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陈彦博士这本《中国之觉醒》，评述了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之历程，从1976年一直写到2002年。2006年8月由香港的田园书屋出版。

毫无疑问，这二十五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思想演变，其意义可与五四运动相媲美，但又远比五四运动更复杂。正像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在序言里所说，写这样一本书”是一个挑战”。诚如汪德迈所言：要把握这二十五年来难以数计的各种中文材料，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公开的或是地下印刷的、中国国内的或是海外的，必须是一个中国人才能做到；然而仅仅是中国人又难以在现实光谱与参与历史面前保持必要的距离。没有任何人可以同陈彦一样能够如此完好地符合上述双重条件。陈彦是中国人，又饱受西方文化熏陶。陈彦曾在武汉大学受过历史学的训练，尔后又留学法国，1987年在巴黎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同时又在法国国际电台工作多年，始终对中国问题密切关注并在海外多家重要刊物上发表文章。用余英时先生的话就是，本书是”内在参与”和”外在观察”合而为一的结晶，用中国传统的观念说，一方面”得其环中”，另一方面又”超以象外”。本书原是法文写成，出版后颇受法国和欧洲学术界重视。如今有了中文本，想必也会引起中文读者的欢迎与好评。

陈彦是我的老朋友，读老朋友的书自然是愉快的。陈彦这本书写的是过去二十五年来中国的思想演变，而我自己也算得上这场思想演变的一个全程参与者和观察者，对书中讲到的重大事件、重要思想及其代表性人物都很熟悉，读起来自然格外亲切，格外津津有味。作者讲到四五运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民主墙运动，讲到人道主义的争论和文化热的兴起，讲到九十年代以来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和新儒家，讲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作者以六四为界限，把这二十五年分成两个时期，前一段是后毛泽东时期，后一段是后天安门时期。由于作者所描述的这一思想演变尚未结束，若干争论仍在继续进行之中，我们和这场思想演变还离得太近，因此，人们在读这本书时免不了会见仁见智；但平心而论，陈彦这本二十多万字的论著，其叙述之完整，条理之分明，概括之准确，立论之中肯，都是相当罕见的。不论你对各种思想持何种态度，你都可以从中获益良多。

正如作者所说，一切改革都必有观念的指引和支持。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变化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中国近年来在思想观念的演变也是应该重视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今日中国社会，并预测它未来的走势和变局。

在书的结尾，作者自己提出了一系列见解，很精辟，很有启发性。例如谈到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作者指出，今日中国的共产政权，已经失去了意识形态和对经济的垄断，从最坚固的极权主义走向了后极权时代。今天的共产政权仍然具有某些极权特征，但逐渐向普通的独裁演化。它徒有过去的衣装，内部已被淘空。从这点看，1989年之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和苏联都没有经历过的阶段，这一阶段即极权具有自我意识的我谓之自为极权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中共领导人本人对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命运已有敏锐的觉察。他们既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未来，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也不相信这种制度可以通过自我改革而赋予”人性的面孔”或具有真正的民主但同时又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八九民运的爆发，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不仅粉碎了共产政权的合法性，也使通过改革可以”完善”共产主义体制的幻想灰飞烟灭。自此，牢牢控制政权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切重大政治决策的先决条件，而犬儒主义则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病。

作者的这一分析与论断相当深刻。从长远看，中共专制政权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一点连共产党自己也不怀疑；但是在短期之内它却仍然可能继续维持下去。按照这种”经济放松，政治加紧”（余英时语）的既定方针，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专制霸权。它必将给人类的自由民主造成巨大的威胁。毕竟，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不是古巴，不是北朝鲜。中国的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的问题。就这点而言，陈彦先生的这本著作，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思想史领域。

──《观察》首发

伴随“大国崛起”，中国人的陋习也随之“崛起”在世人面前。粗俗的举止让不少外国人受到强烈的“中国文化的震撼”，也令爱面子的中国政府脸面无光。奥运、世界博览会、亚运会将在明后几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举行，走出国门旅游和公干的人也越来越多，为了不让这种“特色文化”令中国蒙羞，中国政府最近对国民的教化，从“八荣八耻”，开始转到具体的文明举止上。 早前有上海的《市民指南》出炉，要求市民不要穿睡衣上街，不要在公共场所赤背，还细心到要市民把鼻毛修剪得短一些等等。 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2006年10月也公布《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要求国人旅游要遵纪守法讲礼貌等等。 尽管有公约引导国民举止符合文明要求，但似乎这些教诲并没能改变“丑陋的中国人”的形象，随地吐痰、不排队、穿着不当、言谈不雅、肢体冲突等等随处可见。为此，北京准备从下月起，动用法律来规范市民的言行举止。据报道，新法的其中一条，规定北京的售货员必须礼貌待客，对顾客不敬或者对顾客的要求熟视无睹等，都将被视为“非法”。 中国一向自称为有几千年历史的礼仪之邦，如今却要从头学习礼仪，这其中有传统恶习的错，更有制度的错。 中国的现行制度，仍是融合封建独裁加共产法西斯的暴政制度。几十年的斗争和运动，导致中国人葬送了优秀的传统，而发展了恶俗的传统，直到如今走出国门，与文明社会作个比较，才发现自己像个没进化的野人。诸如在香港迪斯尼开业之始，大陆游客到处躺卧，小孩光屁股到处尿，等等，成为比迪斯尼开业更让人关注的话题。 尽管中国人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多了一些言行自由，但整个制度的实质并未改变。政府行动处处以官为本，损害民众利益却不受法律制裁。权力的优越性，致使民众或是陷入对权力的迷信，或是热衷于对权力复制。迷信权力，必然会屈从权力，并且成为不法权力的支持者。中国官员的腐败，部分程度就是国民迷信权力所造成的。中国人万事以金钱开路，又没严格的制度制约，中国的官想当清官也难。对权力的复制，又使得不少人染上霸气，以霸为荣，横行乡里。所以，全党腐败、斗霸斗恶等中国特色就出来了，出了国门也很自然地表露无遗。 连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到了国外，其行为也难以与文明社会“接轨”。最近的例子就有，中国驻南韩挂外交牌的座车，路上被交警要求临检酒测，车上一帮人以外交豁免权为由，拒绝接受检查，僵持八小时后，经两国外交部官员交涉才得以解脱。一件小事也变成国际纠纷，如遇稍大的事情，岂不是要变成全球大事？这样的外交官还怎样化解矛盾，处理两国事务？这些外交官八成把南韩当作中国了，以为有特权就可以走遍天下。 还有的外交官在外交场合连基本的文明素质都没有，被问到难堪的人权纪录问题时，连用外交辞令来回避也免了，直接叫人“闭嘴”，并骂对方让他想到鸦片战争的英国鸦片贩子。这种红卫兵式的外交姿态，实在有失外交家应有的风度。 还有网络论坛流传的一则未经证实的“笑话”，让人啼笑皆非。话说一位上海名校的教授，一家到西班牙旅游，过海关时被检出行李带有锅碗瓢盆、面条大米，须把过量食品留在海关才能入境。教授也把西班牙海关当成中国衙门了，随手拿出50欧元贿赂关员。结果关员不但拒绝了，还以贿赂罪把教授送去法办。教授在西班牙监狱“旅游”了20多天，才被假释回国。 其他的例子就更多了，这些事件显示中国大陆人从举止到思维方式，都与文明社会相去甚远。 相反，日本在二战失败后受美国的改造和影响，变成一个兼具传统和西方文明的社会；香港在英国百年的统治之下，也秩序井然。这不得不说是制度的使然。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素质。当然，任何社会都有不文明的行为，但像中国这么普遍，这么“自然”，就不正常了。 文明素质是个综合素质，除了健全的法制，医疗卫生、全面教育、居住环境等等的改善，也对社会文明素质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文明很大程度受到宗教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宗教信仰的干预，是民间自发培养文明素质的巨大障碍。试想，一个严重违背文明社会规范的政府，如何有号召力来培养公民的文明素质？政府如果只约束国民言行而不去规范“公仆”的言行，再纯良的公民面对南霸天“公仆”，也只能变成一个“刁民”，并将“刁民”的行为变成一种自我保护的生活习惯了。在此，建议中国官方努力改变国民陋习的同时，务必改变衙门的杀气。

 

新华社杭州12月23日电[记者方列、裘立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沈柱克、沈成义等八人因组织违法强建教堂，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而被追究法律责任。12月22日，萧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

新华社的报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把枉法裁判、报复迫害基督徒的违法审判说成是依法判决。下面我们来看看本案的真相。

强占教产，暴力执法

浙江省杭州市箫山区党山镇基督教有200年的发展历史，信徒数万人。他们原来的教堂49年以后被政府占有，改做医院。落实宗教政策后也没有归还，导致党山教会众多信徒没有聚会点过宗教生活。他们在租赁来的200年的老房子里做礼拜，非常危险。信徒们多次要求政府批地，政府一直拖着不批。2006年7月下旬，党山教会的信徒们开始自己建教堂，政府多次干预，因为没有达成协议，7月29日派出3000多名警察和2000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强制拆毁了教堂，并且在拆毁过程中，打伤信徒多人，抓走60多人。

沆瀣一气，枉法裁判

虽然在政府强制拆除教堂的过程中，基督徒没有任何新土暴力抗拒，但是，检察院仍然以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起诉了沈成义、沈柱克、王伟良等八名信徒。2006年12月22日，萧山区法院经过一天的开庭，做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沈柱克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沈成义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被告人王伟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被告人冯光良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被告人倪伟民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被告人郭利君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沈建见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被告人骆炳良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据悉，法院开庭程序违法，采信证据不公平。

本案开庭时，辩护律师提交了证人杨安庆、施荣庆、姚炳发、冯常华、陈文海、陈来仁、沈信子、何赐恩、余立红等人向人大、法院、检察院的信，反映在预审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刑讯逼供，他们的证言都是被逼迫的情况下所作的，不是真实的意思表示。律师要求法庭对本案涉及到的证人证言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法庭居然凭办案警察的出庭证言认定不存在刑讯逼供，证言不予采信。律师认为，法庭应该让控方出具询问证人的录像资料，而不应使用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警察的反证否定证人的证言。

开庭时，辩护律师还出具王兴甫、杨由光、徐花毛、王爱珍、卢东英等多名被打伤的证人提交的病例，证明7月29日在教堂拆除现场他们被警察打伤，有些人甚至断了肋骨。他们的病历上明明写着他们在7月29日遭到暴力伤害，法庭居然认定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捍卫名誉，依法上诉

基督徒认为：原审认定信徒们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事实不成立，证据不存在。

1、原审认定信徒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的主要事实是：

1）沈柱克于2006年7月中旬与倪伟民、骆炳良一起商量违规建造教堂；
2）7月17日与倪伟民、骆炳良等人直接组织、指挥400名群众护卫建房；
3）7月17日下午5时与沈成义、倪伟民跟政府谈判，大量群众在外面围堵，骆炳良进入谈判房间进行阻挠。
4）7月22日晚上与倪伟民、骆炳良商量继续施工，沈柱克负责后勤工作；
5）7月23日沈柱克联系沈成义，要求煽动更多的群众参加建房并阻止政府工作人员执法。

我们认为,这些行为，即便能够完全认定，也不能构成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因为，上述事实没有一项涉及煽动暴力的内容，信徒言论的相对人也不是群众，而是教会的负责人。信徒们的行为，最多算策划、组织非法建房，这与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没有任何关联性。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与给信徒们所定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

2、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要求行为人对国家法律的内容进行诋毁、攻击、诬蔑，促使他人产生暴力抗拒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行为。本案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证据都证明信徒们不存在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进行诋毁、攻击、诬蔑的事实，认定信徒们构成本罪，违背了法律的规定。

3、本案不存在暴力，第一，现场有群众上千人之多，有砖块、钢筋等现成的工具，如果存在暴力抗法，决不会只有几名警察表皮擦伤，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车辆安然无恙。真正发生暴力抗法的汉源事件、东阳事件都发生警察被打死、打伤，警车被烧毁的惨剧，这个案子里哪里有暴力的影子呢？第二、本案所有的证据都没有证明有暴力的存在，客观上也不存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公诉人在法庭上说，群众用毛巾抽打警察、扔矿泉水瓶子都算暴力，这如何让人信服呢？第三、基督信仰不允许信徒与政府暴力对抗。《圣经》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

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执法者对信徒肆意殴打，信徒却不会还手，因为一个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必须遵守圣经的教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判决基督徒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罪，是非常荒唐的。

4、原审判决量刑畸重，对信徒严重不公

政府在本案中存在严重过错，这是导致教会负责人决定违规建房的主要原因。

信徒承认他们决定违规建房是违背法律规定的错误做法，但是信徒的错误是基于党山镇政府的错误，单单处罚信徒并且重判明显不当。

1）、党山镇政府侵占教会的教产，违背国家的宗教政策不退还教堂土地，反而与不相干的人签订合同以低廉的价格”买”走了土地，导致党山信徒常年在危险的房屋里过宗教生活。信徒多次向政府要求批地，至今都没有解决。这是信徒不得不违规建教堂的主要原因。

2）、政府部门违背法律规定，不申请法院而是自己强制执行拆迁，在拆迁过程中，大肆使用暴力，殴打、抓捕多名信徒，律师向法庭出具的证据充分说明，根本不是什么基督徒暴力抗法，而是政府部门践踏法制、强行拆迁、滥用暴力、侵犯人权。

3）、原审判决认定本案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对沈柱克适用3年以上量刑幅度。这是违背起码的公正理念，不讲道理的。因为如果说本案造成了严重影响，也是政府部门非法拆迁、乱抓乱打造成的，萧山基督徒除了被抓走、打伤60多人，有的人还被打断了多根肋骨，在严格意义上没有打伤一个政府人员，没有毁坏任何财物，反而是政府拆毁了信徒50多万的教产，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个所谓的”严重影响”，本来应该由政府来负责，怎么能让沈柱克一个弱女子来负责呢？

新华社颠倒黑白，不遵守新闻道德

新华社的稿件完全引用法庭的判决，根本无视本案开庭过程中律师提出的没有萧山教案基督徒暴力存在、教会领袖没有煽动暴力的内容等辩解意见，对律师的辩护意见没有一个字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７月２９日下午，萧山区的执法人员依法对非法建筑物实施强制拆除，被煽动的施工人员当场使用暴力抗拒执法，对执法人员进行围堵、殴打。被告人郭利君还带头爬上非法建筑物的屋顶，阻止执法人员执法。在执法人员将非法建
筑物拆除后，数百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以向政府要人为名，冲击党山镇人民政府，造成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事后，被告人王伟良又在互联网上发布文章，歪曲事实，继续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抗拒法律的实施。

事实是，律师在法庭上要求公诉人出具基督徒暴力抗法的证据，公诉人理屈词穷，只好说用毛巾抽打、用矿泉水瓶扔警察都算暴力，警察轻微伤都算实施暴力的后果。而律师举出的基督徒被打断肋骨、被刑讯逼供，正人被抓到看守所取证都不算违法。公诉人选择性失明，新华社也选择性报道。

新华社还报道说，除了王伟良、冯光良、骆炳良对罪名和事实提出异议外，其他被告人基本无异议。事实上，本案的六个八个被告人没有任何人承认自己煽动暴力抗拒国家法律实施，倪伟民甚至多次在法庭上强调说：我对弟兄姊妹说，政府要拆就让他们拆，千万别动手。这哪里是承认有罪？哪里是对实施和罪名都没有异议？

审判，彻头彻尾的宗教迫害

这次被判的八个人中，有五个根本不是党山教会盖教堂的信徒，其中沈成义、王伟良根本没有到过聚会所现场。由于他们是萧山地区基督徒的领袖，在信徒中有崇高的声誉，所以成了被审判的理由。其中，沈成义的罪过是他受统战部和党山教会的双重委托，为双方进行了协调。因为协调不成，被迁怒入罪。王伟良的罪过是萧山事件之后发表了一些文章，呼吁和平祷告，披露事件真相。

其实，公安一开始甚至把他们传福音都列为了罪状，后来因为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才撤消了这项指控，这也能看出他们进行宗教迫害的实质。

为了营造和谐气氛，中国政府从元旦开始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不做限制。据悉，有不少境外的新闻媒体开始关注萧山案的进展，萧山案的八名被告人也已经全部上诉。笔者相信，只有让新闻媒体客观报道，而不是只让新华社自己一家说话，才会让萧山案真相大白。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社会形势与分析”课题组向学员调查他们认为当前社会的严重问题而应该关注者，社会治安问题超过贫富不均而排在第一名，佔被访者的36.6%，而认为应该关注收入差距者只佔23.2%以往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每年做的类似报告，贫富不均导致社会不稳定常常名列榜首。

其实这个答案本末倒置。因为社会治安恶劣的根本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太大，治安不好只是表象，而且也是必然带出来的问题。所以同样的调查中，35.3%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最不和谐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居各选项之首。於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最不和谐的因素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的贫富悬殊，可是这些学员最关注的却是治安问题而不是贫富悬殊呢？别以为他们关注普通民众因为治安恶劣带来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他们关注自己个人利害而已。如果了解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厅局长干部，大部分都是贪官污吏，在党校受训后往往可以高升，他们在这里又广结关系网，为未来的仕途铺路，那么就可以了解人民的疾苦在他们心里只有多少分量。

如果最关注的是贫富差距，他们未来施政就要以消除贫富差距为主。

中国经济再发展，正如某些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把饼做大，在政治经济体制没有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仍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而如果推行“劫富济贫”的政策，必然损害到这些权贵的利益，也是他们所不为也的事情，因此他们不去关注贫富悬殊问题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他们也不是完全不关注，所以这个问题还列入第二位，但是为何治安又成为第一位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治安变坏，这些高级干部以及他们的亲友（包括与他们勾结的富豪）首当其冲，自然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关注。

最典型的例子是，今年11月27日晚，贵州省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包括文建刚本人及其妻子、儿子、岳母、姐姐和保母被杀害。凶徒杀父母官，自是胆大包天的行为，经过五昼夜的侦察，据说已抓到疑犯，嫌犯是县长的熟人，据称是谋财害命。而第一财经日报追踪报导却说，兴仁县是贵州的煤矿大县，县长文建刚曾因矿灾遭停职，随后雷厉风行整顿非法开採小矿，也因此多次收到恐吓信。受到文建刚灭门案的影响，兴仁县煤炭监管官员及地方党政官员对未来该县及附近几个产煤大县的煤炭监管工作表示担忧，不愿多谈关闭煤矿的信息。总之，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涉及利益问题引来杀身之祸。

其他类似情况还不少。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法院刑二庭庭长陈义明夫妇、其七岁孙儿和保母四人12月12日被发现在家中被枪杀，遇害原因不明。不管是劫财，还是因为审讯不公被人报复，也都是治安问题。而绑架或杀害富豪的新闻也日渐增多，被害人自然也要找他们的保护伞投诉，向他们施压。

还有另一个令这些父母官害怕的问题是，即使不要这些官员狗命的樑上君子，也喜欢偷高官的钱财，因为知道他们不敢报案，也怕破案；然而这些小贼一旦落网，那些高官的财产也会曝光而遭到“不幸”，所以他们也非得关心这些小偷小摸的治安问题。

好多国家的事实都证明，只要经济发展不错，就业情况良好，或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治安情况都会比较好。现在中国号称是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可是治安却非常差，这难道不是就业与收入分配情况及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问题吗？不从制度上改革，只怕治安越来越坏，普通民众受害，父母官们除了最高那几位，其他恐怕也没有好日子过。

 

贪官的真实心态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受贿153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后，情绪低落，他说：“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得是，为什么要抓我？我想不通，不想活了。”又道：“客观地说，我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子也该享福了。”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贪污被判死刑。死前留下遗言，最后悔有两件事：

第一、住过无数豪华宾馆，却没住过总统套间；第二、吃遍了山珍海味，喝尽了玉液琼浆，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生前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共产党迟早要玩完，我们得准备一条后路。”

所有这些“大实话”，都反映了中共贪官的真实心态：该贪，一定要贪。然后一走了之。世纪末的疯狂。胜利大逃亡。坚信共产党要倒台，大厦将倾，硕鼠搬家。

连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这样“年轻有为”的高官都准备了“溜走”的后路。邱突然落马，有人说是涉入陈良宇案，有人说是邱与胡温唱反调，故而被撤职。关于邱，有一个细节值得大家品味：

2004年10月，邱到上海搞调研，返京前一晚，彻夜寻欢，次日一大早，仓促上了飞机，才发现，公文包遗落在衡山宾馆。上海市保卫部门登记公文包内物品后，由上海市驻京办事处送还给邱本人。邱一惊一喜，惊的是，自己公文包内，有四本护照、多本欧美和日本色情杂志；喜的是，上海方面并未对他为难。心存感激的邱，开始对上海市领导投桃报李。

官员倒退到西门庆时代

近期，陈良宇、邱晓华、刘金宝、何闽旭等贪官纷纷落马后，都爆出有情妇。贾庆林虽然还高高在上，但有关其情妇的传闻，在海外已经炸开了锅。包二奶，养情妇，从毛泽东始。当今中共贪官，不过是上行下效。

中国银行香港公司总裁刘金宝，怀念中学某女同学。竟找了一个相仿的、更年轻的，投下巨资，对其整容，并专门调教，达到与昔日女同学神形俱似。只有中共贪官，能做到这等程度。

中国银行顺德市分行行长何联升，有两个“二奶”：一个叫林青燕，另一个叫林燕青，都叫“燕子”。审讯中，法庭问他，有几笔几十万元的钱，到底哪一笔给了哪一只“燕子”。何不耐烦地说：“这两只燕子我也分不清，反正，她们要，我就给，至于哪笔给了哪只燕子，我哪能记得这么多。”

中国社会之堕落和糜烂，早就倒退到了北宋西门庆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权钱交易和情色交易的故事，多如牛毛，已经让人听得麻木。

中国传统的富贵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分。由于没有宗教情怀，把现世现实中的享乐当成最高追求。历史上，有农民领袖起义，起事前，总是说：“苟富贵，不相忘。”三国时，有人劝曹操称帝，曹操答：“我位极人臣，此生富贵极天，更复何求？”曹同时暗示要他的儿子当皇帝。刘备拒进汉中王，其幕僚劝进道：“众人追随你，都为取功名、图富贵，如果你一意拒绝，恐怕冷了众人的心。”

可见，权力，官位，富贵，在中国劣质文化中，都是一个同义词。可惜，历史的烽烟滚过了几千年，中共官员的头脑和心态并没有改变。

沉醉“金瓶梅”，枕于“红楼梦”，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而浑然不觉。

中共贪官，善于作秀

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任内庄严宣告：“我任部长，将最严格地管理国土资源。”结果，正是此人，拿国土作交易，中饱私囊。后被判无期徒刑。

河南省接连换了三任交通厅长，不仅个个都是贪官，而且一个比一个贪。第一任叫曾锦城，一开会就说自己如何廉洁奉公。还举了一个他“拒腐蚀、永不沾”的例子：“某人给我送1，000元，我非常生气，骂他说，难道我就值10，000元！”后来案发，他果然是每次受贿10，000元，绰号“万元局长”。

第二任叫张坤桐，上任时立下豪言壮语：“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然而，他一下基层，就沿途受贿，案发时，已经受贿100多万元，人家说他是反话正说：让腐败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

第三任叫石发亮，他的名言是：“一个廉字值千金”。结果也是反话正说：一个贪字值千金。一项高速公路工程发标后，他一次性收到的回扣，就是400万。

广西某县县委书记汪某，经常通过红包收取贿赂，却经常鼓吹“廉政”，有一回，他正在做“廉政”报告，一本正经地说：“春节快到了，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禁收受红包。”话音刚落，在一旁等候多时的纪检干部走上前去，当众宣布：因汪某大量收受红包，立即实行“双规”。

安徽省灵璧县公安局长王建华，先后被评为“全省人民满意交警”、“全省人民满意政法干警”、“安徽省优秀青年卫士”、宿州市首届“十大政法人物”，并5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近期，此人落马。人们发现，满身荣誉的公安局长，竟是卖官老手。手下21个派出所头头，14个是花钱向他买来的。

腐败大国，叹为观止

10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声称：反腐，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句话，本身说明中共官场腐败的深重。就好比，一个父亲说，把“防家贼”，当成这个家庭的首要任务，只能说明，这个家庭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或者好比，一个校长说，把防止老师强奸学生，当成校方的首要工作，只能说明校方已经败坏到什么程度。（湖南某中学，果然有此“校规”。）

况且，反腐，不是政府的事，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反对腐败，却不反对滋生腐败的制度，是假反腐。如果是真反腐，就应该改变制度，建立监督与制衡。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落马，江泽民保了他，没有判刑。但却把他的秘书李真当成替罪羊，判处死刑。李真在狱中，郑重其事地向中共高层提出反腐建言：“让领导干部都到监狱呆上一段时间。”中共高层虽然没有照办，但随后开始组织高官夫人，参观监狱，以为恐吓。仍然是人治。腐败大国，令人叹为观止！

反腐与权力斗争

陈良宇固然贪腐，但肯定不是最大的“老虎”，而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相形之下，陈良宇恐怕连“大老虎”都算不上。任何人，如果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又曾经在其他省市生活过，都完全可以得出一个切身比较的结论：相对而言，中国境内任何地方，都比洋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更腐败。比照陈良宇，可以肯定，中国所有省市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有问题，且问题都不在他之下，都应在“落马”之列。

中共官员，几乎人人都有“经济问题”。这一问题，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只要卷入权力斗争，“经济问题”，就成为落败一方的把柄；即便四平八稳，只要某种关系没有处理好，尤其与上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其“经济问题”就会“脱颖而出”，成为致命死穴。

胡江反腐，仅为权力斗争。在中共官场，政治上的可靠，才是官员升降和保位的标准。贪腐成性如贾庆林、黄菊之类，只因紧跟江泽民，就照样升入最高层。陈希同、陈良宇、邱晓华等辈，则是相反的例子：不听话，有野心，与上级对着干，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吃不了兜着走”。

文明国家，司法机关都是独立办案。更从没听说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反腐当成“首要任务”。中共反腐，由中纪委办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考虑是否移交司法机关，本身就是颠倒程序，贼喊捉贼。

腐败丑闻不绝　岂是「胡哥」殊荣

不说比西方，连同样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都比不上。在越南，政府中出现官员贪腐，被视为整个政府和执政党的丑闻，不仅受到社会批评，最高领导人还被视为失职和负有责任，甚至可能因此下台。

而在中国，不管爆出多少腐败丑闻，也不管发生在哪个级别，都被扭曲宣传为中共高层“反腐”的成绩，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为此赢得殊荣，被呼为“胡哥”，被吹捧为“新政”。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越两国的巨大差距，包括：政府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差距，以及民众观念和自主意识的差距。

首发争鸣杂志2007年1月号

 

自2006年10月以来，中国又进入矿难高发期，煤矿重特大事故频发。在刚刚过去的10月—11月份，全国共发生矿难22起，总计322人死亡。[1] 而就在9月份，中国国家安全监督局与中纪委等六部委刚联合发布消息：清查官煤勾结已初见成效。

矿难事故频繁发生，再加上今年中国政府在6月份颁布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严格控制媒体对重大灾害事故的报导，人们因此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中国政府承诺的“清洗带血的煤”与“带血的GDP”究竟是否有成效。

而中国政府此次清查，实在是肇因于近几年中国矿难频发，死伤者无数。即使按官方已经严重低估的资料来看，从2001年到2005年10月底，全国煤矿共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188起，平均7.4天一起；其中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28起，平均50天一起。[2] 矿工们那种“吃阳世饭，干阴间活”、一脚踩在鬼门关上的悲惨生活状态一再引起舆论痛诟。在不绝于耳的生命哀号声中，中国政府才不得不清查日益严重的“官煤勾结”，2005年4月，由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负责，在全国开展“清理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工作情况”。9月29日，李毅中面对全国36名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地市官员说了一番中国媒体广为报导的豪语：“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魄”，“对党员干部，要让其受处分，丢帽子；对职业经理人，要罢免其任职资格，丢位子；对黑心矿主，要让其倾家荡产，丢票子。”[3]――此番宣称“清洗带血的GDP”之誓言，让人想起当年朱镕基那句名言“准备300口棺材，为贪官准备299口，还有一口是为我自己准备”。只是朱当年用棺材论表达的反腐决心落了空，而位势与权力都低于朱的李毅中这番决心落个壮志未酬也非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在一年多的清查官煤勾结过程中，原定完成清查的日期一延再延，由中央直接派出两批联合督查组到14个产煤大省坐阵监督，并宣布以煤矿股权为清查重点。如此“重拳出击”，也一直拖延到今年9月，才由中纪委、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清查工作“初战告捷”。根据通报，各地对申报登记人员情况的核实处理工作已基本结束，全国共申报登记5357人，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4,023人，国有企业负责人1,334人；申报登记投资入股金额7.55亿元，撤资退股金额7.09亿元，占应撤资退股金额的93.9%。[4] 自去年7月到12月，全国累计停产整顿的矿井达到12990个；截至2006年4月7日，全国累计关闭矿井5931处，下达关闭矿井计划的26个省（区、市）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关闭矿井的计划。[5]

然而，矿难偏不给中国政府长脸，就在宣布清查工作初战告捷后不到一个月，矿难如幽灵一般如影随形跟在告捷会议后面，频频发生。

其实，就在宣布初战告捷的同时，官方也不得不承认：部分地区的煤矿整顿工作并不到位，“一证(矿)多井”的问题依然存在，本应关闭的矿井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保留下来，部分地区甚至以矿井整合代替资源整合，将数个小煤矿从形式上整合成一个大企业。而造成这种整顿不到位的原因也很清楚：换言之，只要有煤矿的省份，就有官煤勾结的腐败现象存在。

中国的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任何事物只要具有稀缺性与垄断性，就立刻会构成一条腐败生物链条，比如近几年因为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围绕着煤矿就形成了一条条巨大的腐败生物链。

这条腐败生物链牵涉到以下几类人：具有媒矿发包权的国家矿山负责人、一切能够插上手的地方官员、煤矿主（中国习称煤老板）、矿工。由于与民主政治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开发体制不同，多了两道环节，所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均由此产生。

市场经济国家的能源开发体制一般是这样：企业主必须通过购买（极少数是祖产）获得该矿山的所有权，然后雇佣工人开发，市场上的能源价格、企业成本（包括人力资源的成本）以及供求关系决定了企业获利水准。而人力资源的成本则由该国的平均生活水准、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劳工供求关系、工会力量大小等复杂因素决定。

但中国矿山开采权属于国家，而国家是抽象的，国家权力需要官员代表，于是矿山开采权就成了权钱交易的筹码；又因为国家部门繁多，官员们独吞利益绝对是招祸之由，于是利益均沾，一切只要能够与矿山沾点边的人物――其实是对矿山开采权发包者与承包者能够构成伤害（亦即能够利用管辖权对煤老板吃拿卡要）的权力部门，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计算过，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都附着于这条生物链上，而赤裸裸的送钱容易出事，好在中国人这方面的创造力几乎是无穷的，于是官员们的利益就从他们在媒矿企业的“股权”中体现出来，而这股权的设置也有各种花样，外人无从得窥其中奥妙。

2005年11月1日，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开发表讲话，声称该局的一项调研结果，终于承认“官煤勾结”的实质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6]
第一类：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负责人在小煤矿入股，谋取非法利益。
案例：在调查新疆阜康神龙煤矿“7·11”事故中发现，当地的一名副市长和国有哈密煤业集团的有关负责人投资入股。还有的拿“干股”，分红利。
第二类：政府官员暗中自办煤矿或庇护亲属违法办矿。
案例：今年3月14日发生特大事故的黑龙江七台河市新富煤矿，矿主彭国财就是该市桃山区安监局副局长，他与担任国有七台河精煤集团副总经理的哥哥合作办矿。
第三类：政府官员违规滥用审批权，收受矿主贿赂。
案例：初步查明，在今年吞噬123条人命的“8·7”大兴煤矿事故中，广东省安监局副局长胡建昌受贿，于6月5日违规批准为该矿发放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四类：纵容、包庇煤矿违法生产经营。
案例：今年3月17日，重庆奉节县苏龙寺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9人。重庆煤矿安全监察局、县煤炭工业局于2月份曾地此矿下达停产整顿通知。因所在新政乡乡长黄兴才收受矿主贿赂，同意该矿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恢复生产，引发了矿难。
第五类：在矿难发生后官员参与隐瞒事故。
案例：今年7月2日，山西忻州宁武县贾家堡煤矿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死亡36人。宁武县煤炭工业局局长与矿山救护队负责人共同谋划，并得到宁武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副县长李德生同意，谎报事故死亡19人，瞒报17人，并将这17具遗体转移到内蒙古等地。

官员们之所以要为煤矿主支起保护伞，完全是巨大的利益关系在起作用。

尽管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牵头、中央四部委联合组织了这次运动式的清查，并发出严令，称不撤资就撤官，但由于入股煤矿的利益太大，许多官员采取了各种方式消极对抗，有的将股份私自转到亲友名下，有的则明撤暗不撤。但就在如此政治飓风之下，内蒙古自治区却没有一位官员表示要从煤矿撤资。

　　中国政府对腐败的容忍度相当高，但反腐败运动期间成了枪下鬼的就算倒霉。内蒙古的官员何以敢如此“顶风”坚持呢？关键原因在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内蒙古一位煤矿老板曾向记者私下透露，当地官员有“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说法，并说官员们每年投入20万元，获得的收益至少也高达20万元，这种高额回报使官员从中受益非浅，“比抢银行都来得快，并且不承担任何风险。”

　　如此高额回报当然并非正常利润，而煤矿老板舍得如此喂官员，也是因为和官员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官员为煤矿提供保护伞，煤矿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而当地官员们在煤矿中的股份多以“干股”形式出现，在注册时的股东名单上并不体现，只要不出现利益分歧，一般不会出事。

政府官员从管理煤矿中获得高额回报在暗处，而煤矿主们的富却不可能完全隐藏。一个近年来醉心编制“中国富豪榜”的英国青年胡润，在他的编制的“中国能源富豪榜”里提到：上榜富豪中，山西煤炭老板占到了三分之一――这个数字可以反映出煤矿作为资源行业中的油水究竟有多大。产煤省份流传的话是：开上一个小煤窑，“等于弄了一台印钞机”。[7]

但这台印钞机里滚出来的钞票，煤矿主并不能独吞。对于承包者来说，企业的利润不能少，上交的承包费用不能少，官员们的进贡更不能少――煤矿主算过，赚一块钱，就要拿出4、5毛来打点各种关系，这些“关系”除了官员，还有以揭露煤矿问题为由索贿的真假记者。于是煤矿主只剩下两个可以压榨的环节，一是矿工的工作环境，二是矿工的人力资本。于是中国的矿工成为世界上最悲惨最危险的职业，首先是工作环境险恶，几乎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其次则是工资低。有人计算过不同所有制企业的采矿成本：2004年，一吨普通煤卖价高达270元，到年底涨至400元一吨。一些国营矿在2004年的采煤成本是每吨133元，而私营小煤矿每吨煤成本则只有40元左右。这80多元“节约”下来的“成本”，就是与矿工生命有关的工资与福利。煤矿老板上贡给以“股东”身份出现的政府官员及各种利益关系人的部分，就出在从矿工身上抠出来的这一部分“生命成本”。[8]

在中国政府不允许任何劳工组织存在的情况下，本来作为监督者的国家应该负责保护劳工权益， 负责检查矿山的安全设施，但因为负责的官员们都成了煤矿企业的股东，于是这种检查就成了例行公事，于是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矿难最多的国家，每年因各种事故死亡、残废的煤矿工人数成为世界之最。

中国历年煤矿事故死亡人数

年份	矿山死亡人数
1990年	10,315人
1991年	9,777人
1992年	9,683人
1995年	10,572人
1996年	9,974人
1997年	7,083人
2000年	5,798人
2001年	5,670人
2002年	6,995人
2003年	6,702人
2004年	6,027人
2005年	5,491人

资料来源：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历年颁布数据。

上述矿工死亡人数是官方公布，其实已经比真实死亡人数少了许多。有媒体报道政府主管部门在2004年年初曾声称，2003年大陆煤矿企业事故死亡6,702人，比2002年减少293人，死亡率下降4.2%；而2004年准备按照下降4.0%的幅度控制死亡人数。而煤矿百万吨死亡率2003年为4.17，比2002年下降16.6%。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准备按照3.8控制。这种在政府控制状态下公布的数字，其真实性当然值得怀疑。根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2006年8月29日消息，中国每年发生的劳动安全死亡事故接近1.6万起。9远比中国官方公布的2000多起故难事故及死亡人数高得多。

　　但即使是这种受控制的死亡数字与死亡率，也确实让人看了胆战心惊，据相关统计，中国2004年一年的煤炭产量占世界的35%，矿井事故死亡人数占世界的80%，平均每天至少死亡15名矿工。百万吨死亡率是南非的30倍，美国的100倍。然而，与此相反的是，一名中国矿工年平均产煤量为321吨，仅是南非矿工年均产量的8.1%，美国矿工的2.2%。10

　　以美国为例，美国产煤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但美国煤矿近年来每年的死亡人数相当低：2005年以来的全美国的矿难死亡事故为零；而2004年全美国死于煤矿事故的人数只有28人；2003年为30人。

　　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中国不仅仅只有煤矿工人面临如此悲惨处境，其他矿业也面临同样问题。2000年大陆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为11,681人，是日本当年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的252.4倍。

　　按照中国的宪法，中国是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工人阶级在这个由自己当家做主、声称已经实行了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优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里，其生存处境反而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恶劣不知多少倍。

对于频发的矿难，中国国内也多次探讨过原因。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对高瓦斯矿井的禁采规定过于宽松。从全国范围来看，国有大中型煤矿矿井瓦斯高危现象十分严重，目前全国共有高瓦斯矿井近一万口，占矿井总数的30%以上。以去年发生死亡148人的特大矿难的河南大平矿所隶属的郑州煤业集团为例，该集团40%以上的矿井属于高瓦斯矿井。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低，除了采煤装备好，人员素质高以外，更重要的西方国家对瓦斯突出矿井（比高瓦斯矿井更危险，出事故的可能性更无法预测）严禁开采。河南郑煤集团董事长牛森营曾对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说过，河南郑煤集团所辖矿井将近一半都是瓦斯突出矿井，突出矿井原煤的产量要占该集团总产量的40%左右。如果要关掉这些矿井，中国目前煤炭、电力、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会加剧。而从实际情况看，许多高瓦斯矿井其实早就达到瓦斯突出水平，只是为了继续开采，将其定为高瓦斯矿井而已。比如河南大平煤矿到出了举国瞩目的特大矿难之后，才定性为“瓦斯突出矿井”。[11]

第二个原因是煤炭行业的安全投入偏低，欠帐很多。截至2004年，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对煤矿企业核查中，仅国有重点煤矿安全欠账就达500亿元。这些逐年累积的安全欠账，无疑增加了煤矿企业的开采风险。但据检查结果，即使那些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的国有大中型煤矿，它们的安全防护设施也仍要好于绝大多数县乡及民营煤矿，据统计，中国现共有28,000多家煤矿，其中有25,000家属于小煤矿，而近年来全国发生的重特大事故中有70%以上的事故发生在这些小煤矿。[12]

　　其实这两个原因后面真正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劳工权益的漠不关心，以及中国人对人权与生命的漠视。

黑暗、潮湿、噪音、煤尘，重复的劳动，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和紧张的工作任务，这是煤矿工人每天必须面对的生活。矿工们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矿工就是石头缝里夹块肉”。在安全设施极差的情况下井，水、火、瓦斯、煤尘、顶板这五大夺命灾害随时都会发生，而矿工们也面临随时失去生命的危险。

　　但矿工们没有其他选择，因为饥饿的威胁比下井工作的威胁更迫近。煤矿工人几乎全部来自贫困农村，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危险里刨食，用卖命钱来活命。他们在下矿井之前，都与煤老板签下了生死合同。《中国青年报》前两年曾披露陕西省洛南县的陈耳金矿的《坑道施工安全合同》内容：

　　“乙方（民工）施工期间必须保障个人安全，如发生伤亡、致残等一切事故，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煤矿管理方）概不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乙方引起的不安全事故及火灾、人为事故；在甲方施工工地发生疾病，因其他引起的非正常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担。”[13]

　　这是真正的生死文书。可是在工作机会相当稀缺的中国，90％的农民一生只能在穷困、饥饿和危险、短寿之间做选择。比如广东省因为其GDP来源主要不是煤炭，政府为了省去繁剧的管理工作，三个月以前干脆将小煤窑一律关停，但因此着急的不仅是煤老板，还有许多失业矿工。在活得好之前，他们必须先活下来，这就是中国残酷的现实。

号称GDP总量世界第二、直追美国的中国，它用来支撑本国经济发展的资源产业，其生产状态就处于这种饮鸩止渴状态，这种带血的GDP能给本国人民带来福祉、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宁吗？

　　最重要的是，中国的腐败早已经成为无法克服的制度顽症，当政治高层普遍利用权力为本家族巧取豪夺积累巨额私家财富时，怎能指望地方政府官员放弃自己手中掌握的资源，不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 “2006年冬季矿难之怪与恨：官煤勾结依然存在”，http://news.tom.com，2006年12月04日 05时30分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2] “遏制矿难的治本之策到底是什么”，慧聪网，2005年12月15日；http://info.finance.hc360.com/zt/ztjmdt_meikuang/

[3] “李毅中:花甲之际临危受命 清洗‘带血的GDP’”，中国金融网 http://www.zgjrw.com，2006年7月11日 10点50分。

[4] “中央纪委等6部门通报官煤清纠：撤资退股7.09亿”，《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9月29日。

[5] “2006年冬季矿难之怪与恨：官煤勾结依然存在”，http://news.tom.com，2006年12月4日 5时30分，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6] “4500余名干部撤资4.73亿，四部门严查弄虚作假”，《北京娱乐信报》2005年11月2日 。

[7] “科级官员煤矿撤资700万 舍弃印钞机当区长助理”,中国能源网，http://www.china5e.com/news,2005年11月3日。

[8] 《南方人物周刊》：“山西煤老板真相”，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27日。

[9] “意媒体报道中国将大幅度提高劳动安全的投入”，中国驻意大利经商参处子站，http://it.mofcom.gov.cn/index.shtml.2006年9月2日。

[10] 新华社电：“李毅中:四大安全指标即将实施考核” [据新华社电] 来源：上海证券报 2006-04-01 09:4 http://www.cnstock.com/jryw/2006-04/01/content_1032569.htm

[11] “探访河南大平煤矿井下生活：在瓦斯与煤尘中生存”，中国能源网，新闻调查 2005年6月23日，http://www.china5e.com/news/meitan/200506/200506230009.html

[12] “探访河南大平煤矿井下生活：在瓦斯与煤尘中生存”，中国能源网，新闻调查 2005年6月23日，http://www.china5e.com/news/meitan/200506/200506230009.html

[13] “大陆的矿难政治” 经济学家 ，2005年2月17日，http://www.jjxj.com.cn/news_detail.jsp?keyno=5774。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自由撰稿人刘晓波的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最近问世，该书对“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人”加以抨击，提醒人们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的结合”。

作者在题记中写到：

“除非面对外族入侵带来的主权领土的危机，否则的话，我从不认为‘爱国主义’是个崇高的字眼。恰恰相反，在和平时期，聚集爱国主义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颠三倒四的疯子。”

如何看待近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记者高山邀请美国纽约《北京之春》总编胡平和旅美社会学家刘晓竹讨论这一问题。

（以下，记者简称“记”；胡平简称“胡”；刘晓竹简称“刘”。）

记：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刘晓波的新着《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胡平，晓波在这书中提到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爱国主义本来不是个贬义词，而民族主义则在中国大陆的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兴起，这和“5.4”时期、晚清时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有什么不同呢？

胡：他这本书中谈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它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之下。我在给他写的书评里也提到一个观点，所谓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他“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他“反”什么来定义。

所以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常是他和其他国家，那些主要的和他相关的外国的关系来定义的。当我们谈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时候，那和中共当局所做的舆论导向的操控有相当大的关系，所以这两点是和过去的时代是相当不一样的。

记：晓竹，爱国主义本身不是个贬义词吧，象美国很多人也很爱国，很多人都挂国旗，您觉得中国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美国老百姓的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同呢？

刘：首先爱国先要有个体自由的精神才能爱国。如果是一种被操控的爱国，比如萨达姆。海珊也搞爱国主义，反西方，但实际上这种爱国是一种奴才式的爱国，是爱组织的爱国，不是发自内心的，具有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在自由的环境和情况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

那中国显然不是这样，在中国首先应该确立什么都是假的，所以要先确立自己自身的基本权利，在这种基本权利之上，才能谈爱国，才能谈民族。

记：胡平，您还提到中国目前的爱国主义和东欧国家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东欧和前苏联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导致他们走向民主社会，您觉得目前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他们并不是同一条道路，是不是？

胡：就象我刚刚讲的，因为民族主义常常不是靠他“是”什么来定义，而是靠他“反”什么来定义。东欧各国当年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冲着苏联的，冲着苏联对他们的控制，也是冲着苏联强加给他们共产制度，因此他这种民族主义就带有一种反对强权、反对共产专制的内涵。

那么现在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是冲着西方来的，是带有反西方、反美的色彩。这中间再加上中共当局有意的、长期的操控，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不仅带有反美色彩，还带有反自由民主、反人类价值的倾向。

记：晓竹，爱国主义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在是不是被什么人操控了。刘晓波提到，中国的爱国主义和独裁主义结合是一个很危险的道路。是不是呢？

刘：历史上专制独裁和民族主义结合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象德国的法西斯是一个例子；意大利的法西斯是另外一个例子；日本的军国主义是第三个例子。所以专制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肯定是藏污纳垢，把人类最原始，也就是最卑劣的情感和利益放在一起而忽略正义、忽视价值，压抑人性比较积极向善的一面，而把向恶的部份发挥得淋漓尽致。

所以说有没有自由，有没有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是民族主义走向邪恶还是走向善良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我觉得中共现在不愿意放弃一党专制，然后又要搞民族主义，这就非常危险。

记：胡平，如果老百姓单纯的爱家乡、爱民族、爱国，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情绪。关键是不应该被政客利用，特别是被独裁政府利用。

胡：对，因为本来爱国家和爱政府、爱执政党根本是两回事情，这在自由开放的社会里，这种区别是非常明显。因为在民主社会里，政府就是靠人民选举选出来的，一个政府，一个执政党被选上台了，总还有相当一部份民众没有投他的票，他们是支持另一个党。所以对这种开放社会而言，爱国和爱政府，这中间的界线是非常清楚的。

比如美国共和党当前打伊拉克，美国有很多人，包括民主党很多人都反对伊拉克战争，都持有不同的见解。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出不论你对伊拉克战争持什么态度，不管是支持或者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他们都是爱国的，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但是在中国这种专制社会里头，政府并不是靠人民选出来的，它常常把自己等同于国家，把任何反对政府的声音斥之为不爱国。

正因为你这种政府，在这种国家里头，人民没有可以替代的选择，所以这种把政府、执政党、国家划上等号，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就比较容易成功。

在这种国家里头，常常把爱国主义变成了爱政府主义，变成去支持政府的一切所作所为，尤其是当政府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或做了很多错的事情引起人民的不满，引起国际社会的反感，这时它正好拿这个东西来给自己做掩护，所以在专制政权下，爱国主义的情绪就很容易被拿来为专制政权作辩护。

 

从“以华制华”到“以穷制穷”

腐朽没落的满清末期，西方列强为了使他们的对华侵略行径更加顺当，采取了一种所谓的“以清制清”的策略，说白了就是让清国人去牵制清国人。此法一试，效果果然不错。这使得大清帝国的一个邻居有点儿按耐不住了，也跃跃欲试，企图分一杯羹。而到了民国，这个叫日本的邻居已在皇皇中央之国的广袤土地上大摇大摆、大块吃肉了。东洋鬼子有样学样，从西洋鬼子那儿学到了“以华制华”的招数，当然另外还有自身的发挥，效果同样是屡试不爽。

中国人历来都有“鉴史”的习惯，普通黎民百姓无非是希望统治者以史为鉴，隐恶扬善，造福苍生，而统治者口头上也会这样宣传，大体上都会说“为臣民计”，实际操作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宗庙计”才是真的。中共几代领导者里面喜欢读史的人不少，其中应该首推毛泽东，他既读出了豪情万丈的诗意，又读出了帝王将相的权谋之术，尤其是他从东、西洋鬼子那里学来了“以华制华”这一着妙招儿，稍加改装，便成了他的“以穷制穷”的牧民之术，他的后续者更是将此绝招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中共统治中国的历史，即是一部“以穷制穷”的历史。中共治下的中国也同历朝历代的封建社会一样，极少数人占据着社会绝大部分资源，大多数人却拼着老命竞争极其有限的剩余空间，而且往往争得不亦乐乎。祇不过中共把自己的行经冠以了“国营”的美名——他们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也就代表人民享用权利。一群群贪官们代表人民嫖娼，代表人民大吃大喝，代表人民卡拉OK——这就是三个代表。

“以穷制穷”就是让穷人与穷人自相消耗

为了防止那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的觉悟，皇帝老二们便预先对臣民进行教化，要让他们明白这是命，是天命，认了吧，你们去抢属于你们的那一份剩饭罢了。这个道理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是反了，那还了得。不消说，“以穷制穷”，也就是让穷人与穷人自相消耗掉，对巩固政权极其有效。中共上台伊始，便大张旗鼓地施展他的一系列 “以穷制穷”的策略——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使穷人们先是乐此不疲，继而筋疲力尽，最后纷纷空着肚子倒将下去。中共一手炮制的一波又一波运动的整治对象，其实都是已经被剥夺了所有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极穷光蛋，而他们鼓动起来充当打手的群众自然也是穷人。地富反坏右的家产实际上早已被中共收入囊中，群众除了揪斗斗争对象以外，还得为争抢剩下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再互相干上一阵。争夺有限资源，其情形肯定会惨烈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以穷制穷”的治国方针便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穷人”们已经不是为了争夺资源了，却是为莫名其妙、荒唐透顶的“革命理想”相互残杀，杀将完毕还不明就里。当中共当权者认为文革的目的已差不多达到后，就将在文革中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发配到广大贫瘠的农村，让他们再与比他们更穷的农民伯伯争食仅剩的粗粮野草，好使他们在广阔天地挥霍掉旺盛的革命青春激情，也捎带把农民伯伯的不满情绪消磨一下，此可谓两全其美之策，何乐而不为呢，如此当权者才有一种安全感，不然让这帮精力亢奋的年轻人留在城里始终令当局不放心。这一点其实早已在《水浒传》里就预言过了——朝廷让受招安的梁山好汉（造反派）和方腊义军（农民伯伯）彼此磨掉。于是，皇权或曰“革命政权”稳固了，可是整个国家却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社会道德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其严重程度不是以十年计，而是以百年计甚或千年计。那以后，中共这一奇招更是被精雕细作，被赋予了更时髦的各类现代化名称。在当今的中国，天天都在上演一幕幕如此令人无可奈何的伤心的悲剧：城市交通协管员粗暴地将骑车人扯下来；城管员穷凶极恶地对挑夫拳打脚踢；治安协管员随意对外地民工严刑拷打；邻里之间为了一片瓦甚至一句话就大打出手……再例举下去实在让人灰心丧气——施暴者与被施暴者其实都是弱势群体，那些充当这样员那样员的人，或是失业工人、或是复员军人、或是进城农民——大都应该属于穷人之列，可是为何相煎太急呀！1989年“64”，中共煽动、挑拨穷人的子弟兵血腥地镇压民众，这是一个最为直接、极端、残暴、赤裸裸的“以穷制穷”的铁证。如今，穷人的子弟兵还在继续镇压维权的穷人，日复一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所操纵的，其责难逃，其罪当诛。当兵的为何几乎都是穷人的子弟兵？这是因为穷人们的生存路径非常有限，从军或许能够找到一条生路，不是由于所谓的光荣，而是转业后有可能被安排一份工作。祇要能混口饭吃，“党叫干啥就干啥”——驱赶殴打民众也不在话下，若是表现积极，说不定还有升官的机会。中国人多，不愁兵源，所以很多地方特别是内地，人们往往还要花钱行贿才能当上兵。不仅是当兵，子女升学、工作调动、户口迁移等等日常生活琐事都得请客送礼，这自然富了贪官，让穷人更穷，而穷人还得继续在羊肠小道上互相残酷竞争，穷人和穷人的争斗，常常比穷人和富人的争斗还来得残酷剧烈。由此可以想见，穷人的路子是多么的窄啊！

专制中国的个人发展机会极不平等

在一党专制的中国，个人的发展机会极不均等，极少数既得利益者霸占着全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权力，在如此不公的国家里，一个人出生的环境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特别是那臭名昭著的户口制度，人为地把国民划分为若干等，从而将大多数人限制在资源贫乏的范畴。这种局面太有悖常理了，有悖人性了，简直就是种族隔离政策。著名经济学者、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弗兰克。耐特认为，一个人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决定于“出身、运气和努力”，其中最不重要的是努力，最重要的是出身，出身在决定一个人是穷是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经济学者布坎南也认为，带着“出身”去竞争，从一开始就不公平了——所谓的起点不公平，因此他主张公平的权利分配应该先于竞争。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个个十分典型而又鲜明的佐证，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昭示着权利分配的极大不公。民主国家尽管也存在不公平的现象，但相当的自由度和公认的游戏规则却能对前者起到很大的消解作用。反观集权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权力被一小撮独裁者所垄断，这就是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中共当权者心安理得地观望着贫困的芸芸众生，为一个当兵的名额、一个升学的指标、一块街头的摊位、一斤削价的大米等等而争得人仰马翻、头破血流，他们乐于看到人们为此相互倾扎，像欣赏章回演义小说那般惬意。当人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又来充当救星，如此中共的权力就愈加稳固，当权者愈加有安全感了。可是，长此以往，中华民族仅存的一点儿灵性、心智都将泯灭，人人都变换着奴隶和刁民的面孔混日子，一方坐稳了江山，一方做稳了奴才，这是一副何等糟糕的局面啊！

学者毛丹在他的一篇名叫《不要简单地梳理社会》的文章中提到：“国家看社会时最容易使用视角霸权，为了使社会情况变得清晰以便于征税、征兵、防止暴乱等等，这类国家总是想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把社会情况搞清楚，如有可能就恨不得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张张国家专用地图，打开一张一看就知道有多少人、身份是什么、住在哪里、有多少财富，再打开另一张一看又知道了别的什么东西；国家甚至为此不惜用简单和清楚的社会工程重新建构社会。” 的确，中共政权一直就是如此而行的，总是高高在上，恣意发布名目繁多的圣旨，从未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在治理国家方面历来奉行简单、粗暴的方式，“以穷制穷”便为其中之一，说白了就是人为制造紧张气氛，让老百姓提高警惕，互不信任，彼此监视，以至告密成风。中国人的告密陋习可谓一大国粹，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毛丹还指出：“国家的视角和国家视角指导下的国家行动，危险性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它的片面，而在于它的偏执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撑，成为独断力量，变得难以被社会、个体所抵挡；一句话，它变成了霸权性视角。”用这段话来概括中共政权的本质是再恰当不过了，有这样下流专横的政府，那么，黎民百姓被以穷制穷就再所难免了。

（作者为中国民主党四川党部成员，现流亡泰国。）

 

读书和“革命学”

孙中山曾对日本友人说：“我一生除革命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 是他的信条，自香港西医书院完成学业以来，哪怕是在颠沛流离的流亡岁月，或者政务繁忙的从政时期，他也不忘读书，读书可以说相伴了他的一生。尤其是革命受挫之际，读书更成了他的主要事情。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读书便会跟不上时代，变成一个落伍者。

从1895年第一次经过日本以来，孙中山至少到过日本15、16次，总计在日本居留的时间可能有10来年。在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夫人宫崎槌子印象中，孙中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每天一有空暇，就是看书。有一次，他在宫崎家住了10天，几乎把他们家的全部藏书都看了一遍，说：“这里的书我都喜欢看。”临行还要用柳条箱子装了满满的一箱带走。宫崎夫人回忆说，1905年夏天，孙中山在日本横滨，常去东京和宫崎滔天见面，每次到他们家来，有空他也是从随身带的皮箱中拿出书来读，读的书当中最多的是英文书，内容有政治、经济的，也有哲学的。他还因为读书而得罪过人，一次，他正在他们家走廊上看书，宫崎的乡亲胜木夫妇听说他是中国著名的革命领袖，主动和他攀谈，当时他看书看得正入神，祇是随便答应了几声，眼睛没有离开书。胜木误以为他傲慢不理人，用当地方言大声说：这像什么话！听说孙文是个豪杰，怎么这样简慢人？“

1901年，美国《展望》杂志通讯员林奇在日本横滨访问了孙中山后，在3月23日发表一篇报道说，在他当时住的小木屋里摆满了英文、法文的书籍和刊物，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方面。林奇特别注意到其中有许多英文的军事学著作。

在中华民国之前16年的流亡生涯中，孙中山曾多次到达南洋，足迹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地，那里的华侨是他的重要支持力量，其中往来最多的是新加坡，很早参加同盟会、担任当地分会副会长的华侨张永福回忆，孙中山平时比较沉默寡言，凡事都抱着乐观的态度，喜欢读书，读书时或用手捧，或放在桌上，读后一定放回原处。孙中山喜欢买书，尤其是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哲学和中国古籍。孙中山对中国地图烂熟于胸，随时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对于各国陆军组织法及有关书籍，海军海舰图等，价钱虽高，也一定要买下开，熟读到差不多可以背诵。每次买了新书一定要用纸包上一层书皮，保护起来。他的书籍分类摆放，整整齐齐，毫不混乱。就是读报他也有自己的习惯，先读专电，然后顺序读下来，不乱翻纸张，读完仍然折叠好，不随手乱扔，如果同时有多份报纸，也是如此。

值得我们留意的还有，孙中山不喜欢小说杂着，张永福从没看见他在读无益的书，他也不嗜好美术图画，对于故事图画最多偶尔翻翻而已，对于丝竹音乐没有嗜好，从没听见他唱过歌，也未见他吟诵中外的诗歌。旅途寂寞，他的行囊中带的除了书，祇有一副象棋。这些回忆，使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读书的偏好，他对纯粹消闲式的阅读没有兴趣，他的读书也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内。早在1897年他与宫崎滔天笔谈时就说自己不能为诗，“盖无风流天性也”。

孙中山从来不懒散地躺卧着读书，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而且看得很认真。对此他还有过这样一番说法：“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了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祇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他博览群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书无所不读，甚至一些很偏门的书都有所涉及。 邵元冲是他晚年的秘书，曾当面问过他：“先生平日治学非常广博，于政治、经济、社会、工业、法律各种书籍，皆笃嗜无倦，可究竟以什么为专攻？”他回答说：“我无所谓专攻。”邵元冲问：“那么，先生所治究竟是何种学问呢？”他回答：“我所治者乃革命之学问。一切学术凡有助于提高我革命的知识及能力的，我都用来作为研究的原料，以组成我的革命学。”

“目不识丁”和“读破万卷”

20世纪初，当孙中山在欧洲动员中国留学生参加革命时，其中有一个叫朱和中的，第一次读到孙中山亲笔起草的誓词草稿，禁不住笑了，他问其故，朱回答说：“康有为和梁启超常说您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练，知康、梁所言之妄。”他傲然说：“我亦读破万卷也。”

举人出身的吴稚辉早年也曾疑心孙中山“不识字”。这位后来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回忆，1901年他留学日本东京时，吴禄贞、钮永健等人相约一起去横滨看孙中山，邀他同往，他当时心想，梁启超都不想去看，何况孙文，孙文不过是个“草泽英雄”，有什么看头？所以就说：“你们去吧，我要到上野公园去。”等到他们几个回来，他就问孙文的相貌是否像庙里供奉的大王爷爷，魁梧奇伟？钮永健说他弄错了，孙文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于是他估量孙文大概是东汉的刘秀、邓禹一类人物，还是不想去见。直到1905年的春天，他在英国伦敦已住了两年，有人来敲门，自称“孙逸仙”，“温和端正”，他很是吃惊。在自述认识孙中山的过程时，吴稚辉晚年大为感慨地说：“我起初不满意孙文，就是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到认识以后，才知道他手不释卷。”

1866年11月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孙中山，家境贫寒，7岁开始在别人家的私塾附读，9岁开始到村塾读书，曾接触过四书五经。13岁他远赴檀香山，在当地的学校就读，接受了5年的西式教育。当他回到故乡时，少年时的经典诵读早已忘得差不多了，《镜海丛报》说他檀香山归来“不识汉人文”，自然不无夸张，但也不是毫无根据之说，他的英文确实比中文要好。随后，他在香港、广州两地求学。1883年进香港拔萃书室，第二年转入中央书院，1886年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就是在这里，他在课余时间开始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不仅节约生活费用，买了一套大部头的二十四史，而且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一部英汉对照的四书，他读了以后感到，英文译本的注解要比朱熹的注释更容易明白，所以他就把这本书借过来经常研读，就这样，他基本上读通了四书。1916年7月15日，他在上海对广东籍议员演讲时说，自己读四书五经的经过与传统的读书人不同：“我亦尝效村学生，随口唱过四书五经者，数年以后，已忘其大半。但念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欲明历史，必通文字，乃取西译之四书五经历史读之，居然通矣。”

诚如着有《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的美国学者史扶邻说的，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先读孔子、朱熹的书，然后才接触到达尔文、密尔的学说，而孙中山走的路子正好相反，他自13岁第一次出国，看到轮舟之奇、沧海之阔，从此就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在上李鸿章书中，他也提到自己熟悉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乃至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对于“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尤其留心。无疑，西学给予他的影响要更大。对于中国书，他也并不陌生，他一生至少买过两套“二十四史”，他也读过《资治通鉴》，在阐述“五权宪法”，说到监察权、考试权时，他说：“我读《资治通鉴》等各种史书，中国数千年来自然产生独立之权，为欧美各国所不知，即使知道也不能实行者，这是中国民族进化历史之特权也。”

在孙中山的知识结构中，传统典籍不是主要的，他的专业是西医，在香港西医书院他度过了求学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除了医学专业书，他同学关景良回忆，他平时非常勤奋，夜里常常起床点灯读书，《法国革命史》、《物种起源》等都是在这个时候读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大大地震撼了青年孙中山的心灵。在孙中山上海故居的藏书目录中保存下来的达尔文著作还有两种，一是1892年伦敦出版出版的《查尔斯。达尔文》，一是后来追随他革命的马君武翻译的《物种起源》。到晚年，他在演讲中还不时提及达尔文。1923年12月，在广州岭南大学，他在号召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时，就列举了达尔文的例子，认为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论的道理。”

那时，他已在放言革命，立志推翻满清政府了。他对农学也有浓厚的兴趣，曾读过《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这些古代的农书，也读过西方农业方面的著作，对西方农政机构、农业政策、农业机械以及与农业有关的学科都有所涉猎。他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农功》，1895年在广州倡言革命时，还曾创立一个小小的团体“农学会”，不仅仅是作为革命的掩护，从他给李鸿章的上书也可以看出，他对农业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发起“农学会”，就是希望搜罗翻译各国农桑新书，开风气之先；设立学堂，培养造就农技师；用科学方法检验各地的土质物产，着成专书，引导农民耕植，等等。

流亡和读书

在漫长的革命、流亡、从政生涯中，孙中山先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也没有放弃读书，而且往往是革命失败的间隙，使他有了安静的读书机会。他一生中几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间都是如此。

第一次是从1896年10月到1897年7月，孙中山在伦敦流亡期间读了10个月的书。1895年重阳节广州起义计划流产，陆皓东殉难后，他先是流亡到了日本，再到了伦敦，结果被清廷驻英使馆拘禁，幸得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老师康德黎奔走，才得以获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伦敦被难事件”，成为他革命生涯的新起点。此后，他在伦敦居留期间，把主要用在了读书上面，康德黎回忆，他读书的范围很广泛，从政治、外交、法律、经济、军事到造船、采矿、农业、工程甚至畜牧饲养，无所不读，不光借阅康德黎家的藏书，而且自己也买了很多书，有人统计过孙中山上海故居藏书目录，其中1897年前出版的有106种，也许就有他那个时期保存下来的书。

这段日子，孙中山去得最多的还是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他在那里办过一张为期半年的读者卡。清廷驻英使馆雇佣的司赖特侦探社提供的侦探报告表明，他在使馆获释后许多时间都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度过的（也许就是马克思长期读书写作的那个阅览室），从1896年12月3日到1897年6月24日，他至少去了68次。侦探报告留下了孙中山清晰的足迹，1896年12月5日上午11点，孙中山去邮局发了两封挂号信，接着去附近书店选书，再乘车到大英博物馆，在那里读书1小时20分钟。1897年4月9月上午10点半，孙中山到大英博物馆，下午2点去附近午餐，然后再回到图书馆，到下午7点才离开。4月18日的侦探报告写得很详细：“截至我们现在写信时为止，他的行动很有规律，几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覃文省街46号、霍尔庞邮局。……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他不便地总是进阅览室，并停留几小时，偶然的为要吃些点心，就离开到布莱街金谷面包公司，之后，有时仍回大英博物馆图书馆。”

这个阶段，孙中山很可能就读过马克思的书，对社会主义学说、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都有一定的了解，特别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亨利。乔治的学说，其代表作《进步与贫困》出版于1879年，主要观点是反对私人垄断土地，主张土地国有，把地租变为上缴国家的赋税。孙中山对这种单一税论产生了强烈兴趣，他后来提出的“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都有亨利。乔治的影子。在孙中山保存的藏书中有一本亨利。乔治的著作《保护贸易或自由贸易》，是1890年伦敦出版的。

1913年8月到1916年4月，也就是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时期，这不到3年的流亡时光，是他第二次相对集中的读书时期。他从台湾到达日本神户，上岸时就带了6只大皮箱，日本警探向上司报告说他带了大量金钱。过了很久，等到这些皮箱打开晾晒东西时，他们才发现原来里面装的全都是书。他抵达东京的第一天，行李一放下就拿起了书本，所以，便衣警探留下的报告中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孙终日阅读书籍，无其他异常情况”。此后，“终日读书”成为秘报中频率很高的词汇。

东京有家外文书店丸善株式会社是孙中山经过购书的地方，1914年这一年，他就从这家书店买了70多种书，有许多政治类书籍，包括威尔逊的《新自由》、马恺的《民主政治的危险》、罗宾逊的《联盟的精神》等，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德国和欧洲政治的书尤为关注，2月28日一天就买了7种有关的书。当然，他的阅读不限于政治，他买的书中他许多哲学书，包括尼采、柏格森、倭铿的著作，还有罗素介绍柏格森哲学的书。在他故居藏书中还有叔本华的名著《作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

1915年5月他收到一封催交上月书款的英文信，还附了一份有150种图书的发货清单。从书店的清单上可知，1915年买的书比上一年还要多，从1月到8月就买了76种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都有，其中有不少关于矿产的书，还有建筑装饰方面的书，甚至还有养蜂的书。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说，到1915年11月、12月，丸善书店都有邮包寄给孙中山。

邵元冲回忆，日本当时出版了一套大部头的《汉文大系》，类似中国的《四部备要》，包罗很广，孙中山虽然经济不宽裕，但还是买了一套，坚持每天阅读几卷。日本便衣警探的秘报证实，1914年6月18日，神田区神保町富山房派人给孙中山送来《汉文大系》18册。

世界各国有许多政治家在政治上沉寂的时期，都有过类似埋头读书的阶段。在和宋庆龄结婚后，他们买的书中还有许多和家庭、妇女、健康、优生的书，有可能是宋庆龄读的书。

1918年6月到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闭户著书”的几年是他第三次集中读书的时期。4位加拿大华侨送给他的上海故居，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这个阶段，他一心撰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等著作，需要阅读大量参考书，广泛收集资料。在他买的书中既有线装古书（比如一些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方面的书），也有旧版的外文书，还有新出的书，以英文书居多。在1918年7月写给儿子孙科的信中曾提及，在上海的日本洋书店定购了上百种新书，还没运到。

《孙文学说》提及的中外学说、书籍至少有几十种。为了写《实业计划》，他参考的英文书籍光是经济方面的就有二百四十多种，有西方经济学家的许多著作，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等，有工业、财政、银行、货币、信贷方面的，有城市规划、水陆交通方面的，也有关于中国河流航道、港口等方面的专门资料。

书籍是第一财产

1923年秋天的一个夜晚，在戎马倥偬的间隙，广东博罗县的一船上，月白风清，孙中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赏月谈天，黄昌谷问他：“像先生这样爱读书，又爱读新书，从前读过的书籍自然是多，但是读过了的书籍，是不是都还保存到现在呢？究竟一共读过了多少种？读过了多少本呢？”孙中山回答：“我几十年以来，因为革命的事情，居无定所，每年所买书籍，读完之后便送给朋友们去了。至于读过了的书籍种类和数目，也记不清楚了。从买书的费用说，大概在我革命失败的时候，每年所花的书籍费至少有4、5千元，若是在革命很忙的时候，所花的书籍费便不大多，大概祇有2、3千元。”他对书的痴迷，这件事可以说明，1908年，他到达伦敦时，旅费告罄，吃住都发生了困难，湖北籍留学生曹亚伯在同学中募集了30、40英镑给他救急。过了几天，当曹再去看他时，却发现他将这些钱全部买了书。

孙中山爱读人物传记，从培根、达尔文、富兰克林、穆罕默德等科学家、宗教先知的传记，到毛奇、拿破仑、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西奥多。罗斯福、俾斯麦、威尔逊、纳尔逊等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他对毛奇、拿破仑、俾斯麦的作为都有很高的评价，他收藏的拿破仑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版本，尤其屡次遭遇失败的困顿中，拿破仑起起落落的经历也许给了他不少的安慰。

孙中山是个政治家，他爱书、读书，却不是那种尽信书的人。他反对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反对死读书，或者将古人的解释再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崇拜他的戴季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我们读书是弯着腰去接近书，中山先生则挺着胸膛在读书，合于他的需要的便吸取之，不合于他需要的便等闲视之。我们是役于书，而他则是役使著书。”他一生买过、读过的书籍，大半都散失了，在他上海故居保存下来的大多是他生命最后十年的书，也就是和宋庆龄结婚以后买的书为主，共计1932种（其中1025种是他生前出版的），5230册，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历史、科技、医学、体育、天文、地理、人物传记等，还有百科全书、年鉴数十种。他求学时代的书基本上没有，辛亥革命时代的书也很少有保存下来的。

直到1925年在北京，他已病倒在床上，仍在阅读有关居住方面的书（当时他仍想修订“民生主义”的讲稿，涉及衣食住行）。3月11日，他临终之际，在家事遗嘱中将书籍列为自己留下的首要财产：“余尽粹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首发北京之春

 

21.谁是卖国贼？

说到“卖国贼”，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贼，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人，才有可能“胜任”。当权者卖国，形式五花八门，从低级到高级，应有尽有。

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公权私用，垄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权，从中牟取暴利，是为卖国；谋取回扣，向外商廉价批发国有土地，是为卖国；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任由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

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有人大搞武装割据，盘踞一方，消极抗日或假装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合谋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更是铁板钉钉的卖国行径。

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当权者竟主动放弃对日索赔，并肆意阻扰民间对日索赔，还打压“保钓”人士，使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落入日本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近代，俄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不予承认，当今当权者却以一个接一个的“友好条约”，签字予以承认，划定为“永久边界”……

所有这些，都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当权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22.谁是爱国者？

多数中国人都自认或自称“爱国”。其中，却有真有假。在国内，有人盲目地反美反西方，对抗民主理念，谩骂文明世界，发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自称“爱国”；在海外，有人在中共领导人出访时，前往摇旗呐喊，鼓噪欢迎，自称“爱国”；就连中共本身，从不间断地迫害和残杀自己的同胞，也自称“爱国”……

在喊得震天响的“爱国”口号中，除了中共的“假冒”，也有普通民众的迷失。单说海外华人，从向往外国，到移居外国，不论是自愿还是不自愿，不论是如意还是不如意，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命运之源头，或多或少，都有中共祸国的成分。

然而，今日，他们中的不少人，因爱国心切，而误为“爱党”；因思乡心切，而误被“统战”；因顾及面子，追求虚荣，而肆意攻击他们寄居并入籍的“第二祖国”，甚至不惜充当中共间谍，助纣为虐。有人把这种“爱国者”称为“爱国贼”。亲共与反共，基本区别就在于：亲共者爱党，反共者爱国；亲共者为中共政权辩护，反共者为中国人民辩护；亲共者贪图虚荣和钱财，反共者追求真理和良知。

中共头目毛泽东的立场，或许可供亲共者借鉴。在中共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中，毛明确道：“吾深恶爱国主义。”毛临死前，反复唠叨：“要去见马克思。”这句话，也成为其他中共干部的口头禅。可见，不管炎黄还是孔孟，都不是毛泽东和中共官吏认同的祖宗，他们的祖宗是外国人。

主张“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共产党，绝对不可能成为“爱国者”，只可能充当“卖国者”和“叛国者”。中共，早年呼喊“保卫苏维埃”，后来则大规模迫害、侮辱、和屠杀中国同胞，足以证明，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对比之下，那些忧国忧民、不畏暴政、追求民主、主张“人民做主”和“主权在民”的反共抗暴人士，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23. 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上世纪3、4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就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秋，频频制造内乱的中国共产党，竟然提出“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泽东语）。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却提出“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致抗日。”（蒋介石语）。

国民党说到做到，全面抗日。在平原，在山区，在黄河流域，在长江流域，在中心城市，甚至在缅甸战场，国军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两百多名国军高级将领和近两百万国军士兵，战死疆场。就在国军与日军激烈交战之际，中共游刃其间，从中渔利，扩大武装，抢夺地盘。中共不仅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消耗和重创国军，而且与日寇、汪伪、满伪政权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协调，共同对付和瓦解国军。（毛泽东令潘汉年、杨帆等充当联日联伪特使。）

抗战期间，国军经历大小战役数百次，中共军队可以提起的，仅有“平型关之战”（林彪指挥，与国军合作）和“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两役。然而，就是这两次中小战役，也都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痛斥，说是“无端暴露了我方兵力，把日军引了过来”。彭德怀惨遭毛泽东迫害时，曾悲愤道：“难道连打日本鬼子都是罪？”

共产党籍日本侵华而壮大，国民党因全面抗日而削弱。抗战后，国军肩负守卫漫长国防线、众多港口、桥梁、中心城市等巨大职责，兵力极其分散。中共军队却高度集中，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以多打少”的谋划，接连重创国军，最终颠覆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空前残暴的独裁政权。

1944年和1966年，日军和中共先后恶意毁坏纪念抗日阵亡将士的“南岳忠烈祠”，到1992年，中共才又重建赝品；1972年，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当面称谢说“没有你们到来（入侵），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中共执政）。”

中共谎编教科书，自称“领导了抗日”。然而，默写的谎言，涂改不了血写的史实。领导抗日战争的，是中国国民党；破坏和利用这场卫国战争的，是中国共产党。正邪自清，忠奸分明。

24. 谁是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1949年以前，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中华民国。至少从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硬是将海峡两岸切成两国。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中共宣传如是），那么，毫无疑问，以暴力手段颠覆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是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自立“国中之国”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台独”，实际上另有目的：为了掩盖中共压制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淡化自身恶劣的人权纪录，中共以反“台独”为名，煽动民族主义（假装的“爱国主义”）情绪，以期转移国内外视线。为此，中共堆积大量导弹、军机、军舰，作势恐吓台湾人民。中共不惜耗费国脂民膏、穷兵黩武的劣行，威胁和损害的，不仅是台湾人民，也是中国大陆人民。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称其为《反独立法》或《国家统一法》，证明中共心虚，并不敢轻举妄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依此“法律”，首先要被绳之以法的，就是两岸分裂的最大祸首 —— 中国共产党。从西藏问题，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端倪。西藏与中国，有着三百多年的共同历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达赖喇嘛或者班禅喇嘛出走境外，并在第三国长时间客居。只有到了中共统治时代，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西藏最高宗教领袖长期流亡国外。中共玷污西藏宗教、毁灭西藏文化、破坏西藏环境，才造成藏人与汉人之间的深重裂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共，也是西藏问题的最大“麻烦制造者”。

25. 谁是海峡两岸统一的障碍？

当今台湾政坛，有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统派和独派，体现台湾社会的多元民意。倾向与大陆统一的泛蓝，并不主张“急统”，而留待两岸都实现民主和均富时。其代表人物的立场是：“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倾向独立的泛绿，也没有把话说死。而称：不排除未来与中国统一的选项，但如果中共不放弃独裁和武力威胁台湾，台湾就不可能与中国统一。换言之，台湾独派的立场，是对中共独裁、打压、威胁的本能反应。

事实上，台湾独派力量的增长，与中共专制时间成正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启民主政治时，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启动民主改革，那么，两岸的统一，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当民主之花开遍中国大陆时，如果中共不是选择镇压和屠杀，而是选择和解与改革，顺应民心，实现民主，两岸的统一，在那之后，也很容易达成。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制造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后，台湾独立的声浪才渐次高涨。在随后的台湾民主选举中，台湾独派不仅赢得了立法院的最多席次，而且两度赢得了政权。台湾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见。

无论是台湾统派还是独派的立场，都可以反证：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道理很简单，拒绝民主，就是拒绝统一。中共顽固阻挡中国民主化，阻挡得越久，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小。

说到底，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共产党宣传如是），可以说，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不仅是当年分裂两岸的祸首，也是今日阻碍两岸统一的罪人。

首发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