“为我代言”呢?

  结果居然是这样:自私的,自我中心的写作在现时代赢得了许多人!是他们都很自私吗?还是他们不过为了了解“某个”与他们无关的“自私的人”?共鸣居然在许多同样自私的琴弦上发出,或者,并没有共鸣,那些人仅仅是好奇,一种公开的窥视……这么简单?那些人粗鄙而无教养,这样说可要小心!那些人在充斥着假面和肤浅表演的文化中精神正在堕落,这样说更要小心!反思不是凌驾他人之上的宣判,反思应当态度超然。以道德责任的代言者自居,不过是另一种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升华错觉,一种对自我的无边放大。当写作已不再是一门少数人掌握的特殊技能时,它就必然成为更多人参与的即兴表达,“速朽一代”更是如此:它成了逸出责任理论的一次性个人表演,何况责任理论在现时代的诸多远为重要的领域都已经失效。

  “速朽一代”在另一种我们可能完全不知情的语境中长大——我们自以为已经烂熟于心的现时代,一直被我们同样自以为烂熟于心的字词和概念反复描述与总结,这一切在我们看来似乎不证自明,但我们所谓烂熟于心的那一套在“速朽一代”眼中却可能全然陌生。在同时代中生活并不意味着只会产生出一种类型的人和一种类型的头脑!我们耿耿于怀的诸项重大问题,对他们也许并不存在!我们们急于想知道他们一些什么呢?或者,我们对他们想告诉人们的感受和经验统统不感兴趣,只是一味要求他们能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因为我们坚信只有我们才抓住了时代的根本!可惜呀,也许正是他们才抓住了时代的根本,这可说不定!

  不要指责“速朽一代”只知道“现实的一半”,更不必要求他们去认识“现实的另一半” ,应先设法知道“他们知道的一半”是什么——除了自我,摩登,表面化,流行时尚,陶醉于假相(这一指责本身也在提供一种新的假相迷信),还包括:新技术与媒介之利用、图像主导、即用即弃、通讯革命带来的新书写风格,多样性之混杂、朝秦暮楚、无方向性……他们才是现时代所造就的真正体现其特征的一帮!

  所谓自我,时髦,表面化,流行,假相,不就通过“恋物”来达成的吗?是的,先生们,的确如此。支撑“速朽一代”生活的,乃坚定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那种喋喋不休的对物质细节的关注和个人感官印象的描述时常招人垢病,殊不知这最容易见异思迁与始乱终弃的“恋物癖”正是现时代文化发生重要变迁的后果——从“观念拜物教”转回到“商品拜物教”,既是向上走的过程也是向下滑的过程——虽然已经返回生活的物质基点,同时又因为物质自身越来越短的淘汰周期,“速朽一代”在物质主义的现实/虚幻之矛盾体中看到自己的双重面影。

  “速朽一代”从不渴望最高目标,
那全是些“不可能之物”。“速朽一代”坚信的此岸性在于它的“可期盼”、“可触摸”和“可占有”——限制在物质领域里的生活图景才可能被有效地想像,它具体地呈现在那里。和“速朽一代”所写作品的命运相比,生活现场中大量被使用的“物质成品”,特别是孤零零的“单件物品”,往往老得更快——物品越时髦,就越比文字更易朽。“速朽一代”把写作全面依托在物质生活之上,这可靠吗?他们的前辈说,当年人们涌向灯塔顶的楼梯时,半途脚下的楼板被抽掉了。后来有人传说,灯塔顶楼里面一片漆黑……“谁说我们不要光明不要精神?”他们中当有人忿忿不平。当然,其实我们都应当了解,追求个人目标同物质的关系紧紧相联,而着重谈论物欲和官能不过是精神观念的指向发生转移的表征,区别在于:以前精神观念是一块牌位,物质祭品远比牌位低卑。现时代的精神观念则是对一切物质的重新命名,精神和物质终于合为一体了。

  千百年来,生活从来都是速朽的。生活在时间中逝去,它很少被记载。人们并不因为生活的速朽就毅然放弃生活,生活也不是因为它将被记载才值得一过。人们生活,既在于宿命,也在于生活的此刻性和一次性:偶然,意外,短暂,期望及不可预知。生活的强大魔力即在于此,它牢牢地吸引了人们。那么多生活不被记载又何足惜!

  “速朽”不过是“化为乌有”的另一种表达。人们自从能够用文字和图像保留自己的一部分生活残痕以来,便开始迷信有些东西可以世代相传,进而免遭“速朽”的厄运。让一种东西长期保存,其实变成了“记载这种东西的文字”得以长期保存……这可能是历史经典得以产生的最初梦想,而经典一旦真正产生,人们便转过身对那些注定要与“不重要”的生活一同归于湮灭的“速朽”文字嗤之以鼻。但是,一个迄今为止对“速朽”最为有利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了——写作行为被教育普及与书写传播工具的廉价化扩散到极为广大的人群之中,记载每天“速朽的生活”,汇成现时代最壮观的景象:即时写作,即时阅读,历史只是课本,经典只是化石,新闻才是一切……这个伟大的转变,颠倒了被历史与经典盘据在金字塔尖的图型,沉睡在金字塔底被压抑数千年之久的大众开始发挥他巨大的能量。

  “速朽一代”就在此背景中诞生,它和写作的普及和廉价化密切相关。因为普及和廉价,写作的神圣与不朽(经典和永恒是它的两道魔咒)开始“脱魅”,写作所具有的一切潜能都充分展现出来。“速朽一代”的写作只在乎空间的扩张,而不在乎时间的绵延。唯有这样,写作才能更接近速朽的生活本身,从而也更接近生活的一个宿命真理:它是瞬间的,而不是不朽的。对经典和永恒的渴望,其实就是“花朵对化石的渴望”,就是“无对于持续的某物的渴望”……“速朽一代”为了今天的存在已经等待了数千年,它拥有的就是“此刻”,就是即将速朽的“当下”。它知道,到了明天,它将归于虚无……幸运的是:此刻,它仍在!

  既然生正逢时,那还犹豫什么?“速朽一代”用一种放松的口吻谈论并书写他们熟悉的那部分生活,甚至还越界妄议陌生事物。这有什么不可以?难道这世界上妄议还少吗?“别在意他们!”我们彼此提醒。可是,他们也并不在意你在背后说他们什么!是啊,他们随便开开玩笑,有时很过分,非常不严肃!天哪,严肃的人我们见得太多,不严肃才好玩。真的别太在乎,“速朽一代”多半还算是温和的,他们不怎么谈论重大问题,但小问题的自由谈论为什么不正是一个“重大问题”?想想过去,因迷恋于重大问题而把我们的生活整个拉进歧途甚至拖入黑暗中的事情难道还不够多?

  “速朽一代”的写作遍布诸多领域:商业广告,通俗小说,物质随笔,电视综艺,网络博客,自传,电影剧本,流行歌曲,音像评论……没有哪一代的写作如他们的写作涉及如此广阔的符号世界,也没有哪一代的生活如他们所面对的生活那么丰繁、芜杂、表层、真假莫辨和光怪陆离!“速朽一代”仍然面临禁限,但在禁限之外留给他们的题材已经足够。批评他们没写出这个,没写出那个,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写“这个”或“那个”?“速朽一代”所遗留的题材应该让“经典一代”去做。“速朽一代”和现时代同步,它的速朽暗示了现时代的不可预卜之前景,所谓同生共死,这难道不是历史的辩证法吗?

  上述所有这些“速朽一代”的写作还在源源不断地问世,“速朽一代”前赴后继,即死即生,在“速朽一代”的原子化个人背后,是无方向性的现时代潮流。现时代潮流由三股力量共同推动:物质、强权和谎言……现在,这三股力量博弈的结局尚未可知……“速朽一代”能在其中得以生存就是一大奇观,它躲避强权,追随物质,与谎言共舞。“速朽一代”对现时代不具有颠覆性的作用,却具有重组文化秩序的潜能。“速朽一代”富有渗透性和腐蚀性,它的方式是娱乐的,通俗的,搁置的;它的风格是喜剧的,轻佻的,戏仿的;它的内容是物质的,享乐的,自恋的,它的中心是自我的……也许,恰恰是最后一条,有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积极力量,虽然现在预言还为时过早。

简论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尽管人们对李登辉的政治品格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对他在任主持的“宪政改革”却评价颇高。主流的观点认为,“宪政改革”推动台湾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顺利转型,李登辉因此被冠以“台湾民主化之父”的美誉。然而,稍加严格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台湾民主化的顺利进展既不是因为李登辉的英明领导,也不是因为各派政治能势力所谓的“相忍为国”,更不是因为民进党街头斗争。在台湾,民主化之所以进展神速,并且稳步推进,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旧有体制奠定的民主基础。这些基础来源于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理想和为了实现这些理想进行的宪政设计,它们保证了台湾政治体制在民主化浪潮之下实现体制平稳的转型。

 

一、民主的理想: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

   

国民党1949年是带着封冻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退居台湾的,这部宪法是对1936年《五五宪法》的继续和发展。尽管以欧美国家的标准来看,46年宪法未必完全符合自由民主的标准,但毕竟体现了国民党在一党专制的背景下推行宪政的诚意。虽然国民党很大程度上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建党理论的影响,信奉“以党治国”的理念,但由于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理论的影响,两部宪法都删除了“以党治国”的相关条款,代之以“以主义治国”,规定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共和国。[1]这样的规定,使得国民政府虽然是事实上的一党专政,却远非极权政体,它承认民众各种权利和自由,基本上符合西方的民主标准。国共内战后,国民党政府冻结了《中华民国宪法》,并把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退居台湾。

 

基于内外多重考虑,退居台湾后的国民党当局并没有废除1946年宪法,而是通过“戒严法”的折中方式,一方面维持以党治国的事实,一方面维持民主政制的框架和理想。这也就注定了台湾的威权体制只是暂时性的应急之策,即便是国民党也没有把这种制度当作最好的制度,准备长期贯彻。同时,国民党当局为民众留下了一定的自由言论空间。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亨廷顿认为台湾在民主化之前已然具备相当程度的自由度。[2]在这样一个相对开明的政治氛围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冻结了宪政体制,但在政府、学界以及社会各个层次中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基本是一项共识。正如朱高正先生所言:国民党政府自迁台后,为巩固政权,建立非常体制,架空宪法,而学校及大众传播却一再灌输学生或国民各种民主政治常识,即政府不断透过部门系统所施行的民主教育,正不断培育对抗、否定“非常体制”的“合法独裁”的预备队。[3]

 

国民党在台湾实行了“封闭中央”的策略,但因为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民主理想并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为今后的民主化创造了制度上的缺口,也成为“宪政改革”的起点。80年代末、90年代初,各派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共识,着手进行必要的改进。事实上,如果国民党当局严格按照党国体制来进行宪政设计,除非遇到内外交困的变局,否则反对党不会有任何胜出的可能。然而,因为国民党当局从理论上与西方民主制度的一致性,它并不能排除党外势力的发展和民众对民主理想的渴望。我们可以断定,如果没有这样一部体现民主理想的宪法,当民主化大潮强加于身时,台湾民主转型恐怕不会有现在这么顺利。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存在大大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在“宪政改革”过程中,否定中华民国的宪法主张在岛内不为人们广泛接受。在这样一部基本符合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宪法下,降低了民主化的成本,避免了因宪政危机而导致的政治动荡。

 

二、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不断发展的选举制度

   

任何政治理想都需有具体的政治制度来负责具体落实。在现代政治中,实现民主理想的制度设计无疑就是选举制度。选举制度通常作为衡量民主程度的硬性指标,约瑟夫·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塞缪尔·亨廷顿都沿袭了这样对民主程序性的定义。[4]仅以罗伯特·达尔对民主的经典定义为例,他认为民主有五项指标,即有效的参与、投票的平等、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和成年人的公民资格。[5]对于中国而言,历史上选取政治精英惯用的方式是考试,而不是选举。如何让普通民众适应这种全新的政治实践是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施行戒严体制的同时,在地方厉行自治制度。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背景下,稳健地推进了选举制度的不断发展,为民主化的奠定了制度基础。

 

在台湾戒严时期,地方自治是除了“中央民意机构”以外的重要的体现宪政思想的制度设计。孙中山先生承袭欧美自由思想,极力主张在中央与地方间实行分权,地方官员(包括省长、县长)由民众直选产生。地方自治是国民党当局溃逃台湾后开始实行的,1950年4月5日,通过的《台湾省各县市地方自治纲要》是台湾地方自治的法律保证。6月7日,“行政院”通过《台湾省选举法规》,7月开始举行各县、市议员,10月选举第一届县、市长。乡长、区长、镇长、村长、里长等亦同时由民众选举。[6]尽管在地方自治的选举过程中,国民党为了维持一党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运作,而且这种选举远非完善和成熟,但通过选举产生地方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的惯例毕竟被维持了下来。通过渐进的、累积的发展,刺激了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热情,自从地方选举制度实行以后直到1981年,在历次的省议员、县市长选举中,民众的投票率都超过了70%。[7]同时,选举为本土派势力创造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从而也就为非国民党势力的发展留下了一个缺口。“开放地方”长期的发展结果的造成了“地方包围中央”的政治局面,到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前,党外势力已经成为岛内第二大政治力量,拥有2000多人的基本队伍,在历次的选举中可以获得30%选民的支持,拥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县市长和省议员等中的近50个席位,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8]

 

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不断发展的选举制度不仅缓解了台籍人对国民党政权的反感,更为重要的是帮助民众熟悉以选举为形式的民主制度。在民主化大潮来袭之际,台湾民众已经对选举制度有了充分的实践,确保了转型的顺利过渡。

 

三、民主制发展与民主化顺利转型的条件

 

    “民主制度会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生成”是民主化理论探讨的重要课题。主流学者认为,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存在合适的条件,民主就可以被发明和重新发展出来。正如可耕种的土地和充足的雨水就会促进农业发展一样。[9]亨廷顿曾列举了将近30项民主或民主化得以推进的条件,其中包括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市场经济、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等等。[10]从经验来看,经济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强大等因素是民主制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但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忽视旧有政治传统对新制度引入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李登辉着手进行宪政改革时,在台湾的政治实践中,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民主因素,包括上文所论述的国民党传统上的民主理想和以地方自治为载体不断发展的选举制度。这些政治因素成为台湾民主化转型顺利进行的政治保证,我们不排除民进党的街头斗争、李登辉的“锐意”改革、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对台湾民主化起到重要左右,但不能忽略的是,这些因素都是在国民党就有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国民党的民主理想和为民主政治搭建的选举制度平台,没有为党外势力发展释放一定的空间,我们很难想象台湾能够在国民党掌握国家大权的情况下,被街头斗争起家的民进党猝然拉下马。

 

    民主化实现的条件或许千条万条,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国民党旧有体制奠定的民主基础,它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1] 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5页。

[2]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3-144页。

[3] 朱高正:《朱高正作品精选集》第二卷,《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教训》,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年,第88页。

[4] 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5—396页。亨廷顿也认为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4页。

[5]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李柏光、林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3页。

[6] 黄嘉树:《国民党在台湾,19451988》,海口:海南出版公司,1991年,第 85页。

[7] 彭怀恩:《中华民国政治体系的分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3年,第152154页。

[8] 甘观仕等:《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65166页。

[9] 罗伯特·达尔:《论民主》,第11页。

[10] 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第45-46页。

知识分子的“奴在其身”与“奴在其心”

由于物质生活的贫困和生存资源的国家垄断,知识的购买者主要是国家而不是社会。国家购买知识的主要目的是利用知识为自己的产权单一制作合法性辩护,也期望这种辩护可以消解被抢劫的风险。国家的目的和知识分子的道德职业化偏好有共识,也有冲突。这种冲突和共识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悲剧性命运。经济依附性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原罪。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却因为毛附于皮的生存背景而被迫发生了很多畸变,抗拒畸变的为民请命者纷纷被活埋,其中精明者流亡为颠僧。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庙堂,帮忙的忠臣,帮凶的幕僚和帮闲的戏子是这种畸变典型的三种表现。

  灾乱和产权单一制同样导致了士人的普遍贫困化或相对贫困化,为了生存他必需找人踢他的屁股,为了生存得更好,他必需去踢别人的屁股。中国文人为权力打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幕僚情节,而且是世界上最认真的打工族,为了糊口,这本也无可厚非。但他比一般的打工仔要辛苦得多,因为他不是生产一般的物质产品供老板享受,而是要练就一种只用语言就能让老板开心就能混到饭吃的本事;否则就得失业。同时,因为自持有这种本事,他们总是自命不凡或为了表演与众不同,他们与社会主动疏远,这进一步使他们靠近各种权力资源。

  由于这个就业市场也存在着竞争,因而,文人之间也存在着内战。鲁迅说,凡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居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至出卖朋友。中国文人的内战——想想文革,想想周扬们与胡风们吧——一直是这个灾变之国最著名的风景线之一,也是这个文明古国最大的道德丑闻之一。

  为了改变经济依附地位,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作努力。但这种努力不是在权力体系以外建立生存空间——我承认这样的空间很小或几乎不存在,但我的问题是,这种窘境与知识分子争取独立的方向应该是互为因果的——而是拼命地在权力体系内钻营自己的位子。中国的统治者们深味此理,以产权单一制为基础的科举制度便玩弄文人们于股掌之中。毛的一段话集中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可悲的饥民地位:

  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轰下乡……你不下去就不开饭,下去就开饭。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谴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人格,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所谓人格之完整是谈不上的,非要装出圣人的样子,也很虚伪。在没有所有权的条件下,为五斗米折腰是普遍事实,而采薇南山下是特殊情况。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从来不是一种产品,没有价值,它与社会和权力之间不是一种等价交换的关系;它一直是贡品或牺牲,权力或社会采取扔给赏钱的方式对他们的劳动表示赞赏。这在中国现代社会,还表现为对知识产权的严重侵犯。但是,不能把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丧失完全归因于产权单一制的剥夺,我们必须同时在人性的普遍弱点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中去寻找原因,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灾民理性中寻找原因。在文革中,当我们的朋友受批判而即使我们沉默也不会倒霉的时候,为什么要落井下石?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自我反省。依附性传统对我们心理是否影响太深了,即使在能保持人格和独立的时候,我们仍然热衷于作权力的谄媚者和帮忙者?即使缺乏反抗的条件,面对政治上的不人道和不公正,我们至少还有沉默的权利,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但总有一些文人,珍惜一切机会向权力跪拜。如果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就是奴性太深了。这已经不是什么生存权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素质问题。每当有运动,社会学家、科学家纷纷起来为中国声辨,简直形成了中国的权艺复兴运动。郭沫若先生这样做有谁逼他吗?
  
    我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协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崇拜灾民迷信。这种谄媚没有人逼他们作,也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他们是骄傲地自甘堕落的。或者,郭沫若式的堕落起源于更深刻的饥饿恐惧,以及因此产生了的更高的利益崇拜

于建嵘: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冲突

  --对当代工农维权抗争活动的观察和分析

“让我的人民走!”

日本:畅销小说《电车男》搬上银幕受欢迎

   近年来,日本掀起将畅销小说改编拍摄电影并大受欢迎的热潮。继畅销小说《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情》搬上银幕,大获成功之后,最近,又有一部畅销小说《电车男》搬上银幕,上映10天,观众人数便超过100万人次,大受欢迎。

    畅销小说《电车男》描写一位和父母亲居住在一起的十分内向的男青年秋叶原男,平日里喜欢上网、看漫画、玩电脑游戏和各种各样模型,很少同外界接触交往。有一天,他在电车上,偶然地救了一位受到醉汉骚扰的富家美女爱玛仕,一下子陷入了情网,却又不知道如何去追求对方。于是,“电车男”上网求教,得到许多网友相助,终于如愿以偿。

    这部小说中描写的男女爱情,既有女大男小的姐弟恋特色;又有男贫女富的悬殊爱特点,是日本影视作品近期热门题材。片中男女主人公分别由日本新生代明星山田孝之、中香美纪扮演。

意大利:影迷会会长出版传记引出司法调查

        一位于1994年病逝于法国的意大利女明星莫娜·波吉的死亡原因,由于这位女明星影迷会会长出版的一本传记新书,而引起了该国首都罗马市的检察官皮沙尼的高度重视。他已开始了司法调查以弄清楚这位死亡时年仅33岁的女明星是否是为当年的隐藏政坛丑闻而“作死”一场。莫娜·波吉是意大利著名的色情电影女明星。1991年,她出版一本个人回忆录《莫娜·波吉的哲学》。书中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却提到了她自己同八位著名男人的暧昧关系。莫娜·波吉的处女作电影拍摄于1985年。她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大师费里尼的作品《舞国》中,首次亮相大银幕,后又成为该国色情片著名女明星。1994年9月,她被人称由于患肝癌,而病死于法国里昂一家医院内。莫娜·波吉影迷会会长范·陶吉经调查,于2005年夏天出版传记文学作品《政坛神秘人物莫娜·波吉》。此书引起罗马市检察官皮沙尼高度重视,因为当年莫娜·波吉的病历矛盾百出,因而决定调查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