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这么冷的天气！感谢大家来参加聚会，缅怀刘宾雁先生，祝贺纪念文集发行。

这本书编辑过程中有一些令人感动的事情。参与工作的，都是景仰刘公人格风范的义工，不用说一分钱不拿，还一分钱没花地干了几乎整整一年。人分散在大西洋两岸，往来E-mail信件不知写了多少。说加起来又是一本书，有点夸张，但似乎也相去不远。很认真，太认真了，常有争论，书编得很难。在此期间，对刘公的思索不断加深，编辑与编辑、编辑与作者之间思想激荡，这就产生出第七辑“精神遗产”。这是全书篇幅最大的一辑，整本书67万字，光这一辑就有23万字，三分之一强，完全够得上单成一本书了。第七辑还是全书最后成型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第七辑中，有些文章是迟至8月底甚至9月底才写完。这早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截稿日期。我们可以说心急如焚，但仍然咬着牙等候。几位作者在思想上的艰难跋涉，以及情感的付出，都令人感动。他们真正是废寝忘食，挥汗疾书，不甘心赶不上这本庄重的纪念文集。我们自然也不忍心把他们拉下，更希望收入他们有深度的文章以提高文集的品质。眼看刘公周年将到，书稿却迟迟交不出去，一天一天掐手指头算日子，祇有把命运交到上帝手中。最后关头，奇迹还是发生了：我们得到出版社和印刷厂的理解，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书印出来，并快递到美国，赶上了我们这个在刘公辞世周年举行的新书发表会。书印得很漂亮，大家都看到了。每本书还附有一张DVD，是一首祭奠刘宾雁先生的安魂诗，叫“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大家也都看过了。在已有的条件下，国内外通力合作，已经尽心尽力了。也是一次又一次不停地修改，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熬。到最后，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到此为止吧，再整下去就要整死人了！光盘寄出去，大约是11月初了。印刷厂的老板看了好几遍，说我也敬重刘宾雁。于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意图，一点折扣不打地把书和光碟赶印出来。人间还是有真情的。我代表朱洪大姐，对文集的一百多位作者、编辑小组、出版社、印刷厂等等各界朋友表示深切谢意！

今天这个会，还要感谢华盛顿华文作家协会、书友会朋友们的帮助。他们帮着出主意，找会场，通知人。总之，书出了，会开成了，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情也有一桩，有点意思，值得一提。我看见一张大幅广告，整开纸那么大，印得很漂亮，五彩缤纷的。说今天晚上，12月9号，离我们这个会场不远，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中国音乐会，主办单位名单一长串，华府地区中国人的音乐社团差不多一网打尽了吧？唱些什么歌呢？广告上写着呢，《东方红》、《少先队队歌》、《军垦战歌》等等“红色经典”，还有就是“样板戏”。公告中间部分是文字，一转圈是彩印的革命宣传画。看得我真是产生了幻觉，时间倒流到毛泽东在世的那些日子。天哪，这是怎么啦？让毛先生杀得还不够吗？几千万无辜者的血，能够把他们的演出大厅都泡满，把那些桌椅、乐队、道具什么的全部漂浮起来吧！我不是反对怀旧。再是苦难岁月，童年、少年、青年总是美好的，洋溢着生命自身的活力与光彩，值得怀念。但是犯得着去歌颂暴君吗？毛泽东直接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不死的也扒了一层皮。他毒害了摧残了我们的青春，为什么还要腆着脸去歌唱他？这就真叫人想不明白了。还令人不解的是这个节目安排明显不对称：有队歌却没有团歌，有《东方红》却没有《国际歌》。略一思索，也就明白了其中奥妙。当年的代团歌是苏联版，有点人情味，写共青团员告别母亲奔赴前方，请母亲“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有一点淡淡的感伤，不那么革命化。《国际歌》现如今则成了农民和工人反抗掠夺和压迫的歌，在大陆已经不许唱了。——瞧瞧，揣摸迎合自我约束到了何等细微之程度！

宾雁先生在晚年时，对中国人的素质有比较悲观的看法。朋友们庆贺他八十大寿的餐会上，在谈到中国汉奸出得太多时候，他质问说“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争气？”接下来又谈到八九后知识界的怯懦萎锁，说“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社会！我有时候就在想：活该！”——真是活该！杀得还不够！否则，为什么还要在美国首都高唱什么《东方红》？又没人拿枪逼着你！完完全全的自愿！在国内说中国人有毛病还有不少人不服气，在美国这实在是有参照的。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古巴人的故事：几年前，卡斯特罗搞统战，邀请佛罗里达的流亡古巴人回国观光。一位女律师在老卡接见时和他拥抱接吻，回到迈阿密就脱不了手，大浪喧天。古巴人的吐沫都快把她淹了！人们围着她的房子游行示威，闹了几天几夜。他的父亲出来发表声明，说她女儿的行为不代表他们一家。古巴人的信念很简单很清楚，卡斯特罗是暴君，暴君就是暴君！她开的律师事务所也散摊儿了，律师们纷纷辞职，其他律师事务所马上高薪聘任。最后我记得她出来承认了错误。这是古巴人。几年前，越南人社区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一个录像店主挂了一面共产党的越南国旗，引起越南社区大规模抗议。在美国言论自由受法律保护，他就是不摘下这面革命的红旗，你能拿他怎样？警察在他门口设立警戒线，实行保护。越南社区的游行示威持续了有一两个月，声势越来越大，最后似乎是警方受不了了，发现这位店主有好几台机器大量转录电影片，就以盗版的茬儿叫他关了板儿，总算结束了这场冲突。中国人的事情是反过来的。在华盛顿，你经常能见到举着五星红旗的盛大游行，兴高采烈。反对者举着几块自由民主的标语牌，形单影只，人数少得不成比例。比如今天，去高唱东方红太阳升的，就比我们这里纪念刘宾雁的多得多。我相信，那些今晚要高唱东方红和样板戏的人，他们或者他们的父兄，大多数都遭受过共产集权迫害，不是受难者，就是幸存者。今天，他们反而在自由的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在这块正在兴建“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神圣的土地上纵情歌唱大暴君。这真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奇观！能想象犹太人唱德国出了个希特勒吗？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国人到底怎么啦？这真叫人无话可说，而唯有叹息。

让我再回到刘宾雁。倘若我们多少具备一点刘宾雁那种高尚的人格，多少有一点自尊和勇气，也不至于堕落到在华盛顿高唱东方红这步田地。

刘宾雁这个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本书后记中我写道：“这个人，是中国当代史深重苦难馈赠予我们的回报。”在编书过程中，我又有所发现：在刘宾雁身上，相反的素质互补共存，交相辉映。绝望却又有希望，愤怒而又悲悯，尖锐却不失宽容，高贵而又谦卑……这种境界，是我们很难企及，因而值得用整个生命去追求的。

请允许我重复我在遗体告别仪式上的两句话：

“我们将长久地思念宾雁。

我们将长久地分享他的光荣。“

谢谢大家！祝各位圣诞快乐！

（2006年12月9日于双溪图书馆，本文为作者在刘宾雁逝世周年暨纪念文集发表会上的讲话）

 

采访前奏

2006年8月6日下午4点多钟，我们风尘仆仆地从撒老乌赶回禄劝县城。老张不愧为模范基督徒，他兜了几圈，七探八问，才将我送到指定的一家旅馆。我当即付了几天的包车钱，共计400元人民币，并连连道谢。本来已相当便宜，老张却特别不好意思，就陪我进门，扯开喉咙喊了好一阵，直到惊动了一位衣着相当正统的妇女同志，她边打毛线边打量我们：“找哪个？”

“马鹿塘孙家的老辈子啰。”老张陪着笑，“这位作家专门来找他。”

“有单位证明吗？”妇女同志一脸警惕。

“我出过许多书，这张脸就是证明。”没办法，我只能自吹一把，以气势压人了。

妇女同志果然一捏就软。“孙如策在电话里也没讲清楚啰。”她干笑着解释罢，就领我们进了开着小窗的“旅客登记处”。里面乱糟糟的，桌椅、床铺和破沙发上都堆满棉絮、床单，我一时不知道该在哪儿落屁股。正左顾右盼，一个戴着鸭嘴帽和白框眼镜的老头出现了，小城退休干部的装束，一笑，满口假牙。我的开场白带着调侃：“你们可真是一个有地位的家庭。”

谁知老头的话匣子马上就打开了，从云南境内的孙姓祖宗哪儿来哪儿去哪儿落户起头，一直讲到如何垫家底，如何发达，如何名扬四海，乃至祭祖宗修家谱，将春秋时代的孙武孙膑、三国的孙权、民国的孙中山统统纳入了家门，颇有天下孙者一家亲的气象。我洗耳恭听了20来分钟，终于截断他的话头，问及土地改革。老头愕然，并抬手搭住长长的寿耳，冲向我的嘴：“啥子？”

“孙家在土改中的遭遇。”我提高声量道，“我已采访过好几位，你的辈分高，有文化，肯定比他们更讲得透。”

“都过去啰。”老头沉吟道，“现在提起来不合适啰。”

我抹了一把口鼻的尘土，清清喉咙，也打开话匣子。从为黄世仁、刘文彩翻案一直往下说，口沫四溅，还从包里掏出《土地改革运动史》作为佐证。老头眉间紧锁的愁云方才散去，他最后还疑虑地问一句：“真的可以说？”

我这个反革命如革命者一样坚定不移地逼视着企图隐瞒历史的老地主。访谈正式开始。过了一会儿，我觉得身边少了点东西，转眼一瞅，老张不知何时消失了。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很乱。

老威：说吧。

孙大川：我的脑子真的很乱。

老威：老人家莫着急。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不催你。

孙大川：整个禄劝县境，孙姓的影响很大，光马鹿塘一个乡，就有300多户。其中又数我们这一支最著名。

老威：我这一路下来，听了不少有关你们孙家的故事。

孙大川：我们的祖籍是南京罗安，大约在明朝朱元璋手里，我们的祖先作为军人，被皇帝派来攻打云南。然后驻扎下来，镇守边陲，就再也回不了家乡。以后，又经历了许多变迁和繁衍，我们这一支孙姓在曲靖的秦寨沟小衡山落户，至今，小衡山还有我们的祖坟。大约过了6年，虫灾严重起来，搞得颗粒无收，加之兵荒马乱，所以老祖们只好再次拉家带口背井离乡。到底走了多少时间、多少个县市已无证可考。最后听一个姓杨的客商报信，称马鹿塘条件好，又山高皇帝远，开荒没人管。于是就全部过来了。

当时，马鹿塘还叫新火山，地势虽然高，可万山老林，土地肥得出油，开春刀耕火种，随便撒下一毡帽（相当于一升）荞子，秋天就能收获一石。我们孙姓，还有其他姓，就在这儿扎下根来，安身立命，繁衍后代。据家谱记载，率领孙姓在马鹿塘落脚的老祖叫孙准和孙浩，顺着下来的辈分，是兴、开、万、济、大，然后才是如。孙姓以农业为基础，以畜牧业求发展，经几辈人的辛劳，从彝族土司手里买了不少土地。在马鹿塘之外许多地方，也遍布孙家子弟了。开明老祖时期辉煌了一段，办了4个铜厂4个纸厂；接着是孙万昌老祖，抵达了顶峰。那时的交通不发达，马鹿塘产的铜，经常要用100匹以上的骡马驮到昆明，交割给国民政府。

老威：这么说，刀耕火种起家的孙姓，这时已演变成民族资本家了。

孙大川：只限于孙万昌老祖这一脉。因为他脑子灵活，懂得就地取材，多种经营。比如造纸的竹子，就是山上砍下来的。国民政府还送了一个匾，派人来悬挂在堂屋正中，表彰他对社会的贡献。一解放，家里人就赶快取下来烧了。

老威：孙百万的名声在禄劝县境很大。

孙大川：他又叫“金铜官”，在云南省志上都有记载。

老威：据我了解，到了解放前夕，你们孙家已经衰败了。

孙大川：可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土改时划阶级，在整个撒营盘区内的孙姓，成分高低各占一半吧。

老威：请讲讲你自己在土改中的经历。

孙大川：我家是孙百万的直系后裔，所以共产党一来，大部分被镇压了。我父亲有6弟兄，都不在了。我三大爹是减租退押阶段被杀的，罚款交不出，命就保不住。三大爹的大儿子也叫杀了。我是四弟兄里的老小，当时还在昆明做生意，没料到一回马鹿塘探亲，就没走得脱。

老威；为什么？

孙大川：家里已相当紧张了。大哥曾做过保长，一解放就不在了；二哥孙大尧，才26岁，也被当成反革命镇压掉；二大妈家的五哥孙大恩，是马鹿塘的乡长，大概40多岁吧，自然该杀；还有孙营长的侄儿孙维汉，在国民党部队里任过排长，也叫杀了。

老威：人命关天，总该公布罪状吧。

孙大川：先把人集中关押，当时赊角、新槽、马鹿塘为一个乡，就把这几个地方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有四五十人。天天审天天打天天用刑，你熬不过去，一认罪，就符合枪毙条件了。唉，那年头，其实认罪不认罪都是走过场，如果有3个以上的贫雇农站出来揭发，你就死定了。

老威：不通过法律吗？

孙大川：有临时法庭。工作组在上面，有时候是南下干部，有时候是本地干部，最高的级别就是区长了。下面坐一排贫雇农主席团，胳膊上还绑着红布条，满脸杀气腾腾的。成百上千的人一呼口号，打倒、枪毙、铲除之类，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口水、石块、棍棒都朝阶级敌人飞过去。这时才由贫雇农主席团举拳头，往往都是一致同意杀，再将脸转向工作组。只要上面点点头或挥挥手，一个五花大绑的倒霉鬼就报销了。

老威：当时你在场吗？

孙大川：我都在场，不过没有挨斗。我1947年在皎西上中学时，就接触到地下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孙营长的部队。孙营长后来起义，倒向郑伯克的游击队，我也就跟着成了共产党的人。马鹿塘闹土改，本来我赖在昆明的单位，也许就没啥子事啰。可母亲带信来，责备我没回家尽孝，受旧教育的人，这罪名可大了，于是回家，亲身经历了家破人亡。

老威：你也算革命干部吧？对你的家属没有优待吗？

孙大川：连我都自身难保啰。

老威：能不能讲具体点？

孙大川：过去了就过去了，共产党提倡向前看嘛。

老威：可是，

孙大川：没得啥子可是，一辈子命运就这样了。

（我被呛住了，谈话陷入僵局。幸好这时陈秀英老婆婆进门，点着虾米腰接上了话茬）

陈秀英：小同志你不了解，老头子胆小，他1930生，今年76岁，还天天读报学文件，生怕一不留神犯错误，又挨整。我1933年生，嫁到马鹿塘孙家才14岁，没过几天好日子就撞上土改啰。夫家遭殃，娘家也遭殃，连个退路也绝了。

老威：你娘家在哪儿？

陈秀英：在马鹿塘上面的草海子，跟孙家也算门当户对，土改划为地主。我妈妈在旧社会就去世了，家里剩我爹爹，还有我们子妹两个。一解放，工作组进村，访贫问苦，动员穷得没底的人站出来，在大会上揭发富人。草海子所有富庶一点的人家，都没跑得脱。我哥哥是在减租退押阶段判刑劳改的，那时22岁，结果54岁才放回来。

老威：什么罪名？

陈秀英：有两个贫雇农检举他杀人。

老威：杀了谁？

陈秀英：我大嫂的堂舅老公，姓田。我妈去世后，我哥18岁，正在乡里的小学教书。姓田的成天在外游手好闲，我哥看在亲戚的份上，就把他弄到学校来打杂工。没想到这家伙作风不太正，利用背柴的机会，动一个家门的姐姐的心思。我哥发现了，就批评他，因为身为教书先生，要给学生和家长一个严于律己的榜样。可能是言语重了点，姓田的想不通，就吊脖子自杀了。这事远乡近邻都晓得，解放前就结案了，可万万没料到解放后又被翻出来，作为地主阶级谋杀贫雇农的一个例子。我哥被公审公判，先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改成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刑满后强迫留在昆明市第一监狱，转为工人，54岁回家时已成光棍一条了。

老威：你大嫂死了吗？

陈秀英：改嫁了。她守了几年，有一回去探监，大哥就对她说，我可能这辈子回不来啰，你这么年轻，还是另找个人家好好过日子。

老威：你大哥是个好人啊。

陈秀英：死掉的好人多啰。

老威：判他这么重的罪，不经过调查取证吗？

陈秀英：小同志你今年30多岁吧？

老威：40好几了。

陈秀英：所以你不明白那是个啥子世道！划成地主富农了，就是案板上的肉，任砍任切。根红苗正的贫雇农检举你个臭地主，还敢狡辩？当场打死你！

我哥送劳改，民兵又来折磨我大嫂。吊几天几夜，还跪瓦碴，顶烧红的铁十字。田地、房子、财产全拿走，还不甘心，要挖浮财。交不出来了还要罚款。真是生不如死啰。我爹风闻我大嫂被整成那样，估计自己一把老骨头，熬不过去，就在半夜自杀了。

老威：什么？

陈秀英：也吊脖子了。当时，地主吊脖子很普遍，不值得大惊小怪。光草海子一个村，就有七、八个地主吊脖子。

老威：熬不到头了？

陈秀英：打、吊、用大杠子压腿，你嗷的一声昏死过去，又水泼，醒过来又整。还想方设法消遣人，逼你围着海子跑，或者从这面山跑到那面山，跑不动就用竹杆追着打，像赶牲口一样。旧时代的妇女，都缠裹脚，三寸金莲，平常出院子门都少，这时候却一跑几里十几里。大群年轻力壮的汉子一路跟着，摔了筋头，大家就哈哈笑，再抽你几杆子，爬起来跑几步，又摔了，大家又笑。你越鼻青脸肿，人家越高兴。我三婶就是被活活累死在半路的。

大形势摆着，你没处躲，有工作组撑腰，日子也看不到头。动不动就枪毙人，地主的胆子早骇破了。与其最后受尽折磨而死，不如吊脖子来得痛快。我六公公家，大妈和大哥吊在同一棵树上，大妈70多岁了，弓腰驼背的，大哥也有50多岁，母子俩就那样脸对脸、头抵头地去了阴间。草海子的晚上很冷，大清早人们发现他们，眼还睁着，脸上的泪冻成了冰槽槽。于是去拿锄头，嘿唑嘿唑地刨坑，十几个人忙了一上午，估摸着够躺两个死人了，才挥一刀，割断绳子，让母子俩扑通一声落下去。有人说他们在坑里竟然直挺挺地站住了，一个民兵用锄头一勾，才倒下，可脑袋还双双卡在坑沿，又一勾，才在坑底摆平了。

还有三对地主夫妻吊了脖子，有陈姓，也有外姓。都脸对脸、头抵头，吊在同一棵树上。

老威：这情景够震撼！这就是中国人的爱情故事啊。

陈秀英：不是故事，是真的！男人熬不下去了，想死，又觉得自己死了，把婆娘丢在人间咋办啰？孤苦伶仃，挨了斗挨了整回来，连个擦身子的人也没有；痛得叫唤，连个递水的也没有。就哭，就把脑壳去撞墙，就喊：“婆娘啰婆娘！”女人一听就清楚了，男人你好自私，没活头就要先死！我成了地主婆，又改不了嫁，为啥不一块死了干净啰？于是抱着哭啊哭啊，又不敢大声，怕民兵听见，就你咬我的肩膀，我咬你的手杆，将牙齿印往肉里压。找一根长绳子，在树叉顶绕几圈，绳子这头挽一个套，那头挽一个套，再搬一条长板凳，一起站上面，一起把脑壳伸进套中。你盯我，我盯你，身子冻僵了，泪流干了，还看不够啰。再一起踢板凳，一起……埋人倒省事啰，脚底下刨个坑，人成双成对掉下来，也不用棺材也不用寿衣，甚至坟包都不用起，土弄平了就完事。

（话至此，陈秀英婆婆已泣不成声。孙大川老汉忙插断话头，连道“提不得”，并声明马鹿塘与草海子不属于一个乡，马鹿塘的土改就要温柔得多。我指出，马鹿塘已去过了，而且采访了谁谁谁，连贫雇农剥死人衣服的细节都了如指掌。老头神色愕然，随即也点头证明，这一切不是虚构）

孙大川：我二哥被镇压，不仅衣服，连鞋子、帽子都叫人脱了。光溜溜、血糊糊就入土了，家里不敢出面管啊。老母亲63岁，在减租退押时也关押了，因为她吃斋念佛，是乡里出了名的善人，所以工作组指示要专政，下面的群众明里打几下，暗地都不忍心出狠手。

老威：那时候还讲人情吗？

孙大川：山沟沟里的农民，没见世面，本来都淳良，可搞土改，把阶级斗争意识一灌输，就凶起来了。可老母亲，连叫化子饿死了，棺材板她都出，哪个能冲她凶啰？即使做个凶的样子给工作组看，转眼也就放她一马了。由于没吃大的苦头，她92岁才去世。我们也算尽了孝道。

你这辈人，已想象不出当时有多黑暗。城里许多像我这样参加过革命的人，一听说家里划地主，统统吓得不敢回去，就是在单位上，也得夹着尾巴做人。我回去了，心想总可以为家庭承担一点，但土改一划成分，我过去的革命经历都不认了。

老威：以后认了吗？

孙大川：也没认。因为孙旭原来是国民党的营长，虽然投奔了共产党郑伯克的游击队，但历史问题始终没交代清楚。在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他就受到冲击；57年反右，他又成了反革命右派，直到邓小平上台才平了反。我参加的是由孙旭部队改编的游击中队，所以也跟着倒霉。后来他们上头有个说法了，我才把要求平反的申请递上去，云南省信访处批示：“应予平反。”从县上发回到乡里，被党委书记丁绍文给扣押了，所以我离休干部的待遇一直没享受到。

首发人与人权

 

人说在美国人们多选择飞机旅行，火车运行成本很高，因而乘火车旅行所费不啻。然则果何如哉？最近我做了一次乘坐铁路交通横穿北美大陆的尝试。这趟旅行2006年9月28日始自太平洋岸的旧金山，10月1日止于大西洋岸的纽约，车票单价一百八十四美金。电子车票上不显示里程，只显示时间。从旧金山湾区的Richmound站始发，行一小时三十八分到达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站换车。这段铁路沿旧金山湾铺设，列车运行中右侧傍山，左侧濒海，风景绝佳。换车之后，接下来就是直达芝加哥的五十小时零六分的漫漫长途。前不久乘火车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走了四十五小时。

列车出萨站不久即进入落基山的大林莽，在其中穿行了大约十多个小时。这是太平洋水气滋润的林莽。之后进入内华达州的荒漠。之后是犹他州光秃的岩山，一棵草不长，山体整体风化，岩石上留下一道道似乎是千万年来雨水冲刷的沟痕。第一个天蒙蒙亮时，列车穿过大盐湖。我随身的世界地图册告诉我，这是北美面积最大、盐分最高的盐湖。记得中学地理课里说，柴达木盆地的铁路是铺在盐层上的，觉得难以想象。以大盐湖的情形而论，铁轨铺在盐层上就是铺在盐层上，没什么不好想象的。它怎样铺在地上，就怎样铺在盐上。进入科罗拉多州，山是山，水是水，很分明的样子。这水已经是大西洋水气带来的水。不过科罗拉多河水系将这水送进了加利福尼亚湾，滋补了太平洋。再往东到密西西比河流域，那水就是来自大西洋，复归大西洋了。

列车出科州之后，即进入中部密苏里河和密西西比河平原的农业区。遍地的玉米秸已经干枯，列车大约奔驰了近二十个小时才奔出这漫天的玉米带。车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站附近经过密苏里河，时当夜间，未得睹北美这条大河的尊容。列车上的第二个早晨，隔走道邻座的美国乘客告诉我：“瞧，密西西比河。”河面宽阔平静，把眼眶撑得有些发疼。我立刻遥远而又亲近地联想起密西西比河上水深十二寻的美国作家马克图温。

美国火车爱晚点，这是网上下载的介绍美国铁路交通的正规资料上说的。列车到达芝加哥，果然晚点三个多小时。在芝加哥换车，直达纽约。列车继续东进十好几个小时之后于奥尔巴尼折向南下，沿着阿巴拉契亚山茂密山林与哈德逊河岸之间狭窄的结合部穿行。哈德逊河河面宽阔，水量丰沛，又值大雨，一望烟雨溟朦，悠然想起中国的江南。车票显示，芝加哥至纽约这段行程是十八小时三十分。实际走了近二十二个小时，又晚点三个小时。不算两次换车等车的时间，这趟旅行在车上的时间总计约七十七个小时，合三天三夜零五小时。十月一日到达纽约，今天已经十日了，尚未遇到有这么横穿美国经历的朋友。

列车上的席位分沙发席和卧铺两种。我们买的是前者。沙发席的空间比中国列车上的硬座席大很多，可以坐，也可以半躺。自萨克拉门托至芝加哥这一段，列车上专设一节观光车厢。该车厢像一个玻璃房子，椅子正对车窗，不仅可以看两侧的风景，也可以看上方的天空和斜上方的山峦。列车上的服务人员，身穿制服，黑人、中老年男性居多，仿佛重现了在电影里看到的十八、十九世纪英美列车里的画面。中国列车上的服务员几乎清一色的女孩子或年轻女性，她们在家谈恋爱或照看孩子更合适。

中国人真是地球人类中的一个大族群。从旧金山一上车就结识一个中国女孩，北京的，十一岁随父母来美，伯克利大学土木专业刚毕业。在芝加哥又遇到一个中国女孩，清华的本科，中科院的硕士，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生物学博士。我座位后面是一位美国老人，退休工程师。他特意告诉我，修筑这条横贯北美的铁路时，有许多中国劳工累死在铁路沿线。

横贯美国，自西徂东，多样的气候和地貌景观依次展开。太平洋上的夏威夷，跨越北回归线，属于热带。跨越北极圈的阿拉斯加，北达北纬七十度以北，属于寒带。俄罗斯没有热带，中国没有寒带，美国则什么都有。美利坚帝国，上帝之剑，又美又利又坚，世界民主自由帝业的磐石和摇篮。

2006年10月10日写于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

──《观察》首发

 

2006年12月30日，世界在绞死萨达姆的绞架声中送走了又一年。面对绞死萨达姆的事实，世界一切热爱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们是应该欢庆的，然而在欢庆之余我们是否该追问一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怎么还会存在这种违反人性的独裁者？是什么促成了萨达姆的为恶？是什么将萨达姆送上了绞架？人类何以避免悲剧的重演？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萨达姆的悲剧呢？应该承认，从个体还是从萨达姆家族而言，萨达姆的绞刑都一个悲剧。也许有人会说是美国的正义之师，或者说是美国的军队入侵，把萨达姆送上了绞架。的确，若没有美国的军队进入伊拉克，萨达姆目前可能仍在台上威风凛凛、不可一世，退一万步说至少他不会如今天一样走上绞架。也有的说是伊拉克人民，是他们觉醒后通过法律的形式将独裁者送上了绞架。当然若没有伊拉克人民的认同，萨达姆是不会这么快被绞死的。应该说美国的介入，伊拉克人民的觉醒，无疑是结束萨达姆生命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这一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那种真正导致萨达姆终结、将萨达姆送上绞架的原因，我认为是曾经让萨达姆得意忘形的权力，是权力促使萨达姆疯狂，也是权力促使萨达姆死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帝欲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权力是由于族群、国家的出现才出现。权力从其产生的根本而言是个体权利的部分让渡，从其产生的目的而言是为了更好保护个体的权利。可是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却一再显示，权力一经产生就有背离自身使命的趋势，并且有背叛自身来源的动能。为了约制权力，让权力不致完全走到人们的反面，人类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也一度借助超自然的神力，如“天谴”、“神罚”等学说来警诫权力，然而由于人性的背离，恶欲的作祟，权力掌握者常常走到赋予权力者的对面，而作出许多危害于赋予权力者利益、甚至生命的事。没办法，在历史上人类只好不断地将一个个背叛自己的权力推翻，而重建起一个个尽可能符合自己利益的权力机构。然而历史上许许多多的政权在建立之初往往还能考虑权力赋予者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权力总是以背叛民众意愿而告终。在反复的历史悲剧中，人类日益认识到，权力必须有个设限，即公民让渡的权利所组成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表现于第一是公民有些权利是始终个会让渡的，是不可剥夺的，如自由、财产、尊严等；第二是权力必须在法律授权之下行使，无明确授权，就无权行权；第三是权力行使者必须是可以定期更换的。这样权力就被设定了边界，就是在一定的框架内行动，也就是权力被装进了法律的笼子，只有在笼子中权力才可以尽显威力。

装进笼子的权力就是现代的宪政。只有装进了笼子的权力才能不成为人们的对立，才能始终不成为人们的危害。可是人类数千年血泪凝结起的认识并不是为所有人所认同，尤其它不易为一些掌握权力者所认同。一些掌权者总回避权力自身的来源，认为权力是靠自己的能力与手段得来，或者是上天赐给，命里注定，如何行使权力那完全是我自身的事，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于是利用掌控的权力来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这种无视权力来源，背叛权力目的的行动就是独裁，就是将权力视为个人的私器，当成为所欲为的工具。一个不受约制的权力，就好象没被关在笼子中的猛兽，其残暴、野蛮、随意、无常就是它的本性。在这种权力统治下的人民就生活在随时可能被伤害的境地，人们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没有保障，整个社会被恐惧所笼罩。

由于权力的不受约制，人性中的恶就没有顾忌。在权力与人性恶的相互怂恿之下，许多荒谬的、灾难性的事件就会上演。于是权力掌握者的一念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重创，如萨达姆对一个族、一个村的屠杀，如中国的文革等等。

萨达姆的为恶正是有不受约制的权力助推。应该说萨达姆一切的罪恶都是借助权力来成就的。若没有权力的支撑，萨达姆也就跟所有伊拉克人民一样，就是为恶也不过是极其有限，断不能祸及全国，危及族群。蹂躏、荼毒伊拉克达几十年之久的萨达姆，从本质上而言是不受约制的权力在危害伊拉克，是没有约制的这种权力怪兽通过萨达姆在祸害伊拉克。

萨达姆在不受约制的权力助推下日益变得疯狂，作出了许多伤害伊拉克人民的事，不仅如此权力也使萨达姆丧失了基本的理智，让他觉得世界不过是自己手中的面团，可以肆意玩弄，世界人民也如伊拉克人民一样可以任意糟蹋，于是他公然挑战人类文明，公然与世界为敌，不仅一再侵犯邻国科威特，而且一再用核武来讹诈国际社会。如此不得已，美国联合其他一些国家选择了出兵征讨，最后萨达姆只有就擒。让人回味的是在萨达姆被关押后，伊拉克实行大选，萨达姆居然还声称自己若参加选举还有把握当选。如此狂语梦话，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对一个被权力熏得丧失理智的人是有这种张狂的。不过文明世界与伊拉克人民不会再给这种疯子以机会了。

一个不受约制的权力成就了萨达姆的罪恶，最后将萨达姆推上了与伊拉克人民、与文明世界为敌的地位，最终等待他的就是正义的审判与绞架的侍候。萨达姆死了！这完全是不受约制的权力将他最终送上了绞架，试想如果一个现代文明的宪政国家，权力是在严格限制下行使，萨达姆又怎么能犯下那么多罪，欠下那么多血债，而最终只能以绞架来结束自己呢？

应该说人类历史因这种不受约制的权力而被送上黄泉路的实在不少，在专制时代各国王朝倾覆时都会有一批王公贵胄被处死，就是上世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不也是被杀，或是被逼上绝路自杀吗？还有上个世纪末前南斯拉夫的齐奥塞斯库，他们都曾是不可一世的权力掌握者，而最终都因权力而被葬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民主宪政下的美国，历经200余年，更换几十位总统，但没有一个总统被他们人民送上断头台的，相反那些因在位上被暗杀的总统还赢得了人民衷心的爱戴与纪念。深思起来，原因大概就是民主国家的权力是装在笼子里的，这种权力只能服务于人民，它做不了坏事，所以行使权力者纵使无大功于国，但肯定无大错于民，因此这样的权力行使者不仅可以自保，而且也常会得到人民的尊重与爱戴。

不受约制的权力，必将给权力统治下的人民带来灾难，并且也会危及权力之外的他国、他族，如此最后权力之下的人民，或者文明世界的人民必会本着人类安全及正义追讨的精神，将这种不受约制的权力捆绑，作为捆绑的象征就是将行使这种不受约制权力，危害人民的罪魁送上绞架。应该说这种绞架所绞死的虽然是一个人的生命，但它的意义更在于宣告结束一个不受约制权力的时代，因此它绞死的是那种不受约制的权力。基于此，伊拉克的新生就不是萨达姆的死亡与另一个总统的诞生，而是一个不受约制权力的终结与一个受约制权力的开始。就此而言，萨达姆的死不过是伊拉克将权力装入笼子的祭品而已。

由上可见，萨达姆的死昭示了：世界一切的权力都应该是有边界的，只有在笼子里的权力才是安全的，而一个不受约制的权力在荼毒天下百姓的同时也最终会将权力行使者送上绞架。在此，通过萨达姆的死，希望世界一切掌握权力者铭记：权力不关在笼子里，就将吊在绞架上！这是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能宝社区

 

北京时间12月30日11时05分，大独裁者萨达姆被送上了绞刑架，他的罪恶生命画上了句号。萨达姆死有余辜。他应该为独裁统治期间屠杀的无辜伊拉克人民，付出代价；作为一个叱咤风云、挑衅人类文明秩序的政治人物，萨达姆一生对其追随、信奉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强权政治进行了最为充分地邪恶实践；作为一个被终结的69岁健康生命，悲剧性地消失在曾被他残暴玩弄的伊拉克人民手里，这是一个朴素的正义战胜邪恶的自然法则。对萨达姆的审判，多少带有复仇的味道。

复仇是原始的寻求正义的自然手段。在庆贺萨达姆为自己的罪恶承担生命代价的同时，也有隐忧时时袭上心头：

人类为什么不能阻止野蛮的诞生，阻止野蛮人屠杀自己的同类？

用绞刑赎买屠杀，难道正义通过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才能得到伸张？

事前为什么不能够阻止罪恶和屠杀在一个国度的发生，却要在事后追加惩罚屠杀者？

是否被屠杀者只有数字上的意义？是否这些冰冷无语的数字，只有在给屠杀者定罪时才呈现人的意义？

屠杀与绞刑，审判与被审判，这是否都是人类的原罪？

发生的都成为历史。历史不能假设。

这个星球交织着文明和野蛮，正义和罪恶。全球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今天的区域化政治格局。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最为文明的民主自由制度，北美大陆和欧洲大部地区人民，沐浴在民主自由制度的氛围中；最为野蛮的独裁专制制度，依然在亚洲、南美、非洲每时每刻制造着屠杀、禁锢和贫穷。文明和野蛮，同时呈现地缘化、区域化特征。

人类在进化的同时还有太多的局限。丘吉尔总统曾说：“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对普遍国家外交的精确描述。当利益选项成为首要目标时，文明便沦落为附属品，自由的火光也暗淡下来。这是生者与死者共同的悲哀。民主有它的局限性，民主制度是次好的制度，但不因此说人类就应该熄灭对自由理想的追逐。

一个独裁者萨达姆被送上了断头台，并不意味着残暴的独裁制度在地球上的消亡。中国人依然生存在政治禁锢的国度，经济自由并不能诠释中国人权的全部。专制集团躲闪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背影里，象魔鬼一样徘徊在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的身边依然潜伏着金正日流氓政权。

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最为顽固的几个独裁政权堡垒。

即将过去的2006年，是值得人类庆幸的民主战胜独裁的年代。观察世界上几个独裁者的下场，爱好自由的人民，没有理由不欢呼雀跃──91岁的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虽然逃过了被送上绞刑架一劫，但他下台的十多年在耻辱中苟延残喘，智利人民走上街头欢呼他的死亡；独裁者朝鲜金正日反人类文明，实行恐怖统治，绑架一国之民走向饥寒交迫，核暴激怒国际社会，六方会谈再次失败，他越来越走近绞刑架；伊拉克萨达姆已被送上绞刑架。无论是独裁政权的消亡还是衰败，独裁者遗留的政治遗产，值得人类永恒警醒：都是通过流血军事政变或暴力革命夺得执政权，继而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期间大肆屠杀、关押持不同政见者；严酷实施言论和宗教禁锢，民间不同声音遭受打压，个人信仰被剥夺；强权实施个人崇拜，一个国家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形象；经济上形成寡头垄断，对社会中下阶层实施剥夺。

（2006年12月30日）

民主论坛

 

自1978年我从滇黔桂交界的大山里跨入大学校园，转眼间在治学之路上已走过20多年了。

20年来我不敢说取得了多少成就，但却自知是走过了一条颇为特别的求索之路：一是涉猎面广，在史学领域我研究过的课题纵向涉及战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横向涉及土地制度、商品经济、货币金融、宗族社区、农民问题、农村社会，还写过有关古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宗教论争乃至近现代美国、俄国、南非问题的论文。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制度、社会、文化等“新史学”领域，但也搞过人物、事件、军政进程这类传统史学题目。我用文言写过“乾嘉式”的考据文章，也写过充满数字、公式、表格与曲线图的技术化论文，还卷入过引经据典的理论争鸣。而在史学(通常认为的)领域之外我还就变革中的中国面临的若干经济、社会、文化及思想问题发表过意见，包括调查报告、理论探讨与杂感随笔等。

二是“逆潮流而动”：1980年代“文化热”、“新启蒙”之时，知识界思潮迭起，西学东渐，是个盛行谈“主义”的时代。而我在那时被许多人目为“考据派”，做着“死学问”，没有为“文化热”添过什么柴火。到90年代伊始气氛大变，“保守”成为美德，“第二思潮”兴起，知识界似乎回到了“乾嘉时代”，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成为时尚。而我反而在这时“激进”起来，越来越多地由历史走向现实，由“问题”走向“主义”。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知才智平常，以“博学鸿儒”的姿态到处发言非我所能为。我更清楚当今信息爆炸、分工臻密之世已不再是“百科全书派”的时代，不“由博返约”则难成学术之大器。我当然更知道由80至90年代的学风、士风的变化，正如这一时期世风、政风的变化一样，有其明显的时代背景与深刻的社会根源，许多人力求适应于乃至“领先于”这种潮流也是有理由的。但我还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我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我设计好的“奋斗目标”：1980年代初正陶醉于从《嘉兴藏》到稀见方志、钞本遗碑的古文献中，为考究隐秘的史事而追寻吉光、穷搜片羽的我不会想到十多年后自己会去搞社会调查，并对诸如社会公正这类论题投入如此大的关注。

但另一方面，我这条路更不是追风逐潮的趋时之举。20多年来我的关注点在变化，但基本的人生态度、治学态度与价值标准是一以贯之的。它既源于一个变动社会中的求知者鉴古知今析疑解惑的纯粹“兴趣”：这种兴趣不是为了“学术地位”而是为了使自己更“明白”些，也源于转型期中国一个公民的责任感：这个公民并无经天纬地济世安民的“传统士大夫”抱负，只有一点现代国民的匹夫之责而已。我不知道后人将视我为成功者或是失败者，更不想在这篇文字中摆出一副金针度人、启迪后学的架势，只想把一个变革时期知识分子的心路公之于众，为后人留下一份“民间叙事”，使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足矣。

从“农战史”走入学林

我于1978年作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考入西北最大的综合性重点高校兰州大学，在此之前在壮族山寨里做了九年多的农民(知青)。我下乡时年仅15岁，三年“初中”都是在“文革”大停课期间度过(我所在的南宁市“文革”中内战之激烈闻名全国，“复课闹革命”也晚于其他地区)。因此我的课堂生活实际上是小学之后就是研究生，中间的12年(1966—1978)，即从12到24岁的求学黄金时代都是在社会上，头3年在“革命”中，后9年在大山里。我的中学与大学知识都是自学的。当年在那个边远小县只有我这个“农民”一人考上研究生，而同考的大学毕业者们均未遂愿，这曾成为当地一桩新闻。但就全国而言，由于正规高等教育中断了十年，我们这届在北京常被戏称“黄埔一期”的研究生中相当一批人都来自没有本科文凭的“同等学力者”。这也是改革初起时中国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

这样的背景使我的学习带有两个特点，一是社会关怀导向。有人说我后来选择农民学、农民史为专业是“情系黄土地”，其实倒不一定是“黄土地”。我向来认为自己是“社会人”，对我为其中一分子的社会进程我要知道“为什么”。二是专业畛域的淡化。我父母都是学史学的知识分子，虽然1949年以前便在大学里作为民盟活动家从事反蒋，1949年后又成为“干部”而脱离专业20余年，毕竟“家学”(包括家中藏书)对我走进史坛是很有影响的。然而在我的自学时代的确没什么“专业前途”方面的考虑。我因此形成了多方面的求知欲。今人常引为“文革中异端思潮之源”的“灰皮书”，我是在插队后才读的。由于缺乏理、化实验条件我曾对数学发生极大兴趣，至今因此得益。在全无听说条件的大山里我仅为阅读而用汉语拼音来念英文，居然在进入兰大后的“英文”考试中连拔头筹，不是以专业而是以“英文”好而在校园小有名气，然而实际上我的“英语”既聋又哑。这种自学的习惯使我在大学任教后头几年总把学生当做为智求智者，热衷于抛开教材讲“问题”，而难以适应当时的教学常规。

但这一切在我读硕士期间尚无反映。1978这个年份是国人兴奋的一年，我一家尤其如此。我考上研究生、妹妹考上大学和父母结束流放回城“落实政策”都在一月之间 。一时真有否极泰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遂心之感，似乎风声雨声已过，只有读书声“声声入耳”了。有道是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山中九年之后回到“世上”，面对如潮新知不免有烂柯之叹。我于是成了个不问世事的“书虫”，读研三年间寒暑假都没有回家。在那时太平盛世的气氛下我虽然从“三论”到萨特、汤因比接受了不少新知，却没有太大的理论冲击感，穷究史料而考证“问题”成了我用功的主要方向。我信奉陈垣先生“竭泽而渔”的史源学原则，无新史料不落笔，每文辄引书百数，列注数百，还专门写过批评某些人猎奇哗众，学风不谨的文章。这赢得了不少史坛前辈的赞许，但年轻同仁则往往对这种乾嘉式文章的“老气横秋”不以为然。

实际上，我这时的文风虽然“老”，“问题”却不属于传统史学。我读研读的不是传统的断代史，而是“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之重要成分的专史——农民战争与土地制度史。这一选择无疑与我的“农民情结”有关，而且影响到我的专业兴趣至今与“农”有缘。我的导师赵俪生教授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与土地制度史学科的开拓者。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外语系，参加过左联与“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参加山西抗战，随后转入文化领域，成为一名新锐的左派史学家。建国初期他曾非常活跃，但不久便耿直招祸，成了“右派”，经历了无数坎坷折磨，直到改革时代才又重新崛起。先生也非史学科班出身，他学贯中西，思想敏锐，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与“主义”信仰，视野开阔而不囿于专业畛域，这一切都对我有着极深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我显得像个考据派学者。对史料的搜寻、甄别、辨伪、整理极为入迷。明清不同于前代，其文献数量大增堪称浩如烟海；但又不同于近世，没有机印、传媒，多数文献流传甚罕。于是到处“访书”、泡大型图书馆尤其是善本特藏部，成为我的日常之功。以致一些前辈学者，包括我的导师在内，在肯定我重视实证的同时也提醒我要开阔眼界，不要局限于????之学。

但实际上，这个时期我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人”的关怀。我一直记得赵俪生先生的两句话：“小问题要越做越大，大问题要越做越小。”我的考证也是有感而发的。在《营庄制初探》一文中我总结说：“从经济学角度讲，营庄制作为宗法式小农的农业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是逆历史潮流的。……它实行的结果正是对它的经济原则的否定。大西军为实现宗法小农的‘公有制’而斗争，结果却是使云南的封建私有制朝着摆脱领主制残余与落后的宗法共同体天然羁绊而向前迈进了一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段语言具有80年代上半期的色彩，但其中已包含了我后来学术转折的一些因素。

探索“古典经济”

在对明清农民史的研究中，我已对“租佃关系-土地兼并-农民战争”这种通行解释模式产生了很大疑问。明末租佃关系最发达、土地最集中的江南地区恰恰是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战争惟一没有涉及到的“偏安之地”，那时虽然也出现过“佃变”，可这种抗租不抗粮、反主子不反朝廷，往往通过向官府请愿讨公道的方式进行的事件明显与北方的“农民战争”性质截然有别。而北方的“庄佃”往往随庄主守“土”不“流”，在乱世中持“介于似贼似民之间”的立场，主佃关系反较南方缓和。作为农民战争主体的“流寇”则与主佃关系几不相干，基本上是因天灾及(更主要是)专制国家的横征暴敛而抛弃土地的破产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他们抗粮不抗租，矛头直指朝廷及官府，体现的是“官逼民反”、即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冲突，而非民间社会内部的贫富冲突。

过去把“官民冲突”说成是民间“阶级冲突”的体现，往往要强调地主与农民发生租佃或土地纠纷，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镇压农民。但史实却常常相反：是专制国家及权贵层压迫民间(包括贫富庶民)致乱，而在乱起时贫富民的态度可能有异：贫者穷则思变，富者厌乱思安，从而在民间内部生成次生矛盾。换言之，不是“阶级冲突”激化成农民抗官，而是官民冲突派生出贫富斗争。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分野是主要的，有产(或多产)者与无产(或少产)者的分野是次要的。只有在专制特权与权力—身份等级制消除后的近代公民社会里，资产(包括地产)的差别即“阶级”差别才会凸显起来。而直至改革前，我国历史从未走到过这一步。权贵欺民并不是以资产(包括地产)所有者的身份实现的，而是以“国家”，即大共同体的人格化身份，通过对臣属于国家的“编户齐民”的统治实现的。亦即不是以一部分所有者与另一部分所有者的关系、而是以共同体压抑其依附者的个人权利及个性自由的方式实现的。

这一结论不仅仅得之于明清。1980年代中期我在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当时每年都有到各县搞函授辅导的任务。利用这一机会我对关中各县的十余个档案馆进行了查阅，搜集了土改、民国以至清代关中农村经济与土地关系的大量资料。那时我国尚无《档案法》，社会上对档案并不重视，基层档案馆多是设施简陋、门庭冷落、编目混乱，也没有向非政府的社会人士提供查阅服务的成规，而除了故宫明清档、南京民国档乃至曲阜孔府档以外，当时史学界也尚无利用基层档案的风气。?荨上接22版

但我通过多方“钻营”还是大有所获。这些收获不但把我在基层了解到的有关土地改革运动中“关中无地主”的说法实证化了，而且通过发现的明清地籍、税籍和方志资料证明了传统时代关中地区地权分散、租佃制不发达、自给自足背景下的“雇佣制”比租佃制更活跃、宗族组织不活跃而官府的基层控制较强、专制国家与“编户齐民”间缺少中介性的小共同体自治机制、传统小农缺乏“小资产阶级”性质而直接依附于传统权势，形成浓厚的权力经济氛围。而这一切并非只见于近代，至少明清已然。(我当时已隐约感到这些特征与秦统一时发达于关中的法家大共同体本位传统有关，但尚无把握。)后来我依据这些资料形成了“无地主而有封建”的“关中模式”理论。

这一时期我花在中、西“古典”时代即战国秦汉与希腊罗马的比较研究中的工夫很大。1986年我开设了《古代社会形态学》课程并以中、西古典经济比较为主线写了20万字的教材(打印稿)，同时采用从微观入手的方式，开始发表《郫县残碑与汉代蜀地农村社会》、《西汉五铢钱流通数额问题》、《古典租佃制初探：汉代与罗马租佃制度比较研究》、《论古典借贷关系》、《关于古典经济中的平均利润率》、《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唐代柜坊为金融机构说质疑》、《汉金新论》等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受过去“古史分期”讨论的影响，尤其受“魏晋封建论”的影响，但与过去根本不同的是：我已把关注点从“生产关系”转向了资源配置方式，从“奴隶制、租佃制、雇佣制”的“阶段论”转向了古典商品经济、中古自然经济或习俗—命令经济及近代市场经济的机制辨析。

我对古典经济的研究有我自己的“问题意识”，不仅不为“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所限，也没有追随当代西方流行的“原始主义”古典学，但我对“现代主义”的古典经济范式也有不满。长文《汉金新论》在对汉代与罗马黄金(金币)流通的分析中肯定了贵金属通货与古典商品经济的关系，但批评了套用现代概念认为那时存在着“金本位制”的说法，指出本位币与法偿制度在当时的经济机制下不能存在，汉金在魏晋、罗马金币在中世纪初期的“消失”也与格雷襄定律无关。不过相对而言，我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仍大于其他各派古典研究，这与我作为“社会人”持有的“现代化情结”不无关系。现在看来，我当时的工作在推翻陈旧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论(但又不走向那时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文化类型史观)方面是有意义的，许多具体考证与分析也能成立。但我对专制国家、尤其是以秦代法家理论为指南的极权国家的经济干预有所忽视。在这种干预下，汉代与其说像罗马，不如说更类似于拜占廷专制帝国(今天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也成型于拜占廷)。秦汉的“非宗法化”不是公民个人权利消解了家族权利，而是专制国家权力压垮了家族权利，当然就更压制了个人权利。这与拜占廷专制皇权对罗马父权制家族的解构是类似的，由此形成的拜占廷罗马法虽然消除了罗马时代、尤其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宗法色彩而显得十分“现代”化，但拜占廷社会反而比罗马社会更加远离了“公民社会”而向东方帝国发展。秦汉的非宗法化、非村社化体现的同样也是专制帝国本位而非个人本位进程，它与以公民社会为方向的宗法解体、村社解体进程是相反的。这些新认识构成了我后来的“大共同体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论。但这是后话了。

在“问题”与“主义”之间

作为学者，要说不想在专业上“出人头地”那是假话。但应当说我的治学方法对“专业前途”似不有利。这也是习性使然。我早年失学，自学的动力全在于“兴趣”，而“兴趣”又来源于“问题”。学问学问，学以解“问”。没有“问题”死背“知识”未免太没意思了。解“问题”是有趣的，背“知识”则可能是有用的。但在当时环境下“知识”之用不知何在，追索问题便成了主要动机。而一追索起来，往往是甲问题套着乙问题，乙又套着丙问题……这么一“追”往往就不知“专业”界限何在了。

说起来我的不少学识都是这样来的。例如我没在中学学过数学，后来在乡下对解方程来了兴趣，因而只学代数。但因摆弄小水电要看电学，结果被功率因素、正弦波、相位这些概念难住了，才去掉过头来学三角，又由此迷上了解析几何、微积分……我的数学知识就这样七颠八倒地学了若干。又如我在乡下一度对中草药着迷。但草药书看了若干，却引发了对植物分类的兴趣。到后来那些药材的性、味、主治大都忘了，却对当地的草草木木几乎都能说得上来其纲、目、科、属及彼此间的亲缘谱系。

后来吃上了社会科学这碗饭，跟着“问题”走的恶习仍然未改。所不同者，关注社会的“问题”少不了在纯粹求智之外带点儿“正义感”或曰人文关怀，而这又必然带出“主义”。既想谋道，又想谋智，既想当“刺猬”，又想当“狐狸”，于是便徘徊于“问题”与“主义”间落了个两头不讨好。

我的研究难改“有感而发，有据而论”之习惯。有感而发，则文以载道，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则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自觉是个价值取向强烈的人，价值“偏见”是否会影响客观观察呢？不敢说绝不会，但起码应做到不去故意歪曲事实。

我往往在追索中从一个问题进入另一个问题，这就难免逾专业之界。我当然不可能对许多专业都有发言资格，但我希望在我关心的具体“问题”上不讲外行话。例如，我不是美国史专家，但我关心“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这就需要对这一问题提出以来至今的讨论经过及各家的得失有认真的了解，这我自觉能做到。

我治学20多年来经历了不少事变，其中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心路，也改变了我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主要苦恼于学科的危机，想的是在农民战争——土地制度史萧条的情况下农民史研究向何处去？而在此之后，我则苦恼于另一种危机，想的是中国农民向何处去，农民中国向何处去，我自己又向何处去。

于是在人们由“主义”转向“问题”之时，我却由“问题”转向“主义”了。如今中国似乎又迎来了一个讲“主义”的时代，而且比1980年代更进一步，不需借谈“文化”来讲了。如今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保守主义、新儒家等等都可以研讨了，这令人感到振奋。

但在“主义热”兴起之际，我却又想回到“问题”了!

“主义”具有自洽的逻辑完美性，可供把玩。但“主义”的主要功能当然不是供把玩，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且我们是想用它来解决中国当代的问题，而不是中国古代或西方的问题。“主义”中包含着普世性的价值，每个“主义者”都应当弘扬这些普世价值。但“主义”的具体文本往往是针对特定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建构的。自由主义者把公民个人权利当作普世价值，但威胁此种权利的“问题”却各有不同。因此弘扬普世价值时恐怕要慎言普世问题，还是那句话，“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在萨达姆被绞死后，布什说，这是伊拉克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布什也许认为，萨达姆是伊拉克过去几十年的专制符号，萨达姆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意味着专制的完全结束。实际上，从伊拉克被联军攻破之时，萨达姆统治伊拉克的历史就已经过去。但是，民主并未如期降临。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最初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主要理由。后来布什政府把伊拉克战争的主要逻辑调整为：推翻萨达姆的专制政府，将伊拉克交给伊拉克人民，伊拉克成为中东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同时也能成为美国在中东一个重要盟友。

应该说，2004年大选的时候，美国的多数选民认同了布什政府这样的伊拉克政策，认为再用几年就可以完成在伊拉克的民主事业。实际上，伊拉克人民也冒着生命危险选出了自己的政府，民选的代表也制定了伊拉克的宪法，那也的确是在民主的进程中有了较大的迈进，似乎也印证了布什政府推行中东民主的政策。可是，去年10月份的中期选举上，美国的许多选民改变了他们在2004年的决定，他们在本次选举中将民主党送上参众两院的领导地位，从而迫使布什政府改变伊拉克政策。

美国选民改变初衷，最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大多数选民对伊拉克民主的前途丧失了信心，他们发现，伊拉克人并不接受美国提供的民主进程蓝图。最近，美国政府资助的伊拉克研究小组建议，美国要逐步从伊拉克撤军，以便伊拉克政府能够承担起安全保卫工作，研究小组还指出，如果伊拉克人自己不能捍卫民主制度，那就是伊拉克人的失败，美国推翻萨达姆并帮助伊拉克完成了大选，制订了宪法，就是已经给了伊拉克人以民主的机会，伊拉克能否成为民主、和平的国家，那不是美国人能包办的。

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接受了以色列前内阁成员NatanSharansky“民主能够打败专制和恐怖”的论点。Sharansky曾经是前苏联人，后移民以色列，并成为以色列政府的要员。Sharansky写过一本畅销书《为民主作证》，在书中论述了包括中东在内的国家都能够实行民主的论点，并从历史角度论述所有人都渴求自由和民主。布什曾公开向人推荐此书。Sharansky的理念对布什的中东民主战略有很大的影响，布什坚信，自由是上帝给所有人的礼物，伊拉克人有了自由，再加上民主的制度，他们就能和平相处。布什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如今美国的多数人也觉得布什是在伊拉克进行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03年，布什曾经到过挂有“任务完成”旗帜的军舰上。

NiallFerguson是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属于英国保守派人士，在一些方面与布什政府有共同观点，但Ferguson从一开始就极力反对伊拉克战争。Ferguson提出两条反对理由，一是英国在上世纪20年代已有在伊拉克失败的前车之鉴，此次伊拉克战争无非是历史的重复；其二，伊拉克是一个什叶派、逊尼派、库尔德族构成的社会，民主以后，曾有统治地位的逊尼派要变成被压制的少数派，而曾经被压迫的什叶派一跃成为多数，这样的社会承受不了民主，最坏的结果可能进入内战状态。二战后德、日能和平过渡，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不存在民族派别之争。

面对伊拉克的血腥内战，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了Ferguson的观点，即推翻了萨达姆政府、有了新宪法、也有过大选的伊拉克，离和平的民主制度仍然非常遥远。新年以后，布什要向美国公众拿出新的伊拉克政策，布什是否仍然坚信伊拉克必然走向民主自治？布什是否仍然相信民主是稳定中东局势的最好政策？这些问题，当然要由布什来回答，但美国著名的中东问题专家BernardLewis最近指出，对于伊拉克，民主能带来最美好的前途，但也是要付出最大的代价。在美国的历史上，为了消除黑奴制度，建立起更民主、更平等的美国，美国就曾经付出了几十万人生命的代价，这无疑是印证了Lewis的论点。那么，在萨达姆之后，为了和平及民主，伊拉克人愿意付出最大的代价吗？布什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或许伊拉克人在将来能够回答。

 

－－《关注中国的苦难》澳洲墨尔本群英演讲会上的即兴演讲

这是墨尔本，今天是回顾中国的苦难和瞻望中国未来的演讲会。

在这次演讲会当中，我想大家一定会想起在墨尔本英年早逝的杨小凯先生，他的英灵和我们在一起回顾中国的苦难。

大家回顾中国的苦难，特别是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苦难，大家一定会想起所谓的“土地革命”，土改、三反五反等等一系列的运动，在这一系列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中国的社会精英给清洗了、扼杀了；大家也一定会想起1957年，他们再次把中国的知识精英给清洗了、扼杀了。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我们中华民族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它把中国的脊梁给打断了！

在这之后，我们中国人经历了荒唐的所谓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甚至麻雀都不饶过去。结果怎样？死去了几千万人。

中国共产党，你不能用谎言去欺骗民众，民众会记住这些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终究会记载上这些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的。

他们后来又召开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把他们的党内的一些精英分子整肃了、清洗了。在这之后，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又发动了更为荒唐的“文化大革命”，……。用他们自己的一个党魁的话说，中国濒临了经济崩溃的边缘……。

但是他们会说，我们不是自己改了吗？现在经济不是很好吗！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谓的“经济很好了”是怎么个样子，到处都是“MadeinChina”，中国的产品太多太烂了，烂到我们中国人在海外先要翻一翻这个产品是不是“Made in China”，只要一看，是“Made inChina”，最好不买。这么多的东西，又这么便宜，不买？

这是不是有点傻？因为确实有理由怀疑它的质量。我们再看看，我们大陆的民众，吃什么都不放心。吃米，米不放心；吃油，油不放心；都怕当中可能有毒！喝酒，也喝得不放心！

所以我说，中国共产党你要承认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中国人的苦难，而且你们也开始把这些苦难带到了全世界，让我们中国人丢脸。

为什么现在有些海外的国家排华？烧我们的商店，烧我们的那些服装，烧我们的那些皮鞋，一是质量不够好，二是恶性竞争。是，你可以卖你的东西；但，你也不能够让人家国家的人民不能活啊。

人们已经知道，中共是会把中国大陆的苦难带给全世界的。

你看那个朱成虎，多么狂妄，他要把核武器打到美国去，打到全世界去。这个朱成虎不是代表他个人！现在据说中共政府还要把一个外交官，专门会骂人的一个外交官派到联合国去当大使，是专门去侮辱我们中国人的吧？！让我们中国人跟着他丢脸的吧？！

从中国大陆现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破坏程度看，我们中国人并不因为1978年以来经济有所改革、有所发展，苦难就结束了。而且，这样的苦难，中国共产党是正在把它散布到全世界去。这种危险对于澳洲是现实的，是巨大的。澳洲政府居然把很多的铀卖到了中国去，如果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制造了核武器，将来会威胁到澳洲的安全，我想这苦难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也是澳洲人民的。

尽管，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个人对于中国未来的前途我是充满信心的。也许我会老去，我看不到那一天，但是并不重要，但是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向自由、民主、尊重人权。

中国人民的这种追求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

大家知道，一个大坝如果建起来之后，蓄水蓄的能量很高的时候，势头会是很大，能发很多的电。我不是指中共政府建的某些大坝，那些大坝最终可能会祸国殃民；我只是说一个物理上的概念。经过100多年这种追求，自由、民主的势头已经蓄得够大的了，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势头，一定会冲击着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

我愿意把康梁先生作为自己的前辈，他们虽然有保皇的倾向，但是他们也是想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所以我们这些继续从事民主事业的后生们，只能是他们的继承者；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我不相信中国不会实现民主和自由。

民主和自由总会来到中国。

谢谢大家！

（贺信彤根据录音整理）

首发希望之声

 
一

我曾听到一个笑话，说一个小学语文老师课堂提问学生：李白为什么“停杯投箸不能食”？学生答：因为害怕是“毒米”；老师又问：为什么他说“举杯消愁愁更愁”？学生回答：因为喝的是“假酒”，当然会愁上加愁。

有人据此发议论说，现在除了说假话是真的，没有什么是真的了。想一想也是，我们看的是假新闻，读的是盗版书，种的是假种子，上的是假化肥，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喝农药自杀怎么也不能成功，喝酒却使他送了命。我就亲眼见过，我家乡的父老制造“假羊绒”的盛景。他们把清油拌上炉灰，然后搅进羊绒堆里充份量。听说是卖给俄罗斯，我委实吃惊不小。心想，幸好是现在，如果适逢二战，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苏联红军，穿上主要由清油和炉灰做成的羊绒衫，觳觫尚且不暇，哪有余力打纳粹？

过去我们遇到坑蒙拐骗的事，老年人总安慰我们说“世上还是好人多”，坏人坏事要么没有，即使有，也不是“主流”，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看来满不是这回事。据报载，南方一些地区，整村、整乡、整县的“制假贩假”，并形成了相互配合、取长补短的良好态势（经济学家谓之“地下经济”），这就恐怕不是一个好人和坏人的比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有没有道德底线以及信仰的问题。

说起道德底线，康德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绝对的、先验的、人们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的“绝对命令”和头顶的星空相始终。比如，面对一个落水的人，你就必须去救，你不能考虑你的价值和落水者的价值哪一个大。那怕你是爱因斯坦，落水者是一个癌症晚期的老朽，你也必须毫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是一个信仰观念问题。因为在上帝看来，我们都是脆弱的孩子，有什么功业、荣誉值得夸耀呢？只有为了他的“绝对命令”而牺牲，才是真正不朽的道德。但现在除了宗教徒——即使是宗教徒也未必能做得到——有谁能做到呢？因而学者们将标准放低，把道德分为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比如对待一个落水的人，至少就有四种态度：第一种是不顾一切地跳下去，那怕自己不会水，也应为了某种良知和信念去救人，这是宗教性道德；第二种就不一定非亲自去救不可，你可以打电话报警，甚至抱着岸上的电线杆子大喊大叫，也算履行了某种搭救的责任；第三种是不理睬，装作没看见，警察来调查时，说我正在岸上看风景，没有听见呼救声，这是自私，属不道德行为，但没有违法；第四种是趁火打劫，当落水者奋力爬至岸上时，不但没有援之以手，反而一脚踩了下去，这是违法，属于反道德行为，也就是说他突破了某种道德的底线，属于法律追究的范畴。因为他明知道踩下去是要死人的，但还是去踩了，这就和佯装不知、溜之大吉有了本质的区别。

我不知道这种划分能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不是还有人认为它陈义过高？我只觉得如果照此标准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水准的话，那么我家乡的农民制造“假羊绒”可能还不算“突破底线”。因为羊绒是假的，顶多穿上不暖和，或者使俄罗斯人穿上它和情人约会，结果因冷得发抖和连连打喷嚏而无法接吻。这个时代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医生把病人的肚子划开，然后要红包；警察将交不起“提留款”的农民带到路上，因为想早点回家，就将他们全部打死；教师因为学生不送礼，而找碴儿将学生致残或逼死；“公仆”因为收了“主人”的贿赂，而把本应由钢筋、水泥、混凝土做的桥梁拿“豆腐渣”换过，结果使许多“主人”都掉了下去；商人明知道假烟、假酒、假药不会延年益寿，但为了蝇头小利，还是多快好省地造个不停。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底线的突破”。

二

我在电视上曾看过一个我公安战士审问一个制假药的老女人的专题片。

公安战士问：“你知不知道这药可以害死人？”

“知道”，老女人回答。

“那么，你的孩子病了，你会不会给他吃你制的药？”

“不会”。

“既然你的孩子你都不会给吃，你为什么要卖给别人，以致造成19人死亡呢？”

“他们又不是我的孩子”，老女人淡然地回答。

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里，内心极度绝望，却对这个老女人生不起半点愤恨。我当然知道这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当然知道国家每时每刻都“从重、从严”地打击“假冒伪劣”，我当然知道这个使人妻小俱死的老女人“罪大恶极”，但面对荧屏上那张麻木、颟顸、没有半点生气的脸，我的内心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悲悯。

这不是如主持人说的那样，是由“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悲剧”。我想法律出现以前，一个人也不能存心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猪不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很少有猪因为争食就将同类有意咬死，海豚没有读过有关黄继光、董存瑞的英雄事迹，但海豚在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时，也懂得见义勇为。因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耶稣在宽恕一个人时惯用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那么，具体到这个制假药的老女人身上，她不晓得什么呢？她不晓得人的生命是自上天得来的，它的价值和尊严，它的荣耀和卑屈，它的存在和各种追求幸福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而且真正严重的问题是，即使她想“晓得”，又有谁会告诉她呢？她的父辈以及父辈的父辈教过她 “忠”，教过她“孝”，教过她“三纲五常”、“贞节烈义”，惟独没有教过她“爱”。爱自己，爱邻人，甚至爱仇敌，爱这个世界上的一山一水、一花一木。她打小看见的就是掠夺、倾轧，父子相残，婆媳斗法，外表温热的亲戚趋炎附势、暗中较劲，官吏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实际上不过是“黑吃黑”。因而，她看不到希望，也没有榜样。她的灵魂沉睡着。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既然造假药能赚钱，能养活孩子，即使会死一些人又有什么关系？就像种庄稼不总是要锄掉一些杂草么？——如果硬要说不对，那也可能是说不能把人害死，或者说不能把人害死那么多，而不是说人与人压根儿就不能害，只能爱。

最近，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两个故事。一个说，在2000年南京发生的德国商人被杀案中，凶手因杀了德国奔驰公司经理一家四口而被判死刑，但德国人，包括受害者的家属却要求为他减刑。他们的要求理所当然被我人民法院拒绝，他们就正式提出抗议，认为这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文章最后还说，在美国有一个叫受难者家属联谊会的组织，专门为杀死他们亲人的凶手辩护、呼吁、要求减刑。

另一个故事更为典型。说在震惊中外的多佛尔惨案中，58个来自中国的偷渡客被人装在运送西红柿的集装箱里活活闷死，而中国官方没有派员参加他们的葬礼。他们除了强烈谴责西方的移民政策外就是加大对国内偷渡的打击力度，因而，一个一贯代表人民的党这回就没有代表人民出去送葬。但英国的普通民众却大为悲恸，他们自发组织起来，为死难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令人感动的是，有几百个肤色不同的孩子前来参加，他们手拿蜡烛，为这些死在异乡的孤魂祈祷。还有的孩子拿着各种各样的玩具，玩具上写着“中国制造”，他们流着眼泪说，这些死去的人也许就是为我们制造玩具的人。

看到这些故事，我总是很绝望，一种民族文化自卑感油然而生。国粹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了不得，有唐诗宋词，汉赋元曲，诸子百家，儒道互补，庄老佛禅，魏晋风度……但在这些小故事面前，我对它们的自信变得不堪一击。

我不敢说这些手拿蜡烛、眼含热泪的小孩长大了一定不会“制假贩假”、坑人性命，但我敢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像他们一样，懂得爱和怜悯，敬畏和悲叹每一个短促而劳碌的生命，那么，寡廉鲜耻、丧尽天良的事一定会少得多。也就是说，赝伪泛滥、道德滑坡、贪污成风、贿赂公行，我们的时代以及个人生活沦落到今天千疮百孔、到处漏水的境地，原因不是个别的，而是全体的；不是枝节的，而是根本的；我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有了确立短期目标的那个永恒目标；没有了确立具体纪律的那个绝对准绳；没有了构筑一切语言的那个最后词根；没有了临照一切黑暗的那个至大光明。一句话，上帝、尼采、释迦牟尼、查拉斯图拉、老聃、墨翟相继去世以后，我们没有了自己的信仰，这才是焦点中的焦点，症结中的症结。

2006年的中国，如若列举引人注目的公共话题，当然少不了央视播出的专题片《大国崛起》。11月13日至24日，央视经济频道（2频道）隆重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一套共8册的同名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这是一部以世界大国的兴衰史为题材并跨国摄制的大型电视系列片，从筹备到制作完成历时近三年，七个摄制组分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竞相登上世界舞台的世界大国进行实地拍摄和深入采访，分别诠释了各大国500年的兴起史。

该片的主要策划群体，大都来自体制内持有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开明学者，还采访了中外100多位学者，可视为学术与电视的合作；该片多少跳出了以往的宣传模式，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转而采取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叙述，介绍了世界九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英国和美国进行了重点介绍，这可是两个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过主导性影响的民主国家；也对源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等现代化制度有所肯定。

令外界感兴趣的背景是，该片主创人员坦称：这个历经三年完成的专题片，最初的启动主要得益于中共高层的意愿。2003年11月24日，党魁胡锦涛主持的中共政治局进行了第九次集体学习，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由中国两位专家系统讲述九个国家的兴衰史。据该片总编导任学安回忆：“2003年11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在上班途中听到收音机里播报了一条新闻：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9大国，500年，在北京噪杂拥堵的三环路上，突然之间听到来自遥远浩瀚的历史的声音，一个念头让我激动不已。”

另据境外媒体报道，政治局学习过后，中共高层下发文件，要求各级党政部门都要学习这段历史，中央电视台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把大国崛起的议题由党内推向社会，其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人视野，为中国加速崛起进行必要的精神准备。更有境外媒体说，这是在为中共高层准备启动政治改革造势。

以该片的分量而言，按惯例应该在收视率最高的央视一套节目中播出，但官方选择了在收视率相对低的央视二套播出，也许是为了不至于引起过渡争论。然而，无论是哪个频道播出，该片毕竟是中共电视第一喉舌制作并播出的大制作，打破国内主流媒体对重大公共话题的长期沉默，必然为公共参与极度饥渴的民间提供了发言的借口。所以，该片一播出，顿时引发如同大雨般的热评，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该片是否说清了世界大国的兴衰历史，则是见仁见智。无论是网民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评价，也无论是国内媒体还是境外媒体，对该片的总体评价，可用毁誉参半来概括。

参与该片制作的人员和体制内学者大加赞扬，透出一种自我表扬的肤浅；该片总策划麦天枢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说：“这部片子采取侧重历史事实，而较少价值判断的方式，导致了其中所叙述的历史，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认识有所区别。这个区别造成某种紧张和兴奋，总觉得是不是有点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脆弱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这么大一个社会，如果因为某部电视片而发生什么不得了的转折，那是小瞧和弱估了我们这个社会。”他还谈到这部片的三大正面价值：1，让公众了解什么是“历史理性”；2，呼唤一种中国历史缺少的“妥协精神”；3，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在国家崛起中的关键作用。显然，麦天枢所表达的是一种“威权主义”的崛起思路。

新左派对该片进行猛烈抨击，什么“不过是《河殇》的翻版”、“迎合了近20年右派营造的主流观点”啦，什么“把美国的发展过程捧上了天”、“警醒美国等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新一轮的遏止高潮”啦，……学过西马的新左派，真是不长进，洋墨水并没有稀释满肚子狼奶，继续上纲上线，狂喷阶级斗争的口水。（见“乌有之乡”网站）

政治自由主义知识人对该片的评价还算公允，既有所肯定，也提出尖锐批评。在这方面，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评价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肯定说：“它对历史事实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对历史材料进行了还算恰当的取舍。通过对这些史实的叙述，把这些国家为什么兴盛、为什么衰败基本上讲清楚了。这对中国人了解世界现代化的历程是有帮助的。”但他同时指出了该片的三大不足，特别对该片的“较强烈的‘富国强兵’的味道”。他说：“富国强兵是许多国家长期的追求，要实现国强民富，后面需要正确的制度积累。没有正确的制度做保障，光从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上努力，可能走上危险的岔路，或是国富民穷，或是侵略、掠夺别国，屡见不鲜。”袁伟时最为不满的一点是：“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应该是分析大国崛起因素的点睛之笔，但是回避了民主制度、宪政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保护自由的重要性，这些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最关键的因素，恰恰在这个地方回避掉。”（见《搜狐评论》 2006-12-12 ）社科院研究院党国英先生也说：“《大国崛起》解说词仅仅有12处提到‘民主’，且主要是在复合名词中涉及，并没有认真讨论民主政治的意义。”

在我看来，不管官方允许播放《大国崛起》的主观意愿如何，但由于电视本身的巨大传播力，在客观效果上还是具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比如有网友就说：“非常好的片子，真不能相信是央视的作品。太震撼了，只希望不要被禁。因为我觉得其中的内容与中国现在的体制格格不入，他强调了公平，人权,民主,法律，市场经济….”

央视的《大国崛起》引发舆论热评，既与中共高层的自上而下的推动有关，更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视化表达。可以说，当爱国主义变成绝对的“政治正确”之时，胡锦涛政权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必然变成备受关注的议题。比如，截至2006年12月12日，百度一下“大国崛起”，搜索到的条目竟然高达一百八十二万多条；古狗搜索到的条目更是高达近三百万条。

的确，中国式高增长可谓一支独秀，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已经高达1万亿美元），中国军力大幅提升，中共政要满世界撒钱，中国游客出手大方，中国商品无所不在，中国人手机世界第一，中国网民增长最快……所以，在江泽民时代的后期，随着“申奥”、“入世”等成功，邓小平时代的“韬光养晦”的低调外交逐渐被高调的“大国外交”所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心态”也以“大国外 交”的形式重新复活。当年，江泽民满世界作秀的表演，已经毫不掩饰自己对跻身于大国领袖的强烈渴望做。江政权全力提升军力，积极经营“上海合作组织”，厚待被美国指控的“邪恶国家”……其目的不只是针对台湾，更是想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领袖。

胡锦涛上台不到三年，全力提升江时代的大国外交，对台对日对美的态度日趋强硬。针对台湾，高调出笼授权战争的“反分裂法”；针对日本，官方不但操控了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日风潮，而且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中断中日元首的互访；针对美国，由于胡锦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受挫，胡锦涛便有意联合世界上的反美国家，从邪恶国家朝鲜、伊朗到越来越独裁的俄罗斯，从古巴到委内瑞拉，皆变成胡锦涛政权的亲密盟友。胡锦涛与普京发表“联合宣言”，不点名地警告美国；中俄联合举行大型军演，也有给美国看的意味；与此同时，胡温等高官开始了遍及拉美、中东、非洲、亚洲的金钱外交。2006年11月4日－6日召开“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中国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第三世界外交，居然不惜花大钱请来非洲48国元首，共同拱卫着中共党魁胡锦涛，很有点众星朝北斗的意味。

在舆论的导向上，中国的御用精英和新左派不断煽动民族自傲情绪，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21世纪已经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在50年后成为取代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等大言不惭，屡屡出自主流媒体和各类精英之口。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声称：中国经济总量可能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日本，有人 甚至计算出：如果按照人均购买力来评估，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能够在20年后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胡鞍钢）；最保守的估算也认为中国将在2050年超过美国（林毅夫）。

在反美反日反台独的民族主义狂热中，不时透出一股嗜血的味道。每逢出现中美、中日、两岸的冲突事件，网络上必然响起一片喊杀喊打之声。一些所谓的专家也加入到战争叫嚣的大合唱之中。有军事专家危言：“中美之间必有一战”；有外交专家表示：“是放弃韬光养晦的时候了。” 以至于，共军少将甚至狂言：“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在大陆媒体中，无论是大陆人还是海外华人，只要在西方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就会统统变成强化民族自傲的麻醉剂。尤其是体育领域的成就更容易激起昔日“东亚病夫”的民族自尊。王军霞在世锦赛和奥运会，连续获得过万米和五千米的冠军且创造了新的世界记录，她本人还获得象征田径最高成就的“欧文斯奖”。国内媒体高呼：“东方的速度和耐力正在征服世界！”姚明成为NBA“火箭队”主力中锋，中国媒体便高呼“中国高度征服美国！”刘翔获得2004雅典奥运的110米栏金牌，被中国媒体誉为“中国速度超越世界！”华人导演李安的《断臂山》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被大陆媒体称为“所有华人的骄傲”，“再次让世界对华人导演刮目相看。”

“我们曾经阔过”的阿Q精神随处可见，汉唐盛世和康乾盛世不断被搬上银屏，马踏匈奴的汉武大帝，驰骋欧亚的成吉思汗，最早下西洋的郑和远航，扩大了中国版图的康熙乾隆，他们对外扩张的丰功伟绩，不仅满足了当代国人的民族虚荣，也激发起古已有之的天下心态和称霸欲望。

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已经变成西方世界的流行话题，“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雄师猛醒”之类的评论不绝于耳；西方舆论种种关于中国崛起的议论，西方政要和各类精英不断惊呼，国际权威机构发布的每一项中国利好的消息，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刺激。中国人不但自视为“腾飞的巨龙”，也确实越来越把自己当作“猛醒的雄师”。

在我看来，尽管中国的国力军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现在的中国还远不具有可以抗衡自由国家的软硬实力，也谈不上二十年后超越美国，成为可以称霸世界的第一强国。所以，西方人热炒“中国威胁”，对他们自身是一种警示，而对世界格局而言则有点危言耸听；中国人陶醉于“大国崛起”，对自身是一种极度自卑后的反弹，而对西方世界显得过于轻浮。然而，不争的事实是，被独裁政权误导的民族主义，被狂热民族主义绑架的民心，正在走向丧失理智和泯灭普世价值的盲目，已经为在独裁称霸背书，那种愚昧而可怕的天下心态正在迅速复活，已经再次把中国引向危险的边缘，部分中国人已经狂热得失去起码的理智，开始把独裁政权臆造的幻觉当真。以至于，国人越发陶醉于虚构神话，只愿看繁荣崛起的一面而不愿看凋敝衰落的另一面；只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赞美而不愿听来自西方国家的批评；既不愿意正视制约中国发展的制度和资源的双重瓶，也不愿意承认在软硬实力上与主流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的现实。

跛足改革支撑的经济增长，让中国付出的综合代价之大，是其他国家崛起过程中难以比拟的；中国廉价商品来自劳工权利的匮乏及其“血汗工厂”，也来自粗放型增长模式背后的能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在中共大订单特别是从花大钱从俄罗斯购买尖端武器的背后，是独裁政权对全民资源的高度垄断和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在中国游客满世界撒钱的背后，是权贵私有化和制度腐败造成两极分化；在看似稳若磐石的社会秩序背后，是愈演愈烈的官民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

更为令人沮丧的现实是，民族主义骄狂的背后是缺少文明价值支撑的民族意识，一种原始丛林伦理——主奴人格。遇强者是奴隶，遇弱者是主子；落魄时极端自卑，以坐稳了奴隶地位而得意，发达了目中无人，随时拿着君临天下的主子派头。这样的民族意识，很难崛起为自立自尊的文明人。他们只能接受统治者的灌输、欺骗和恐吓，如同大人连哄带骗地管制着孩子们。他们没有自己的头脑、尊严和人格，无法独立行走和独立思考。统治者用小恩小惠贿赂着、用皮鞭恐吓着、用歌舞升平娱乐着、用谎言毒化着国人的灵魂。

在人类历史上，凡是独裁崛起的大国，拿破仑的法国、希特勒的德国、明治天皇的日本、斯大林的苏联，不仅无一例外地衰落了，而且无不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灾难。相对而言，英国和美国的崛起就与上述的独裁崛起极为不同，两国都是以自由宪政立国，由此避免了大起大落的动荡，也很少遭遇内忧外乱的大灾难，可以称为长治久安的大国。如果说，大英帝国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而回归正常国家，那么，美国的崛起则完全不同于殖民时代的任何大国。美国在二十世纪的领袖地位不再依靠对大片殖民地的占领和掠夺，而是奠基于推动了反殖民运动和领导了自由民主运动。

今日中国之崛起，决不能再走德、日、苏的“独裁崛起”之路，而必须开出英、美式“民主崛起”之局。

在当下中国，由于官民之间对如何崛起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巨大分歧，是自由崛起还是独裁崛起？其未来前景充满了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私有产权意识的普遍觉醒，使民间蕴涵着自发地走向自由的巨大力量；而官权对独裁制度及其特权利益的维护，对跛足改革的坚持，成为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最大障碍。无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能延续多久，无论中心城市多么像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中国的权贵阶层享受着多么奢侈而现代的生活，只要中国仍然是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中国就无法崛起为成熟的文明国度。

所以，国际主流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今日的独裁中共与自由世界的博弈，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极权苏共，中共不再固守意识形态及其军事的抗对，转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抛弃意识形态的广交朋友，既在经济上进行市场化改革并力求融入全球化，又在政治上固守独裁体制，全力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君不见，钱包鼓起来的中共政权正在全世界展开金钱外交，它已经变成其他独裁国家的输血机，它用来经贸利益来分化西方同盟，它用大市场来利诱和要挟西方大资本。而面对经济实力迅速提升的独裁大国，如果它的独裁崛起得到不到来自外在的强力制约，继续对中国的独裁式崛起采取绥靖主义，就将重蹈历史覆辙，其结果，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将殃及自由民主的全球化进程。所以，要遏制独裁崛起对世界文明的负面效应，自由世界就必须帮助世界上最大的独裁国家尽快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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