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December 2008

　　罗伯特·格雷(1945—  )是当代澳大利亚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曾获得过许多大奖,享受英国、德国、日本及美国授予的研究津贴和基金。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现今一位最伟大的诗人。在澳大利亚,他的诗是许多中学生的必读材料。格雷在197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溪水日志》(Greekwater Journal),接着又连续出版了七本诗册,《余像》(Afterimages,2002)是其最新佳作。他的最好作品的选集《1963—1983诗选》(Selected Poems 1963—1983)于1985年出版,随后在1998年又出版了《新诗选》(New and Selected Poems)。本中文译本选自1998年版《新诗选》,另外还包括了《余像》中的最后十首诗。

　　格雷的诗脍炙人口,令人难忘,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他的诗风以清新、明晰见长。虽然诗中充满了意象和隐喻,但并不晦涩难懂。格雷的文风,正如他在许多诗中表达的那样,力求清晰,尽可能地将他看到的和理解的精确地表达出来。他经常向我们提及著名的画家及他们的名画,似乎暗示他的诗与强调视觉艺术的画家显出的形象的敏锐与洞察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1988年版的《钢琴》(Piano)中有一首名为《在夏日的绿阴下》(Under the Summer Leaves)的长诗,在这首诗中,格雷利用我们在绘画艺术方面的知识来解释他在创造意象时使用的方法:“名画大师那儿学到的详尽描述”,他讲述了他描述澳大利亚复杂的自然风景的努力。稍后,在同一首诗中,描写澳大利亚蓝天上云浪翻滚的轻柔时,他自认受到了提埃坡罗的影响。他对澳大利亚两个最著名画家的风景画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关注:   

　　在汤姆·罗伯茨的小树苗

　　和诺兰的树皮中有一种节奏。   

　　有意思的是我们注意到格雷用一系列绘画的手法,如风景和具像画来阐述他最新的作品《余像》。他自己也说他的诗“是由视觉经验转化成的语言”。

　　格雷诗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擅长描写已知的世界和自己对此的反映。他不是一个超自然或纯理论诗人,作品以对自然和纷繁复杂世界的敏锐感觉为基础。他认为明晰的写作风格最能表达他直接看到的事物。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我来说意象似乎是表达物质观时最合适的方法。”在本书一首名曰《在一个小港湾》(At the Inlet)的诗中,他写道:生命的圆满在于对事物的沉思。1993年版的《某些事物》(Certain Things)中有一首名为《幻想》(Illusions)的诗,其中他又写道: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它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在本质上是错误的。而在本书的另一首诗《证言》(Testimany)中,他强调不要相信那些以任何方式许诺有什么可以比地球更美之徒;相反地“我们惟一的天堂是平常的一切:我们为此处的实际存在所滋养。”

　　第三,格雷的写作技巧和多样化诗风令人瞩目。他能娴熟地驾驭自由体诗和传统的韵律诗。其诗的体裁包括短篇、长篇、散文体和叙事体。他的散文体诗(如本书中的《一首关于大自然的诗》)和他最好的抒情短诗一样表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意象性。

　　还有重要的一点,即格雷对佛教中的禅宗和运用东方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所表现出的兴趣。他反对西方的“元叙事”概念,这些概念用神学和绝对的方法来解释人类。他特别强调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些可观察到的直接的东西。格雷不认为有一种更强的力量能控制和影响我们的感受和理解;相反地,他的诗暗示我们,我们正是通过格雷所见所感来理解这个世界及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在他的许多佳作中,他总是在描写观察客观事物所带来的激情和愉悦之间体现一种精细的平衡,同时努力探索这些事物的意义及于我们生活的重大关系。格雷的作品告诉我们,诗人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敏锐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的世界包含了什么。

　　作为诗人,格雷对我们首要的影响是他呈现了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生机勃勃的风景,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在《旅行:北海岸》(Journey:the North Coast)这首诗中,他描写到他在“装修好的房子过了十二个月”后,乘火车回到他早年生活的地方。以下是他透过车窗看到的情景:   

　　列车的影子,就像鸟影,

　　疾驰在银灰色的田野上,

　　越过那些看似从石头上劈开的篱笆

　　和一丛丛羊齿植物,

    　一个尽是草根的红泥土堆,

　　越过那漂满原木、树叶

　　和腐朽发黑的树干的小溪   

　　这些意象非常清晰引人,格雷用直白精确的语言来表达其视觉感受,确立了他早期的声誉。他被称为“澳大利亚诗坛上最具慧眼的诗人”。毫不奇怪,这种将视觉感受具象化和语言化的能力使格雷对用意象手法写诗越来越感兴趣,如他用日本俳句的传统手法创作的诗。在《溪水日志》中有几首诗就是这样的,而后来的每一卷诗中则更多:   

　　闷热的夜晚。

　　月亮又微小且模糊,

　　就像一杯水中的一粒阿司匹林。

　　……

　　烟囱,夜晚的天空;

　　这缕轻烟,踌躇水下的一位女子的长发。

　　(摘自《溪水日志》中的《组诗十三首》)   

　　这些诗作的魅力在于所用的隐喻是那么确切和大胆。显然格雷的兴趣和能力已远远超过对自然景色的简单描述。他已经能够熟练地攫取外部自然世界中贴近得令人惊异的形象,使我们对所看到的周围的事物更加敏锐。

　　格雷的第一本书就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和日本看待世界的方法以及佛教感兴趣。在澳大利亚诗坛上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先入之见。在他的第二本书《草书》(Grass Script,1978)中,他将佛教中的发现直接体现在对新南威尔士州北海岸风景的持续关注上:   

　　我在树下整天地研读,

    　对中国古人

　　着了迷,

　　他们寻找正确的生活方式,

　　发现人必须顺应自然,

　　顺应

　　我们自我以外的东西;

　　他们热爱这个世界。

　　(摘自《达摩载体》)   

　　在同一首诗中格雷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自此它也一直成为他作品的中心。没有不变之物,他写道,没有什么可称永恒,只有变化。   

　　事物的本质

　　只不过是一空无

　　存在于乌有之乡。

　　这是它自有的本性。

　　它的根本特性就是“空无”。   

　　在格雷最新的书中,这一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中。”他说,“谁可能逃脱?”任何事物都离不开自然界的法则和形式。   

　　世上的万物都在流动,这意味着

　　没有什么实体,在现实的

　　某个层面上,一切都在变。

　　 (摘自《事物的漂流》)   

　　在澳大利亚,罗伯特·格雷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论的诗人。一些评论家认为他一直信奉意象主义,这限制了他,使他不能超越眼前和表面的东西而看得更远。另一些人则认为他那种禅宗的超脱表明他与他人的普通生活是疏离的。另一方面,格雷因其写作的激情、意象的力量与纯粹,以及广泛的兴趣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受到大家的尊敬。最重要的是,他非常具有亲和力,作品有很强的可读性。他是二十一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此次将他的佳作译成中文,将有助于巩固他的国际声誉。
   　　　　　　　　　

　2006年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一百年纪念，贯穿全年重新为作家“立碑作传”的活动，1月中旬在作家辞世的奥斯陆率先展开。
　　挪威中国艺术家共推新版《玩偶之家》
　　1月14日，“全球纪念易卜生系列活动”开幕晚会在奥斯陆市政厅举行，挪威国王和王后出席了有中国杭州越剧团参演的两小时盛会。世界各国10位杰出演员被授予“易卜生100年”特别奖。1月15日，以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主题的雕塑展在挪威国家图书馆开幕，主要展出挪威女雕塑家妮娜·孙德拜（NinaSundbye）的作品，挪威财政部长与丽芙·乌曼等10位刚获“易卜生奖”的演员列席。在易卜生的出生地希恩（Skien），易卜生博物馆将于5月23日重新开放。易卜生剧院总监英格尔·布尔逊（IngerBuresund）介绍，曾在2004年来京演出《培尔·金特》的易卜生剧院将制作一台新版本的《玩偶之家》，由中国国家剧院和北京现代舞团的演员出演，易卜生剧院邀请一位挪威“新一代”导演与林兆华合作执导，音乐委约郭文景创作，最特别的是会请来中国的剪纸艺人担任“舞美总监”———给舞台剪出红纸的“玩偶之家”屋子。该版“娜拉”计划于今年9月25日在北京首演，2007年初到挪威上演。英格尔提到，易卜生剧院擅长做户外即兴表演，变换演出地点的时候，用车将演员连观众一起运到新地点继续演。2004年在北京的演出原本已经计划好在东便门一带做户外即兴演出，但前年年初的“密云事故”导致计划临时搁浅，然而在天桥剧院演出得到的反馈“还是很不错”，之后还邀请了中国国家剧院八位演员到挪威继续演《培尔·金特》，并引发了剧院再访北京的打算。
　　挪威掀起易卜生热潮
　　在奥斯陆城内，可以随处看到易卜生“复活”的迹象：他逝世前最后17年每天中午准时12点前往喝咖啡的“大饭店”，成为挪威导游介绍给旅客的必游之地。从“大饭店”步行可到的易卜生故居正在全面修葺中，世界各地的游客很快就能亲临1906年易卜生谢绝一切访客的书房。奥斯陆市中心的墙上、咖啡馆和酒吧的窗上，随处可见易卜生的肖像，剧场海报上可见“好莱坞易卜生”等等。在易卜生出生地希恩的易卜生剧院，今年夏天将排演一部综合性的易卜生作品“串烧”，英格尔说主要与自然景色结合，形式包括音乐、舞蹈和戏剧。而每年3月20日易卜生诞辰那天，挪威政府设立的“易卜生戏剧奖”都在希恩颁发。
　　易卜生剧院的执行总监格蕾·韦（GryWie）告诉记者，易卜生剧院一向极少演易卜生的剧作，今年是例外。希恩的居民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喜欢看易卜生的戏剧，因此剧院主要针对外地观众，在选择剧目上以新创作为主，即使是易卜生的作品，也偏重创新的演绎方式，主要就是演《培尔·金特》———“金特在45年内足迹遍及欧洲，我们特意把易卜生和金特两个角色分离开，让观众随着金特周游历国”。说到《培尔·金特》，英格尔向记者透露了一个秘密：《培尔·金特》组曲的作者格里格有信件显示，当年易卜生向格里格委约作曲时，格里格原本“非常厌恶该剧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答应易卜生后打算以同样富含“民族主义”的音乐讽刺该作品，不料反响奇好，而且没有人读出当中的反讽意味。英格尔说，在挪威大家对这一段掌故都三缄其口，不愿意破坏《培尔·金特》在戏剧和音乐上的双重“国宝”形象。
　　在挪威期间，记者分别对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Knut Brynhildsvoll）和挪威电影及戏剧界“国宝”丽芙·乌曼（Liv Ullmann）做了采访，他们谈了自己对易卜生的感受，也能从一个角度看到今天易卜生在挪威人心目中的地位。

　　丽芙·乌曼：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
　　新京报：你在挪威被公认为演易卜生最有名的演员，你演了易卜生的许多角色，有何体会？
　　丽芙·乌曼：很难说我如何理解易卜生，因为女性是个体的人，在易卜生不同的戏剧里有不同的形象。但他剧中的女性大多象征是在往“真知”的路上，途中总遇到因为成长背景或社会现状带来的阻力，她们中间因而产生了分化：一部分选择回头，一部分选择继续向前。因此我理解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新京报：你会把易卜生作品中的女性跟你自己的生活经历联系到一起吗？它们有怎样的联系？
　　丽芙·乌曼：我从易卜生的戏剧中领悟到许多智慧，不少角色我演了不止一次，每次演，随着年龄阶段的不同，我都有新的发现。易卜生是我的好老师。我没有最偏爱的角色，但《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是我演得最多的，对我来说也最具有启发：我们女性，其实一直都像娜拉那样不断起舞，但并不是绝望的舞蹈。我们在以各自的方式起舞，在大多数依然以男权为上的社会中，在追寻真知的路上。
　　新京报：比方说，第一次演《娜拉》和现在看剧本，感觉具体有什么不同？
　　丽芙·乌曼：我第一次演娜拉是25岁的时候在电台，第二次是30岁在剧院演，然后32岁的时候做巡演，40岁的时候去百老汇演。现在我重看剧本，感觉完全不同：最强烈的感觉是娜拉要展示的是许多不同的大写的“人”，而不仅是一个个体。
　　丽芙·乌曼，挪威最有国际影响的电影、戏剧演员兼导演 

　　布伦希尔斯沃勒：易卜生不局限于时代
　　新京报：请介绍一下易卜生研究中心的情况，挪威本地的学生多吗？
　　克努：易卜生研究中心是挪威惟一研究易卜生的学院，我们每门课程有10到15人，不想再增加人数，因为教授只有两三个。学生来自世界各地，没有什么挪威人，因为研究中心是用英语教学的。目前有两个中国人在易卜生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学位。我们跟中国的清华大学等都有合作，去年我们在中国有过易卜生研讨会，今年8月我们会在南京举办研讨会。
　　新京报：易卜生今天在挪威受欢迎程度如何？
　　克努：这一代我不确定。我们那一代读书的时候，课本里都有易卜生的作品，是必修的，但今天不是每个学校都这样了，今天的教学只是鼓励学生结合挪威、瑞典和丹麦的文学传统去自己写作。但我认为人们还是需要阅读自己国家的文学经典的，强制阅读在某种阶段也是应该的。
　　新京报：易卜生擅于刻画19世纪的社会现象，你认为易卜生的作品是不是有时代局限性？2006年挪威要发起全球纪念易卜生的系列活动，你认为会不会勉强？
　　克努：易卜生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代，他的作品也不限于关注社会问题。只有阅读过易卜生，才会了解他的东西多么有意思。他的作品蕴藏着不同层次的含义，可以代表不同的象征意味，任何一个时代读他都会有新的视角、新的领悟；易卜生的作品也会令读者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也许这是易卜生的戏剧登台之多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原因。
　　克努·布伦希尔斯沃勒，挪威易卜生研究中心教授

　　张广天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名为《人类的当务之急》。“这个题目是我的发行商给我起的‘命题作文’，而其实我是朝着干掉这个题目去写的。这样，写起来就很有挑战。谁会适合回答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可信的地方在哪儿？最后，人家信了又怎么办？我的意图，不是让人信我，而是怀疑我。”张广天这样解释自己出书的动机。他说《人类的当务之急》是为了质疑理想，“我可以告诉你什么不是理想，或者也可以说什么是理想。但别人的理想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的理想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你看了，有意思就行，不是为了让你信我，而是为了让你有趣。”
　　此书共分四个部分，好像戏的四幕：第一部分写作者的朋友一个叫京不特的人的传奇故事，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独白，第三部分跳到一则神话故事，最后一部分是作者的排练经历。张广天称，这样安排，是努力先让读者相信这个叫京不特朋友的离奇故事，和一个怪导演的怪想法；但在后面，又走进神话去闹事了，这就看起来离谱了，也就是说，刚建立起来的可信被消解了。
　　在戏剧创作方面，张广天表示今年打算跟奥地利合作弄五六个戏，自己做一个，还有的请别人做。“我准备排《英雄广场》，伯恩哈德的剧作。他反法西斯，但不是骂德国，而是说奥地利人自己。他的作品是对民族主义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对咱们中国也特别重要。我们这几年来，民族主义也很喧嚣，也是特别需要警惕啊。”

     在我的友情链接里，“安替博客”和“blog中文翻译”在2005年里曾先后被屏蔽，我也为我的这两个链接做过“黑色XML标志”[见左图]，算是祭奠。今天去看“blog中文翻译”是已恢复。安替则不同，在第一次被屏蔽后，曾另择它处而居，又活泛一时，最终再殁！
     我之所以祭奠一些博客——现在想祭奠已多的忙不过来——是为了那个我并不认识的人的说话的权利而非其观点或者说部分观点，恰事实是我不喜欢第一次被屏蔽后择居复出的安替，因为以前的文字更具思辩。现在的安替是又一次被屏蔽了，其内幕不详，我也向来不愿追问其背后的为甚？因为那太累太烦，亦往往于事无补。我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可不可以说话，像人一样。另外说话是否也要分出个三五九等呢？
     因为不喜欢你的说话就贴胶布于你之嘴，是我们的施政技巧之一。这在17年间（1949-1966）有过；在十年间（1966-1976）也有过；直到现在（1976-）依然有着。这就无不证明了我们的幼稚，幼稚得试图抵御现代文明的进程，阻止现代科技的发达，甚至是要阻止人体的天然机能，生物性的嘴唇开阖。这就尤其像是“欲盖弥彰”或者说是“掩耳盗铃”了。我为我活了半个世纪没有遭遇战争而庆幸，我亦为我活了半个世纪说话须得掂量而行而悲哀。
     湘籍作家何立伟最近著作《大号叫人民》此名委实是好，启示匪浅！假如人民代表有一天也只懂“一手举馒头，一手举拳头”时，那么人民代表就只可在民间存在，因为大号叫人民的人民尚有最终的发言处。博客就是了！因此“博客”亦可算作人民代表提案处呢。你还关闭这个“处”吗？当然，由你。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我们就看看历史上我们的《中国话语屏蔽史》[我的，想成书但尚未成书]。
     1989年之前，我们还有公然巡游于街头的无线电监控车，由此至前，到1949年算起，早期的监控说是为了防止美蒋特务与国内地下反动组织里应外合反攻大陆的颠覆目的，这个尚可接受，稍后的和平时期则全然转换功能为监控人民的话语了……那样的历史到得文革十年，已经恣肆至极点。“下乡知识青年之歌”就曾是典型一例。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下乡的年代里，曾经于地下流行过大量反映知青情绪的歌曲，如：《西昌知青之歌》《知青之歌》、《南京知青之歌》、《告别南京》、《昆明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望断蓉城》、《山西知青》、《告别广州》、《沈阳啊,沈阳》、《蓉城知青之歌》……
     手头收藏的有以下三首的歌词——

其一：《蓉城知青之歌》[根据电影《古塔奇案》插曲“秋水伊人”改编/原唱  龚秋霞 /彭丽媛唱“秋水伊人” ]
望断蓉城/不见妈妈的慈颜/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几时才能回成都/妈妈呀/几时才能回到故乡的家园/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只有你的女儿呦/妈妈呀/已陷入绝望的深渊，在忍受着无尽的摧残/
   
其二：《山城知青之歌》
流不尽的长江水/止不住的辛酸泪/长江嘉陵江哭泣声不断/伴着知青去远方/啊/衰老的爹娘别为我悲伤/
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秦岭大巴山一山高一山/你让我们天各一方/啊/亲爱的姑娘莫为我悲伤/
数不尽的苦和泪/压不弯的腰和腿/跟着太阳出踏着月光归/泪水湿透破衣裳/啊/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

其三：《南京知青之歌》[ 去听：1  2  3 ]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故乡/啊/长虹般的大桥直冲云/宵/横跨长江/巍峨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人生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漫长/生活的重担沉重地压我的肩上/
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
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亲爱的姑娘/你在何方/野马似的小伙子把你爱上/高山啊你弯下腰/急流啊你闪开道/让我飞到她身边/细细看上她两眼/

     明眼人可以看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我所找到的三首歌曲里多只是些小资调的离情之作罢了，于国于政并无大碍。其中或是多愁善感之作如“更残漏尽/难耐衣食寒/往日的欢乐/方显出眼前的孤单/梦魂何处去/空有泪涟涟……”、“盼不到的彩云归/留不住的雁南飞”；或是恋乡思旧如“那滔滔的锦江水/那壮丽的人民南路/依旧是当年的情景/那篱边的雏菊/空阶的落叶/依旧是当年的庭院……”；也有在那时令人难以想象可以存在的对于恋人恋情的公然表露如“当我吻别了你/亲爱的姑娘/擦干了眼中的泪/忘了心中的忧伤/啊/心中的人儿我离别了你/奔向远方/爱情的种子撒落在异地它乡……”、“冰凉的月光照着我的姑娘/苦难的人儿何时能返故乡……”。值得我们认真的是，其中亦不乏含有那时期烙印的反映革命的万丈豪情之词之句如“迎着太阳出/伴着月亮/沉重地修理地球/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我的命运/啊/用我们的双手修红地球/赤遍宇宙/美好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这就要认识一下知青之歌的许多根本的不同来。恰恰长时期来，人们网开一面，对于那时期的遭遇者持同情态度而兼收并畜这些思想之作。因此广为翻唱，直到近年。其实这些东西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音乐、文学爱好者于困苦时分的自然情感抒发而已，谈不上认识的深刻。有的甚至是极左思想产物与颓废思想的杂揉，如“沉重地修理地球……”与“是我神圣而光荣的责任”的前后矛盾。
     一时期，大陆视台湾对大陆广播为瓦解目的的“敌台”，亦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对华华语广播为“敌台”，更视“美国之音”为头号敌台。而以上所有知青之歌又都是敌台们用以反间的最佳工具。
     1970年，我在大巴山深山与世隔绝的三年里，正是用一架八只晶体管5个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夜夜从中国干扰台的杂波缝隙里搜寻着千山万水间隔之外的那“敌台”。知青之歌便是在那时与我相识。坦率说这些歌曲简单到只有哀怨，由于人民参与政治的被阻止，思想被禁锢，知识青年真的就不知道自己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是在中国历史上正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悲剧角色。原谅他们也只有缩回到自己的思想后院，做着一些对花落泪的小勾当。而襄渝铁路线上涌动着的数十万学生劳工却一律是童工年龄的16至17岁年纪，这个在政府是否该作以解释呢？尽管那已历史。
     因为童工，思想并不成熟，知青之歌的软弱和消极，以及他们思想的贫乏和欠缺深度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样的小小情绪也被当时政府视作为洪水猛兽而加以扼杀而屏蔽。也就是因为我有全连唯一的一台“可以收听敌台”的收音机，我在“路线斗争教育”运动中被“专政”，是犯了错误的人。甚至被认为是“贵族小集团”而遭到批判。那年我17岁。
     事情发展到极端，众所周知，知青之歌的部分作者后来遭遇了被捕、专政、流放，以至终其政治生命于一生的对待。
   
     ……我以为早已被遗忘了。3000万知青的苦难较之几亿人在一个神圣意志驱使下虔诚地相互折磨血泪纵横的劫难而言，犹如旷野虫鸣渊底蛙声。作为这‘史无前列’的‘新生事物’，随‘文革’被彻底否定而完结了性命……然偶有闲暇小憩，逝去岁月的旋律时常会一个乐逗、一个乐句或动机，甚至一个乐段从自以为平复的心底泛起……真的忘了？那是300万‘共和国新生代’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啊！这一涵盖了中国城乡，触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领域，波及成千上万家庭及其亲友的历史。这一国家付出300亿元的知青运动，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无声无息的消失了？歌，在游荡；心，在流浪。…… 《序曲 岁月如歌》[孙伟语]

     中国的话语屏蔽史是悠久的，其现实中的表现总是变换着或慈善或公允或“以大局为重”、“团结为要”的说词和面目。这个让我时不时想到着王克平[星星美展主要成员]的名言“那是要争取来的，而非恩赐可得……”[大意]。

　　回望2005年的图书，除文学类图书，一批非虚构类图书同样不可忽视。它们的出现，让2005年的阅读异彩纷呈。

　　畅销不衰的史书

　　史书可以说是近年来图书市场的常胜将军，2005年也不例外，先是海外学者唱主角，接着国内学者也不甘示弱，史书可以说从年头“红”到年尾。
2005年初，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书刮起的“大历史”之风还未过去，同样来自美国的史景迁的中国研究系列6本又掀起海外史书高潮，作为学术畅销书的写作高手，史景迁最擅长的写作方式就是用讲故事的方法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作品中既有《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1912年的中国历史》这样倾力宏大主题的名篇，也有《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这样关注大时代背后小人物命运的佳作，不仅赢得了学术圈内人士的首肯，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市场业绩。此外，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海外史学家的著作，同样引人注目。

　　严肃的史学著作如何在保证学术品质的同时尽量“好看”呢？在这一问题上，海外学者无疑做了非常好的榜样。胡月伟、钱法成、姚博初等人的《万历五十年》和李亚平的《帝国政界往事》明显有着《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它们的畅销证明“大历史”仍有其市场号召力。

　　去年，值得注意的畅销史书还有中华书局推出的“正说”系列。可惜，这股从电视荧屏刮来的“正说”之风，很快被淹没在拙劣的跟风之作中。

　　热闹非凡的红楼书

　　2004年销量超过10万册的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似乎启发了出版界，令2005年几乎成了“红楼年”，一下子出了几十种“红楼书”，仅周汝昌就有《周汝昌梦解红楼》、《与贾宝玉对话》、《红楼真梦》、《定是红楼梦里人》、《周汝昌“红楼”内外续“红楼”》等好几种，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冯其庸的《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蔡义江的《解读红楼梦》、王蒙的《王蒙活说红楼》、李国文的《李国文楼外说红楼》、闫红的《误读红楼》以及陈维昭的《红学通史》等书，几乎“染红”书店。

　　《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更是将这股红楼热推向高潮，并引起红学界的大争论。虽然有学者指出，这是一股红学虚热，要小心红学泡沫泛起，但似乎并不能阻挡这股热潮的继续。在近日举行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又有《刘心武“红学”之疑》、《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周汝昌论红楼艺术》、《端木蕻良细说红楼梦》等红楼书现身。

　　耐人寻味的私人叙事

　　几本知识分子个人命运的传记和回忆录让2005年的阅读，有些忧伤，有些淡定，感喟不已。它们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文革”期间的个人体验。与以往此类图书不同，它们较少宏观反思，没有动辄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感喟，而是更个人化地展示出动乱年代里个人命运的无常。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收录了柳亚子、胡风、胡适等14位知识分子在1949年的日记，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历史的横切面，对了解这一群体复杂的内心世界而言，这是一种靠近历史本身，更微观、近距离的观察角度；老鬼的《母亲杨沫》以非凡勇气写出了复杂而真实的人性；朱正琳的《里面的故事》以自嘲表现出时代荒诞；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对史料引用严谨，对历来重文学性而轻严密性的中国传记写作，更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

　　此外，《我们的钱瑗》、《逝去的大学》、《我的父亲沙飞》、《我与胡适先生》《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等书，以“小我”回望逝去的历史，追忆生活的碎片，更让人寻味。

　　妙趣横生的学者随笔

　　与稍显沉重的私人叙事相比，2005年出现的一些学者闲文趣文，便显得轻松，学者们“用业余的态度研究专业，用专业的态度研究业余”，使得这些“小文章”无论说史还是评论，总是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于活色生香之间、历史缝隙之处，让人眼前一亮。余世存不添油不加醋，老老实实讲述的《非常道》，以《世说新语》的体裁，截取自晚清、民国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断，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可以说是一部没有序和跋的细节史；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可以说是大历史的“八卦”读物，让人会心一笑的同时，也让那段历史立体生动起来。

　　李零的《花间一壶酒》，孟晖的《潘金莲的发型》，朱大可的《守望者的文化月历》，周泽雄、周实、张远山三人化名庄周合著的《齐人物论》等，轻松之处均透着深刻思考。

　　此外，逐渐进入主流视野的博客书、形成各类品牌的学术书、打造新科普概念的科学书等，都在2005年留下脉脉书香。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何堕落成暴政者羞辱人权的俱乐部？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他那本写于一九七六年的的一书中，向读者讲述了在勃烈日涅夫时代弥漫于苏联社会的犬儒主义。我们知道，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推进，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烈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犬儒主义蔓延，构成当时社会的一个显着特征。
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顺便一提，不久前，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其中写到，勃烈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它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好比赵高在金殿上指鹿为马，以此测试群臣，看谁是跟自己的谁是不跟的。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许多俄国人既然抱着看破红尘的态度，因此，当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竟然还有人真的坚持某种理念，某种理想主义，简直觉得惊奇。在一次国际和平大会上，一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就对美国代表的较真深感意外。他私下问史密斯：难道这些美国人真的认为他们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影响现实政治吗?

史密斯认识一个苏共少壮派官员。看上去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他又对本国的政治感到自豪，为自己能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十分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对自己在党内会议上以善于发言着称而得意。其实，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一种典型——无信仰的、犬儒式的机会主义者。“可见，”史密斯总结道，“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

伴随着看穿一切的思潮的流行，物质主义也开始泛滥。这后一点倒也情有可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折腾，俄国人已经付出了太大的代价，共产党许下的诺言又在哪里?无怪乎人们会这样想：“人只活一世，而这一世是短促的。所以，请给我一点东西吧。别老是许给未来呀!”物质主义的泛滥进一步冲掉了残存的理想主义。许多人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为了一次出国机会，为了分得一套房子或搞到一部新汽车——甘愿放弃自己的独立政见。这样，当局无须乎再采取大规模的恐怖措施，就足以控制住它治下的广土众民。

少数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依然在发出他们的声音。在起初一段时期，他们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虽然敢于公开表示这种尊敬的人不多。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到后来，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也得到某种响应。史密斯对此大惑不解。一位名叫瓦连京?图尔钦的异议人士对他解释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在新形势下，正象一位数学家讲的那样：“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以前曾听人说，在中央党校，各种思想和言论十分开放，甚至敏感而出位。前几日，遇到一位国企官员，提起此事，他说，“你只是听说而已，而我是亲见的，因为我上过D校”。他肯定了我那道听途说的真实性，并且增加了一些活材料。

这事让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研究苏联末期的一个发现，即对苏联体制的主观抛弃，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源自民间，而恰恰是在前苏联的官僚集团那里，僵化的观念和意识形态被首先和彻底地抛弃了。但由于某种共同利益的考虑，既得利益集团乐于维持现状，并心照不宣地继续通过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维护着皇帝的新衣的神话。直到某种新的历史契机出现的时候，各种力量分化组合，产生出新的竞争和较量…..

这位学者指出，由于受到一贯的虚假宣传的灌输，反而在民间培养出了一大批旧意识形态的真诚信仰者。他们直至今日还在认真地纪念着十月革命、怀念着红色领袖。现在，他们愤怒于自己被“背叛”了，但真实的情况是，他们其实从来都没有得到过真诚的许诺，他们是世上最庞大的谎言、最有组织的骗局的受害者。

前苏联的施骗者们高居国家的上层，是全国最早知道历史的真实并预知历史的结果的人群。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地维持现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击鼓传花”一般将权力和整个的局传给继承者。每一个接到花的在位者只需要考虑两件事，如何尽可能多地摄取、如何全身而退。如此周而复始。

最为恶劣的情况是，由于每一个局中的人，都知道这游戏的结果，因此更加疯狂地占有公共利益并以高压维持秩序，从而更猛烈地制造着矛盾。最后一个来不急出手的倒霉蛋则要偿还所有前任的欠债。由于这个总负债足够小，因此苏东基本是在和解的情况下转型的；而法国贵族们的总负债显然太大了，其景像被狄更斯写入了《双城记》里……

“我是萨冈，《你好，忧愁》的作者。”—这是她喜欢说的一句话。她年老的时候，去追逐她心目中的明星偶像，她都会说这句话。也许，她的心态还停留在这部作品的年轻和疯狂里。

1957年4月，约旦危机的新闻占据着报纸头条。但从13日这天起，22岁的萨冈成为报纸头条。并不是什么好事，她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死神没有把她带走。如果她真被死神带走的话，她将成为一位仅留下三部小说的早逝天才。我们再也不会看到她以后的小说、戏剧，甚至听不到她近乎疯狂的传奇。她的一生都是迷人，而惊心动魄，如同赛车。

她不但没死掉，八年后，她的三十岁生日到来之前，她把写好的小说开头塞进猪皮手提箱，在里昂登上了开往圣特洛佩的火车。在松林环抱的大别墅里，她完成了她的第六部小说《真爱永不败北》。上一部小说《奇妙的云》出版是在1961年，四年过去了，她让读者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三十岁的萨冈，不仅有着两次婚姻，还有着一个三岁的儿子。她开始感叹飞逝的时光：“三十岁的写作状态不可能和十六岁时一样，我用了一年时间来构思这本书，就说明人物的构思还不成熟，《真爱永不败北》是我写得最辛苦的一本书，也是我最重要的一本书。”出版社拿到她的这部小说后，激动地说：“她这一代的所有人都会像她一样激动的。”这本小说里的女主角吕西勒三十岁，是萨冈的同龄人，她是个萨冈式的人物，她是萨冈的代言人。小说从闯入吕西勒卧室的第一缕春风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她的生活和追求：刚刚醒来的吕西勒睡在富翁情人的别墅里，感叹着，“奢华真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东西。”在情人查理的房间里抽了一支烟后，她驾驶着轻型跑车追随着风在高速公路上奔驶。很快，她将遇到她的年轻恋人昂多安。那时的昂多安是报社编辑，一个有钱妇人的情人。

类似的命运、相互吸引的美貌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同居的日子，先是一段快乐而充盈的生活，这也是他们梦想的生活。但生存的压力，这样那样的账单纷纷涌来。怀孕的吕西勒甚至没有打掉腹中胎儿的费用。她不得不求助以前的情人查理。她离开查理的时候，这个温顺而优雅的男人就告诉过她：“我为爱你而爱你，昂多安为了能和你在一起而爱你。他要和你在一起快乐，那是属于他的年龄的态度。而我，我要你不必靠我而快乐。我只要等待。”“我等你，不论何时，不论你向我要什么，不论在哪方面，你将会得到。”她为了解决现实的刻不容缓的困难而去找查理，在现实与爱交织的生活里，她最后回到了查理身边。两年以后，她与查理结婚，成为查理夫人。这个称呼是她成熟的标志。

《真爱永不败北》初版十五万册，迅速销售一空。三个月后，小说翻译成了九种文字，将在二十多个国家上市。萨冈为了奖励自己，她用这本书带给她的版税买了一辆时速可达200公里的法拉利跑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小说中的一句话引起美国记者的注意：“晚上五点到七点，情人们不再相会，因为他们太累了。”因为这句话，《时代》周刊特别调查后发现：原来交通的原因，这段时间正是堵车高峰，所以情人们将约会提前。这不得不使人佩服萨冈独特而敏锐的观察力。这部作品被改编成同名电影，饰演吕西勒的就是著名电影演员凯瑟琳·德纳芙。

去年9月24日，她因肺栓塞医治无效去世，享年69岁。今年是她诞辰70周年。我第一次与萨冈相遇，却是在她去世半年后。今年春天，我偶然购买了一册台湾九歌出版社的《真爱永不败北》，翻译者是台湾地区法国文学的翻译权威胡品清教授。这部作品在中国内地出版时，被命名为《狂乱》。萨冈为这本书取的法文书名是LaChamade。胡品清在序言里说：“假如直译便该是‘宣告败北的鼓声’。”

萨冈和萨特同一天出生，但比萨特晚了三十年。她喜欢普鲁斯特，萨冈的笔名就来源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她曾在1965年在报刊上与玛格丽特·杜拉斯交锋，在美国，她曾与《伤心咖啡馆之歌》的作者卡森·麦卡勒斯共同度假。但她没有获得他们在中国的好运气。萨冈的一生共写下二十多部小说，二十多种戏剧和随笔。她拍过电影，写过歌词，当过戛纳电影节的评委。她的作品引进的只有六七部长篇，也就是这不到十分之一的萨冈作品对中国的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萨特有全集，玛格丽特·杜拉斯和普鲁斯特都有几个版本的全集。就连卡森·麦卡勒斯的作品，也正在引进国内，上海三联书店正在发行多种麦卡勒斯作品。萨冈的作品比这些作家更通俗，也更好读。可是，她的作品在市场上已经消失了将近十年了。这十年，正是萨冈当年的“对手”杜拉斯走红的十年。这十年，也是年轻一代疯狂成长的十年——在成长中，没有遇到萨冈，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现在萨冈终于带着《你好，忧愁》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走来了。这个传奇的女子，她死了，她的传奇没有死。她的作品在中国读者中创造的传奇，还没有开始。

第二届冰心散文奖近日揭晓，湖南籍广东作家熊育群的《生命打开的窗口》、铁凝的《遥远的完美》、张立勤的《树中的女人》等摘得桂冠。这是熊育群在获得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后，又一次获得殊荣。

“冰心散文奖”是由中国散文学会在冰心先生用以扶持文学新人、繁荣散文事业而捐赠给中国散文学会稿费的基础上设立的，每两年评选一次。

《生命打开的窗口》是一篇对亲情、生命具有深切体验的作品，有着浓郁的哲思品格。《人民文学》发表以后，已被许多报刊转载。本届获奖作品将在年内结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