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公开亮相的“勒罗伊”

 

    谁也没有想到，在美国畅销书作家勒罗伊的背后竟然藏着惊天秘密。据《纽约时报》9日披露，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勒罗伊先生，公开亮相的勒罗伊居然是由一名女性扮演的。这不能不叫所有人感到难以置信。
    
    美国畅销书作家勒罗伊先生的身世十分悲惨，却又是激励人心的。他幼年逃离了西维吉尼亚乡下的家，一度因无家可归而沉溺于毒品，生存的压力还迫使他只能靠路边卖淫维生。最后，一对好心的夫妇救了他，请心理医生为他治疗，使他终于告别了布满阴霾的青少年生活，并开始了写作生涯。

    目前，勒罗伊已经出版了3部小说，虽然小说因为详尽描写了儿童卖淫及吸食毒品而备受争议，但没有阻挡住勒罗伊成为畅销书作家的成功之路。
    
    原是女模特假扮

    自今年25岁的勒罗伊发表小说后，他就成了公众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世深表同情，也为他自强不息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自他公开宣布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他都得到了各界名流和著名作家的帮助，这些人都是目前炙手可热的人物。在公开场合出现时，勒罗伊也尽量保持低调，通常都戴着假发和太阳镜。但谁曾想到，众多的读者和社会名流，就连曾经采访过勒罗伊的记者都受了骗。原来，这位作家并不是“他”，而是“她”，公众眼里的勒罗伊是由20多岁的女模特努普假扮的。

    这个惊人的秘密被揭穿缘于一张照片。不久前，努普小姐于2003年参加圣弗朗西斯科一家服装店开业时的照片被曝光，并在网上广为流传。而与作家勒罗伊比较亲近的5个人都证实，照片上的努普小姐正是他们所认识的勒罗伊。这些人包括勒罗伊的经纪人、公司经理、准备将他的一部书改编为电影的制片人等。勒罗伊的经纪人看了照片后说：“就是勒罗伊，我们面对面见过无数次了，怎么会弄错。”电影制片人同样肯定地说：“就是他，我们在拍摄电影时常常在一起工作。”

    同时在那张照片上出现的还有一名时装设计师。他很确定地说：“当然是努普，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还在网络上的另一张照片上指认出了努普小姐。那家服装店的老板在接受电话采访时也确认努普是他邀请的一个朋友，并且是他的公司网页上的服装模特。

    美国记者曾经一度联络不到努普小姐。在终于接通电话后，努普小姐只是说：“我目前的生活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对进一步的询问，她一概避而不答。
    
    到底是谁在写书

    那么，到底是谁用勒罗伊的名字写了那些畅销书？
    《纽约时报杂志》曾发表署名碧奇的一篇文章，称40岁的阿尔伯特女士和39岁的努普先生是这场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文章说，努普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摇滚歌手，他和阿尔伯特凭空捏造了一个名为勒罗伊的人物，想以他的名字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名声后，再把影响扩大。于是，阿尔伯特女士开始假扮勒罗伊进行创作，并以勒罗伊的身份写邮件、发传真，甚至模仿西弗吉尼亚口音来接电话。一名与阿尔伯特女士熟识的男子作证说，他曾奉阿尔伯特之命输入并且传真了部分手稿，而这些东西和后来出版的勒罗伊的小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勒罗伊成名之后，就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来假扮这个人物，努普小姐正是努普先生的妹妹。

    《纽约时报》发现，该报去年9月以勒罗伊为名发表的游记描述了作者游览巴黎迪斯尼乐园的事情，文中提到同行的有4个人，但是找到的旅游单据中只有3个人的费用：阿尔伯特女士、努普先生和一个男孩。巴黎迪斯尼乐园宾馆的员工证实，阿尔伯特女士曾自称勒罗伊，说她3年前做了变性手术，和她一起旅行的是她的丈夫和儿子。

    目前，阿尔伯特女士拒绝回答来自媒体的众多质疑。
    
    利用同情心成名

    这一事件在出版界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勒罗伊的经纪人坚称，勒罗伊的书在20多个国家畅销，出版将不会受到影响。但出版商可不这么认为，他们将站在读者的角度上重新考虑与勒罗伊的合同。勒罗伊的假面具被撕下后将对读者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对虚假作者的作品是否还会感兴趣？

    不过，出版商还不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些同情、帮助、支持过勒罗伊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的人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勒罗伊把自己乔装成一个受艾滋病煎熬、与死亡抗争的勇士，从而博得人们的同情，利用人们的善良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多么令人痛心。  

   电影《达·芬奇密码》在不久之前正式关机，预计将于5月19日全球公映。这一利好消息再次刺激了小说《达·芬奇密码》的畅销，为应对电影上映可能带来的阅读狂潮，兰登书屋日前宣布，出版社将赶在电影公映之前向图书市场集中投放500万册平装版《达·芬奇密码》。虽然小说出版至今已近三年，但兰登书屋对《达·芬奇密码》的持久畅销充满信心。
    据透露，此次加印的平装版共分三个版本，其中包括普通平装版、口袋版和大开本平装版，售价在7.99美元到14.95美元之间不等。平装版的大规模上市对美国读者是一个好消息，北美市场精装版的强劲销售势头平装版至今未在北美销售，因此这也是兰登书屋首次在北美发行廉价的平装版《达·芬奇密码》。除此之外，作为电影衍生品，兰登书屋还将出版20万册电影插图版的《达·芬奇密码》，售价高达22.95美元，内容包括全部的电影台词和部分影片照片等。
    据悉，500万册平装版《达·芬奇密码》暂定于3月28日全球统一出售。 

　　６３岁本该安享晚年，可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涂怀章却被法院以“诽谤罪”判了６个月的拘役。给涂怀章招来这大麻烦的，竟是他临退休前创作的一本小说。

　　小说惹来大官司

　　２００３年８月，涂怀章发表了长达３９万字的长篇小说《人殃》。故事发生地在“大扬江、小含江交汇的两江三镇”，小说中的大学则“北临大扬江，南靠杉湖”，地处“宝树湾”，名为“两江师范学院”。小说梗概是，报社记者喻维尘仰慕大学教师喻维山之名，在“文革”期间以两人联合署名方式给江青写信。“四人帮”被粉碎后，这封信被转到喻维山所在的大学调查，大学党委书记曾文纠集蒲若腾等人，借机猛整宿敌喻维山，上演了一出极左闹剧。

　　《人殃》面世后，许多著名学者、评论家纷纷撰文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涂怀章也将书赠送给湖北大学的同事和领导。然而就在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曾在湖北大学?穴原武汉师范学院?雪工作的１３名老教授、老干部以涂怀章犯侮辱、诽谤罪并造成精神损害为由，向武昌区法院提起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１２月，因证据不足被驳回。１３名原告提出上诉，武汉市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

　　２００５年８月，武昌区法院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一审被认定诽谤罪

　　涂怀章系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在湖北大学工作近４０年。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被湖北省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并享受国务院津贴。而将涂怀章告上法庭的１３名原告都是他原来在湖北大学的同事或领导。

　　一审法院认为，书中描写的故事发生地很自然地让人联想起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此外，武昌区法院经审理查明，“１９７６年涂怀章与自诉人涂怀呈合作撰写了一篇文章，因当时文章未及时发表，涂怀章与涂怀呈给江青写控告信。１９８２年中央清理‘三种人’时，湖北大学对涂怀章给江青写信的事进行审查，１３名自诉人中大部分都是当时审查组成员。”

　　涂怀章对此提出质疑：“应该查档案证明，原始信件上是谁的签名，信到底是谁写的？”

　　武昌区法院则认定，小说虽未写明真实姓名，但是以特定的人为描写的，先锁定人物对象，再捏造事实，人们根据作品能够推知出特定的诽谤对象，此手法足以损害人格和名誉；而涂怀章赠书表明存在捏造和散布虚假事实的行为。

　　因此，法院最终判定涂怀章犯诽谤罪，判处拘役六个月。

　　涂怀章已向武汉市中院提起上诉。

　　小说致罪引发争议

　　作为小说的文学作品《人殃》遭起诉而获罪，这在湖北省文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０日，湖北省作协主席王先霈在主席团例会上发表了看法：“湖北省作协强烈希望司法机关能注意到这是一部小说，是文学作品，所以由作品内容本身产生的纠纷主要应该按照文学的规律，用文学评论的方式来解决。”

　　武汉市作协１２月２２日也发表公开信声援涂怀章：“《人殃》是一部小说，小说是允许艺术虚构的，而且小说也可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任何‘对号入座’都是幼稚无知和荒唐可笑的。”

　　湖北省作协一位副主席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表示，这种诉讼还陷入一种两难的悖论：如果你说《人殃》“歪曲历史、捏造事实”了，这种攻击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它是小说，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去虚构、创作，去“歪曲、捏造”，你干吗还自寻烦恼去“对号入座”呢；如果你说《人殃》写得太真实了，触及到了你历史上的污点，或与你不光彩的过去巧合了，这证明小说并非“歪曲历史、捏造事实”，更谈不上“诽谤”。

　　因著作《张居正》而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湖北作家熊召政认为：“小说中没有一个姓名、地点是真的，却因为有人对号入座而使作者被判刑，这不能不说是无视文学创作的规律。”

　　当地一些作家和评论家认为，法院的判决犹如“索隐”推断，将想象虚构的小说情节作为判案证据，有违法理。此方法如果用在大多数文学名著上，几乎每个被贬损的对号入座的对象都会有理由起诉作者。

　　小说如何构成诽谤

　　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小说的创作如果以影射历史事件为目的，而让当事人及熟悉者可以对号入座，则无疑可能构成名誉侵权，当事人可提起民事诉讼。

　　但如要上升到刑事诉讼，则“小说是否能够构成诽谤罪，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萧瀚认为，“第一，本案自诉人何以认定小说中人物是自己？第二，法院采信何种证据可认定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对号入座？这是本案的关键。”

　　锁定一个人使他在权利意义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对象，一般有两种方式。一、公开说出其姓名和一定时期的身份(同名同身份者除外，需要再加其他条件才能特定化)；二、方式不公布这人的姓名和身份，但详细描述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包括真实的地点、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其他人物、真实的时代背景。

　　小说事件所发生的背景，在自诉人眼里正是上述第二种方式的变种，即作者既没公开自诉人姓名，也没真实的地点、事件和其他人物。

　　“从司法技术的角度看，武昌法院要认定涂怀章构成诽谤罪是极端困难的，可以说几乎不可能。”萧瀚教授认为，法庭至少要论证“即使小说人物不符合上述两条特定化形式，但确实足以使认识自诉人的人们看完小说后，自然会将他们视为自诉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立新在《论小说侵害名誉权责任》中对如何判定小说侵害名誉权提出了重要的参考标准，这一标准如今也被大部分法院所沿用。

　　杨立新教授指出，不用真实姓名，地点也是虚构的小说，确定小说中的人物确指原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基本特征必须相同。基本特征，就是能够将一人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志，如职业、经历、外貌等特征。

　　二是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所处的特定环境必须相同，即生活、工作环境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应相当一致。

　　三是熟悉现实人物的人读后公认小说人物是指现实人物。

　　这三个条件都具备的，就可以确认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排他性，确系描写现实人物。

　　“法院在具体审理案件中，确定这类小说中人物排他性，采取‘纵横比较法’，值得借鉴。”杨立新介绍说。

　　纵向比较，即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的纵向经历划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以一个典型的事件作为标志，分析对照；横向比较，则将小说人物与现实人物在横的方面划分出几个部分，如婚恋、婚变史、特殊的历史事件、外形特征、人际关系、生活环境等几个部分，分析对照。

　　杨立新教授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撰写、发表文学作品，不是以生活中特写的人为描写对象，仅是作品的情节与生活中某人的情况相似，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萧瀚教授认为，《人殃》是非常典型的小说，人物、地点、事件都是虚构的，其艺术真实是一种逻辑和情感的真实，不是能够进行现实对应的具体人、事的真实。因此，读者本身就不应该随意想象小说人物就是现实人物。

　　“一切现实主义的作品在生活中必然有原型，不可能完全凭空虚构。如果将《人殃》简单地进行这种虚实对应，会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就是一切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可能都会构成诽谤罪。”萧瀚说，这种司法的泛滥将是现实主义小说的终结。

　　法律界人士认为，法律既要保护公民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利，也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应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

　　1月28日，将是中国诗歌史上值得书写的一笔：中国诗歌中心将在成都落成。中国诗人有家了！

　　诗圣杜甫是诗歌中心的“起笔”，杜甫草堂、浣花溪公园、诗圣文化园和唐风街构成了中国诗歌文化中心的4大版块，“诗歌大道”、“新诗小径”、“诗歌广场”、“游客诗墙”、“诗歌典故”、“诗歌意境”等犹如一张张秀丽的风景明信片，如诗如画地“定格”在人们心中。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杜甫是中国历史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诗人，他广泛师法前代及同时期诗人，可谓“集大成”。而唐以后的历代诗人，无不深受杜甫影响。杜甫离开成都后，草堂便逐渐颓败，但后代不断有诗人来此探寻杜甫遗迹，自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砥柱犹存的草堂旧址，恢复重建草堂茅屋，以后历代有人培修、扩建草堂。前来瞻拜诗圣的文人骚客，可谓络绎不绝。从苏轼、黄庭坚、陆游到何绍基、顾复初，一时风流人物都曾在此留下优美诗篇。这一传统甚至延续至今。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说，成都本身有悠久的诗歌文化传统，从古代到现代，历代都有很重要的诗人，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诗人生活在成都。他们在成都文化的浸润下，写出了不少很好的诗篇。历史证明，成都有良好的诗歌氛围，是诗歌的土壤。

　　在草堂建诗歌中心，是成都文化界的一大创举，具有非常的意义。2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化的发展。近几年，成都文化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诗歌在城市文化中的建设作用非常明显。“中国诗歌中心能在一个有诗歌传统的地方挂牌，对全国那些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这座开放型的诗歌中心，将提高整个社会的人文素质。”

　　诗歌中心落成后，全国的诗人们在西南大地拥有了一个家。现代诗人们将谱写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诗歌新篇章。

　　按规划，诗歌中心应该有个“激活”的功能，拉动中国诗歌的发展。诗歌大道按时间顺序列出中国自《诗经》、《楚辞》开始至今历代杰出诗人，整条大道由诗人诗句贯穿始终。在从杜甫草堂南大门到浣花溪公园廊桥388米的诗歌大道上，由雕塑家叶毓山“操刀”的25位历代著名诗人雕塑栩栩如生，“三苏”、“三曹”、李白、杜甫、白居易、王安石、韩愈等，诗人们或悠然、或悲怆、或温婉、或激昂，或坐、或站，“述说”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诗歌文化，“牵引”人们的眼睛。

　　从目前诗歌中心的陈设来看，古代作品居多，主要是因为这些作品已经经过岁月的检验。但现当代诗歌会陆续补充上去，诗歌中心既不薄今又不厚古。

　　诗歌中心的作用是充分发掘、利用诗圣杜甫与诗歌圣地杜甫草堂的独特地位、知名度与感召力，将草堂文化内涵发散开来，以现有浣花溪公园为载体，注入中国诗歌文化的大主题，构建起一个开放、互动的格局，最终成为一个散发着诗歌文化魅力、具有浓厚人情味和诗意氛围的文化场所。

近日，波兰大使馆向中国著名作家骆文转呈由波兰政府授予他的“波兰文化贡献奖”奖章，骆文的夫人王淑耘代其领取了奖章。

2003年逝世的中国著名老作家骆文，历任延安鲁艺助教、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他一生勤奋，在歌词、诗歌、散文、戏剧文学、小说等诸种文体的创作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1年，在他86岁高龄时还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骆文先生从1964年第一次出访波兰起，就对波兰的历史及其在建立现代波兰社会的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了解了波兰失去独立的历史基础上写下小说《桦树皮上的情书》，书中描述了18世纪末波兰人民由于国家领土多次被瓜分而遭遇的悲惨命运，生动再现了波兰人民英勇抗击外来入侵，争取民族独立的苦难历程。

    詹姆斯·弗雷的回忆录《岁月流沙》经某网站披露涉嫌造假后，在全美引发了一场关于回忆录是否允许虚构的剧烈文学争论。而此次造假风波的另两位主角：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小姐和出版公司兰登书屋，终于打破沉默，分别于近日对此事件做出回应。
    欧普拉在周三晚主动邀请CNN主持人拉里·金，通过媒体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电话采访中，欧普拉出乎意料地力挺弗雷，并希望受《岁月流沙》感动的读者继续支持弗雷。有读者认为，如果没有欧普拉小姐当初的“善意之举”，没有人会去较真书中内容的真实性，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兰登书屋也于本周三对读者投诉行为做出了回应，兰登书屋将满足消费者全额退还《岁月流沙》购书款的要求，这一举动也打破了兰登书屋不接受退书的惯例。但兰登书屋方面对此并不十分担心，据乐观估计，受《岁月流沙》涉嫌造假事件凸增的图书销量要远高于退书数量。

　 加拿大顶级诗人厄文·莱顿近日在蒙特利尔护理中心溘然长逝，享年93岁。

　　莱顿在现当代加拿大诗人中拥有重要地位。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但是他真正的激情和名声都是由诗歌而起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莱顿出版的诗集《黑色猎人们》让他声名鹊起，随后开始热衷于参加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视辩论节目“舌战”，言语犀利，反应敏锐，很快成为名辩手。莱顿创作丰富，他的诗歌坚实有力，富有讽刺性和色情意味。他在1959年凭借一部《献给太阳的红地毯》赢得了加拿大文学最高奖项———总督文学奖。

　　　在5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他出版了40多本诗集和文章集，曾于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那年最后的获奖者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莱顿特别爱和批评家较劲，批评的声音越多越响，他对自己的声望就越感到陶醉。他曾宣称：“我是一个天才，我的作品将和莎士比亚、华兹华斯以及济慈的最佳作品永垂不朽。”

　　莱顿1976年获得了“加拿大勋章”，这是该国的国家级最高荣誉。

     贵州省首部网络诗集近日由中国文联出版社正式出版。

    《暗夜里的灯盏》是贵州省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网络诗集，所选诗歌关注社会、人生、人性，集思想性、艺术性、时代性于一体，诗歌风格各异，融先锋创作技法与传统诗歌创作技巧于一体。

    该诗集是贵州省民营网站“抒怡心苑”论坛诗歌集萃，精选了近年活跃在诗坛的陌上耕夫、南山等２０位网络诗人１９０余首诗歌。该诗集的出版，反映了贵州网络诗歌发展态势，填补了贵州省网络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空白。

　　2005年的文学面孔不似往年的暧昧不清。这是一张“浪子思归”、“渴望担当”的面孔，浓眉大眼的面孔，苦思、亢奋而有些鲁钝。众多文学评论家提出了越来越相近的批评主张。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了越来越粗糙的中短篇作品。众多重量级作家先后拿出了沉淀多时的长篇小说。总的看来，2005年的文学面孔表情丰富。

　　“现实”与“历史”归来

　　此年的长篇小说收获甚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贾平凹的《秦腔》、毕飞宇的《平原》、阿来的《空山》、范小青的《女同志》、东西的《后悔录》、余华的《兄弟》、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每一部都来者不善。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被中国作家刻意抛置的“现实”与“历史”，

在2005年得到了凶狠的书写；主流文学界苦心经营了二十年的“祛历史化”、“祛现实化”、“祛集体化”的现代主义腹语式的叙事潮流，在积累经年的道德焦虑与真实诉求中渐渐星散。破碎行进的乡村与城市浮现在《妇女闲聊录》、《秦腔》、《遍地枭雄》和《女同志》中；无法消逝的“文革”长影倒映在《平原》、《兄弟》和《后悔录》里；时间不再剖开现代主义的横切面，而在《空山》中走向纵深……联想起近年来莫言的《檀香刑》、《四十一炮》，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林白的《万物花开》，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及艾伟的《爱人同志》等长篇作品，可以说2005年文学对“现实” 与“历史”的回归绝非偶然。

　　这里所说的“回归”除了是就文学整体而言，还有针对这些作家的意思———这些回归者多是昔日的先锋派、炫技派作家，无意识的反历史主义和反现实主义者，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现实”与“历史”的怀抱之中———嬉戏的孩童终于长大，承担重负的仁心取代了弃家远游的玩酷。

　　正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作家在历史和现实背景中展开的虚构，也不再与中国当代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相同。从来没有写作者像林白那样，把一位农妇的闲言碎语“记录”到底，并让这破碎的记录自己诉说伦理的凋败、权力的骄纵、羞耻感的丧失和生命的包容；而贾平凹在《秦腔》里，面对乡土崩溃和精神离散所表现出来的叙事态度上的“震惊无能”，和叙事结构上的“东鳞西爪”，是与传统的乡土田园文学那完整自洽、成竹在胸的叙事方法大相径庭的；毕飞宇的《平原》看起来很白描，很中国，但是骨子里的那个狠，那个叛逆，那个一去不回头，却随着每一章每一节的进展寸寸深入，这个“狠”在小说的终结达到高潮———当端方的喉管被中了狂犬病的吴蔓玲死死咬住时，权力的巨手便在中国乡村最微小的细胞中完成了它从容而无情的拨弄……历史和现实在这些作家笔下尽量远离了庞然大物的支配，有了个人化和批判性的迹象。

　　复调思维尚未形成

　　然而，也仅仅是“迹象”。它们还没能成为坚固而丰赡的事实。在沉重的历史和纷繁的现实面前，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并未实现。自由奔放的想象力仍然罕见。

　　由于精神的幅宽有限，某种观照现世的复合性眼光，以及与悖谬世界相抗衡的复调思维尚未形成。尽管作家们受过先锋写作的技巧训练，但是精神格局的促迫使其在与“真实”相遇时，要么服从既有的社会结论，要么服从自己无力的异想天开，那种由自由意识所驱遣的游戏精神总是难以萌生。为什么中国文学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浪潮的洗礼之后，还会出现这种初级问题？答案是显然的：我们并未充分经历过“人”的自我发现阶段，就被这股浪潮解构掉了从未坚实存在过的“人”本身，因此，这一浪潮未能成为丰富作家之精神主体性的助力，那些表面的技巧自然无法在实质上帮忙。也正因如此，虽然我们的现实和历史足够怪诞，但是我们的小说却总是不够怪诞，或者它们顶多是现实怪诞的有抄袭嫌疑的复本。是不可能有超过中国现实之怪诞的想象力吗？我以为不是。只是作家的想象力仍潜在地受限于“庞然大物”而已。

　　而为何“庞然大物”总是潜在地主宰中国作家的思维，我以为原因更是简单：中国作家的精神维度中，真真切切缺少一个彼岸的世界。这世界，有人名之曰“上帝”，有人名之曰“绝对存在”，有人名之曰“信念”，有人名之曰“美”，我名之曰“无限的神秘”。站在这一基点上，现世的相对性显现无遗。当这相对性的一切被绝对化地叙述时，复调思维自然难以产生。

　　新的“文学工具论”兴起相较而言，2005年的长篇小说境况胜于中短篇，因为有文体追求的成熟作家都去写长篇了，中短篇小说领域便由较新的面孔所主宰。由于文学期刊的市场化危机，导致了它们对中短篇小说“好看性”的迫切需求。

　　所谓“好看”，便是故事性强，冲突剧烈，反对晦涩，向影视剧靠拢，由此产生了不少表现出“兵法精神”的作家。举目望去，林立的文学期刊几乎找不到从前俯拾即是、令人头疼的“实验小说”了，文学的探索精神被弃如敝屣。季羡林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践证明，“河东河西”根本用不了三十年，五六年就够了。

　　五六年前那股追求片面的文学技巧和精神深度的走火入魔劲头，现在被编织故事或抄袭新闻的热情所代替。前者故不足取，后者亦无足道。

　　与此同时，反对文学的探索性和精致化追求的理由还有一个，那就是“正义”———为弱势群体代言，把当下社会的“真实面目”最朴素地表现出来，以文学介入不公正的社会现实，等等。

　　一些评论家把曹征路的小说写作视为“文学正义”的集大成者。对持此论者的社会目标———公正之实现———我举双手赞成，但是对于直接让文学创作成为社会主张之传声筒的做法，我坚决反对。它对文学的伤害有文学史作证。作家的道德激情与改造社会的使命感是高贵的，它既可以投入到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也可以化为自由瑰奇的文学想象，就像卡尔维诺已经做到的那样。但是如果想毕其功于一役地以肤浅简陋的文学实践取代坚苦卓绝的社会实践，那就是虚伪矫情的“左派幼稚病”了。  

　萧乾是我国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在漫长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在文学史和新闻史上，占据一个重要位置。湖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7卷本《萧乾全集》，汇集了他的全部创作文字，含小说、散文、通讯、书信等，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全的版本。近日，一批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就《萧乾全集》的出版进行座谈，认为全集的出版，是文学界与新闻界都值得重视的事情。它既是对萧乾的缅怀，更是为今天的年轻读者提供了阅读精品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