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民间网站守望者野渡

自从互联网进入大陆中国以来,独立于官方立场的民间网站便应运而生。在民间网站中,尽量避免敏感时政问题、专打擦边球的自律者多,而坚守信息自由立场的勇者寡。在极少数敢于突破言论封锁的民间网站中,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无疑是大胆而坚韧的民间网站之一。在这个网站里,几乎所有的敏感时政新闻和敏感人士的言论都能见到。而且,这个网站积极参与网络维权,特别是在“刘狄案”和“杜导斌案”中,作为专门的签名网址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该网站都先后被关闭了几十次,主持人也都遭到官方的骚扰和迫害。套用“屡败屡战”的古语,该网站可谓是“屡关屡开”。

 

看野渡整理出的《民主与自由》大事记,从2001年8月28日起,该网站已经被迫关闭四十七次,每次的理由都是该网站“有严重问题”或“有违法信息”。野渡为了坚持开站,不断地变换网上空间,先后转辗广东、江西、河北、四川、上海、甘肃、福建、北京、甚至英国等地,租用过几十个服务器供应商提供的空间。同时,为了生存下去,野渡还改变了该网站的名字,把《民主与自由》改为《观点》,但这根本无法逃过网警们的监控。

 

该网站的关开之频繁和时间之短,让不了解中国网络状况的人难以想象。2002年7月,该网站在一个月内关开了三次。之后,该网站每一次重开后的生存时间越来越短,依次为二十天、十天、九天、三天、两天、一天、不足24小时,最短的生存时间居然不足三个小时。2005年10月18日,该网站被第四十六次关闭并取缔备案。从中共的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角度讲,取消备案意味着该网站在大陆的彻底关闭。但野渡还是再次重开。2005年11月25日,该网站第四十七次被关。

 

由于《民主与自由》为扩展大陆的民间言论空间和争取言论自由所作的不懈努力,更由于中共官权蛮横而违法的封网举动,该网站的作为和遭遇自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2004年5月23日在头版发表了关于《民主与自由》网站的长篇报道《在网络夹缝中生存的网络管理员》;《亚洲媒介》、《中国时报》、台北中央电台、美国希望之声电台,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境外媒体,也多次报道过野渡主持的《民主与自由》的艰难生存状况。

 

然而,官方对国际舆论的批评毫无在乎,反而屡屡用卑劣的手段进行打压。野渡为了坚持办《民主与自由》付出不小的个人代价:先是丢掉了广州电大的教职,失去固定收入必然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但失去饭碗并没有吓退他,广州警方又采取让他居无定所的办法进行骚扰。从2004年9月到2005年11月,警方躲在幕后恐吓房东,让房东不得不出面赶野渡搬家,短短的一年内居然有五次至多。对此,野渡自嘲说:“我已经变成了专业搬家户。”

 

2005年布什总统访华前,广州警方对野渡开始新一轮的驱赶行动。当地的江南中街派出所警察和居委会人员轮番骚扰野渡的房东:如不赶走野渡就要动用消防检查等各种手段“修理”房东。2005年11月28日,野渡就警察的非法威胁向广州市公安局投诉,非但没有任何回音,反而招来变本加厉的威胁。江南中街派出所和居委会勒令房东必须在几天内把野渡赶走。无奈之下,野渡准备借钱购买住房,以解决多次被迫搬迁的麻烦,警察居然又找上了正在与野渡洽谈交易的业主进行恐吓。

 

更为卑鄙的是,警察还多次到野渡的妻子所在单位进行骚扰,并宣称说直到把野渡赶出广州为止。单位负责人被迫找到野渡妻子谈话,暗示让她“考虑清楚”现在的婚姻。当这一切威胁全部失效之后,他妻子所在台湾统一企业集团广州分公司慑于警方的威胁,把她发配到一个偏僻地段负责业务。该企业主管还放话说:要么就辞职,要么等不能完成业务工作被末位淘汰。

 

用砸饭碗和逼迫搬家的手段来迫害异见人士,已经不是偶尔为之的手段而是常规。据我所知,近年来,遭到这种迫害的异见人士绝非野渡一人。

 

创办过自由主义网站《羊子家园》的杨子立先生,早在他被捕且被判处八年重刑之前的2000年,他和妻子路坤就成多次被房东逼迫搬家,屡受居无定所的漂泊之苦,背后的操纵者自然是北京警方。

 

曾经就职于《法制日报》和《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王光泽,先后两次被解职。

 

北大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被开除教职。

 

西藏女作家唯色被开除公职且至今拿不到护照。

 

维权律师郭国汀和高智晟的事务所先后被处以停业一年的惩罚,郭律师被迫出走加拿大,高律师却以罕见的勇气留在国内坚持维权。

 

小乔女士原本在上海有不错的工作,但在警察的屡次捣乱下,她也丢掉了饭碗,不得不南下深圳谋生。但在深圳她同样遭到警察的骚扰,两次找到工作又两次被炒鱿鱼,逼得小乔只能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工作。

 

在北京居住的陈永苗最具代表性。他在不同媒体工作的2年里,由于官权的压力,先后换了五家媒体。2003年10月到《新京报》就职,北京警察先后二批找到单位领导施加压力;2004年5月,他刚到《法制晚报》,警察又来打招呼施压;2004年11月到2005年3月,他受聘于《法制早报》,在悼念赵紫阳和北京“两会”的期间,两次被警方软禁,共25天。软禁结束后,《法制早报》解除了他的职位;2005年7月,他受聘于新华社所办的《国家先驱导报》,因为他代表中国民间各界起草了“给当选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的贺电”,在11月被新华社领导要求离开。后来,他找到中国法学会的《民主与法制时报》,没想到,原来的《新周报》总编辑赵世龙居然到中国法学会打小报告,使陈永苗再次不得不离开。

 

陈永苗不仅工作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他在北京的家居也受到影响。他因参与“悼念赵紫阳”被软禁,放回后却被迫搬家,而且是在2004年春节的大年三十,他的住处所在地的北京空军某部门要求他立刻搬走。之后,他又被迫大半夜里搬家一次。

 

如此频繁的失去工作和变换住所,使陈永苗本人哭笑不得,以至于他在自己的MSN上戏称“我要去中南海找工作:干进中南海。”

 

尽管与那些遭遇文字狱的民间异见人士相比,野渡等人的遭遇还算“温柔”,至少没有被关进监狱。但无论怎样“温柔”,也是他们的工作权、居住权、甚至婚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当局使用的是执法违法的见不得人的流氓手段。

 

官权的打压固然凸现了独裁政权的伪善和民间维权的风险,但随着民间的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其维权勇气也在同步增加。频繁的文字狱压不垮政治异见的表达,砸饭碗的威慑和居住权的侵犯更无法让民间彻底沉默。恰恰相反,无权无势的民间人士反而更坚定投身于自由写作和维权事业。

 

同时,在官权高压的民间维权事业却持续高涨,不断地造就网络维权的“明星”,造就底层维权的草根英雄,造就越来越壮大的维权律师群体。在近年来的维权运动中,几乎每年都能涌现出“维权勇士”或“真话英雄”的新面孔,《亚洲周刊》选出的2005年风云人物中,就有中国的十四位维权律师上榜。

 

换言之,对于改革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化,官方最爱炫耀的是经济高增长及其国力军力的俱增,而从民间的角度看这变化,不仅是私人财富的快速增加,更是民间力量的持续扩张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利益分化使民间生存空间得到持续拓展,官权的砸饭碗迫害逐渐失效;价值分化使官方主旋律无人倾听,独立于官方的民间价值标准正在形成。

这是光明与黑暗、抗争与压制并存的复杂局面,官方统治效力下降和民间维权力量增长,既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调整和民间权利意识的逐渐觉醒,也表现为镇压的残酷性有效性的下降和民间道义勇气的提升,加之官方在经济上技术上的对外开放和主流国家的和平演变压力,已经使官权通吃而民间驯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毋宁说,每一位被官权暂时剥夺失去权的人士,既表征着官权的自我贬值,也意味着民间力量的又一次扩大和积累;无论是个人性的还是群体性的,每一次官民对抗的结果,也越来越显露出自发抗争的坦荡与强权压制的虚弱。

 

所以,眼睛向上,寄希望于中南海出现“明主”,带来的必然是一次次的失望和悲观;而眼睛向下,相信民间的觉醒、智慧和勇气,坚定地立足于独立民间力量的发育与扩张,才会超越对恩人政治的期望与期望落空的悲观之间的恶性循环,而逐渐培育出一种乐观开朗的民间生态。

 

正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官民博弈时代,所以我相信,以野渡的性格和信念而论,他的网站第四十七被关,绝非民间网站的墓志铭,民主与自由不死,以“民主与自由”命名的网站,也决不会屈从于官权的高压。

 

2006年1月8日于北京家中(《民主中国》2006年1月14日)

 

昝爱宗:明日之共产党还能叫共产党、还能是共产党吗

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今天越来越不好说了。武宜三先生所言共产党正在实施的“战略大转移”(见新世纪发表武宜三“2006元旦社论”,题“战略转移办公室发言人”就代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发表讲话),文字深刻,但说服力却是挺强的,只是不知道天下人是谁才会在乎这样的尖锐评论。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起码最不关心的就是共产党人了。一个组织,如果连他们自己人都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了,它还叫共产党吗?但是反过来看,如果它这个组织的自己人还在乎别人怎么说,它还能是共产党吗?

一是还能叫共产党,另一是还能是共产党,足以说明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也不是将来的共产党了—将来还有没有共产党是另外一回事了。说好听一些,倒是希望以后的共产党改名为共和党,“产”和“和”一字之差,大为不同,甚至是东方和西方、南部与北部的严重差异。“产”是共产,所以“产”再多,也都给你“共掉”,谁也刹不住车。你看这个“产”字,以往是这样的写法“産”,经过文字改革后,现在只剩下一个头了,也叫“产”。下面生产、供应的,都提供给上面了,下面就空空如也了,什么也没有了,下面人吃什么呢?中国有句古话叫“喝西北风”,西北风又干又冷又多有残酷,又看不见,可以“大量供应”。所以说,你的足产要为上面供应,上面再回报你大量的西北风(“産”字下面的“生”就变成了看不见的西北风),他们能让你白白劳动吗?

再说“共和”,“和”字就很好,几千年来,无论是中国古人,还是西方圣贤,都把“和”作为人间之“贵”,就连上帝在天也为我们人类祝福和平,恩赐和平,不要仇恨。“和”字就是人人都饭吃、有话说,具体指嘴巴不仅为了“吃饭”—生活、生产,还为了“说话”—言论自由。嘴若光吃饭,不说话,不就成了废物一个了吗?

天时地理人和,归纳一下都是“共和”,共同和谐,共同和平,共同和解,共同和好,共同和善,无论怎么解释都比共产要有道理,如果共产党不从根本性质上改变,不脱胎换骨成为共和党,共产党就会成为中间那个“产”字一样,下面被掏空了,倒金字塔的倒塌就像洪水猛兽要来一样,谁也挡不住。不过,谁也不忍心看到那么多的人被迎面而来的洪水猛兽所击倒,为什么政治改革之路不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呢?为什么非要以人民为敌呢?为什么非要等到树倒猢狲散再来另起炉灶、收拾残局呢?为什么不自始至终地更好地解决“和”的问题呢?如果吃饭和说话问题解决了,共产党改为共和党,难道脱胎换骨的共产党不伟大了吗? 可惜,没有人会这样做,甚至也没有人会这样想。更多的人是沉默、灰心、冷漠、绝望,更多的人甚至是再踩上一脚,再加上一根或者一捆不救命的稻草,为什么呢?良知已经麻木,正义感已经成为往事,热血已冷,什么都靠不住。因为你有良知,你希望它好,希望他改变,恰恰是起到相反的作用。本来,它就已经严重衰老了,极端迟钝了,即将不堪一击了,有人出于良心发现,来一场三民主义“及时雨”,献出自己的良知,保持自己的正义感,为它打针动手术,不都是起到强心剂的效果吗?肌体已经老朽,再足够的针剂又能如何,能治本吗?能起到延缓衰老吗?能起死回生吗?

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曾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这句话有说服力,无论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还是对于将来的共和党来说,都将是有效的。任何性质的硬化和腐败无能,任何号称自己无坚不摧,永远坚固的,即一成不变意味着解体和死亡。从以往到如今,不但是马克思死了,列宁死了,斯大林死了,即使当代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及当代的任何反动派人物,也都已经死了—或者说还有一些仍以肉体活着的方式正在进入死亡。革命的先师—当年的马克思和当年的列宁当时正是忍受不了饥饿和逃亡,而有了以暴力为动力的共产主义、阶级斗争革命思想,就有了斯大林等人的横空出世,他们这些“伟大的领袖、导师、统帅、舵手”,通过广大先烈们的血腥努力,终于实现了“接班”愿望。谁知等接班成了绝对权力的“王”,新的一批无产阶级又茁壮成长,苦命的培养苦命的,催命的造就催命的,革命生生不息,死亡走了又来,“王”又变成“亡”,天下还是不和,谁之罪?

面对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战略大转移”,爱不得,恨不得,谁也阻止不得,这一起都将是走向死亡之路的虚空—除非有了民心之“和”,政治才有新生,国家才有希望—当然这是后话,或是多余的话了。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点击查看原图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的最重要条件是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

  “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屈辱、挫折、兵连祸结、前仆后继,一部中国近代史蕴藏着多少血泪和经验教训!我们有责任将历史真实告诉我们的青少年,让他们永志不忘。这是帮助他们成为现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纯洁的孩子吞食的竟是变味乃至有意无意假造的丸丹,只能让偏见伴随终生,甚至因而误入歧途。

  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现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无法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事情为什么会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过去了,我们理应冷静地考察双方的应对得失,吸取教训,让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处。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一、关于战争起因

  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账。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

 

  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行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

  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关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二、关于战争过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权利,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问。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哪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至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错,能算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吗?如属后者,是奉了什么样的命令?

  复查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哪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愦愦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曾国藩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淀,不是朝夕所能改变;侵略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有悖文明行为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一、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

  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反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二、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诱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进取的顽固分子,都是传统文化中最落后、野蛮的成分的继承者,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载澜是奉旨会同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载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受害最烈”的北京,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法国天主堂在西安门内西什库,刚相(刚毅)尝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实不敢前,哗噪而已。拳匪既不得志,无以塞后意,乃噪而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毓鼎上疏力争之,谓:‘谋乱当有据,羸翁弱妇,非谋乱之人;优装玩具,非谋乱之物……’疏入,狱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事件过后直至民国初年,朝野各界将这个组织定性为拳匪是有足够根据的。

  三、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折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四、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要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

  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首先要问: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什库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是他们犯下的罪行,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仿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什库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已经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6月21日宣战后的“伪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

  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面对如是现实,可以有不同的心态。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人们顺理成章把这种状况归罪于“洋鬼子”;也谴责统治者腐朽、愚昧、软弱。一个辩论不休难于取得共识的问题是:内因还是外因是导致这个状况的主要根源?

  其实,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问题: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更是头绪繁复。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000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

  有人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得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我们的近代史观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两者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些先驱用心良苦,但他们没有进一步追问:决定国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国民性是一国公民思维和行为方式的特点。任何民族都是从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作为一个群体,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蛮孑遗的大小,决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传统和制度制约的自我净化能力的强弱。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定势。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国人怎么做都是有理,都应歌颂。这是爱国主义的要求。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就是以此为指导思想的。热爱自己的祖国,理所当然。可是,如何爱国,却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盲目煽动民族情绪;中国传统文化中“严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时至今日,余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另一种选择是:以理性的态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静、客观、全面地看待和处理一切涉外矛盾。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成为中国人的国民性,以利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

  19、20世纪中国人干了不少“无法无天”的事,义和团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视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蛮的行为说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张遵守现行国际条约的观点视为应该严加批判的卖国投降观点!

  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这样的歪曲实际是把革命粗鄙化,迟早总要付出代价。

  不能轻视这些错误教育的后果。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无遗。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上述教科书的编写所呈现的理路,也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1.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2.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3.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 

笑蜀:凭什么发展中牺牲的总是弱小者?

电影《无间道》的一句台词已经成了名言:”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对这句名言,原定州市委书记和风现在应该体验最深:这位昔日威风八面的小诸侯,这位以暴力为既得利益开路的土霸王,终于沦为阶下囚,善恶报应的因果律终于起作用了。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当初坐在市委书记的宝座上,力排众议坚持向村民开枪的和风,那时预设过今天的下场吗?今天坐在审判台上,回想当初自己的”果断”,他的心头是否有过追悔的一闪念?

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我无从判断,但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大致还是可以推断出来的。那就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和风,作为久经宦海风浪的和风,在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时,不可能不首先掂量风险与成本。他应该预设过开枪的后果,只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预见到今天的下场,他太自信,太嚣张,以为凭借他所拥有的政治资源,足以摆平一切,足以躲过善恶报应的因果律。因此今天的下场对他来说,无疑是大大的失算。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赢家。因此即便不是基于恻隐之心,而仅仅基于机会主义角度,也不至于把事情做绝,也应该为自己预留退路。这么一个普通人都知道的常识,属于精英集团、久经宦海风浪的和风竟完全抛诸脑后,这里的问题显然就不是单纯的智商问题,而只能用利令智昏或者权令智昏来解释了。利益或者说权力使得和风自我膨胀到近乎癫狂的状态,使其瞬间智力竟然低于常人的平均智力,以至于不惜制造远远超出常情常理的暴行,把自己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用到这种场合,真是再恰当不过。

需要警惕的是,像和风这样的”高贵者”,虽然为数不多,其能量却不小,其危害因此不容小觑。据《南方人物周刊》披露,著名社会活动家何祚庥院士不仅将中国矿难的高死亡率归咎于穷而不是腐败,因之视为正常,而且当记者质疑时,何院士竟大动肝火地叱责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如此颟顸而骄横,实在令人惊诧。

不要以为何院士是故作惊人之论,其对生命之轻贱,其对无权者之蔑视,与和风的冷血做派可谓如出一辙。如果说和风之暴行为果,那么何院士之冷血思维则为因,二者互为表里,遥相呼应,形成默契的精神共同体。和平时期,国民生命权是第一人权,国民生命权是第一优先。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充分保障这种第一人权和第一优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种第一人权和第一优先,而不是反过来压倒这种第一人权和第一优先,才有正当性、合法性。这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显然,何院士及和风一类的”高贵者”并不承认这样的共识,冷血是他们共有的性格。所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他们眼里,弱者生命的夭折不过是所谓”学费”,是一堆堆冰冷的数字。他们看不到苦苦的挣扎,他们闻不到血腥,他们听不到死难者家属的哭号。他们过于理性,以至失去了正常人应该具备的知觉。就像玩电脑游戏,游戏中那些蝼蚁似的人不是他们的同伴,怎样的刀光剑影都不会伤及他们的一根毫毛。他们并不在游戏之中,他们超乎游戏之外,那些蝼蚁似的人不过是”他者”,不过是归属他们调遣的游戏工具,生还是死,蝼蚁似的人不可能自己做主,而必须服从于他们冷酷的算计,必须服从于他们的目的,那就是游戏的胜利。死多少人在他们都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道德上和法律上的问题。他们只有攻伐的快感,并无良心上的愧疚。

这就是何院士及和风一类”高贵者”冷血思维的全部私密所在。公开场合他们当然不会说得这么直白,而往往是冠冕堂皇。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叫”不可避免的代价”——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过高的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牺牲一批人不可避免。你要不忿吗?你要问责吗?一句话就甩了过来:”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仿佛他们不是纳税人供养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而是统治者、征服者。因此他们不仅无须敬畏自然,不仅大地、天空和日月星辰都要围绕着他们,对他们俯首听命;而且无须敬畏人心,万民尤其要围绕着他们,尤其要对他们俯首听命。让你生你就生,让你死你就死;让你富你就富,让你穷你就穷。生杀予夺操之于我,人莫予毒,无权者别无选择,甭想讨价还价,而只有认命的份。

尤为滑稽可笑的是,就是这样的人,竟然自标”以人为本”,竟然自标”人文主义”。我们讲的人文主义,主要是指恻隐之心,悲悯之情,主要是指内心深处要有那么一点点柔软、那么一点点温度,而不能被利欲的风暴完全沙化。但诸如何院士及和风一类的”高贵者”,他们的内心深处是那么的荒漠,哪还有一点点”人文”气息!他们所谓的”人文主义”,毋宁说是”沙文主义”;他们所谓的”以人为本”,毋宁说是”以我为本”。

但是,世事如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曾经的强者和风,今天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其实他并非超人,并非刀枪不入不可战胜,他最终也只是凡胎肉身,也只能在游戏之中而不可能超乎游戏之外,游戏的刀光剑影最终不可能不伤到他。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只不知和风的这番下场,对诸如何院士一类的其他”高贵者”,会不会有所启迪?

黄翔:逃避哲学——纵横存在主义的「存在」、情绪哲学、诗及其它

存在主义的存在所指的东西一般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是指非血肉之躯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世界,而是指人的存在。这种存在祇为人所独有,物是不具有的。

他们认为物祇有「有」,而不能存在。

二、不是指人类的一般存在,而是指具体的个别的人的存在。

三、不是指某个人的形体的意义的存在,而是指个人的自我感,孤独的人与自身的关系。

四、不是指孤独的个人对自身的理性认识,而是指个人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

存在主义之「存在」与诗化情绪哲学中的「宇宙情绪」之「在」是不同的:

一、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是理性的、序列的、条理的、逻辑的。

二、存在主义的「人」仅仅是社会的、具体的、世俗的人;完全割离了现代人与宇宙的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存在主义的自我感仅仅是孤立的,与他人、与社会群体、与同人密切交融的大自然无关。

四、存在主义的「非理性情绪体验」仍然是「理性化」和「功利化」的。它在「存在」的意义上划了一条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界线,而忽视了「存在」在「个体生命宇宙情绪」中的整

一性和自洽性。

「个体生命宇宙情绪」是一种不确定状态。

它不是理性的「在」,也不是非理性的「在」。它是生命自身与生俱来的原本之「在」。是生命的本真。

它是模糊不清的、非线型运动的、随机突变的、聚散无常的、无可把握的混沌。

[HTH] 生命「宇宙情绪」以诗化霹雳和摇滚的生命姿态揭示存在;并引爆宇宙生命沉默的雷暴!

生命「宇宙情绪」是存在的本体;也是存在的现象和存在的方式。这表现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迥然相异:

西方思维倾向一般总是理性的、分析的、实证的。

而东方思维倾向在古代是整体的;在现代则是螺旋式地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整体——这已经在当代极少数精神探险者身上初露端倪——人体「宇宙情绪」时代。情绪哲学在本质上是「非体系」的,它在本源上与文字无关,它超乎理性和非理性。

它是自身( 与宇宙自洽的生命) 的「在」的战栗。

它是直观的、超验的、情绪的、言说难以外化的、「诗」的。

与当前阶段西方重还原分析的自然科学一样,存在主义的绝对化的偏颇的利己观念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冷漠、隔绝和孤立。他们不仅把整个群体社会弄得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互相处于彼此对立和惶惶不安;他们也把作为个体的生命自身「分裂」成若干仅仅是组装在一起的小块。[HTH] 存在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狭隘的、自私的、非道德的市侩哲学。

它貌似人性,却敌视人道。

萨特执信人类普遍道德的不可能,他从存在主义哲学角度,不屑于重视人类统一的生存意义和价值标准。他在其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有一句话:「他人是自己的地狱。」

这是一种极为市民的观念。也是一种极为市侩的市民语言。

在人类的天性中,既有善的倾向,也有恶的倾向,两者都不是绝对的。无论作为动物的「人」,还是作为社会的动物,人,既不绝对地善,也不绝对地恶。他生存于善恶之中又「超于善恶之外」。人身上同时并居着「天使和魔鬼」。它们时而争吵、时而和睦相处。而萨特却把人包括他自己仅仅视为一座行走的血肉的「地狱」;而对于萨特个人来讲,或者应该称为「哲学的地狱」。如果能把萨特从棺材里拖出来,我们就不能不问:「萨特,在你生前,其它人我们暂且搁置一边不问,祇问你,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好友甚至包括你的情人,你的妻子作为颍他人颏统统都是你的地狱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同你的爱人——那个叫波夫娃的与你有着被视为奇迹甚至不朽的爱的法国女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欲望之外,还有什么情感和颍爱颏可言呢?你同你的同时代人之间、好友之间的关系除了利害得失的虚伪的市侩关系之外,还有什么颍情谊颏可言呢?你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甚至包括你的子女之间( 如果你在人世间还有过这么些关系的话) 还有什么善良和仁慈可言呢?」

「他人是自己的地狱」首先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萨特同别人的关系和别人同萨特的关系置于绝对的「孤立」状态。顺便说一句,这种西方翻译过来的「孤立」被许多赶时髦、玩新潮的中国「写诗的人」( 因为他们还称不上诗人,也没有诗的真正气质和才华) 视为珍宝,没有孤独要模仿「孤独」;并不孤立要装出「孤立」。

人在一般情况下是群体动物;绝对孤立的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

孤独祇是精神的孤独。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一种绝对孤立的社会关系。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也有不属于「地狱」而闪耀着「爱和天堂光芒」的东西。我这里主要指的不仅是一种社会伦理关系,而是就人的自然天性来讲。我们甚至在很坏的人身上发现「天堂」的东西,诚如我们在很好的人身上也会洞见「地狱」一样。在群体社会中人与他人相处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绝对孤立的地狱关系。萨特的这句话作为一种「存在主义观点」置放在他所生活的社会背景上祇能迎合人们的利己的、世俗的、自私的阴暗心理的一面,祇能置放在某种特定的利害关系中。它作为一句哲学名言迷惑了整整一代人。

萨特的哲学是一株浸蚀人类灵魂的哲学毒菌。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每一页都渗透着海德格尔的庞杂、巨大的思想结构。萨特的这部被批评家称之为唯一条顿式( 即具晦涩难解、枯燥乏味等文字特征) 著作,其独创性是微乎其微的。无论从何种意义,也无论从思辨哲学还是诗化哲学角度,萨特都不应享有哲学家的盛誉,萨特祇是赋予海德格尔思想以自己的意义和结构,并将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

并不试图接管国家政权、也从未提出改变社会制度的萨特参与的所谓「五月风暴」是一次欢乐、发泄、破坏的节日。是对由自己创造而反过来又窒息自己创造性的社会结构的反击。

这是萨特置身其中却从未自觉意识到的一场生命「情绪运动」。

萨特的虚无几乎等同于生活中的无聊、烦闷、失望、空虚,实际上也是指的同一事物。这是一种世俗哲学的虚无的世俗化。它已经远离甚至排斥人类精神的深层体验——特别是东方式的体验。

萨特梦寐以求地想寻找一种与抽象地表现世界的传统哲学相对立的哲学「如实地描述他见到、摸到的东西,并且从中提炼出哲学」。但是萨特没有找到。现象学也没有和不可能办到。它在这里——在一种赋予时空以情绪含义的「宇宙情绪」生命中;在新的诗化哲学也即反哲学的情绪哲学中。

「人们将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联系看作是自然本身,殊不知,自然实际上是无秩序的。」

这种思想我在早期作品《留在星球上的札记》( 如「因为我的思想有了规律,我以为发现了自然界的秩序」等) 中也有。我推想,也许早于我出生和介入人类精神活动的萨特同我哲学

文化渊源上均受休谟、贝克莱的熏陶,而形成了这种哲学意识。各自意识的末端在不同的时代交叉,分别演化为存在主义哲学与诗化情绪哲学。

我驳萨特——

萨特人生观:否定人的基本天性、某些遗传因素是不对的。但人性确实不是「一个模板」、「一种定义」这一观点是对的,虽然人性中有着某种普遍相对稳定和恒久的东西。

萨特否定人类的本性、共性、某种普遍的本质,却又承认「人的状况」( 基本共性) 。他的哲学暴露了弱点。他退却了。他对自己所坚持的东西不彻底,他偷运他所要拋弃的人类本质( 某种决定论) ,以不变的「人的状况」来代替或偷换不变的「人的本性」。

人以自由选择去决定自己的行动,用一系列行动不断重新书写「人」。阻遏人自决的行动正是压抑生命本身。

人的一生的历史正是行动或冲动的历史。这一历史是由人自身去书写的,而不是为任何外在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人的本质是由人的行动所决定和构成的。

人不是某种既成的、固定的事物。他总是要以行动不断地证明自己的可能性,证明自己可能是某种东西。

一个诗哲学的创造者一生中的事件、行动和人格力量的表现有多重要!

事件、行为、人格力量即是思想。

能表现一个在大街上看女人或在房间喝酒和谈诗的人的是诗。

能以直观和情绪体验表现被人包孕其中的世界的是诗或诗的哲学。而并非令人讨厌的,不厌其烦地世代延续下去的「思辨」——无论是传统哲学的思辨还是现代存在主义式的思辨。

应该创造一个有弹性的诗的世界,把生命、肌肉、情感、梦、情绪和任尘俗欲望摆布的人——即全部生命存在的真实置于其中。

我的冲动证明生命的热情!

我的行为在于创造我自己所希望的人的形象;我在雕塑自己的形象时也塑出我的时代背景上凸出的全人类的形象。

那朦胧的并非美。

那混沌的并非模糊。

那人无法穿透的永恒深邃并非黑暗。

你以为朦胧美的祇不过是你的幻觉和人自身的自我欺骗;是一种年深月久的心理积淀。

美的感觉其实祇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情绪的徐缓和舒展。

人如世界无所谓美与不美。

世界在美与不美之中。

跳高并不是爬上危崖往下跳,那祇是下坠。

生命的高度是升腾。

是升腾地冲击,而不是下坠的俯冲。

情绪哲学与观念哲学( 包括传统哲学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 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对生命本质的形式确认和把握。数千年的哲学祇是各自忙于建设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个体系背后都有一个自视为万古不变的「真理」、一个幻觉、一种假设。如假定世界的本质是:「理念」、「绝对」、「自在之物」、「意志」、「此在」等等。

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向传统哲学表示抗拒。

存在主义哲学提出了「人」,它为我们画出了一个「人」,但这个「人」祇是一种浮泛的观念的影像,它的表达形式仍然是贫弱的。存在主义哲学的「人」是苍白的,是没有血液和肌肉的空泛的观念。它无力向我们推出一个活生生的富有生命感的人。

存在主义哲学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祇是:它不再从我们身外的「世界」着眼,而是把目光移过来,首先和主要关注的是被认为「被哲学遗忘」的「人」的自我存在,它把人的本质当作「在」而不是当作抽象之「思」来揭示和剖析。这一存在的「在」即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其根在自我之中。

存在主义哲学以理性的笔触为我们线条性地刺划出一种非理性的「人」——一个「不是人本身」的人。他们认为人是「无此人」。人的存在丧失了实体,人是「非此非彼」的「不定式」,或者「若有若无」的「无人称」,人仅仅从某种可能性来认识自己。他们不同于传统哲学把「世界」进行剖析,把世界分解成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他们祇不过换了个剖析对象,把「世界」变成「在」之人。他们把人弄得支离破碎,被他们解剖的人像一具毫无生命的尸体,离生命越来越远,越来越拉开人与自身生命的距离。他们的「人」是没有活力的,早已在他们的哲学解剖刀下奄奄一息,甚至早已停止了呼吸,而他们谁也没有发觉。

这种思维方式也许有利于自然科学,以为人类谋求福利,但是面对结构精微和神秘的人却无能为力。就好象一个不懂电的人胡弄一只通电的电表,不是把电表之精微存在烧坏,就是被

神秘的电火触碰,把自己灼伤、烧死。

传统哲学弄坏了「世界」这只电表。

存在主义弄坏了「人」这只电表。

从他们笔下,我们感觉不到流遍人的通体的电流。

情绪哲学试图从诗化的「哲学」角度提出人的「冲动生命的宇宙情绪」,并且以诗化的生命还给世界以生命的本真。「诗」容纳哲学。还原被「观念」吞噬的生命世界以全部可感触的

真实。

还原生命世界以血,以弹性,以呼吸。

连天连夜的雨。屋子里到处滴水。

书淋湿了。稿笺淋湿了。思想也淋湿了。

住在屋子里的人焦灼地渴盼着天晴。渴盼着不见踪影的太阳。

存在主义在雨外观雨。

它隔着雨帘看漏雨的房子,丝毫感觉不到漏屋中的人的焦灼和渴盼。

让哲学滴下雨水吧。

让不滴水的哲学淋雨吧。

如此干燥的哲学素描怎么能让人感觉到雨呢?怎么能让人感到漏屋里彻夜不眠的「人」呢?

这个世界到处都在漏雨。

而哲学却在世界的漏屋之外。

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这一伙人站在干燥的「哲学圣地」向我们指划着:雨。漏屋。人。他们这些哲人及其哲学在漏屋和人的忧患和期盼之外。

哲学呀,请你彻夜不眠吧,我们不要你隔靴搔痒地对人和人的环境作哲学的描述;不要你为我们画一幅漏屋的概念素描。我们要你住在漏屋之中!要你淋雨!要你从睡眠中惊醒,收拾桌子、稿笺和书籍,找来盆子接雨,然后同人一起推开窗子,以焦虑的眼光注视凝然不动的雨云丝毫不散的天空……

我们期待给人以热和本真光照的哲学的太阳出现在人类精神的天穹……期待雨水轰鸣的哲学

沉思……期待直冲着世界和人而来的哲学的洪水……

让一切新的和老的纯粹「观念」从哲学中滚蛋!

西方哲学即使是叔本华、弗洛伊德,也都还是「以理性反理性主义」的表述形式。海德格尔是「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而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就不仅是表现形式而言,而且表现内容也充满了理性判断、推理和演绎的逻辑化的「数」的色彩。

叔本华,特别是叔本华以前的全部理性哲学,都是沉浸在一种伟大的漫无边际的概念的沉思中。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概念化的伟大体系世界,或把自己如偶像安于神龛似地安放其中

,或让自己和世界的真实影像深藏其中。当我们往里面探究要求这些「体系」说出个「所以然」的时候,它们甚至连个「然」也不能给我们回复。无论他们各自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然」( 也即他们所指出的世界的「本体」) ,他们却祇提出一个达不到万物却以为万物皆从中而「出」的概念,并坚定不移地笃信和亲自品尝自己发明结出的纯粹理性思辨的涩果。这些伟大的体系里面什么也没有,祇有一团漆黑的连它的创造者也无法烛照的阴森。他们往往从「说明世界」出发去建立思想体系,而最后总是以「说明不了」而把自己埋葬于自建的观念的坟墓中。

我可见地在这儿。赤裸裸的。我的每一自觉的表情、声音和身体的活动都是我的生命情绪或强或弱的辐射。而这一切的显现都必须以我的生命情绪为前提。这种情绪本身是不可见的。无源头的。无原因的。它是先验地存在于我的感应中的宇宙性质。它不是思辨的产物,推理的产物,它不存在于任何「理念」或「绝对」的观念中。它祇是潜伏宇宙的生命感应。我们以「情绪」这一名称去命名它,它却不是这一名称本身。它借诸多概念与形式为我们所知,但任何概念和形式都不能把它还原为它自身。我们在身内和身外万象中感知到它,在动物的本能、植物的盲目冲动和无机世界的物性和不可知的力中感知到它。它对我们显现为「这个」,又是「这个」背后不可追究的无根据的「那个」。它是我们生命本身的「宇宙情绪」:因我们而开始,也因我们而终止;因我们而展开,也因我们而收缩;因我们而有,也因我们而无;因我们而痛苦,也因我们而欢乐;因我们而暴烈,也因我们而平和;因我们而愤怒而笑而哭而梦而醒而忧而愁而静而动而吸引和被吸引、而冷漠和被冷漠。世界是情绪。人是情绪。我是一自显自失的情绪。一个从感应中交流内外世界的自在的「情绪者」。一个因生而冲动生命的情绪网;一个因死而寂灭世界的网结。在这里,任何知识、功利、科学、目的、

规律、法则止于浅陋的一团漆黑。情绪从任何理性终于「到此为止」的地方开始。一切经由「认识」形式对我们表现出的理性的「知」统统还原为情绪的「未知」。

「不要再争辩了!」情绪大叫。

「你到底是什么?」情绪沉默。

情绪渗透水、石头、人和一株小树、一条狗、一只狐甚至一颗鸽蛋都同样地完全和整一。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就诗化的「哲学」这一传统而言,从中国古代老庄哲学到早期浪漫诗哲,从叔本华、尼采到现当代,绵延着一条继续绵延的人类精神的光链。

早期浪漫主义诗哲的本体是绝对的实在,是上帝。他们的诗学是美、爱和理想的诗学。

叔本华、尼采的本体是「生命意志」,是盲目冲动的不可遏制的非理性的生命意志。他们对生命意志持两种相反的态度,即悲观或进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狄尔泰的本体,既不同于早期浪漫主义诗哲上帝是最终的本体,也不同于叔本华的意志对表象来说,意志是最终的本体,而是具有历史性的生命和冥暗不清的生命之谜。诗透明生命并呈现生命的意义。狄尔泰认为体验生命即体验包孕生活的生命:生与死的总和。

而我以为个人的独特人生构成个体生命的全部哲学体验,这是我在诗中所追思和表现的。

我的诗的本体( 如果这种神秘体验可以「本体」这一类似名称命名的话) 是「冲动生命的宇宙情绪」。宇宙情绪是本真的「生命体验」。它既不是最初的,也不是最终的。它是无内无外

、无始无终地渗透整个宇宙人体的生命之电!是环流人体宇宙的奥秘的气流!它是现象和本质的互渗与整一。

宇宙情绪是使生命敝亮的无遮蔽的世界持续的震颤。它的每一冲动都是生命世界的一次地震,都是永恒宇宙的一个本真的瞬间。人是放逐宇宙情绪的动物。

我的哲学是情绪哲学。

浪漫主义的诗学基石是「美」或「爱」,它的实质是理想,在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上使人赖以生存下去的神性理想。

而在我的脚下,人类理想的最后一块基石已经移开,我跌入精神的黑暗中。唯一的感觉就是:我自身正是一团包裹着一丝内心微光的黑暗。

理想是不存在的;但是人类必须维系它。

黑暗中没有美;但人类以美的想象对抗黑暗。

人在这个世界上难以活下去。

无论我们创造了多少「目的」和「意义」,甚至像尼采一样强行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我们

也难以继续借助于它支撑自己。

除了我们内心的一丝微光,我们无所皈依。

诗应该是宇宙和感性生命二者的渗和与超越,而不是有限的感性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创作《世界 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和「情绪哲学」的原因。

浪漫主义的诗之「美」试图弥合现实生活和理想之间的鸿沟,弥合人与世界精神之间的分裂,但实质上这种美恰恰掩盖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肉体越来越远的本质的距离。这种美恰恰分裂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肉体。「美」并不能超越强大的自然力量,也不能摆脱肉体生命的束缚。真正的诗,无所谓美,它祇是黑暗生命的敏感的精神触觉,荒蛮的肉体和大自然力量的精神喷射。它不是作为一种「美」供人审视,这是它的虚幻的表象。实质上它祇是作为一种精神与心灵发生感应……

「美」是一种观念。

就我们内心的感觉世界来说,无所谓美与不美。这种感觉一经文字化就不真实了。所以面对诗学的东西,我们所要强调的不是自我捉弄的「审美」意识,而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精

神感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禅宗是最高意义上的「诗」。但是诗作为一种表达现代人类情绪的形式,我们不得不在「不立文字」的意欲下,仍然调集文字去表达它。这

种表达在文字上应该是极其洗练的,也就是「言简意赅」。一切绵延浅流的东西都是层次较低的东西。最高的诗是生命精神的沉寂,是诗化的或高度精神化的生命自身。

浪漫主义的本体是美、理想,或者最高的神性、「全一」或「大全」,而不是不可见的世界「隐体」( 暗体) ,不是超验于生命的神秘,不是某种渗透于生命又超越于感觉的难以把握和难以被人认知的东西。这种美和理想之神,不是世界之谜,人自身之谜,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之谜。浪漫诗哲的目标是世界的诗意化、理想化、审美化,而不是以诗的想象的触觉去碰触虚幻的诗意、理想和美背后某种更为深刻和混沌得令人绝望的东西,隐伏在黑暗中的超感觉的无可把握的东西——这就是我的诗的触觉所指向的。

早期浪漫主义诗哲之后,叔本华、尼采的「生命意志哲学」出现。

但叔本华、尼采仅仅强调「生命意志」是不够的。因为生命自身就是涵盖一切的「绝对」和「实在」,它向我们裸露又向我们隐蔽着一个「谜」体。诗所要表现的应该是涵盖一切的生命——世界的裸体和世界的隐体。而涵盖世界的「绝对」和「实在」,是辐射「宇宙情绪」的本真的生命自身。

黑格尔的艺术理想是荷马史诗、雅典艺术( 希腊古典雕刻、史诗和戏剧) 和荷兰绘画。

他的美学思想主要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表现出来的一种古典主义的美。

而康德却更多地是从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美。至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观,其思想、方法及其观点延伸着某种专横的「唯物」哲学的阴影。难以想象,一个富于自由创造的艺术家及其纵横的想象,能在其中运转自如。在当代中国,在美学上迥然相异于人的,我以为,是沉湮至今却遗世独立的高尔泰!

「美」并不是一种科学实验,需要我们「辨证地」、「唯物地」去「实践」和「实证」。

艺术之「美」( 如果我们把某种生命体验称为「美」的话) 是一种精神现象,它属于心灵。

现代艺术是一场对生命的复原运动或原始复归运动。

如果单就艺术而言,它的目的在于恢复生命的原色。

诗是失去色彩的灰色世界中的一次「爆炸」。

这是一本为我而写的书( 今道友信:《关于美》) ,像《文艺学概论》( 滨田正秀着) 、《梵高传》、《邓肯自传》。

诗高于哲学和宗教,至少是与哲学和宗教并驾齐驱的最高精神表现形式。现代哲学与宗教有着日趋情绪化的可能。它们将摆脱旧的躯壳,与诗融洽在一起。所以诗必须具有高于传统哲学与宗教的内在强大潜力。

诗的语言传达天才内心旋律寂静的喧嚣。

它展开和收缩永恒回归的精神圆环。

现代诗在精神上更多地与禅化宇宙宗教和诗化宇宙哲学联系在一起;在艺术上更多地与宇宙性绘画和宇宙性音乐联系在一起。它在本质上在于表现和探索人与世界的宇宙性质及其奥秘。

它是当代人类精神最深刻的鼓噪和最富于表情的高峰动作。

如果在抒情诗中,个别主体表现出自我多面性,于是便展开了生命的史诗。

抒情诗的性质与史诗的性质融合在一起。史诗在这里变了。这显示在抒情诗中的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史诗,它已经获得了不同寻常意义的史诗性质。

一部迷狂的抒情诗就是一部圣经。

我们从中听见一片血肉的祈祷。

一首现代抒情诗是生命的一次直接投入。

它缩短了抒情主体和抒情对象的距离。

抒情对象本身往往就是耸峙的抒情主体。

在抒情生命的圣殿中,苍茫的宇宙于我们自身中返躬内视。

未开发的诗园:原始美。美的大自然。渺远而静悄悄的近乎神秘的过去和未来。远离喧嚣的现代文明。远离思想,远离主义的重负。一切简单而自然。祇有非原则和非条规的「感觉布置」。

萨特不自觉地受影响于「文化大革命」。在法国胡搅了一阵,弄得前后思想矛盾,言行不一,也许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骨髓。这老怪物又从马克思那里取走了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

,混合而成「存在主义」。于是中国人又反过来介绍这个新奇玩意儿,大加研究。人们( 特别是当代某些对时髦趋之若鹜的中国佬) 就立刻倾倒,真觉得了不起,于是全人类赶忙佩

服或准备佩服,并且视为新思想和行为的准则。要吵吵嚷嚷好一阵子才静下来。

研究!研究!滚他妈的蛋!世界上总有这么一帮子赶时髦、好新奇、爱玩弄文字的家伙。尾随人后又想引人注目。我这么说,并不是简简单单就否定萨特。萨特是一种文化现象,谁也抹杀不了。我这里是直指那帮令我厌恶的随波逐流者。

萨特,他就是萨特。萨特是一种时代现象。

这鬼梵高,为什么这么多东西与我相似?

但我仍然占在我的地方。我拥有我的复杂的精神和心理,我的哲学的沉思和东方的气质……

《罗丹论》。无可比拟的里尔克的文笔。如诗、如美、如真。

赵昕:神权、人权与主权

──在四川草堂读书会
“国际人权日”演讲会的书面发言

〔吴琴南老师代为宣读。〕
57年的今天,联合国大会1948年12月10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并
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并将今后每年的这一
天确定为国际人权日。它向全世界宣布:“对于人人固有的尊严及其
平等不移权利的承认,确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人
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
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生安
全。”
更早在216年前的巴黎,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所发表的《人权宣言》明
确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
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蔑视人权,是
人民不幸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
今天,在世界各国人民争取人权的不懈努力下,终使国际社会普遍关
注人权、尊重人权,并使“享有人权、保障人权”成为任何极权统治
集团都不得不承认的普世价值。中共当局的进步更是快得惊人──两
年前才终于宣布“人权入宪”,今年11月17日唐家璇国务委员就庄严
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权最好”了。当然,家璇话音未定,人权
NGO的赵昕当日就头破血流、骨折腿断,实在是“灰色幽默”了一
回。菁英荟萃的四川草堂读书会能够举办这个“国际人权日”演讲暨
诗歌朗颂会,也实在是中国人权事业的一件盛事!
在座的朋友多是饱读诗书的独立思想者,都清楚知道我们所追求的现
代宪政民主制度,其根本的基础磐石就在于“天赋人权”──换成法
律文字来表述,即“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生命、个人尊严神圣
不受侵犯,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在这一根本原则的基础上,为了确
保某个或某些人“充分享有人权”而又不得侵犯任何其他个人的“天
赋人权”,现代宪政民主主义者都认同了“法治下的自由”的观念,
或曰“宪法下的消极自由”。今天我所希望和诸君分享的,正是“人
权”观念的来源,及其与神权、主权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虽然在不同民族各个宗教各种文化里都能够找到一些“人
权”观念的因子,但是诚实地说,我们不能不同意马克思.韦伯等人
的观点:自由民主政体首先在西方的确立,“天赋人权”观念发轫于
基督教文明圈,都是和“新教伦理”大有关系的。而所谓“新教”,
其实就是马丁.路德起首的宗教改革运动后,重新得到恢复和确立的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一切回到圣经基本教义,人人生而自由平等,
都是上帝的子民,都可以直接和神交通。从《圣经》中,我们从头至
尾都可以查考到如下理念:
1、神权是至高无上、自在永在的,上帝有创造、喂养、保守、带
  领、鞭挞、惩罚、救赎、医治、慈爱、宽恕的权利,一切权柄出
  自独一真神;
2、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创造并喜悦的,《创世
  记》二章七节记载:“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
  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看着一切所
  造的都甚好,神就赐福给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
  理这地”;
3、“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
  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
  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记》九章六节)确
  立了生命的神圣性,即便是亚当的长子该隐因为嫉妒杀了他兄弟
  亚伯,神虽然惩罚了他,却依然保全了他的生命;
4、亚当、夏娃因为受了撒旦的诱惑,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善恶树上的
  果子,悖逆了创造之神犯下了原罪,同时也把善与恶的因子种在
  了人的心板上,代代传承下来。因此,人生而兼具神性、人性与
  兽性、罪性,人必须通过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救赎与
  医治;
5、凡世人都是神的儿女,在神目前都是弟兄姊妹,都是生而自由平
  等、赋有人格尊严的,任何人也无权藐夺他人的生命、自由、人
  格尊严并追求真理、自由、权利的平等地位!“凡自高的,必降
  为卑”。
由此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只有那独一无二的真神,那自在永在、无所
不在的创造之神,才是至高无上的权柄之神!凡世人都是他的儿女子
民,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都是既蒙神所祝福、又充满了人的罪性与
局限性的受造者。凡人及人所造出的一切“神佛鬼”、“救世主”、
“大救星”、“红太阳”,最终都必然败坏──正象我们看到共产主
义的四个所谓“大救星红太阳”: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卡斯特
罗,败坏得如此之快一样。越是疯狂,越是“人定胜天”,越是“毁
天灭地”,越是败坏得快!君不见尼采狂嚣“上帝死了”,上帝生死
谁也不敢妄言,但是尼采这疯子确实最后真的疯癫而死,倒是我们众
所周知的!更加奇怪的是,就这么一个疯子的臆想妄言,在中国大陆
还一版再版,热销得很,甚至时髦到“未读尼采不敢称知识分子”的
地步。我们中国人对于“疯汉子疯婆子”的无限热爱,还真是中国特
色的一大国粹呢!
正是确立了神权的至高无上,为神照着自己形象和样式所造的人的
“人权”的“天赋性”、“神圣不可侵犯性”,才得以能够建立起
来!我们不再是一些没有来由的“猴崽子猿宝宝”,更不是一些只讲
“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凶猛动物”!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我
们,又把生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
的生命本生就具有了神性,神圣不可侵犯!而人权,即“个人权利、
个人自由、个人生命、个人尊严神圣不受侵犯,人人生而平等”,
“对于人人固有的尊严及其平等不移权利的承认”,确是成了“世界
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所以,正因为“神权至高无上”,为神
所喜爱和赐福的“人权”才具备了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性”,并
成为了发轫于基督教文明圈的现代宪政民主制度的立石之基本──
“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个人生命、个人尊严神圣不受侵犯!”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由、财
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蔑视人权,是人民不幸
和政治腐败的唯一原因”!
由于人类的生养衍传和遍布全地,在漫长孤独的生存发展过程中,在
时空隔离的繁衍传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聚居部落,
逐渐形成了一些丰富多样的部落特性,并随着人类技术的不断发展而
碰撞、交融、衍生、流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地理区域,又
形成了许多我们人为地称之为"民族"的社会共同体,而这些“民族”
社会共同体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生生灭灭”,不断地碰撞、不断地
交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融和的。学习过人类学、民族学的朋友们
都知道,“民族”这东西,其实就是人类自己为了种种政治、宗教、
利益、意识形态的需要,不断编造、命名出来的。远的不说,君不见
中国的“回族”,就是因为各个不同“民族”的个体,因为信仰了伊
斯兰教而逐渐聚集聚居,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同
样,所谓“美利坚民族”、所谓“中华民族”,如此等等,莫不如是
形成的。
正是在这样的“民族”社会共同体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民族
国家”,读过《国家的起源》的朋友都应该了解。本来“民族”也
好,“民族国家”也好,自然非自然的形成、发展和演化,也有它的
合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任何事
情都是一样,物极必反,物反常必为妖。经过长期的宣传和强化,人
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所谓“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已经被人类
出于种种动机和目的,有意无意地推上了极端,变成了“民族利益至
上”、“国家利益至上”,超越了真正“至上”和必须“至上”的神
权和人权,成为了种种所谓“集体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
义”、“血统主义”、“人种主义”、“专制主义”信奉者的灵丹妙
药,成为了古今中外独夫民贼的保命金丹和避难会所,甚至也成为了
被迫害、被凌辱、被剥夺“天赋人权”的劳苦大众理所当然、不假思
索信奉的“绝对真理”了!大家想想看,今日世界,谁敢对所谓的
“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提出半个不字?!红色愤青、白色愤青
们天天狂喊呐叫的,不就是所谓的“民族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
上”吗?!结果呢,所谓"主权"超越了“神权”和“人权”,所谓
“主权至上”超越了“神权至上”和“天赋人权”,不仅仅“多少罪
恶假汝而行”,甚至也成为了绝大多数深受其害的公民个体所深信不
疑的“绝对真理”!君不见党中央国务院天天在敦敦教导我们──中
华民族文化特殊,中国国情特殊,自由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稳
定压倒一切,生存权大于人权,国家利益至上,如此等等,不一而
足。包括在座的一些民间菁英,不也是半信半疑,甚至信以为真了
吗?!
公民们,菁英们,美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加尔布雷斯曾经极为深刻地指
出:“统治这个世界的,只不过是极为可怜的一小点智慧!”
自工业革命以来300年,人类社会呈现出超常规、加速度发展的大趋
势,科学技术的大飞跃和知识信息的大爆炸,已经把偌大的世界变成
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信息瞬息即至,空间轻快跨越,全世界都呈现
出一种极为深刻而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大趋势!中国
人只讲“经济全球化”,其实,全球化的,岂止是经济而已?!人类
生存发展的方方面面,举凡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思想、
科学技术,无一不在全球化的大潮席卷之下!这倒正应了中国文化中
“天下本一家,四海皆兄弟”的“天下观”,和“人类和平,世界大
同”的“大同观”。其实,不论是从宗教的“创世说”还是从人类
学、基因学的人类起源说开讲,人类都是共有同一个祖先,或叫“亚
当”或叫“非洲南猿”!而地球村上不管白人、黑人、黄种人,不管
“黑眼睛”、“蓝眼睛”、“红眼睛”,都有弟兄姊妹情,都是天下
一家亲!
最最重要的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是──人类已经前所未有地、
第一次掌握了足以毁灭地球村生物圈成万上亿次的恐怖武器和物质力
量!用一个四川歇后语来形容,那就是:“三岁大的孩子耍七斤半的
烟杆──找死!”如果我们每个人还是不能够意识到这一前所未有的
残酷现实,如果我们每个人还是不能够重新理顺神权、人权与主权之
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每个人还是抱持着什么“国家利益至上”、“丛
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所谓“绝对真理”不放,那么,为了所谓的
“集体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国攻国,民攻民”
真是不可避免,狂悖蒙昧、生命有限、智性有限的人类,最终面对的
必然是:“恐龙灭绝恐龙,人类毁灭人类”的复活节岛般的怪诞命
运!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始终有一个痴心不改的自由大同梦想:“人类
永久和平,地球自由大同!”让我们重新理清创造之神与神的儿女的
关系,重新理顺神权、人权与主权的秩序,重新认识自己的罪性和有
限性,重新悔改回归神真理的道,重返神和美慈爱的伊甸园吧,阿
门!
(于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

东海一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达成怎样的基本共识?

据说王达三也是一位当代大儒。友人知我心醉传统道宗孔孟,便传来此君的《我为何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论”?》一文,说大有参考价值。枭眼才看罢“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十大意见和措施”的第一要点,便没有兴趣第二第三看下去了。其《共识第一》曰:

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在如下两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首先,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当务之急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畸形文化心理,非是如此则全盘西化乃至是“美国化”则必不可免…。

我敢断定,这样的“基本共识”只能纸上谈兵根本没有任何达成的可能,以这样的“基本共识”来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来复兴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体现儒家情怀儒学理念,振兴和发展儒教事业,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在中国特殊语境中“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之类话语都是似是而非的。更基本更应该坚定地维护的价值应该是: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英-史蒂文-卢克斯的《个人主义》一书(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中引用康德的话曰:“理性的存在叫做人,因为他们的本性表明他们就是目的本身——不可被当作手段使用—–从而限制了对他们的一切专横待遇(并且是一个受尊重的对象)。所以,他们不仅仅是主观目的,不仅仅是作为对我们有价值的行为的结果而存在:他们是客观目的,其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是任何其他目的都不可替代的目的,一切其他的目的只能作为手段为他服务;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找到有绝对价值的东西了”。

在西方,产生于欧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早已确立了人的价值,让人成了世界的中心和天地间最高贵的存在,一切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道德、社会生活无不以人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至上、人的权利至高逐渐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其实,人本(就人与物、人与天、人与神的关系而言)和民本(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思想在中国更为源远流长。原儒也是将“人”放在“国家民族”之前的。孔子说“仁者爱人”而不是“仁者爱国”“仁者爱君”, 所以他肯定汤、武革命的合理性;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都体现了对人的作用和价值的重视,他进一步强调,对不施仁政的暴君是可以不服从、否定乃至‘“篡权”、“颠覆”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中所说:“中华民族之灵魂乃首先握住‘生命’者。因为首先注意到‘生命’,故必如何注意到如何调护生命,安顿生命。故一切心思,理念,及讲说道理,其基本义皆在‘内用’。而一切外向之措施,则皆在修德安民。”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仁政”、“民本”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只能成为专制帝王及御用文人们的口头禅。

可悲的是,在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精神已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中国,人依然是一种手段。为了国家、民族、党、社会及虚拟化的人民,乃至为了稳定、为了大局、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城市形象,国民个人不断被要求作出各种各样的奉献和牺牲,包括生命在内。

所以知识分子当务之急不是破除“妖魔化中国”而“乌托邦化美国”的文化心理。相反,最应该破除的是“妖魔化民主”的文化偏见,并在这个方面达成基本共识:不管信奉什么主义什么思潮,都应坚定地维护人的权利,即言论、信仰、不受政治迫害、免受匮乏等“四大自由”和受教育权、选举权等最基本人权。

《论语》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也有人说“不”当读为“否”,认为圣人不仅仁于人,也仁于马,贵人所以先问,贱畜所以后问,先人后马,秩序井然,重人轻马,合情合理。不论怎么标点和释意,这个典故都充分体现了原儒的人道主义和人本精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应该先问人再问别的,在谈到国家民族之类宏大话语时,应该问一下“国家民族”伤害到人没有。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早已证明,只要民主制度,才是自由、平等、人权最好最有效的保障,才能把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到实处。民主是一种不“伤人”的制度底线,有了这条底线,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才有根,推进“中国本位文化论”、复兴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等伟大事业才不会沦为“徒然无用的口号”!在这条底线之上,各种文化各种宗教都可以各显神通,王达三君的儒家情怀儒学理念才能更好地体现,其儒教事业才有实现的可能。

在制度为人的权利价值和尊严作出基本保障之前,强调国家民族之类宏大叙事,无异于儒学的自我丑化和客观上的为虎作伥,而关于读经、民俗、孔诞、祭祀、讲学、庙产、官员、儒教、儒化等一系列建议和措施,纵然得以局部实施,必如民国军阀尊孔读经活动一样,不过笑柄和闹剧而已。

余世存: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12月18日在少数人俱乐部的演讲

 很荣幸占用诸位的时间,跟诸位交流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应主办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讲知识分子状况的时候,研究生会的同学就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现状,那次没有讲,这一次你们说想听一听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实说,我很愿意讲讲我个人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对中国转型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们介绍我的时候忘了介绍我是一个写诗的,我其实对两个人以上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愿意过一种个人沉思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为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性、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20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为什么还是需要说,因为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为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为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么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为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么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为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为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产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为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89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89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

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89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16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们之所以要用后极权、次法西斯来称呼我们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变动,在转型,我们需要认知新的动向,我们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时代的精神出路。它是变得更积极了,还是更颓废了;是变得更原子个人了,还是变得更集体依附了。权力运行是变得更温情了,还是更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隐晦了,还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会,也是想了解这个社会要“坎陷”到什么地步,要了解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构成及保证形式。

那么这个次法西斯社会有多长时间?从89年算起,它有16年了,它还有多少年寿命?它的终结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动乱、社会阶层分裂,是清算、审判还是赦免实行精英式民主?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得不多,因为这是大家的事,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次法西斯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在监狱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王朝瓶颈一说,他认为一个王朝过了二代三代,就度过了危机期,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在想柏杨这一假说时,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心智,他们要么在进化的阶梯上停滞,因为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们看不到别的路,要么一根筋地维护孔孟之道,即做了专制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愿帮专制的话,如果我们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么我们就得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寻找现实中的出路。

说实话,今天中国的问题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由于士大夫或说知识精英的帮忙,中国特色的专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会继续维持下去。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中南海,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叹的是,我们中间号称最敏锐的人,总把中南海当作念兹在兹的对象;就像王朝时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没见面的皇帝当梦中情人一样。假如胡锦涛先生听劝,我们劝他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也是不可能了。蒋经国先生意志顽强地说过,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但胡当政三年,大陆官民冲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况胡即使有心他也无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锦涛,以为他处境艰难,形格势禁,很多事由不得他。这也不对。我一再批评唐德刚黄仁宇的历史观是一种决定论式历史观,我们当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撞大运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

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转型社会的问题,那么个人在其中生活有什么意义?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概念:个人伦理。个人伦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自处、慎独并与外界相处。个人伦理涉及很多问题,你自己向内反省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么样的机会。有的人会说我要内圣外王,有的人内心充满仇恨外在表现就可能是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有的人内心迷茫外在表现可能就是破坏性的。

但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伦理最终要跟时代社会的发展保持某种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应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坏的,而是一种和谐,是恩格斯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可是光说这一梦想光说你要和谐是没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谐社会没错,但没有用处,因为它没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

要实现人的理想,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必须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在试错中走向健全的社会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想获得成人的主体资格,他说我宁愿依附别人、依附体制,一辈子做乖孩子,一辈子装孙子;有的人有了主体意识,却又总处于利害的算计之中,这种个人伦理就是无意义的、犬儒的。

确立健全的个人伦理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主体,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原子个人式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社会。当然,个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关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确切地讲,对一个民族社会的个体而言,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乐观过头了。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曾经说过,80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90年代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我预言新的千年世纪,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是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伦理。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我们社会里没有个性运动,没有出现巨大的精神个体,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机会和场合承认我的预言的失败,并检讨其原因。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80年代的中国人努力、以及90年代的中国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说,80年代的启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潮,90年代的自由主义努力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导致中国人至今没有出现个性解放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思想过于匮乏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对知识精英抱希望了,他们的意志在后极权社会表现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会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说他们全面帮凶帮忙地专制,是有点刻毒;为顾面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诸行动,你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希望后极权社会能转型到民主社会里,但它偏偏不满足你的希望,它转型到次法西斯社会里了;你希望胡温新政,但胡温治理的社会较之从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个性解放、个人伦理消解集体主义,但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要挤进体制,要依附某个单位;你希望中国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市民有个觉醒,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市民运动,但社会没向这方面转型,而是越来越冷漠,走向原子个人主义。

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从表象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极为脆弱。十万人的骚乱就可以让一个县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个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让一个繁华的小镇萧条至极,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案。费孝通生前曾说,中国最近20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他说与西方比,我们缺“文艺复兴”一段。费先生说的其实也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性。在中国生活,你想求得什么样的机遇,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处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没有共同的人性,对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对方眼里的地狱。

在西方现代转型数百年期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伦理的完善,个人必须在生存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起某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们那种空前的人类自信、乐观精神,克尔凯廓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种空前的人类迷茫、悲观、深思精神。这些人文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公共知识产品,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中,上至执政党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识产品却迟迟产生不出来。我们既不能实证某种空前的人性或中国人的自信、理想、乐观,又不能彻底地悲观、失望,我们因此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制度、公共空间的拓展建设。

比如现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场热销的个人励志一类的图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公共知识产品。人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这很好,这是意识到个人的有限性,但一个社会要表达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识的开智启蒙。比如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他有一个“狼奶说”,说是60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有毒,现在应该把狼奶吐出来。这个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公共品。朱先生本来应该由此进一步往深里思考,从而能对社会各阶层演绎他的“有限说”,但他只是对圈内人说话了。这就不够,这一事实也证明我刚才讲到的80年代、90年代思想界的不彻底性。这种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对有些想内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人来,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产品不够。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的个体陷入分立对立的状态,而难以和谐共处。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则绝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个人伦理含有三个层次: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对应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气魄或信仰,对应的生存状态是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9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缺乏我们说的人文主义运动,缺乏个人伦理的呼应、声援,我们当代中国的个人生存质量在文明眼里是较为低下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滩就觉得我们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觉得我们站在文明的前沿了。这不对。你想像一下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国家,他们那里的城市建设也美仑美奂,但你认为他们跟文明站在一起吗?无论我们怎么做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伦理不能完善,我们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用说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养中国人,中国人反过来作践了大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我们的社会,世态环境,可以说是世态炎凉,丛林法则使得有人认为,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善的延续形式。至于心态环境更不容乐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打发光阴,中关村的企业家说羡慕比尔-盖茨,深圳的大款无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当作人生挑战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态在精神气魄方面严重萎缩,反而以为自己在寻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师,这些行为并无太大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来,同样应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效。

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说了这么多,不是要你们对中国转型悲观失望,我们描述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不应停留在跟它同样的高度,何况解释中国转型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轻松的、喜剧的形式,我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个人伦理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极大,只要你的精神气魄还在,你的理想志向没有动摇,只要少数人仍在努力,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们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像姚立法、郭飞熊、高智晟这样一流的民间政治家,我们的转型可能比历史学家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刘晓波:官权联美 愤青反美

自胡温上台以来,在国内是政治上的急遽左转,在国际上对日本强硬而对北韩等流氓国家亲近,以至于导致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

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内外政策似乎并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稳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共太知道维持稳定的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所以对美国一直比较克制。这种克制表现在台海问题上,主要由两方面的妥协构成。

首先,胡温政权对台政策,表现出先硬后柔的两面手法,或曰“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之所以如此,美国无疑是最大制约力量。“反分裂法”的出台,引起国际舆论的大哗,更招致国际主流国家的强烈不安,美国国务卿赖斯女士亲自来中国,表达美国对“反分裂法”负面效应的严重关切。于是,几乎是赖斯前脚走,胡温政权后脚就宣布正式邀请国民党主席连站来北京。这显然是对“反分裂法”的负面效应的外交补救。国亲两党党魁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握手,多少缓解了由“反分裂法”带来的台海紧张。

其次是胡锦涛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布什进行了非正式的简短会晤,胡锦涛主动邀请美国介入台海问题,成为这次会晤的重点。去年11月份,布什总统对北京进行工作访问,在胡布会谈期间和会谈后两人出席的记者会上,胡锦涛再次强调:“希望中美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在江泽民时代,无论在外界看来江核心骨子里多么“媚美”,但在台湾问题上,江泽民在口头上还是不断地重谈老调: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然而,中、台、美三角关系的现状,是中美之间五十多年博弈的历史所形成,绝非空洞的口号所能改变。以现在中国的软硬实力而言,不准干涉内政的口号喊得再响,也丝毫改变不了台海现状,还不如面对现实,采取更为实用的应对策略。

而胡锦涛上台以来,美国的台海角色表现出更为务实的态度:既然无法改变历史形成的台海现实,那就索性放弃空洞的外交说辞,转而承认美国在台海问题上的重要角色,通过邀请美国来共同面对台海问题,以美国对台湾的巨大影响力来遏制台独势力,显然比不断重复“中国内政不得外国干涉”更为有效。

胡锦涛邀请美国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的言论一出,顿时引来爱国愤青在网上的炮轰,正面高呼捍卫主权尊严者有之,反面斥责胡锦涛此论是“卖国论”者也不乏其人。然而,对于一个独裁党来说,无论谁执掌中共政权的最高权力,都不会太在乎的民心之向背,胡温政权当然也不例外。愤青们的拳拳爱国之心并不能阻止现政权的我行我素,不仅中共政治局大佬们要与党魁保持一致,而且中共军方也要服从中央军委主席的统一口径。

2006年1月11日,中共军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报道了国防部长曹刚川会见美国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代表团的新闻。曹刚川表示:去年频繁的“胡布会”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成功访华,说明“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良好,两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沟通。”谈到台湾问题,这位军头说:“我们赞赏美国政府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希望美方切实履行承诺,不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与中方一道反对和遏制‘台独’,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

在我对时政新闻的有限了解中,在台海问题上,中共党魁与中共军方一直表演着黑白脸的双簧,党魁相对温和,军方相对强硬。安抚出自政务官员之口,狠话出自军队将领之口。外国媒体也经常夸大党魁与军方的分歧。而这次国防部长曹刚川的表态,还是中共军方第一次明确表示拥护胡锦涛以务实的态度来处理中、美、台三方关系,说明了胡锦涛对军方掌控力的加强。

然而,被大国崛起的幻觉引上激进民族主义之路的愤青们,却齐声反对胡锦涛的务实态度,很有点“头可断,血可流,主权尊严不可辱”的劲头。

我浏览了对此条新闻在新浪网上的反应,虽然跟贴不多,但是只有一条跟贴是赞成胡锦涛的务实策略:“和美国共同维护台湾地区稳定,是一种策略需要的考虑,这种策略是陈阿扁和日本人所不愿看到的,我看这还算一着好棋。”而绝大多数跟贴都是主权尊严第一的论调,现摘录若干跟贴如下:

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事情,不应由任何国家和地区来维护和干涉。

为什么要共同维护台海和平????????

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吗????????

中国人解决自己的事,岂能让他人插手!!!

应是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台湾海峡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事情,不应由任何国家和地区来维护和干涉。

这样就把台海稳定国际化啦!

应该这么说:台湾是中国人的事,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

中国内政,怎么要美国共同维护和平稳定呢?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应是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甚至有愤青放出类似朱成虎的狠话说:“外国如果不想让地球毁灭的话,就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事!”

由此可见,激进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泛滥,对中国的前途是单刃毒剑,对中共现政权的机会主义外交,也至多是双刃剑,既可以用于弥补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也会给现政权的权威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2006年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人间别久不成悲:读赫尔岑《家庭的戏剧》

一八六三年八月,赫尔岑经过阿尔卑斯山赶往意大利,这已是他第三次行经此地。第一次,一八四七年,他还年轻,三十五岁年纪,无忧无虑,生命丰盈,他满怀憧憬寻求丰富的生命源泉;第二次,一八五一年,母亲与爱子遭遇海难,他疼痛满怀,神情恍惚,到叶耳找寻遇难者的遗体;第三次,在这一天,他带着孩子到她——爱妻娜达丽——的墓地。一点点的休息,一点点的安静,便可安抚他躁动的心。
  想起曾经喜欢读姜夔的《鹧鸪天》。那些元月写下的词篇满纸尽是苍凉意。他说,“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他说,“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花好月圆,恰是贫士自嘲好时节,无车迎送,鬓角苍苍相伴处,只有那肩头坐着的小儿女。反而那句“人间别久不成悲”似要叫人觉得轻松。仿佛词人真豁达了,洞明了,盘绕心中的情结都打开了,散作前尘旧梦,杳无踪影。赫尔岑写他去爱妻墓上,不也有这样意思的话——“我的愿望不大;让我的脑子得到一点休息,希望我四周有一点和谐,我寻求和谐,我寻求和平、疲劳与衰老中的这种安静。”
  但,念头一闪,突然觉得这样想很天真。过往的爱与悲岂是那么容易散去,又岂是那么容易就困住一个人。姜夔笔下的“白头居士”纵然有叹不尽的凄凉身世,但有宝贝的“乘肩小女”不已是最大的安慰。“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膝下娇儿,真是天外小灵童,作得字来张牙舞爪,天真可爱,词人有多少惆怅都要冲淡了!家庭,这才是最不可付出的代价。如此再看回来,“只有乘肩小女随”,是自嘲,竟也似炫耀呢。而赫尔岑的“愿望不大”,我们自然可想到,失去家庭,对命运他已付出太多,能期待回报什么,有什么能抵上失去母亲、子女、爱妻的疼痛。“人间别久不成悲”——又怎么会!世事变迁,悲痛依旧。也许黄昏的余晖恰好照到那里,你会看到,赫尔岑的爱与悲又被映亮了。于是,当他独自伫立旧日窗前,想到娜达丽受过的苦难,竟情不自禁感叹:“我虽然无限地爱她,可是我自己也参加了杀死她的罪行!”
  读《家庭的戏剧》,细想下,作者的许多情感我体会不来。读书,文字间的气氛会在心中弥散,征服我,但又有许多悲喜情节,我被其感动了,却又有一丝相“隔”之感,我会疑惑赫尔岑或他妻子娜达丽怎么有那么强烈的感情震动,我不明白有时赫尔岑为何突然会很痛苦很愤怒,不明白有些情况下他竟忍下心去宽恕……也许这正与自身历程缺少那样的情感体认有关;也许,像赫尔岑那般具有伟大心灵者,其胸襟、激情、对生命的坦诚态度,恰是我辈所缺乏的。第一章里,赫尔岑写到1848年法国大革命失败对他精神世界造成的巨大创伤,苦杯满斟,信念支离破碎,“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我们所为之作过牺牲的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已经被生活出卖了,被历史出卖了,为着它的利益出卖了……”西方腐败的文明成为他的矛头所向。同时,他也批判起那一部分“欧洲人”——那些将“神圣”轻易说出口的人——“我们忘记了多少败德的激情(古代的虚假的激情)已经混杂在一个属于这种衰老文明的现代人的心灵中了。”他失望的发现,许多使他心悸的言论,在眼下的文明中不过已变成寻常道理和口头禅,不仅失去了它的力量,而且掩盖真相,带来灾难。而我想,当今时代,也许仍不缺乏赫尔岑指出的那般“虚假激情”的言论与行动(例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号召我们所要克服的那种面对疾病的态度)。对于美、崇高、荣誉……许许多多的词汇,我们失去了应有的敬意与真诚——对它们,“人间别久不成悲”,才成为一种真正的可悲。
  “家庭的戏剧”,戏剧,正有跌宕起伏之意。全书作为《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时代灾难写起,转入叙述赫尔岑的家庭灾难。即从娜达丽在与德国诗人黑尔威格的感情纠葛中所受伤害,到母亲爱子遭遇海难,再到娜达丽不堪承受噩耗,于悲伤中身体垮掉,生命流逝,不久,辞世;最后面是赫尔岑对身边朋友、对不名誉的黑尔威格的一些态度。在这条较为沉痛的线索之外,是一八五一年夏天,赫尔岑与娜达丽终于互相体谅彼此相信,那短暂的美好时光。这或许也是全书笔调最优美的地方。
  赫尔岑回到娜达丽身边。那天晚餐,她身穿白色细纱短衫,脸上留下痛苦焦虑过的深痕,这一切都让彼此想起从前赫尔岑从流放地归来迎娶娜达丽时的情景,无限美好。他们似久经人生战斗的老兵,“我们不但是出了我们的力量,也试出了我们的弱点……”;但战场又是新的,“我们重新在人生路上出发,并不计较从前的事情,两个人共同挑着过去的痛苦的担子。”
  试过痛苦的深浅,得来的和谐愈叫人珍惜,可是,若预知不久后的死别,那时的他们又会怎么想,会不会不甘心。作者的笔触缓慢,悠长,现实中的美好时光已去得那么快,文字中为何不能让它走的慢些,再慢些……赫尔岑说,“我感谢命运给了我这些日子和以后的四个月的光阴:用它们给我的私生活作一个光荣的收场。”真是酸酸的,如同人说舍得,舍得,却是如何都舍不得!
  歌德的小诗《流浪者之夜歌》里写道,“一切的峰顶/沉静,/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们在树间无声。/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流浪者的脚步声响彻夜空,不会打搅别人,只惊扰自己的梦。他终究会安静。他的安静,或是宿命般的沉寂,或是与无声的林间殿宇的一场相遇,潜伏又超越。或许那些明媚的爱,断肠的痛,也不过是与命运的一场相遇,带来永难摆脱的悲剧性——洒了自己的血,留下自己给撕掉的肉——人,要怎样的坚强才能从中超脱,并像赫尔岑那样不无委屈的诉说,“为什么没有人猜到我心上还剩得有多少爱,在我身上耗费了多少,多少爱?……”但,又那么倔强地说着,“只有坚强的人才承认自己的错,只有坚强的人才谦虚,只有坚强的人才宽恕——而且的却只有坚强的人才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
  是的,他是坚强的人,他在苦难面前大笑,而他的笑声常常近似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