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龚古尔短篇小说奖上周在法国东北部的斯特拉斯堡市政厅举行颁奖仪式，布丽吉特。吉罗（Brigitte Giraud）以短篇小说集《爱情没那么美好》（L＇amour esttrès surestimé）赢得头奖。吉罗1960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现居法国里昂。她除了写短篇之外，还出版有一部诗集和四部长篇小说。《爱情没那么美好》自3月份出版以来，在小说排行榜上一直排名靠前。

龚古尔短篇小说奖创立于1974年，从2001年开始由龚古尔学院和斯特拉斯堡市联合举办，奖金为7600欧元。

 

英国最著名的男童书作家菲利普。普尔曼，上周以其著名的《黑暗物质》三部曲的首部《北极光》，获颁卡内基奖70年历史上的最佳童书，大号“卡内基之卡内基”（Carnegie of Carnegies）。普尔曼十分高兴，称这是他“平生所受之最高荣誉，亦是他最为珍爱的一个”。

《北极光》出版于1995年，也是该年度卡内基奖章的得主。

约5000名世界各地的读者通过卡内基奖的网站进行了投票，《北极光》的得票率高达40%，将得到16%选票的《汤姆的午夜花园》（菲利帕。皮尔斯著）远远甩在身后。

普尔曼谦称《汤姆的午夜花园》更出色，并说到百年“卡内基之卡内基”时，《汤姆的午夜花园》终将胜出。

 

已故西班牙大诗人、195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胡安。拉蒙。希梅内斯（JuanRamónJiménez，1881-1958）的一本遗作刚刚首次出版，因为涉及他与一系列修女的不伦情史，而引发了相当大的轰动。

希梅内斯生前拒绝出版这些诗作，以免未婚新妻受惊而不敢入门。

此书名为《爱之书》（Librosdeamor），共收诗作93首，包括此前从未出版过的25首，所涉至少有三位修女，她们在马德里圣玫瑰修道院开办的一家疗养院内工作。20岁的希梅内斯曾遵从医嘱，从1901到1903年在此长住，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两年时光。他自述在院内如鱼得水，大为畅快，结果被主管的老修女打发走，转送至巴塞罗那的另一处修道院。

“这些诗会让很多人吃惊，因为它们又淫猥又色情。”此书编辑何塞。安东尼奥。埃斯波西托说，“这不是人们眼中那个胡安。拉蒙。”

希梅内斯写到的三位修女，分别是阿玛丽娅嬷嬷、费洛美娜嬷嬷，以及最热情的比拉尔。鲁贝特嬷嬷。“她们很年轻，和他差不多。”埃斯波西托说，但他又表示无法判明这些风流韵事到底有多少是事实，多少只是年轻诗人的春梦。

其中一首相对比较适度的诗写道：“姐姐（或嬷嬷）！我们袒呈炽热的身体/在无尽和无觉的恣肆中……那秋天，还有阳光———你是否记得呢？”

又云：“比拉尔姐姐，你黑色的双眼是否依旧？/你红艳欲滴的双唇是否依旧？/还有你的胸脯……？它们还好吗？”

由于父亲在他18岁那年突然去世，希梅内斯一度极为忧郁，而且怕极了猝死，所以强迫自己一直呆在医生身边。在去疗养前，他曾在法国一精神病院内住过一段时间。据他在诗中所述，他同精神病院院长的太太发生了热烈的情事，而不得不突然离开。

这些诗大约写于1911和1912年，原计划在1913年付诸出版，但希梅内斯发现其未婚妻瑟诺比娅。康普露比（ZenobiaCamprubi）对他此前一部不那么香艳的诗集，竟然口出微辞。她对他说，那些诗不能给年轻人树立好榜样。这让希梅内斯十分警觉，继而发现未来的岳母也十分保守，他旋即将诗稿从印厂撤回封存，至死不露，而另行于1917年，出版了《新婚诗人日记》（Diariodeunpoetareciéncasado），此书当真成了西班牙自由体诗歌的表率，让他自此奠立文坛盛名。

希梅内斯被视为20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抒情诗人，出版诗集40余部，凡3600余首。1956年，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三天后，妻子瑟诺比娅即死于癌症。希梅内斯终无法从悲痛中复原，两年后去世。

 

墨西哥著名记者伊琳娜。波尼压陶斯卡（ElenaPoniatowska）也是当代著名女作家，著有《浴缸》等小说。昨天，波尼压陶斯卡以小说《火车第一次经过》获得了拉丁文学最高荣誉奖项罗慕洛。加拉戈斯奖。

小说描写了在墨西哥，一个普通的铁路工人如何为争取劳工权利而斗争的过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卷入祖国的各种问题，”波尼压陶斯卡是名记者，更是一位政治活动家，她出生于巴黎，但从1942年起就一直居住在墨西哥。“在我这样75岁的年龄，抵达文学顶点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她说。这个奖项是一个“犒劳，对我工作的赞誉，我是一名记者，也是一位作家，这是对于所有拉丁美洲人的鼓励……”

罗慕洛。加拉戈斯奖创立于1967年，以委内瑞拉著名的小说家和前任总统罗慕洛。加拉戈斯（1884－1969）命名，每两年颁奖一次，以表彰年度最佳西班牙语小说作品，因此得奖者不限于本国。该奖的往届得主中包括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1972年）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1977年）。

 

最近，文坛上频繁出现“枪手”二字，屡次引起轩然大波。作家海岩遭遇的枪手风波尚未平息，一波又起：韩寒被曝雇用枪手，虽然这些都相继被澄清纯属谣言，但枪手风波还是引来争议，直指中国文坛名作家的枪手风波到底是空穴来风，还是有人明知无从查询而故意为之？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坛枪手？

海岩韩寒相继遭遇枪手风波

5月底，在网上流传的《中国文坛最大丑闻：抄出来的海岩手稿》一文中，一名叫祥子的人自称曾是海岩“枪手班底”成员之一，强调近年高产的著名作家海岩背后确有长期合作的“写作班底”。甚至连海岩如何分配稿费，祥子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给媒体，以证明他身份的可信度。

正准备为新作《舞者》做宣传的海岩听闻此传言后，立即搬出8个装满手写稿件的手提袋。从《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永不瞑目》到新作《五星饭店》、《舞者》，并称完全可以做笔迹鉴定，认为所谓的枪手祥子一定是想借自己炒作。

海岩遭遇枪手风波时，韩寒曾撰文表示支持，并透露枪手也曾多次想要与他合作，均被拒绝。没想到时隔一月，韩寒也被曝出“枪手丑闻”，一位名为“梦七上四”的网友发帖《韩寒雇枪手马日拉写小说》，他以一个知情人的口吻写道：“马日拉的文采和韩寒甚像，让人难辨真伪”，韩寒已经雇用马日拉当枪手3年，韩寒从《长安乱》以来的所有作品都出自马日拉之手。马日拉大约在2003年辞去了高薪的IT界工作，一心写小说，而他的处女作正是《长安乱》。

6月26日，韩寒和好友马日拉同日在博客中对此事作出回应。韩寒在博客中写道：“别逼得中国的作者们以后只能在公证处写小说啊。”同日，被曝为“枪手”的韩寒好友马日拉也在博客撰文，用调侃的语气表达了对此新闻的愤慨：“我其实是一个经纪人，韩寒是我旗下的艺人，我们合资的公司叫二人转娱乐有限公司。”马日拉认为，记者在曝出此新闻前，应该先采访一下他本人。

除了韩寒和海岩之外，李宇春在新书上市时，也被枪手传闻波及。

海岩：士可杀不可辱

“这种事情，要背很多年黑锅的。”昨日，韩寒无奈在博客中撰文表达了对枪手风波的抗议，并指责造谣者无事生非。

在两位作家的枪手风波相继被澄清后，尤其是韩寒一句“别逼得中国的作者们以后只能在公证处写小说”让很多人感慨良多。海岩正是因为不用电脑写稿，才能够抱出他亲笔所写的一大摞原稿来，用以证明他不用“枪手”的事实，那其他用电脑写作的作家，难道真要如韩寒所言，拿DV录下自己的创作过程？

昨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曾受枪手谣言干扰的作家海岩，他认为这种枪手传闻有市场的原因，是社会缺少诚信，不真实的东西太多，文坛原创作品萎靡，抄袭很多，导致人们对作家的信任度降低，这样，就有人想趁机抬高自己，在信任缺失的社会，枪手传言就有其必然性。“听到这样的谣言时，气愤没有用，但置之不理更不行，大家还以为真是这样，怎么说都不好。其实作家都很脆弱，文人都比较焦虑，比较敏感，当受到这样的攻击时，肯定影响较大。因为这涉及到他的尊严、人格、名誉，作为文人的作家都比较在乎这些，韩寒是文人，你可以批评他的作品不好，但不能攻击他的作品是假的。雇用枪手是沽名钓誉、滥竽充数，这都是为历代文人所不齿的，俗话说，士可杀不可辱，这样造谣是对作家的侮辱。”海岩说。

作家吴越：枪手相当于秘书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文坛，确实存在枪手这一职业，也有一些作家雇用枪手写作。尤其在电视编剧行业内，雇用枪手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作家吴越并不认为雇用枪手写作是可耻的行为，他在博客中撰文支撑自己的观点：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就是他出构思，由枪手们分头去写、最后由他统稿的。大仲马一生写了数以百计的小说，大部分作品是他和枪手（最主要的合作者是奥古斯特马凯）合写的，但这并不影响大仲马在文坛上的地位。古龙成名以后，同时在报刊上发表多部连载，自己写不过来，许多作品就是枪手替他续写的。署名的时候，绝不可能写一大串姓名。于是，姓名没上榜的，就是“事实上”的枪手了。

“有许多多产作家，脑子里构思的作品很多，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把它写出来。与其随着时间的流逝，让这些构思在脑子里慢慢儿烂掉，何不利用枪手，把这些没有形之于文字的‘脑子里的作品’抢救出来？枪手相当于秘书，应该是一种职业。让多产作家更加多产，有什么不好？”吴越说。

出版人：枪手风波炒作嫌疑重

对文坛频繁曝出的枪手风波，昨日，资深出版人沈浩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因为枪手风波都发生在新书上市近期，所以，出版商炒作的嫌疑较重，这一点，可能作家本人都不知情。

沈浩波说，海岩被曝出枪手代笔的传闻是他的新作《舞者》上市之时，同样的是，韩寒的小说《光荣日》就在这几天上市，而此时他又陷入枪手风波，怎么会如此巧合？这就像明星炒作绯闻一样，是一种吸引眼球的方式。一来二去，书的关注度就上去了。

评论界认为，“枪手现象的泛滥，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枪手，而在于现在出版社和书商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对此，沈浩波说，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是不会用枪手的，因为枪手的作品永远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大作家的那种口气、那种才华，不是枪手能模仿得了的！”他认为，如果作家雇用枪手写作，是欺骗读者的行为，绝不应该。但如果明星雇用所谓枪手写作，则可以成立，因为很多演艺明星自身是写不了作品的，他们可以通过口述，由专门写作人帮他们完成作品，这种枪手是一种执笔人身份。

对目前文坛该如何应对出现的枪手问题，沈浩波认为不必担心，也没有必要来管理，因为在市场化的出版环境下，雇用枪手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质量势必会下降，会被读者惩罚，一旦被揭穿了，则身败名裂，这是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

■读者观点

对“枪手”不能“法外开恩”

对于写作场上“枪手”的事我是有所闻的，但是不知道有这么普遍：不但小说创作有“枪手”，而且电视剧剧本的创作也有“枪手”，甚至连名家自传、财经这样专业性颇强的图书也不乏 “枪手”。不但书商雇“枪手”，而且名家也雇“枪手”。

对于这种“枪手”泛滥的现象，有评论人士指出 “除了封杀恶意粗制滥造的枪手，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一部分枪手走到阳光下……比如，可否让名编剧以工作室的方式与新手合作，这样既可以提携新手，也能让名编减负”。

这位评论者的建议未尝不可，但是必须有个前提，即必须遵守这样的游戏规则，这就是集体创作的作品必须署上所有创作者的名字。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工作室，还是名家与助手合作，在署名上都对合作者的名字是 “忽略不计”的，他们只署名家的名字，只署能打开销路的名字。现在书商为什么找“枪手”，出版社为什么默许作者和书商雇“枪手”，根本的原因是作者的知名度与图书销售有极大的关系。知名度越高，书就越好卖。所以，指望通过工作室之类的办法使“枪手”从地下走到地上，从而消除“枪手”现象，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设想。

我以为，对于“枪手”，无论恶意的粗制滥造、无意的粗制滥造，还是写出的是精品，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封杀。因为他们都是在替人造假，欺骗读者。何况“枪手”与雇主之间是纯粹的买卖关系，他们怎么能潜心创作，写出优秀的作品呢？

当然，“枪手”现象的泛滥，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枪手”，而在于现在出版社和书商他们为了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在“枪手”现象中，“枪手”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书商不是为了多赚钱去雇“枪手”，那么能有“枪手”这种现象产生吗？

雇请“枪手”写作实质上是对读者的蒙骗和欺诈。它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与物质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等同。物质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是要打击的，同样对这种精神消费领域的假冒伪劣也应该打击。

所以，对于 “枪手”现象我们不能“法外开恩”。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图书出版管理部门应该积极作为，以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消除这种严重损害读者利益的行为。

 

去年最热门的网络小说、古墓探险题材故事《鬼吹灯》，曾数度传出将被改编成电影的说法，导演唐季礼年初也曾表示有意购买版权投拍，想把它改编成《神话》续集。不过，记者昨日从《鬼吹灯》电影改编权所有者起点中文网处获悉，目前此片真正的合作投拍方将是一家美国影视公司，他们近日已与演员网络小胖见过面，如果合约谈定的话，以可爱表情走红网络的网络小胖，将加入《鬼吹灯》的队伍当中。

自从网友“天下霸唱”去年3月在网上连载发表《鬼吹灯》以来，至少已有600万人次通过网络阅读这本小说，付印成为印刷体后，小说《鬼吹灯》又先后加印四次成为去年的畅销书。故事讲述几位“摸金校尉”（盗墓贼）通过风水秘籍发掘古墓的诡异经历。主人公胡八一根据祖传的风水秘籍残传，在东北密林中发现了辽代萧太后墓和日军地下基地，在云南水下发现金字塔式的献王墓，小说当中呈现出众多探险历史场景。由于有不少类似题材的好莱坞大片作为先例，《鬼吹灯》小说出版后，不少电影公司都同小说作者和版权所有者联系过电影改编事宜，包括唐季礼在内的华语导演也都对这一题材跃跃欲试，不过因为剧本改编方面的困难，最终都没有达成协议。

记者昨天从起点中文网方面获悉，一家美国影视公司已经成了他们的合作方，陷入停滞的影片拍摄计划也重新启动，他们将在下个月举行正式的新闻发布会。而靠一副可爱表情走红网络的上海男生“网络小胖”，日前在经纪人高锋的陪同下已经同投资方负责人见面，双方已谈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据了解，邀请网络小胖出演是美国合作方的建议，他们看中的是网络小胖和《鬼吹灯》共有的网络走红的特质。网络小胖有望扮演原作中的二号人物“胖子”。至于男一号“胡八一”，片方还是属意在港台地区的一线男星中挑选。

将电影改编的版权一次性卖给了起点中文网后，《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张牧野一直刻意保持低调作风，他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由于要忙于自己的金融公司的工作，他对影片导演和演员选择没有任何意见，也不会参与剧本的改编工作。不过，他也曾对外界勾画过一个理想版的主创名单，他认为如果让伊斯特伍德导演的话，肯定会拍得比较有内涵，而《指环王》的导演彼得。杰克执导则能拍出最佳的影片特效，在演员方面，他认为强尼。戴普适合演胡八一，至于“胖子”一角，张牧野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杰克。布莱克。

 

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系狱记者师涛荣获世界报业协会2007年度的新闻自由奖――“自由金笔奖”。日前，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前往南非开普敦代子领奖。领奖后， 高老师绕道美国与律师商讨起诉将师涛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中国当局的雅虎公司的有关事宜，《华夏电子报》记者趁便在纽约采访了她。

记者：这次师涛获得世界报业协会颁发的2007年度“自由金笔奖”，您不远万里前去替自己的儿子领奖。请问您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高琴声：公道自在人心。证明世界是主持公道和正义的，有这么多人关注师涛的命运，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说明师涛根本无罪，只是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 事情。领奖的时候，我看到屏幕上打出师涛年轻时的照片，心情很激动，眼泪控制不住。我带着感情念了师涛写的一首纪念“六四”的短诗，感动了全场，事后别人 告诉我，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形成了大会的高潮。

师涛是我的长子，我们母子的感情很深。他是个孝子，入狱后，总觉得对不起我，觉得不仅不能在身边照顾我，反而让我四处奔波，担惊受怕，受尽磨难。其实，我的儿子已经很好地回报我了。这次我亲身感受到他受到这么多人的尊重，这是儿子对母亲 最好的回报，是对作为母亲的最大安慰。师涛就是我的命。别人不要他，离开他，我不离开他，我要他。

我已经退休了，靠退休金过日子，为了给师涛打官司，变卖家产，把家中的储蓄都花光了。另外，我的身体也不好，主要是冠心病，每月一次探视，来回奔波确实很累，可我又不想放弃每一次探视的机 会。所以，我在靠近湖南赤山监狱的长沙租了一间地下室，条件很差，去年洪水淹了我的住处，连脸盆都漂走了。我一定会为了儿子支撑下去，等待他平安出狱重获自由那一天的到来。

记者：前不久，中国人权发表了关于中国国家保密制度的研究报告。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外国记者的提问时，宣称：“中国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公民只有触犯了法律，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而不会因为他们的言论自由而受到惩处。”对此，您有何评论？

高琴声：这是在说瞎话。当局指控师涛“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而重判他10年。“六四”事件算是什么“国家机密”呢？明明是政府当年做了亏心事，又不承认 错误，总想捂着盖着，怕老百姓知道。所以年年一到“六四”，上面就布置开会，层层传达文件，不许这个不许那个。这些禁令年年都是老一套，根本谈不上什么 “国家机密”。师涛只是做了一个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师涛这孩子很正直单纯，上大学的时候就组织诗社，关注社会上的事，看到一些事情总爱打抱不平。毕业后， 他在新闻界工作，看到不平的事情，就要发表看法，为民请命。他在网上的言论，早已引起当局的注意，这次重判他，不过是当局借题发挥，想杀一儆百罢了。师涛完全是无辜的，只是行使了宪法赋予一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却成为中国当局对新闻言论自由遏制的受害者。师涛的遭遇就是中国社会缺少言论自由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记者：您这次出来所到之处，感受到正义的力量，海外各种不同的组织和机构都在声援您的儿子师涛，共同发出一个强烈的声音：“尽早释放师涛”，体现了“得道多助”这句话。您对营救师涛一事的前景有何看法？

高琴声：感谢大家没有忘记师涛。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次世界报业协会奖励师涛，各种团体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中也包括中国人权这几年来为师涛所做的一切，这让我作母亲的深为感谢和欣慰。我希望各种不同的国际团体能够进行合作，坚持下去，争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迫使中国政府早日恢复师涛的人身自由。 当然，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我一定要把营救师涛这件事做下去。我这次绕道美国不单是为了我儿子，也是希望藉此机会，推动美国政府立法，禁止美国互联网公司继 续与中国政府合作，避免其他人重蹈师涛的悲剧。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望您多多保重，一路平安！

 

1994年，袁伟时教授在《现代与传统》第五辑上发表《人文精神在中国：从根救起》一文，指出人文精神的培育是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此文可以视为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一个总结和反思，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引起了较强的反响。

近日，袁伟时教授在广州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就人文精神建设的当代意义、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与读经热及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意义深远，但也存在局限性

记者：上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界自动发起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你当时也积极参与者。十多年之后，你是如何看待那场文化思潮的？

袁伟时：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理想的追求为现实利害计较所取代；感觉的满足成了文化的最高指令；庸俗文化淹没了高雅文化；金钱的权威冲决道德的堤坝，等等。部分有责任感的学者惊呼：市场经济的大潮淹没了人文精神，他们开始积极思考对策。1994年，在王晓明等人的策划下，《读书》于当年第三期至第七期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总名，陆续刊载了一系列讨论文章。这组文章1996年结集为《人文精神寻思录》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当时那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是由文学界发起的，参加者主要是作家、评论家以及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其中心是在上海，尤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为主力。应该说当时它的影响很大，对中国思想界及文化界影响深远。但也正因为它文学界发起的，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它对其他文化领域触及不够广，也不够深。其实，这些社会现象也不完全是负面的。例如，虚假的道德高调被冲刷，没有什么不好。

记者：人文精神的内涵应该如何界定？你对人文精神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袁伟时：我本人对人文精神内涵的界定，并没有改变，而是更明晰。我当时在文章中指出：“人文精神是人类文明累积的成果，它比人道主义的内涵更为丰富。在现代社会，人文精神的培育应该是人们经常关注的重大课题；应是通常说的人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2003年我将它概括为：“所谓人文精神，即人的价值至上，公民权利至上。”

人的价值至上，这句话很容易理解，任何一种现代文化都应该将人放在中心，这个问题文艺复兴以来得到了解决。我们说文艺复兴“发现”了人，即人的价值得到了尊重，但这样还是太笼统，人的价值一定要落实到公民权利上来，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和保障。

人的价值至上的观念一旦确定下来，如何保障公民权利，特别是公民的自由权就成为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在现代社会，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体现。这一套制度不分东西方，没有地域限制，具有普世价值。

硬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人文精神的根据，用心良苦，但牵强附会

记者：有学者指出，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即有：“观天文以察事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提法。因此我们今天提倡人文精神，是对传统文化的回归与弘扬。对此，你有何看法？

袁伟时：《周易》包括经和传，蕴藏着很多人生智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诸如此类的思想闪光，传承至今，没有中断。可惜，这些是吉光片羽，不成系统。从古至今，研究这部经典的两大流派都认为《易经》是一本卜筮书。虽然它的思想遗产很宝贵，但它并不是古代的人权宣言。阅读古代经典的大忌是“增字解经”，赋予它本来没有的东西。 “（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是《周易”賁第二十二》的彖辞的原话。它谈论人文的本来意思是什么？文明是“止”，是规矩，是限制；讲规矩、限制就是人文。这是一个深刻的思想。问题是要用什么样的规矩“化成天下”？它的答案很清楚：“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是男，是君，是父；坤是女，是臣。它要化成天下的文明秩序是男尊女卑，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古代中国的文明规矩后来由汉代的《白虎通》做了总结，中心就是“三纲六纪（六亲）”。它是构建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基础，而且已固定化为法典，成为中国历代律例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在这里人的价值是不能得到真正体现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至上，都有平等的权利。

有人宣扬中国古代早就有“人为贵”的思想。以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来说，它的确有“人为贵”的提法。看看它的前言后语就会了解它的本来的意思：“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惟人为贵。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严父，严父莫大於配天……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 原来是论证三纲的文章，与人文精神根本不搭界！古代优秀的思想遗产应该珍惜，但应拒绝牵强附会。

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文明的结晶，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没有理由排斥。

如何管理现代社会，人类没有现成经验。西方世界兴起过程曾经出现的征服、屠杀、经济危机、压迫等等劣迹，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思想有严重的内在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以求得人类社会的更大进步？有两种途径：当社会矛盾激化时，革命是一种解决方式，但并不能保证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有与建立一系列保障人权的制度连结起来，才称得上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变革。

民主、宪政和法治思想，在古希腊时就已经萌芽，古罗马时就很发达了。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是近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开端。为什么能从西方出现呢？因为西方的古代是封建制度，封建主和农奴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从契约而转入法治，是自然的过渡。

中国学术界越来越多人认同，中国古代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的那种封建制度，有的只是宗法专制制度。因此要向法治社会转型，相当艰难。

所以说，人文精神在更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国的知识分子硬要从中国古代找到根据，甚至有人认为“乡校”是议会制的萌芽，儒学可以解决现代化过程中乃至后现代人类面临的问题，可谓用心良苦。说句不好听的话，有点牵强附会。

记者：当代人文精神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观念相比，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其标志是什么？

袁伟时：当代人文精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文明的成果。经历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之后，其惨痛的教训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在经济上，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1929年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证明，不善于管理的市场经济会化为魔鬼。从罗斯福的新政开始，经过不断探索，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弱势群体不至生活无着。此后随着管理制度的完善，再没有出现过世界性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社会保障体系德国俾斯麦政府开始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兴起，推动了这个进程。资本主义吸取社会主义的精华，两者在融合。

在政治上，殖民主义、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及其种族种族屠杀政策、前苏联的反面经验等也促使人们不断反思，联合国《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便是这一反思的总结。这两个条约荟萃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华，将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内涵阐释得更加具体和完备，公民权利的保障则制度化、系统化了。经济应该持续发展，但社会应该公平和正义。这两个条约标志着人文精神已经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

对这两个公约，中国政府也是认同的。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后来全国人大批准了这个公约。1998年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上签了字，近年来中国政府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批准这个条约。

不能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混同，读经热是一股歪风，有违现代教育思想

记者：你是学者，又是教育家，你十多年前呼吁人文精神从根救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痛感中国素质教育的落后。最后几年，在文化热之余，又掀起一股传统热、读经热。你怎么看传统热、读经热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关系？

袁伟时：中国的史学遗产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也是很辉煌的，中医中药至今还是中国人健康的护卫神。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我反复说过，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遗产不能弃置，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很好的继承。

儒家很重视道德修养。比如他们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可以成为人文精神的有益补充，对政府官员而言，尤为重要。又如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这类励志格言，鼓励上进，没有什么不好。

各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很重要，都值得继承，关键是我们的思想要解放，不能拘泥于传统而不能自拔。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是现代公民立身之本。公民权利强调的是自由、平等，而传统文化讲三纲六纪，这与现代人文精神是对立的。我们不能食古不化，要剥离这些糟粕，继承其他优秀成分。

不要中国传统是错误的，但对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应该保持警惕，它与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是相抵触的。不能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混为一谈。有人将法家与法治混同。法家讲究的是残酷统治，与现代法治是两码事。我们要引进吸收现代法治思想，否则中国的现代化会走向歪路。

国民教育要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前一个多星期，台湾一个教授到广州，自称是全世界第一个推动读经的人。其实，他爸妈还没有出生，军阀们已经拼命提倡读经了。他说现代小学教育是垃圾，认为只要读经，可以不学数学。这是胡说八道，完全不知道现代公民教育和义务教育为何物。

我们对传统教育重视不够？这要系统研究再下结论。以中国大陆来说，义务教育阶段，9年要熟读200多篇诗文，其中一半是中国古代诗文。多了还是少了，这要慎重研究后再做结论。如果家长个人希望孩子读经，作为课外的补充，个人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作为义务教育的内容不能规定必须读经。现在义务教育的根本缺陷是学生负担太重，始终贯穿培养“乖孩子”的原则，要听话。传统诗文中恰恰就是这样。《三字经》、《弟子归》却灌输这类观念。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不会火上加油。

还有一个根本问题，现代教育，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知识，养成理性思维的习惯；而他们弄的读经运动，提倡死记硬背，囫囵吞枣，与这一原则恰恰是违背的，是一股与现代教育背道而驰的歪风。

记者：你十多年前即提出，人文精神盛衰，其主要标志不在于是否出现几个深具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要观察在一定时空下的人群状况，群体的人文精神指标，就是由人的解放程度去决定的。你认为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关键是什么？

袁伟时：城市人文精神不是虚文，要体现在制度上。在我看来，有四个方面不能忽视，每一方面都应体现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尊重。不是农村不必理会这些问题，而是城市应该走在前面：

（1）落实法治。

法治与通常说的依法施政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为中心。法治首先要治政府。现在常见的现象是部门霸占立法权，把自己的利益法制化；这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恶法，与法治风马牛不相及。应该从源头开始，让市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立法，用制度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行为规范了，市民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

（2）建设高素质的文化教育体系。

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差别是有思想，有文化。建设高素质而廉价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系，意义不必赘言。还要建设高水平的文化设施，让市民分享人类文化成果。光有硬件不行，市民精神世界的自由权利不应受到侵犯。文化取向是公民的私事。古今中外，天下百家，海阔天空，我喜欢什么，任何人都管不着！官员指手画脚，艺术家和学者动则得咎，小百姓要察言观色，什么人文精神都会化为乌有。

（3）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转型期的社会，经济收入有较大差别并不可怕，工资水平归根到底是由市场决定的。高收入者的经营和消费是会惠及百姓的，更不用说日益昌盛的慈善活动了。可怕的是衣食无着无人救济；既贫且病求医无门；饱受欺凌而司法不公；这些才是社会动乱的主要根源。

（4）发展公民社会。

人，公民，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一要有自己自发和自下而上的组织，二要有声音。没有公民的监督，官员不可能认真守法和真正忠于职守。孟子说得好：“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有稳定收入特别是有物业的公民，他们的总的趋势必然是平和，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组织是发展和稳定不可或缺的基石。报刊和网络应该是真正的“大众传媒”；善待传媒，就是尊重公民。

山西黑窑奴工事件，以其黑暗性、暴虐性、无耻性和严重反人类的特性，成为21世纪全球最黑暗的事件之一。那些黑砖窑，豢养打手和狼狗，不仅非法贩卖儿童和残障人士，逼迫他们充当黑奴，而且加以严酷的虐待、拷打、残杀和摧残到呆傻的程度，其手段之暴虐残忍，完全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这不仅是中国之耻，更是人类文明的耻辱。

基层政治组织，包括村社干部管理体系和警察治安系统，都陷入了普遍的腐败之中，地方官员不是跟黑恶资本勾结，瓜分黑钱，为黑奴制保驾护航，就是对所有这些黑恶事件和对寻子母亲们的申诉充而不闻，冷漠渎职，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良知。早在1998年，这种黑奴制就已被有关人士发现，却未能得到必要的处置，而经过长期发育和扩散，它已经蔚然成风，蔚成奇闻，蔚为大观，为所谓的和谐盛世，做了一个最恶毒的注解。

这不仅是一场可怕的道德危机和法律危机，更是继20世纪中叶大饥荒和“文革”之后，执政党所面临的第三次宪政危机。面对严重的结构性弊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次是来自基层组织的恶性肿瘤，令高层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就像京剧《苏三起解》的唱词所言，它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了“无好人”的“洪洞县”。山西黑窑奴工事件发出了明确的警告：中国社会的洪洞化效应，已经势不可挡。

事件爆发之后，中南海震怒，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山西政府展开地毯式搜寻，营救地下奴工，逮捕黑恶势力，摘除地方贪渎官员的乌纱帽，省长于幼军向全国道歉。但北京没有向中国道歉。而洪洞县派出12个小组四处道歉，更像是一次公费旅游和政治联欢。所有这些行动，固然能够安慰那些受害者的家属，给中国和世界民众以行政交待，却并未触动产生黑奴制的根基。这个根基不是别的，就是现有的集权式的政治结构。黑窑奴工事件证明，没有自由公民、独立媒体和党外民主社团的宪政监督，这个结构根本无法实现自我防腐和政治保鲜，更不能维系“先进性”的政治理想，而中国将无法避免政治坏死的命运。

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国已经先后两次错失了政改的良机，体制包袱变得日益沉重。而现在，第三次契机已经降临。这样的时机，显然已经所剩无几。如果奴隶的血汗和生命能够激发结构革新，换回中国社会的政治进步，那么，这仍然是一种值得收藏的政治财富。

一座无形的黑奴纪念碑已经被民众树立起来了，其上铭刻着成千上万黑奴的血泪故事。“洪洞县”再次成为历史的笑柄，而那些黑恶势力，则被钉上耻辱柱，受到世人的永久诅咒。在我看来，这座无形而巨大的“口碑”，同时也应当是启动民主政治的时间标志。它向所有有良知的政治精英，发出了最后的呼吁。而在纪念碑上，民众将以自己的方式镌刻以下的警世恒言——

“救救孩子，救救中国！”

（本文欢迎媒体刊载，尽管作者本人对此不报任何指望）

本文题图：江丰《码头工人》（木刻版画）

 

今年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三十周年，许多媒体都在做一些相关的纪念性话题与讨论，但有建设性的、可操作性的、有洞察力的意见，却并不多见，大家似乎都沉浸在一派“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以及高调赞美的幻觉之中，缺乏理性的思考与反省。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给当时死水一潭却暗藏危机的中国社会，无疑带来了相应的生机，开启了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流动之门，也给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人才储备。

但是，这一高度集权与统得过死的考试制度毕竟运转了三十年，已经显示出它令人难以忍受的弊端，不过当轴者并不想顺应民意，作些可以有效操控的变革。早在五年前我就曾经提出过《取消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大学自行招考的试点。请注意是取消全国、取消统一，而非取消高考。考试是教育资源有限不得己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是使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一种方式。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考试作为必要的鉴别手段，可能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废止考试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我们要做的是，使我们可以让考试更加人性，在更加合理的程度上以学生为中心，而不是为了方便成人以及所谓的全国统一。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办教育是为了学生，不是为了方便我们成人，更不是为了打着方便的借口来进行统一考试而带来的思想钳制。要言之，只需要改每年只有一种或者一次的全国统一高考，变成让学生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考试，虽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一些社会考试成本，但对学生却利多弊少。

民国的时候，各个大学自行招考，使得学生考试压力比今天要小得多，他们一年可以间隔性地考很多次，考不起一个比较差的学校的，未必考不起一个好学校，因为每个学校的题是不一样的。而且学生在考了几所以后，再在这些学校里进行选择，虽然增加了一些社会考试成本，但使学生考试压力，学习更愉快，不会因只考一次而留下太多的心理负担。而今天的一次性考试，使得不少人哪怕侥幸进入了大学，也会因此留下一些心理祸根，造成许多人的心理疾患，不仅影响个人的幸福生活，甚至有可能危害社会。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些民国的学者，他们的回忆里都有考起多所学校而最终选取了一所自己满意的学校的经历时，这样的轶闻趣事，展示的是一种教育的弹性，这种弹性于教育是最需要的。教育从本质上讲，最忌讳不彰显人之创造力，没有多元化的刚性评判，如一次考试定终生，如一锤定音的结论性评价，如考试题中过多的所谓标准答案（客观试题的答案呆板到令人感到受辱、不可理喻的程度）等，这不是把人当活物的、没有人性的做法，也不符合教育真正为人作想的精神实质。

我们知道民国出了许多学问家、作家、科学家、教育家等，聚集了大批的人才，为社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我们却不知道当时谁是状元，因为各个高校自行招考（各学校自行招考，可以在县级以上的学校参加与现场同步的网络考试，来解决因各学校自行考试的技术难题，而这些考试为了防止作弊，可以用指纹识别的方式解决）出的题不一样，使得状元无从炒作，也没有传媒像今天这样为了吸引眼球而丧失一种必要的自律，同时中学的教育也不像今天这样功利到令人惊骇的地步。今天的高考教育怪胎已经功利到极点，才会出现有些学校到处去抢能考的学生，来该校考北大、清华这样所谓的名校的怪事。四川张非便是这样的考生，连续考起名校，又从大学退学回来重考，并且据闻从学校收取了十万元考试费，变成有的网友所说的为学校捞取高考名声的“职业考霸”。这不仅浪费有限的教育资源，同时也鼓励了学校为了所谓的高考升学率、学校名望而进行不正当竞争。当然，有人会说，各个学校自行招考，会比现在更污烂更贪污腐败。这事我不好下结论，因为这只是假如，何况现在招生中的污烂还少吗？要真正解决教育招生的腐败问题，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其变成民主自由制度，来实现教育制度的真正改革才能完全解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包括教育部的有关人士，都看到了中国教育的诸多显而易见的弊端，但就是没有人真正愿意为中国教育着想，进行实质性的试点与改革。

2007年6月29至30日凌晨一时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