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当代已经成为一种职业的代名词，他们在这个社会中以专门的知识生产和传授作为自己的工作。这个观念已经深深地进入人的日常观念和思考中，成为了分析知识分子身份定位的思想窠臼。但是在上个世纪之初的那些日子，对于知识分子却有着一些不同的理解，同时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用实际的行动书写了另一种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而这种定义对于当代已经沉醉于在概念、名词、理论和宏大叙事中自慰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种“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长期以来习惯于精神阉割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无力面对那些知识分子留给我们的财富，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身救赎和心声和死亡也许就在这种选择之中。

1931年，梁漱溟从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十陆军总指挥韩复榘那里争取到十万大洋，再邹平县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1933年7月，他又争取到国民政府通过特别法规，将邹平地区列为实验县，在此进行改革活动。

1933年，梁漱溟在邹平县进行改革。重新划分了新政结构设计，并且推广各种教育活动；建立反吸毒、酗酒、赌博的新型道德公约；用现代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在每个乡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为每个人配备自行车和卫生箱；向社员提供贷款，摆脱高利贷，从事编织、养蚕、林业、植棉、信贷。

与梁漱溟近乎同时开展的还有著名的晏阳初。1924年，晏阳初任总干事的平民教育村进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

1926年——1936年，晏阳出在河北定县领导“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平民教育和乡村运动。晏阳初穿上粗布大褂，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

上述两人就是在上个世纪非常名气的乡村建设活动中的代表人物，当然他们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具有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也许他们的知识水平以现代的眼光衡量并不先进，也许他们的主张彼此矛盾和冲突（晏阳出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愚、贫、弱、私”，叙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对症下药。而梁漱溟对此观点就不赞同），但是在他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精神和信仰，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生命的诠释。正是这种精神让我们每当想起来不免感到惭愧和汗颜，也让我们没有勇气面对他们里给我们财富。

在那一代人的著作和行动中存在着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于社会问题的思考。同时这些思考并没有停留在狭隘的纯粹知识的生产过程中，更多的是将知识与信仰华为实践和行动，在行动中对知识进行检验。那一代人的人生哲学中从未把单纯的知识和学术的自我满足作为人生的终点，而是将学说和信仰的实践化视为自身的实现。当年的胡适之谓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信仰坚持唱反调的精神，始终以一种独立和自由的姿态批评政治改革和政府。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为了一个青年的中国的信仰，毅然创办《新青年》杂志。还有上面提到过的梁漱溟、晏阳初等一代的知识分子。

在那一代人中，知识并非令人满足的东西，相反却是让一个人陷入痛苦的起点。正因为有了知识绘出的美好的理想才反衬出现实的缺陷、黑暗、丑恶和不公。同时在他们的身上还有一种像黑暗、贫弱、愚昧、腐败、不公、丑恶宣战的勇气和胆识。他们并没有因为当时的窘迫的经济、动荡的环境、专制集权的威胁而吓倒，相反他们却在这些困难和危险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对那些与文明背道而驰的现象发出了挑战。而正是这种种高贵的品质和精神成就了那一代人的伟大和风流。

看着昔日的中国学人用生命书写的知识分子的定义来衡量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群在概念中自慰和自我满足的人。无视现实的黑暗与缺陷、迷醉于单纯的知识和理论而无视理论的实践、面对暴政和不义的暴行没有勇气发出应该具有的道义上的愤怒和斥责都是我们现代知识分子的痼疾和耻辱。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感都已经远离知识分子的称号，这些曾经负于中国知识分子巨大荣誉的名词现在已经不再属于知识分子，该觉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该感到羞耻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行为中有一种现象非常的流行，那就是沉迷于知识的生产中，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喜欢使用高深的名词、概念、方式和理论。仿佛在这样的知识生产中就可实现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自身，但是这般在概念的牢笼中的自慰行为越是说明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怯弱和空虚。

仅以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来看，对于中国法学发展的最大桎梏是什么？并非是缺乏高深的理论和知识，中国的法学研究虽然说不上可以领导世界法学发展的风骚，但是在一些基础性的知识的研究中仍是存在着一定的积累的。中国法学和法律学人在当代最大的任务和职责乃是为现代中国建立一套基本的现代化的司法、立法体系和制度结构，同时为这个理想和目标做一邹荣似的“革命马前卒”，为建立宪政和独立的司法制度披荆斩棘。对于那些热衷于前沿性理论和建构宏大的法律图景的学者来说，中国的司法现状无疑是对其最大的反讽和驳斥。在我们这里不存在一个讨论法律的最基本的环境和语境，即一个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宪政的政治结构和能够做到独立的司法体系。而在这种近乎野蛮的政治法律的结构下谈论那些高深的理论和概念乃是多么的可笑。学者可以谈论人权的理论、前沿的法律发展、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样的宏大叙事，一方面却无视在我国泛滥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问题，无视被冤枉的佘祥林、聂树斌。没有人敢于站出来为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作出辩护，总是说农民工讨薪难，也总是用报道说某个农民工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杀死黑心的工头。每当这时总是有我们的学者以自己的法学知识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分析文章，但是为什么不在这些悲剧发生之前利用一下你们的法律知识呢？勇敢地站出来，为那些人提供一些法律的帮助和救济做一个法律上的晏阳初或者梁漱溟，或者成立一些公益性的维权组织或者免费的律师所。这些都是可行的，都是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的。但是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却是那么地少。我们的法学知识只是一种事后的诸葛亮。这是法律的悲哀，更是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对于法律的研究中我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法律的生命在于实践。在于现实中法律的精神和原则是否能够得到尊重和尊重。谈论法律并不是考察一个理论的完备和体制的天衣无缝，而是要看在具体的实践中人们是否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和救济，个人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切实的保护。忽视了这些实践层面的东西，进而妄谈理论和概念都是不合时宜的。这正像我们的法学研究，整日谈论人权却无视我们的权利每天都被野蛮的践踏着；总是举行各种各样的研讨会，但是法律的精神却从来没有得到实践，从来没有对权力够更有效的约束。这就是我们的法学研究，一种仅仅是研究的法学！而整个中国法学研究正是体现在这样的一种自我割裂和矛盾的情况下，这种情况也正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情况。

我们的知识全部都是停在理论的层面上，全是逃不出象牙塔的孩子。而导致这种问题的并不是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的勇气。经历了89年的打击中国的知识分子变得一蹶不振，变得学会自我的阉割变得逃避责任，变得不会愤怒。在平时的生活中学会了主动的回避敏感的区域，学会了政治“正确和大词”。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主动将自己的生命体验局限在纯粹的知识上面，打着为知识而知识的旗号作为自己怯弱的挡箭牌。在面对专制的压迫的情况不能表达出自己应有的立场和观点，学习法律的却不敢于指出现实中违法法治侵犯人权的野蛮行径，研究政治的没有勇气对这个政治体制说部。当代知识分子缺乏的不是知识的深化，而是需要一种实践的精神和勇气。就像当年的晏阳初、梁漱溟、胡适之一样，不仅在理论做到完备，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的信仰付诸实践。以自己的知识作为评判的标尺，指出社会的弊端、黑暗、丑恶和不义。

当代的知识分子无疑是善于学习和研究的，也是乐于学习的。在8月23-24日还在北京香山的卧佛山庄举行了由28位学者参加的中国文化论坛第二届年会，并且以“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作为主体，而当年投身农村建设的梁漱溟、晏阳初也成为了讨论的热点。但是这种讨论却是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最大的羞辱，因为在晏阳初等人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可贵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在讨论中仅仅成为了一种文化，成为了人们研究和获得学术地位的手段。再也没有人会继承他们的的知行合一的精神，能够睁开眼睛开到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切实地将自己的学说和知识在实践中获得意义。在晏阳初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已经消失，留下的只有一具能够养活很多人供人研究的空壳。

背弃了知行合一的当代知识分子，没有勇气面对现实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凭借着概念和高深的理论天色自身的空虚，同时也认同了知识分子仅仅是一种知识生产的职业的观念。但是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却忽略和忘记了曾经有一群中国知识分子用勇气、道德和责任感的诠释的另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但是这种精神已经变得越来越微弱，热衷于精神自慰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无力承担起那样的称号和使命，中国的知识分子你的命运在何处？现代的晏阳初、梁漱溟又在何处？是否能够继承和传承那种高贵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对于现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是个问题。不要那一代的风流仅仅成为我们的回忆！

附：本文中关于梁漱溟、晏阳初的资料摘自2006年9月7日的《南方周末》。

 

人类思维的惰性，再怎么估计也不算充分。在眼下纪念苏珊。桑塔格的许多文章中，某种简单易行的做法肆意蔓延，于是苏珊被一系列符号（或者说光环）所遮盖：“知识分子女英雄”、“美国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等等。作为一个写作者，她的那些“外部举动”被当作惊世骇俗的情节加以传颂，甚至被看作首尾相连的同一个故事（去河内又去萨拉热窝），然而她内在的精神光芒却遭到忽略。

《论摄影》是上世纪70年代她盛年时期的作品。对于照相技术拥有的所谓“揭示真实”的能力，她发出深深质疑：当仿真的照片顶着现实之名出现在人们眼前时，现实本身的力量便受到削弱。人们因为照片而激发起某些情感，对这些仿造的真实一方面有所触动，另一方面却深感无能为力，久而久之，便会滋生麻木冷漠，倾向于把苦难作为一种消费。而不管何种惊心动魄的现实，经过反复揭露之后，同样会变得不真实。于是，“摄影成了光荣的精神污染形式”。“这样的知识永远将是廉价的知识——形式上的知识，形式上的占有，形式上的强奸，形式上的智慧”。

我们从中发现她的兴趣。首先是对于现实密切的观察和反复体悟。尽管她始终手不释卷，被描述成“读了无数书的女人”，但是她的心灵永远和身边的现实有一种紧张关系，她爱好旅行，喜欢在旅行中聆听、观察和谈话，“也许我有一种太过无序的关注力”。这一点深刻地区别于所谓学院派的知识分子，她曾坦言“目睹了学术生涯毁掉了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

借助于现实，也是期待和发掘现实中隐藏的东西，来冲破和调节现有的知识框架。从远方拍来的照片，以一种确凿无疑的“真实”，提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权威性，仿佛那是不可动摇的。而苏珊的努力，正是在于破除这样一种不可动摇的知识神话，在看起来是不可质疑的地方，发出自己独特的质疑。在光滑、廉价的众口一词中，她要撕裂出一个不小的口子，让自由的思想得以呼吸。

于是苏珊把自己放在了一种“对峙”的位置上，尽可能地将不同的声音得以并存，让它们互相观照、对话、砥砺。她自幼喜欢戏剧，剧场中不同人们发出的声音令她惊奇，在写作中她最先崭露头角是戏剧评论，她对于这门艺术的熟悉程度，有她1993年为呼吁国际社会干预、在萨拉热窝导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为佐证。

当代电影是她密切关注的一个兴奋点。但是她不是把电影作为一门大众艺术，而是通过电影观察现代人的心灵和性灵，她涉及的导演是具有晦涩气质的那些人：布莱松、戈达尔、阿伦。雷乃、法斯宾德等。1964年她为美国地下电影《淫奴》（导演杰克。史密斯）所写的绝妙解读，是给予当时《所谓反黄色淫秽物品法》一记重击。她自己先后拍摄了四部电影。

为报刊杂志写作文学评论，是她最密切地和读者建立联系、进行对话的方式。她所选择的评论对象，同时也是她本人精神状态的一个自况：卡内蒂、本雅明、巴特、米沃什、贡布洛维奇、瓦尔泽。尽管其中的名字听起来有些陌生，但他们的著作都有中文译本，在我们书店的某个角落发出光芒。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深入了某些不为人知的崎岖的人类经验。

而小说家才是苏珊的英雄本色。在小说中，她倾注了她最大精力、热情和想象力。中文已经出版的两部小说《恩主》和《火山情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有些障碍。如今有多少人能够细致地欣赏一部小说的结构，它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差异和组合？苏珊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智力的体现。她自称《火山情人》的结构得自她很熟悉的一部芭蕾舞配乐——辛德密斯的《四种气质》，序曲之后，是“忧郁、火爆、冷静、热情”四个乐章。按照这个顺序，于是她的小说也有与此对应的四种气质，它们的不同颜色和互相转换，成了该小说的质地和经纬。

在如此有限的篇幅中，尽可能展示苏珊在艺术上的造诣，非常想说明的是，纵观苏珊所有作品和作为，其实她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便是当代生活中的粗鄙、粗俗。它更多地是在“大多数人的意志”的名义之下，以一种不可质疑、无可辩驳的身份出现，当今美国总统布什也许正是这样一种代表。而苏珊的全部战斗，都是为了保卫和保存一种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视自由精神、视精神享受、视文化对于人类的培育，为最最根本。

 

索翁开拓了我们认识的疆界

当普京在今年六月十二日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俄罗斯国家奖时，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转向了克里姆林宫。诚如普京在颁奖时所言，这位88岁老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大国政治家，普京看来深知，当今世界上国家间的竞争最重要是文化价值的竞争，显然他更深知，一个声称走向自由的民族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做它的文化代表。

索尔仁尼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与放逐中度过的，他的所有作品都透出一个坚强的信念，反抗强权对心灵的控制。什么是文学？文学无非就是深刻描写人类的生活，开拓我们的认识领域。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艺术的本质便包含认证在内。”在半个多世纪里，将近一半的人类生活在不为外界所知的环境里，即使身处其间的人，也由于被谎言所包围，很难认清自己及周围人的非人状况，以为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索尔仁尼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他的作品戳穿了生活的谎言，述说了“不可摧毁的个人尊严”(诺贝尔奖授词)。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伊凡·杰里索维奇的一天》，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篇小说大声讲出了“主要的真实”，揭露了残酷的劳改营生活。它的深刻的力度一下子就攫住了我，使我意识到一种更广大的命运。

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作品比《古拉格群岛》更具文学的“沉痛的使命”，在这部被作者称为“文艺性调查初探”的巨著里，索氏在卷首写道：“献给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此书对前苏联劳改营作了全面的描述和分析，既有大量材料，又有具体形象，读时让人感到整个国家都充满监狱式的氛围。“古拉格”(“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缩语)一词也从此不胫而走，传遍世界。尤其是那些在东方寻找理想世界的西方左派，从此再也不敢违背良知，讴歌现代奴隶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说此书改变了历史方向，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一点也不过分。只要人类还存在重新回到那个时代的危险，它的文化价值就将是不可估量的。

今天看来，对于人类此前未曾有过的这个社会，某些“经典”并没有给我们增加任何人生的认识，毋宁说更多是谎言，是索尔仁尼琴开拓了我们认识的疆界，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他的文学力量首先就在于无比真实，他曾引用一句俄罗斯谚语：“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对此我曾长久思索，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诚然，真实可以戳穿谎言，使强权变成跛脚，最终轰然倒地；真实可以沟通人心，使人们相互支持，不致彻底绝望。然而，这还不够。这句话还凝聚了一个世纪的人类苦难教训：因为我们习惯于靠谎言过日子，所以才自作孽不可活。

“没有主角的小说”

文学描写日常人生，唯其如此，它的本质才是以生活目的抵抗强权目的。只要一个人热爱生活，他就会明白，前苏联的瓦解，其根本原因，不是缘于与西方的军备竞争，而是缘于生活本身的要求。是生活本身战胜了强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长期忍受奴役而不思变。毕竟，一个谎言和强权充斥的世界，是违背基本人性的。索尔仁尼琴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早已经洞察这一切，对被奴役者来说，自由即使不是更重要，也是同面包一样重要，而且事实证明，丧失自由的后果，也丧失了面包。

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思考过的主题。为此，索尔仁尼琴创造出一种新的多元小说形式，或者如诺贝尔奖授词所说的“没有主角的小说”。照索本人的说法，就是“每一个人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时便成了主角。”在他看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不幸的，他太关注每一个人的命运，所以才采取了一种复调手法，让各自独立而不相融的声音在作品中出现，通过互相争辩、补充与加强，使主题更加深化。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这完全不亚于乔伊斯对人的潜意识的挖掘。我把这种形式称作东方现代派文学，我甚至觉得，正是这种形式才反映了极权社会中人的原子化，人们由于恐惧而互相隔膜，孤立无援，表面上像一群猢狲，没有个性，内心则犹如甘泉，当偶然相遇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使他们得以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同类，沉睡的人性顿时便会在心中苏醒。

在索氏的诺贝尔奖演说《为人类而艺术》中，作家曾谈到“世界文学”的概念，认为文学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然而，尽管他的作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在中国出版，却从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中国读者佩服其勇气，却又断言其艺术性不高。这种判断从来不曾来自任何具体的分析。我不知道，这是由于对形式的迷恋，还是由于对人性的认识太浅，或者竟是因为在文学品位上，我们只会接受教科书的说法？

我们真的理解了索翁吗？

出于一种现代犬儒心态，我们能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苦难的宗教感，却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对自由的召唤；我们赞赏萨特对存在的厌恶，却反感索氏对制度的批判。我甚至怀疑，如果不是用心灵去感受，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过俄罗斯文学，它的真挈和质朴，深度和广度。

乐感文化培育了我们不具痛苦的本能。在我们的意识中，生活与文学从来都是两码事，故文学也不以认识人生为鹄的。面对现实，中国文学往往是轻盈的转身。它是一种调剂，一种慰藉，是藉着外界影像来抒写胸中的情愫，而不是生命的写实。更现代的作家也是着力表现个人对周围环境的细腻感受，对生活的真相却漠不关心，就像索氏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因而他们的作品，无论技巧多高，做工多好，最终也会如这位老人所说，充其量是“在浅水中游泳”。这些作品因其自身的肤浅和虚假，注定了毫无价值。

文化固无高下，认识却有深浅。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说，“心灵”才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人物，是它的全部实质。这个心灵看上去一点也不有趣，缺乏理性，招人反感。即使如此，凭着敏锐的文学感觉，她仍然由衷地折服于俄罗斯文学对人性的洞察力，近乎严苛地认为，与俄罗斯作家相比，英国最有名的作家都变成了虚饰和欺骗。如果她还活着，她会喜欢索尔仁尼琴的。而我们呢，不断责怪没有文学大师出现，可面对真正的大师，却相逢不相识。

索尔仁尼琴熬过地下写作的岁月，就像 神话中的勇士从海底走出。他的祖国完全理解他，用了半个世纪。中国读者真正理解他，看来还需要时日。就像陈丹青谈到鲁迅时所说：重要的不在于鲁迅是谁，而在于我们是谁？我们愿意被他照亮吗？

面对此次获奖，索尔仁尼琴意识到自己已经处在生命的尽头，荣誉对他其实早已不复重要，他在答辞中再次提到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是与遗忘的斗争：

在我们国家经受的残酷的、黑暗年代里的历史材料、历史题材、生命图景和人物将留在我的同胞们的意识和记忆中。这是我们祖国痛苦的经验，它还将帮助我们，警告并防止我们遭受毁灭性的分裂。在俄罗斯历史上，我们多少次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坚韧和坚定，是它们拯救了我们。

我们能否告慰作家，我们也听到了他发出的历史的声音？

 

最近中国爆出山西一些窑厂灭绝人性使用青少年奴工的问题，引起海内外民众的普遍义愤。实际上据大陆媒体零星报导，青少年奴工现象已经在中国存在至少十年以上，可是一直未能进入公共视野，一直未能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中心。

日前与一位台湾记者朋友谈及此事，我问他台湾存在不存在类似的问题，他回答说，决无可能。我问，为什么？他说，一是台湾普通老百姓不像大陆社会这么麻木，对诸如此类的现像他们不会这么视而不见，似乎只要不是自己的孩子，是死是活他根本不关心；二是台湾媒体完全自由，每天正发愁找不到新闻呢，这样的恶性事件，不可能逃出台湾记者尖锐的眼睛。如果台湾哪个老板敢做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台湾媒体早炸锅了。

这位台湾朋友还说，莫说像奴隶一样使用童工，即便是青少年沿街乞讨这样的现象，台湾媒体也不会放过呼吁救助的责任，无论官方民间，台湾都不会让孩子们这么流落街头。
  
这位朋友的一席话调动了我在台湾的经历。去年六、七月之间和今年四、五月之间我两次去台湾，停留的时间加在一起恰好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台北、台中、台南都去了。的确，无论在哪里，沿街乞讨的孩子我一个也没有碰到过。可是回想一下，同样的现象无论在中国的那个城市都是打头碰脸，随处可见。

写到这里，我的内心不禁喷涌出愤青的情绪：就凭中国这黑窑之黑，国台办有什么脸面跟人家台湾交涉回归？就凭这黑窑之黑，北京政府有什么资格在台湾政府面前装蒜称大？就因为你有导弹吗？有导弹往你姥姥家捣好了！据说胡锦涛、温家宝、吴邦国、李长春都对山西黑砖窑作了批示，可是不想办法开放党禁、报禁，你们的批示就全都是假惺惺。

首发ＶＯＡ

 

山西洪洞县爆出黑砖窑丑闻，黑心窑主强迫拐骗来的农民和孩子作奴隶劳动，骇人听闻。一时间人们想起那句老戏唱词：“洪洞县里无好人”。可是，这种罪行决不仅仅发生在洪洞，也并非仅仅发生在山西，而是在中国普遍存在，这句戏文就要改改了。

得知山西黑砖窑之事，国人无不发指，媒体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笔者却想起多年前的一桩往事。1999年，笔者应邀去中央电视台公干，在一间小屋子里，央视同行请笔者观看一部“内参片”，说是内容过分“敏感”而无法公开播出。这部片子是央视记者暗访广州收容所。在广州火车站，只要看你像个来打工的外地农民，就立即被送进收容所。你想出去吗？好，给你在广州的亲戚、朋友打电话，如果有人来认领你，交1500元钱可以走人。这1500元是什么费用？分明就是拦路抢劫！

能让人抢钱还是幸运的，多数农民进城后人生地不熟，哪有人来领？他们又被装进火车，运到湖南株洲。这里看起来早已成了“劳动力市场”，湖南各地农场只要交50元就可以带走一个人，廉价到还不如一条狗。记者追踪到一家农场，看到手持大棒的监工押成队的农民在干重活，不时打。问这些是什么人，监工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就是些奴隶呗！”记者看到其中有孩子，趁吃饭机会悄悄问他多大了，“14岁。”来这里多久了？“半年多了。”记者再按照农场的登记簿上的身分证号码返回广州收容所查证，许久，回答说从来没有收容过这些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这些农民等於一下广州火车站，就“人间蒸发”了，他们的家人再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最让我震惊的是，这是公然在贩卖奴隶，而卖和买都是政府行为！

如此滔天大罪怎能不受严惩？此后若干年，每逢央视同行，我都要问“内参片”上送中央领导之后有什么下文。回答是没听到有任何下文。对如此暴行熟视无睹，以致2002年广州收容所发生打死大学生孙志刚简直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些丑恶行径并不注定会发生，因为只要你还是人，就会明白这是不能干的事，不需要什么法律知识。可还是发生了，不断在发生，山西地方官员不知道这是黑砖窑吗？早就知道，然而这不过是给了官员“罚款”的机会，只要交钱就听之任之，这和黑社会收保护费又有什么区别？

说到底，还是政权的性质问题。山西发生这么严重的治理危机，有没有一个县级官员为此引咎辞职呢？没有！更别说省级大员了。为什么？因为人民手中没有选票，不能决定官员的任免，无法强迫政府和官员“为人民服务”。专制体制只能使官员腐败、麻木，逐渐丧失天良，最后导致“官场里面无好人”。政治体制再不改革，可以断定，比山西黑砖窑更丑恶的事情还会层出不穷。

 

2006年是伊朗总统内贾德频频发飙的一年，他以拥有丰富的石油为武器，向美国和西方挑战；他学习北韩暴君金正日，以强硬的态度对世界进行核讹诈；他的最极端言论是对以色列的恶毒攻击，不仅声称应该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而且公然否认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然而，伊朗民众并非傻子，全然看不出内贾德的一味逞强，获益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声名鹊起，而受损的却是伊朗的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内贾德在伊朗国内的声望大幅度下降。

2007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大出风头的一年，他也像内贾德一样，依仗着石油武器来挑战美国和欧洲。先是在德国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普京以咄咄逼人的反美言论让世界震惊：他谴责美国是一个傲慢危险的超级大国，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造成中东的不稳定，滥用武力使“人人自危”。继而在八国峰会前夕，针对北约东扩和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普京更是出语惊人：“别逼我用核弹检验真理！”让欧美闻到“新冷战”即将开始的味道。

而曾几何时，布什和西方盟国似乎忘记了普京的克格勃背景。

靠叶利钦的扶植当上俄罗斯总统的普京，他在第一任期内做足了亲西方的功夫，也获得了西方政要的普遍好感。2001年普京与布什会面，毫不吝啬地相互夸奖，美俄关系也似乎开始了蜜月期，双方将合作解决诸如导弹防御、核扩散、能源安全和贸易不平衡等重大的世界问题。布什甚至宣称：透过普京的眼睛看到一颗可信赖的灵魂。然而，随着俄罗斯经济复苏和国际油价飞涨，普京让布什看到的却是一颗“克格勃”灵魂。

进入第二任的普京之所以突然变脸，在某种意义上源于他的好运气。在普京第二任期内，经过阵痛的俄罗斯经济开始复苏，特别是国际石油价格的飞涨复活了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让俄罗斯有资本玩弄石油外交；大把的黑金，让俄罗斯还掉了债务，解除了国际金融组织的束缚；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美欧裂痕和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失误，似乎让普京看到了重新扮演分庭抗礼的超级大国角色的希望。借助于国内的大俄罗斯主义情绪的飙涨，普京越来越露出“克格勃”的真面。所谓“普京主义”，无非是对外反美和对内独裁。

在对外关系上，普京煽动了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创造了一个富于侵略性的反西方青年团“NASHI”，几乎在所有国际问题上与西方对着干。他企图遏制中亚的“颜色革命”，甚至动用“天然气武器”要挟乌克兰等国；他拉拢北京政权，庇护伊朗的核计化，在六方会谈中偏向北韩，阻挠关于科索沃独立的欧洲提议；他放肆地攻击美国和西方，声称要把巨大的石油财富作为反西方的武器，甚至扬言要把核武库重新对准欧洲。

在国内，一方面，普京逐渐控制了议会，把地方大员的任命权收回到中央政府，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也逐渐向总统集中。普京时代，甚至已经复活了苏联时期的领导指令办案，只要普京或他的亲信给检查官或法官打个电话，案件的审理结果大都会让总统满意。

另一方面，普京严控媒体、打压异见和压制民间组织。尤克斯前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之所以受害，就在于他敢于挑战普京的权威。为此，他付出了倾家荡产和身败名裂的代价。更有甚者，2005年10月，勇敢的记者安娜•波利柯傅斯卡亚，只因指责普京破坏俄罗斯民主而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在家门口，激起了西方舆论的强烈关注。但至今为止，杀死她的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外界也不知道俄罗斯警察是否在努力缉凶。

现在，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正在一天天走向独裁，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严重萎缩，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也受到严厉的限制，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司法对待，非法闯入民宅进行搜寻和抓捕的前苏联恶梦正在卷土重来。新世纪的“普京主义”，虽然还不是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但越来越像沙俄时代的独裁。

难道俄罗斯正在步入又一次轮回？

20世纪初的俄罗斯，曾有过克伦斯基政权的短暂民主时期，但很快被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所代替，之后，俄罗斯陷入长达七十年的极权统治之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叶利钦的反叛，终于在1991年解体了旧苏联而开起了俄罗斯的新时代。然而，民主化刚刚起步十年，一个前克格勃就当上了总统。普京越来越明显的独裁倾向，不仅在国内开民主倒车，而且反对该地区国家的民主化，西方国家对一个民主俄罗斯的期待正在破碎。

然而，今日的俄罗斯不再是昔日的苏联，民主社会的制度架构已经初步建立，总统权力毕竟能够得到某种限制，定期大选就是横在独裁者面前的制度大山；俄罗斯的民意也不再像百年前那么愚昧，他们决不会轻易交出已经得到的自由。

今日世界也已经不再是二战后的世界，自由西方与独裁东方的制度竞争早已分出优劣胜负，从前苏联帝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东欧诸国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中俄之间也不可能建立起深层的相互信任。更重要的是，冷战时期，正是前苏联的邪恶扩张让欧美结成坚定的盟友；今天，普京的俄罗斯所表现出的明显侵略性，反倒可以作为欧美修复关系的黏合剂。

所以，除非普京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的话，无论普京多么钟情于独裁化的大俄罗斯主义，最终的结果注定是失败。

2007年7月4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本文使用的“血酬”一词，来自吴思的大作《血酬定律》。吴思所说的“血酬”概念，是指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而血酬的价值则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在有偏远山寨可供占山为王或通过造反可以夺取政权的冷兵器时代，血酬意味着有通过流血取得酬报的可能，而以今天政府与民间所掌握的暴力资源对比之悬殊，血可以流，却不会有什么酬报了——仅仅“出一口气”似乎不算是一种现实酬报——但由于出自合法伤害权的潜规则仍如传统社会那样比比皆是，在“出一口气”的意义上借用“血酬”概念，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比“血酬”一词更贴切地反映出丛林社会的最终对决规则。

网络上的语言暴力发泄

2007年5月16日，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同时刊载一则充满血腥的新闻，却又在一小时后被全部撤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碰巧看到了这一新闻：“安徽萧县：交警深夜执勤点遭袭两死一伤/居民称该处罚款频繁昨日凌晨约两三点钟，安徽省宿州市萧县3名交警，在该县青龙镇一交警执勤点遇袭，2死1伤。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昨晚凌晨两三点钟，几名犯罪嫌疑人开一辆无牌照车辆，来到事发地，下车后一言不发，直接用刀具袭击交警，致2死1伤，其中2名死者为协警，1名伤者为交警。犯罪嫌疑人搜走了他们身上的现金后，驾车逃逸。安徽省公安厅于事发后立即派人赴现场调查。

青龙镇属于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四省交界处，与河南省永城市距离两三公里，311国道穿过青龙镇，过境车辆较多，并有大量往安徽运输石子的河南货车。据当地居民反映，由于萧县交警队于青龙镇设立第五交警中队，并“习惯性地于夜间查车，罚款频繁，如开票，罚款200元，如不开票，罚款100元”。因此，引起了很多司机的不满。“

由于这一案件并未告破，记者在报道中所暗示的“交警乱罚款引发报复”的揣测难以被证实，不过短短一小时内，网络上的大量跟贴却颇值得玩味：“我承认我很没有良心……看了这条新闻，我为什么这么开心？”

“逼上梁山啊。”

“不满就杀，痛快！好像群雄争霸的‘核械’时代到来了。”

“不同情，不支持，不反对。”

“两死一伤？怎么还有一伤？哪路的兄弟，下手不够专业啊。”

“带了一个好头！”

“萧县民风彪悍，这几个当警察的也不是好鸟，杀就杀了！”

“‘合法’剪径， 与强盗无异， 偶认为杀强盗是属于正当防卫。”

“我一点都不同情，如果这事发生在我们这儿，我一定喝几杯去。”

“唉，我怎么看了这个新闻后感觉挺痛快哩，这是怎么回事啊。”

“兴奋，不知道为啥，看见穿制服的就头痛。”

“各地捷报频传：一面包车撞死广东省交警总队3名交警。”

“明明杀的是狗嘛。你们这些不明真像的群众，不要信谣传谣！”

“到了那个世界，记住不要再作恶了。”

……

事实上，两名交警被犯罪份子杀死之后，又遭遇了一次网络上的语言暴力，这种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发泄性语言暴力，在贵州兴仁县县长文建刚被杀之后，在甘肃省临夏州法院法官陈明义被杀后都曾发生过。而几乎就在宿州萧县交警被杀的同时，宁夏自治区银川的一名城管队员被未成年人一砖头击中后脑，差点再次上演北京海淀城管李志强的悲剧：“2007年5月14日下午，银川市丽景南街昆仑建材市场店外，城管队员强制搬运一家要整改的店的经营设备，遭到该店女主人阻拦，该女子未成年的儿子随后将一块断砖砸到城管队长仁建军后脑上。任建军头骨爆裂，至今昏迷。”

对这一事件的网络评论同样显示网络民意的一边倒：“有志不在年高！”

“英雄出少年”

“有出息，反抗暴政，就要从娃娃做起。 ”

“如此朝气蓬勃，希望寄托在这一代身上。”

“我看到希望了！有了这样的小英雄中国的未来就有希望了。”

“新一代的中国人在茁壮成长，一个伟大的时刻在倒计时……”

就在仁建军被砖头击爆头骨的前一天，辽宁锦州的一位城管也被小商贩杀死：“5月13日下午4时许，锦州北镇市城乡建设管理局监察大队葛晓东、卢伟等3人在北镇市二高中门前与一个卖煎饼果子的摊贩发生冲突。男子一把尖刀刺向葛晓东的腹部，尖刀穿过小腹部、将肠子穿破。又将尖刀直刺进卢伟的胃部，刺到主动脉，鲜血喷涌而出，卢伟后因伤势过重死亡，另一位城管及时逃走。”

跟贴同样充满杀气：“除暴安良的好汉，赞一个！”

“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有血性的汉子！！！”

“好消息不断”

“立功啦，立功啦，小贩立功啦，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刻你是英雄！”

“人民愤怒的时候，就是黑暗结束的时候。”

“当绝大多数人对未来不抱有任何希望、也没任何希望时，星星之火就可燎原，该发生的就一定要发生！”

类似这样的新闻及网络评论实际上已不新鲜，有心者上网搜索一下，可以看到更多案例，而且，这种事件正以越来越高的密度显现在我们面前。平心而论，以上案件中被打被杀的执法人员即使执行公务中存在野蛮执法行为，也罪不当死，他们是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为什么网络评论却一点同情的声音都没有呢？

官吏手里的合法伤害权

吴思发明的“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极度精辟地反映了这种民意产生的客观情势。“造就潜规则的力量，低成本伤害能力，在官吏手里就是合法伤害权。”伤害不一定通过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却总是以背后的国家暴力为依托的。这种合法伤害权不是国家权力公开赋予的，但在实际执法中却是大量存在的事实。于是有人主张将这“合法伤害权”的概念改为“低成本伤害权”，官员借助手中的权力，以国家暴力甚至是法律的名义为恶，却几乎不会受到惩罚，久而久之，合法伤害权——或者说低成本伤害权——就成了一种被广泛使用的规则，以交通违章中的罚款为例，许多地方的交警部门在笔直开阔的大马路上设置限速40公里、乃至20公里的标示牌，却又不将标示牌放置在醒目的位置，就是典型的构陷入罪，据《三湘都市报》报道：《湖南郴州25公里路设40块限速牌 交警涉嫌乱罚款》。据一位被罚款的律师李国宾观察统计：今年4月4日，3个小时内，在他被交警部门指其违法超速的“郴资桂”高等级公路176公里处，就有340辆车通过这一路段，无一辆车不超速。如果按每辆车罚款额500元（偏低水平）计算，此路段交警一上午便可罚款17万元。合法伤害权的威力由此可见。在这种合法伤害权面前，被侵害者几乎无能为力，因为交警可以端出真真假假的法律依据，如果被伤害者不服，可能被当场处以更重的处罚。于是，多数人是以认倒霉的心态交钱了事。祇有当身为律师事务所主任的李国宾将交警告上法庭的时候，“合法伤害权”才成为“低成本伤害权”，法庭判决撤销郴州市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五大队对李国宾超速罚款500元、扣驾驶证6分等处罚决定。问题是，身为律师的李国宾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社会背景讨回公道，其他人呢？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国宾讨回的罚款，可能尚不足以支付案件诉讼费用，从经济损益上说，这是一笔不划算的诉讼，因此，判决表面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际上仍然为交警提供了“低成本伤害”的权力——换了你，你会费力劳神地去打这样的官司吗？一般受侵害者在被侵害后的感受，往往是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任何国家中执法者尤其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使用暴力，合法而适当地使用暴力本无可厚非，但当“合法伤害权”的潜规则盛行时，这种合法伤害权所威胁的，往往就不祇是受侵害者的所谓“生存权”，而是生命权。2007年5月9日，《湖北日报》刊登新闻：《男子持刀追刺110巡警遭枪击身亡》。仅仅时过几天，这一新闻却被另外的报道所质疑，该报道称，名叫彭波的男子实际上早已举手投降，但6名警察却未在这时进行抓捕，而是要彭波跪下，彭波不跪，于是继续遭到攻击，身高1米84的彭波挣脱之后逃跑，匆促间抓起拿起一把铁勺，朝追捕的民警冲去，民警掏枪与其对峙。彭波当时情绪激动，指着自己脑门嚷，“有本事就一枪打死我！”随即，彭波举起勺子欲攻击民警，举到半空时，民警开枪，一枪将其击倒。20分钟后，待救护车赶到时，彭波的血已停止流出。对此，网友提出三点质疑，对彭波与警察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民警为何不直接抓捕？彭波举起汤勺意欲袭警时，警察为何不做鸣枪示警，而是直接将其击毙？彭波在被枪击后，命在旦夕时，路边警车为何不及时出手相救？

如果报道属实，6名警察几乎就是变态狂式的杀人犯，中国是一个限制枪支的国家，这就决定了警察在执法中面对的理论风险大大小于允许持枪的国家——彭波手里拿的祇是一把铁勺，在6名警察面前，根本就不具备什么攻击力。如果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上，警察都可以随意使用自己的执法权，那么，我们可以想像这种“低成本伤害权”的使用范围之广，这一点，更有大量的现实侵害为证。几年前，网络上流传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位青年摊贩的煎饼摊被城管摧毁后，破碎的鸡蛋流了一地，而长相清秀英俊的小伙子正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这张照片清晰地预示出今天的城管屡屡被杀死杀伤的现实，当执法者可以随意执法，完全不体谅弱势者的生存艰难，而其背后的政府却不能或者不愿约束这种执法中的合法伤害权，此时暴力的反抗就祇是一个概率问题了。

绝境中的血酬：生命权被极度侵害

除了现实利益之外，人活着是要有尊严的，对低层民众来说，为了谋生的需要，在执法者面前可能会低眉作笑，千般逢迎；但尊严的概念即使在最猥琐的人体内也被保留着，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体现，于是，当他的生存权乃至生命权被侵害到无以复加的时候，砍刀、砖头都可以成为反抗的武器，不争馒头争口气——这是否也是一种绝境中的血酬呢？

由于传统权力的单向结构，仅靠政府的力量，是无法将执法者的执法行为约束在法律范围内的（即使政府有这种意愿），在有效监督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执法者为了部门或个人利益，以法律的名义行不法之事，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政府广泛地赋予了执法者权力，却祇能任由执法者借政府权威谋私利。一旦这样的侵权事件发生，民众的维权成本之高，会使之望而却步。有点社会关系的受侵害者，尚可利用社会关系求得一点公正，而完全的弱势者如漂泊北京的小贩崔英杰，除了认命服输，恐怕也祇能奋起以暴力反抗——在激烈列冲突的状态下，尊严意识很容易演化为暴力冲动。祇有暴力才能暂时遏制“合法伤害权”的肆虐。

于是，没有酬报的血酬就屡屡发生了，如果说有酬报的话，那酬报就是争了一口气，如果上文中所说的彭波知道放下刀子后还要遭受警察的羞辱，他可能会在刀子在手的时候真的刺向警察，那样一来，他可能又会成为一个被网络民意叫好的“英雄”。

今天，当人类活动越来越趋向于频繁，当经济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如果任由“合法侵犯权”或“低风险侵害权”的潜规则存在，它很快就会成为普遍的社会规则——有哪一个小商贩见到穿制服的执法者，第一反应不是低头哈腰、必恭必敬呢——但在这种普遍规则当中，必有小概率的意外发生。这就是血酬发生的社会背景。

吴思在接受采访时说过，终结潜规则的有效手段祇能是民主。民主意味着民众和媒体对执法者的监督，这就使政府无法成功对执法者加以约束的问题不再成为问题。当一个执法者明白他的恶意执法不会有“低风险伤害权”作保障时，他绝不会傻到以把自己搭进去为代价而随意侵害弱者。

我不相信越来越频繁的袭警、杀城管，杀官员事件会直接导致一个政权的倒台，民间暴力不能改变现代社会的基本走向，祇会造成越来越多鱼死网破的悲剧。但这种暴力反抗会严重弱化政府的执法能力，降低全社会的运作效率，并为“无直接利害冲突”创造条件，增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最终为“天鹅绒革命”提供充分的舆论基础——那些在网上为警察和城管被杀叫好的网民，很可能就是明天涌上大街的人！因此，政府与其赋予执法者在专制政体下几乎不可能受约束的权力，不如主动开启民主政治的大门，使社会循着理性、稳定的健康路径转型。既然“和谐社会”的目标已经确立，就祇能以民主理念改写全社会服从于潜规则的历史，使人们不再生活于仇恨和对立之中，使权力与权利和平相处，否则，和谐祇是镜花水月，我们这个社会将面对的，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严重的冲突。

首发北京之春

 

中国的惨祸太多，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生命死于各种各样的“人祸”——“天下苦秦久矣！”40多年前顾准就说到：现实中的所谓“社会主义”，不过是用大多数民众的痛苦换来少数特权统治者的快乐。尽管今日中国共产党把“和谐”挂在嘴上，泛滥成了“和谐交通”、“和谐电信”、“和谐环境”等等，但都祇剩下欺骗人的空话。再没有比“和谐房地产”、“和谐股市”、“和谐诉讼”、“和谐上访”更反讽搞笑的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胡温时期”的“反和谐”还在继续。

小惠难挡大恶

其实，共产党的道德虚话像几千年伪善的仁政、德治一样，一是与做的相反，二是即便是说，也是颠倒错乱，一到具体政策就不认账、不守信，前言不搭后语、驴头不对马嘴。这尤其表现在农民中国。

先说共产党自我贴金的好事。一是免农业税，全国200多亿，有学者说本来收这笔税的成本就高，得不偿失，还引发太多的官民冲突。免了之后，各地县乡政权千方百计欺骗农民多买化肥、农药，弄得农民们自己种的粮食都不敢自用了，县财政早就通过县里面的官办公司、乡村里的农资奸商，把区区农业税捞回去了，加上教育乱收费越来越放肆——今年“两会”代表唐健的提案说到：1995年大学收费是800元，没过几年是5000—8000元，而此间人均国民收入仅增长不到4倍。唐代表仅仅说到中国教育部的“规范”行为，各地普遍出现的公办学校人为萎缩，例如农村的高中乱收费早已高过高校了。农村公共工程收费名目越来越多，谁还能感受到免除农业税的轻松呢？

二是一些农村实行让农民交15元的医疗统筹，不但毛毛雨而且时有时无、湿一块干一块，当官的倒是占用农民医疗资源越来越方便了。有数据显示，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500多亿元，医药企业每年敬贡给医院、医生的“好处费”也有这个数，此外，医院无偿占用医药企业流动资金1000多亿。这还是在10年来为解决老百姓看病贵而连续22次降价的情况下存在的！“据卫生部调查，农村地区儿童疫苗的接种率在不断下降，计划免疫建卡率从1993年的87%下降到2003年的56%，三级预防保健网破裂，慢性病上升，农村血吸虫病、肝炎等疾病的预防无人问津。在农村，前两位的慢性病也就是循环系统疾病和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病率，从1993年的1.6%和2%上升到2003年的3.1和2.5%，农村因病致贫或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总数30%以上，有的地方占70%.”实际情况远比卫生部的调查严重。光是城市、工业扩张造成的污染转移，相关农村的卫生恶化就已经异常惊人。

三是建设新农村正导致新罪恶。很多地方这两年实实在在地出现了疯狂再造新镇、新城的运动。相对不穷地区的数百万农民，原来的“别墅”被推毁了，拿着几万块钱住进了百来平方米的新房，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若干年来，共产党官商勾结的房地产圈地运动，造成了6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除靠近香港的政治窗口地区尚可外，多半沦为赤贫，如今建设新农村运动，连政治窗口地区也遭横祸了——中山市委宣传部长丘树宏的文章披露：在珠三角，“泛城镇化、泛居民化倾向，给新农村建设带来较大障碍。有的地方不顾现实条件，片面地追求城镇化率，盲目推进‘村改居’进程，驱使广大农民‘洗脚’进城。”这一点，秦辉先生早在批判费孝通的小城镇策论时，已经指出是苏联集体化中的一大罪恶了。

满脑子传统政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胡锦涛们，对此能不负责吗？

抽水财政恶甚行业垄断

方方面面、里里外外掏空老百姓，是中国主要的“发展现状”。垄断行业基本上干的是这勾当。以电信为例，从5000多元开始的电话初装费，到月租费、到高额营业费、各种特殊功能服务费（例如完全可以取消的来电显示费、手机漫游费等等），简直可以说是黑社会式的抢劫！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阚凯力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仅仅在上半年6个月的1370亿元收入中，税后净利竟然高达302亿。相比之下，全世界电信运营商的利润率没有一个超过10％，而美国最大的移动运营商的利润率仅为1％。

垄断行业之外，最可怕的垄断是竭泽而渔的政权性垄断，这个垄断比垄断行业更让老百姓贫困化。长期以来，共产党一边干脏事一边说漂亮话，什么控制好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啦、一边建设一边生活啦、把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啦，全是骗人的鬼话，是习惯性政治谎言。事实是共产党长期是、今天还是实行的压榨经济——“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收入3.9万元，预算外财政收入5000亿，加上国有部门企业当年盈余近1.1万亿和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6000亿，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高达6万亿，接近占到GDP的30%.……中国的高储蓄实际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储蓄在大幅度增长，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在高达44%的储蓄率当中，政府的占比高达21%”。这导致政府及政府主导投资趋势近些年明显上升，按照2003年资金流量表测算，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投资份额的1/4左右。而这一比例在近三年可能以更为惊人的速度在上升。“中国的‘高投资’问题远非规模之忧，实则政府主导的体制之虞”。“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从1998年的145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18784亿，年均增长37%；财政收入从1992年的3297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37636亿元，增长11.42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9%，这还不包括应该计入财政收入的社保收入和土地收入，并且还有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的预算外各种收入（引者按：每年3000亿的此项巨额收入都被官员们集体私分和挥霍掉！）；全国城镇职工工资总额1990年到2005年，不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14.6，扣除则为12.5%，并且城镇职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率，1990年为15.9%，到2005年下降为10.75%”。（“工资总额是现值”，GDP则扣除了物价上涨因素）城乡居民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则分别增长11.4%和7.3%”。“农民工工资改革开放以来到2006年名义增长率年均祇有3.5%”。（同上报2007年4月26日周天勇文）

重庆市常务副市长黄奇帆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说：目前近6万亿的财政收入已经占到GDP的近30%，1993年祇占12.6%，照此速率再过10年将达到40%，而折旧总要占个10%，企业利润总要占百分之十几，那就占60%多了，我们的消费祇占了40%，而且还在以每年1—2个百分点下滑，美国还占50%呢。从1993年开始的分税制是是老百姓的收入越来越低的“反向调整”。

原来中国老百姓受穷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党政权的财政至上！共产党财政永远是填不满的无底洞、永远的紧缺财政、赤字财政、欠债财政，养着那么多专与人民作对的党的官、政府的官、人大的官、政协的官、工青妇等等不是官的官呢！“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而近几年“仍以年均23%的速度增加”。尸位素餐的官们总要摆出些做事的架势来。做些什么事呢，说谎、腐败、镇压老百姓之外，无非是征地造楼、拆迁扩路、上一个比一个大的工程，通过滥用财政让GDP数字好看些，好看了又可以当官、升官，当官、升官了接着无非是再干这些，什么县长、市长、省长，都不难当，不就是一个吆五喝六、出席开工峻工仪式的工程队长嘛！据专家研究秦始皇开始造的长城，从未发挥过军事防御作用，今日共产党造的军事的经济的各类“政绩长城”，其昏聩让历代帝王汗颜。

《中国经济时报》2007年3月19日记者报道：“十五期间”中国投资率从38%增长到43.36，消费率从59.77%下降到52.14%，2006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49.9%，消费却祇有35.7%，是历史的最低水平。“从2002年到2005年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

政权垄断下的增长罪恶

戳穿政治妖娥最有力的是两样东西，一是人们的本能、感觉、感受，也就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事实，二是有良知的学者们的观察。中国老百姓的日常感受早就明确判定了共产党统治集团是什么东西了。随便在哪个社会角落，人们都知道杀人放火的强盗土匪是最坏的，可是，听听人们怎么骂共产党的吧，更刺耳了。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也可能有一时的糊涂、犯晕，但就是发高烧神志不清，共产党是什么东西也能说个七不离八。朱厚泽曾在第一时刻说，没有“权为民所授”就不可能有“情为民所系”……事实证明了朱厚泽是对的。

很多人不动脑筋说：共产党很重视发展经济了。请看事实：共产党永远祇重视手中的权力，由此，它就不得不成为经济发展的祸害！张道航先生说：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劳动力需求的水平，在动态意义上主要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经济增长速度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它不仅可以对此前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作出诠释，也被此后日本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验证。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拉动就业增长约0.4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初，能拉动约0.3个百分点；到本世纪则下降到0.1个百分点。与高增长相伴的不是低失业、高就业，相反却是失业的增加。如果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可以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就业形势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峻。但是由于政绩考核导向等原因，一些地方政府却把最能拉动GDP的大项目作为发展的重点，对能够更多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2006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却可以达到50％以上。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1999年我国个体工商户是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5年间净减少810万户。经济增长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没有明显提升，个体户却消失了许多，这样的增长，“奥肯定律”能不失灵吗？

有作者从汇率问题谈到了共产党危害经济发展的问题：汇率问题往往被经济学家搞得非常神秘，其实，撇开投机因素，从本质上讲，汇率反映的是两国经济效率。今天，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效率已大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保持低汇率，等于我们以透支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把廉价的劳动或财富让渡给西方国家。因此，我主张人民币在不给金融投机家机会的前提下，持续稳步升值，直至外贸平衡为止。内提工资、外升币值，这会不会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是西方的1／20，祇要我们工人素质和生产效率持续提高，即便与西方工资水平比例缩小到1／5，还是有竞争力的。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扩大就业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制造工人低工资、高就业的纯粹外向型经济，绝非良性经济结构。制造工人工资大幅提高，即便就业人数减少（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搬到越南），但他们自己可购买产品、购买服务，这就也可以扩大二产、三产就业，并提高全社会的生存质量。

这位作者的部分阐述被学界称作“卖方借贷”。卖方假如没有钱的话，卖方借给买方，但当然有利息要求，没有利息要求的“卖方借贷”必然有鬼。我这里发明一个“买方馈赠”吧。就是卖方的所卖本来就是买方送给卖方的。当然不合理，但如果是买方真正心甘情愿送给卖方的，且买方不是赠送方，不像中国贪官收受的贿礼那样的，也情或可原。中国官方的一切都是中国老百姓的“被迫赠送”，但回过来要用之于老百姓了，却还要老百姓掏腰包，这就如同强盗绑票要赎金了吧！

长期来中国共产党自吹自擂的第一大泡泡是引进外资与出口增长。连国外经济学家（例如最近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巡讲）都忍不住揭露说：这是“卖方借贷”。什么外商投资？一是流出资金逆超；二是假外商纯属贪腐洗钱；三是一开始外商就被迫成了经济帝国主义——共产党的超级买办主义造成了卖国。而出口厂商竞相压价、政府怂恿下的劳工血汗工资造成的出口商品超级低价，这一中共商业部沾沾自喜的顺差业绩，无异于没有利息还倒贴利息的超荒诞“卖方借贷”。2007年3月19日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报道：2006年中国GDP的80%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这个出口人家是不对自己的企业征税的，中国要征，退税比例低而且还不能兑现。到了人家那里又遭遇反倾销等等的措施，这样的情况下又是低价，劳工们的工资可想而知！刘煜辉先生说：“如果将中国劳动力与人均GDP的比例设定为100，那么，马来西亚的比例是114，韩国为132，泰国为157，菲律宾为203.”党国英先生也谈到：中国一般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占GDP的比重从上世纪80年代的17%左右跌到了现在的12—13%.这一比例在发达市场国家一般为50~60%，一般发展中国家也达到40%左右。

关于普通工人，除低保家庭的生存困境外，就是约5000万原国企退休职工退休金过低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由“退休职工双轨制”造成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剪刀差”问题。在2000年至2004年的5年间，全国企业职工的退休金以年均6.31％的速度缓慢增长，而机关和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增长速度分别是13.45％和11.67％。国有企业老职工，为国家建设和国企改革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现在，他们的退休工资却仅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1/2—1/4，这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大，祇要政府下决心，按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计（人均年退休金增加到约1.3万元），每年拿出2500亿就可基本解决问题。这2500亿从哪里来？杨先生下面说到的办法一点不难，也不仅是杨先生这样说：其一，从行政开支中节省1000亿。目前，行政支出高浪费已是各界批评的对象，有人估计，2005年政府用在公款吃喝、盖豪华办公楼的财政支出便在1万亿元以上。其实，各级政府之所以能如此豪华开支，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钱。减少行政事业经费，就可迫使政府节约，公车浪费、公款旅游等问题都可部分解决。其二，从国企红利中支出1500亿。国有退休职工原本就服务于国企，用国企红利回馈他们，属“正当防卫”。其三，如以上路径不通，则完全从国债中支出。

古人说：莫以善小而不为。共产党就是这样的东西，它不愿意做的好事，再小再方便也不干，让老百活生生憋死也在所不惜。什么“群众利益无小事”，恰恰是群众利益再大也是小事甚至不算事啊！杨曾宪应当也知道的，他进一步说到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不同酬”，同类工作岗位的月工资可差500至800元。如果加上城市的各种社会福利，差距更大。南方一些城市，20多年来，当地人工资上涨十多倍，农民工工资却长期“稳定”。谁来可怜工人，更有谁来同情更可怜的“农民工”，指望压迫者么？与虎谋皮吧！

在“和谐社会”的谎言背后，我看到的祇是中国老百姓真苦！共产党烂透了，中国越来越混乱了。

首发北京之春

 

陈树庆，吴鹏飞，一个是民间维权人士，一个是中共集团高官；一个是敢言敢做的勇士，一个是藐视人权借助权势公然与人民权利为敌的懦夫；一个是为民为国不惜英勇赴难的爱国者，一个是叛宪乱国的罪人。两者人格人品不在一个档次，两个名字本不相干，但是一份《杭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却把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给联系到了一块。

吴鹏飞何许人也？查询其简历如下：吴鹏飞，男，1954年6月生，浙江青田人，1974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省委党校研究生，曾任绍兴市委常委、公安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2004.10-2004.11中共杭州市委常委，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2004.11杭州市委常委、杭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警监，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

这样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习染了红卫兵劣根性的，没读过几天正经书的红卫兵当代继承人，却把一位深明大义的硕士网罗进了监狱。

在署名吴鹏飞的编号为“杭公诉字[2006]225号”的《杭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中，这位“拘长”指控陈树庆因写作并在互联网上发表《捍卫谁的主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反人类判决书——评许万平先生的刑事判决书》等文章，参加北京律师高智晟发起的全球反迫害接力绝食活动，因此，“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这两个指控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共一级警奸根本没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放在眼里！写作并发表文章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结社、游行、集会、示威，同样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可是，就是这样宪法明令保障的人权，这位“一级警奸”却胆敢凭手中掌握的权力公然侵犯！

让我们记住这个已经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的令人尊敬的名字：陈树庆，也要记住这另一个以迫害人权为业的可耻的名字，吴鹏飞！在记住这个可耻姓名的同时，我们还要呼吁所有主张正义的国家，把吴鹏飞三个字列入禁止进入的人权迫害者黑名单！

在人权已经成为普世价值观的今天干迫害人权的勾当，不论这些迫害者身处何职，不论打着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本质上，都是在与人类文明过不去，都是过街老鼠，都是在犯罪！完全有理由相信，所有的文字狱制造者，所有的人权迫害者，必将遭到历史的审判。终有那么一天，我们将像追查纳粹战犯那样，将像追查红卫兵和“三种人”那样，把包括吴鹏飞在内的所有迫害人权者送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这些签署过《起诉意见书》的人权罪犯，最后必将也收到一份《起诉意见书》。祇不过，在这份将来的《起诉意见书》中，吴鹏飞等人的名字所处的位置，不会在最后，而是在前面，因为给他们签署《起诉意见书》并把他们送上审判台的，是人民！

附：杭州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

杭公诉字[2006]225号

犯罪嫌疑人陈树庆，男，1965年9月26日出生，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汉族，出生地杭州，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九苑22栋一单元601室，文化程度硕士，单位及职业：无。

犯罪嫌疑人陈树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由我局在工作中发现，经审查，我局于2006年9月13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陈树庆于2006年9月14日被我局刑事拘留。2006年10月17日，犯罪嫌疑人陈树庆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被我局执行逮捕，犯罪嫌疑人陈树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现已侦查终结。

经依法侦查查明：

1999年以来，犯罪嫌疑人陈树庆积极参加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活动。同年陈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所办非法刊物《在野党》上先后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的名义发表《捍卫谁的主权》、《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等文章。

2005年3月至今，犯罪嫌疑人陈树庆在我市网吧及住处，连接“博讯”“大纪元”“议报”“多维新闻”等境外互联网站，通过投稿或直接发贴的方式，以“中国民主党人”或“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的身份在上述境外网站大量刊载署名文章，公然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如在《捍卫谁的主权》一文中，陈煽动：我们要的是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法制，使人民能够选择执政党组成政府来捍卫他们人权的主权。我们决不要那些篡夺人民主权、用国民的生命和幸福作赌注去捍卫一个领袖，一群贵族，或一个政党私利与特权的封建法西斯主权。在《应该是访叙万瓶》一文中，该陈煽动，中共执政五十多年来，专利（长时间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一切资源）、行暴（如六四屠杀）、虐（因言治罪、政治迫害）池（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傲（假大空的愚民宣传）；在《一份反民主、反法制的纳粹主义反人类判决书——评许万平先生的刑事判决书》一文中，陈树庆煽动：中国民主党以民主为信念，讨还和捍卫人民与生俱来的各项人身、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争取民意之支持，以期刷新与改革各种制度与机构；在《中共入人权理事会伊始便侵犯人权》一文中，陈煽动：不允许一部分当然的专政（掌握国家政权），另一部分人当然得被专政（被统治甚至被压迫与镇压），民主与专政是矛盾的对立面而不能共存。上述文章发表于互联网上，供不特定人员阅读，后果严重。

2006年2月，北京律师高智晟发起所谓的“全球反迫害接力绝食”活动。陈树庆应北京人员的要求，以短信群发的方式积极鼓动我市及宁波等地的非法组织成员参加，并组织我市8名非法组织成员参加了2月13日至15日为期3天的接力绝食和2月16日的“十省联动绝食”活动。

2006年7月，境外“未来中国”网站刊登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修改的《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7月23日、24日，陈树庆四次在该网站上跟贴，对《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犯罪嫌疑人陈树庆的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书证及扣押的涉案物品等。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陈树庆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之规定，特将本案移送审查起诉。

此致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局长：吴鹏飞2006年12月15日

附：1、本案卷宗陆卷2、犯罪嫌疑人陈树庆3、随案移送物证三件

首发北京之春

Beverly Sills was an ebullient force both on stage and behind the scenes in opera. (AP Photo/Mary Alta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