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这个城市的郊区，驱车过去，单调乏味的路上看不见任何标识。入口隐在离公路大约0.1英里的后方，我通常要不断提醒出租车司机留意左边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错过。拐进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属大门，沉重，镶白瓷砖的拱形边框。门内站着挎长枪的警卫。四周的高墙盘满了电网，最大限度的安全设施。在紧邻大门的等候室，我把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保险箱，然后出示证件，等候传唤。多年探监下来，警官们都认识我了，但仍对我保持着职业性的疏远。我探视的是我哥哥查建国，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颠覆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于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传来的那个时刻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郊外一个朋友家的厨房，喝着现磨的咖啡，浏览那天当地报纸的头条，那是一则关于中国刚刚测试发射导弹的新闻，据说射程可达阿拉斯加。消息最后一段报道了建国的审判。我感到一阵惊讶和愤怒。与此同时，作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国的所谓颠覆行为，是在中国协助组建了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C.D.P）。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于组建和注册一个独立政党。这一切，建国和他的同道们是以完全公开、和平的方式去进行的。现在他们为此进了监狱。

七年前我刚去探访的那段经历相当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特别许可。三十分钟的会面，两三个警卫一直在建国和我的两侧陪伴，包括一个专职监管“特别”囚犯的“特管处”官员。入狱前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两年之前，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他剃了“犯人头”，穿着灰底白色斑马纹的粗棉囚衣，由于严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两眼汪着水，手和脸都是浮肿的，指甲呈紫色，明显严重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电话竟然是鲜亮的蛋黄色，就像儿童用的玩具电话。那些日子，我们的交流似乎紧迫而又意味深长。最初几次探视后，我会见了监狱长，他是一位年轻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礼。（“你以为我们都是青面獠牙的恶魔吧？”他笑着对我说。）我跟他讨论了很多有关建国健康状况的话题。几个星期内，我的两个最主要的请求有了结果。建国乘坐一辆重兵押送的封闭厢车，离开监狱前往一家不错的市立医院，在那里接受了身体检查。随后，他被从那个关押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转移到一间不那么拥挤、比较安静的囚室。

四年前，我迁回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监狱探监，成为每个月的例行事务。我试着和坐在等候室“书桌”后的图书检查官谈天。亲属可以给被探视者带书，但必须经过检查官一一把关，所有“不适宜”的读物会被当场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读物都有可能被拒绝，但一本《哈维尔文集》却通过了：检查官盯着封面上这个神色阴沉的洋人头像看了半天，却不知道此人是谁。

“会见室”是一间毫无特征、整洁的大房间，几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蓝色椅子安置在有机玻璃隔板的两边。你可以看见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园，两个心型的花床。更远处，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楼，囚犯们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每个星期放两次风，每次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看得见看守领着囚犯，一字排开，从那些楼远远地朝这间会见室走过来。

几年下来，我渐渐变成了众多探视亲属当中的普通一员。虽然电话仍被监听，但警卫早就对监视我和哥哥失去了兴趣。时间过得飞快。建国和我像两个不常见面的老朋友一样聊天。我一般先是询问他的健康和大致状况，再报告些亲朋好友的近况。然后，我们可能会谈起他最近阅读的书，或者讨论一下新闻热点，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的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列一张购物单。监狱允许每个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花钱，前来探视的家属也可以在监狱小卖部购买150元的额外食品。这是出于安全考虑，同时也是监狱的一项收入。建国常要我买一盒蔬菜饼干。他在狱中学英语，一位以“台湾间谍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给他些指点。这台湾人的妻子离开了他，从没人来探视。此人特别爱吃这种饼干。

最初几年，我常会问建国他到底有没有挨过打或受过伤。“我和这里所有警官都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他们只是奉命行事。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进来的，从没有碰过我。我号子里的犯人全都互相打过架，除了和我。他们对我都挺尊重。”他还告诉我：点名时若喊他“犯人”，他从来拒绝答应，看守们也就算了。他反对这种称呼，是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罪。他也拒绝干所有囚犯都得参加的体力劳动，比如包装一次性筷子或者类似杂事。但看守们也就随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离开中国。我征询了建国很多次。他不愿意。“我不会离开中国，除非我的进出自由得到保证，”他坚持。我不再问了。建国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门事件后，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力。“一旦离开中国这块土壤，他们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国说。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响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数国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

这话我终究没忍心说出来。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报道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海外，也只是当时有一些媒体的报道和人权组织的抗议，但法轮功事件一出来，这桩公案很快就被淹没了。蹲了将近八年大牢之后，建国依旧坚定无悔，但早已被世人遗忘。

2

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尽管建国随我父亲，但是我和他之间相差八岁，童年记忆中关于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建国上了一所寄宿学校，只在周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们家庭生活的边缘。

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多年后，建国在狱中书信中形容那些周末像是“去别人家里做客”，感觉自己像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说《红楼梦》里的悲剧女主角，从小父母双亡，寄居在舅舅家里，和自己的表姐妹们竞争爱情和关怀。但他母亲——我叫她钟阿姨——说建国从小就胸怀大志。钟阿姨第一次给他讲岳飞的故事，建国仰头看着她，含着眼泪说，“可我太小了，当不了岳飞！”她很震惊。“我没希望他当岳飞啊！”她告诉我。

也许钟阿姨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男孩并非成长在军人家庭，他身边都是学者和艺术家。父亲是一个哲学家，钟阿姨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副校长，母亲是画家，曾拜师齐白石。但建国在一封狱中来信里却形容小学生活“平淡无奇”。给他留下生动记忆的只有一件事：一个周日下午，他在走回学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热烈的语言回忆了一路上怎样和狂风暴雨搏斗，在天地茫茫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湿透，却感受着滚滚雷声和金色闪电之壮美，以及最终到达学校大门时心头的狂喜：他战胜了漫天暴雨狂风，而且是独自一人！

建国不仅阅读量极大，并且是一名出色的围棋手。13岁的时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当时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学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骜不驯。学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却不喜屈从琐屑的权力。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认真阅读了毛的传记，试图模仿伟大领袖：冬天冲冷水澡，读哲学，思考，和朋友们辩论政治和社会的大问题。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动是给学校领导写信，攻击死板的课程设置和小资情调的内容。建国至今为此自豪：在文革爆发之前，他就已经挑战体制，而且是单枪独马。

我的温馨童年也随着文革的暴风雨结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识分子”和“反革命”，家里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学，小学里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学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学冲我扔石头，甚至从楼顶上朝我家阳台上丢粪便。建国却在社会动荡中茁壮成长，成为学校里一派“红卫兵”的头儿。他很少回家，回来时则全副红卫兵时髦打扮：褪色绿军装和军帽，衣服口袋上别着毛像章，臂上戴着红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话中的人物。见了他我有时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两年以后，1968年，建国和一群红卫兵去了内蒙古。他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造中国农村。我父母为他饯行：记得那天家里挤满了红卫兵，高谈阔论，大笑，吃东西，我母亲煮了一锅又一锅的面条，父亲坐在书房里沉默地看着这些年轻人，好像坐在别人的房子里。17岁的建国显然是核心人物，举手投足就像一位战争前夜的年轻指挥官。他告诉朋友们：父亲的藏书里，看中什么就拿走什么。很多书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亲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书《包法利夫人》，此后再无影踪。

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她告诉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

那时候，成千上万的城市青年去了农村，但并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于压力，要表现自己的“革命热情”，另一些则因为城里无业可就。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令人震惊，大部分知青都幻灭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热度减退，知青纷纷回城，当工人，或者到大学读书，不过当时读大学不是通过考试，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

建国不在其中。他在内蒙古农区干了七年，当了村长，很受农民欢迎。他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来抵得上当地人。他和一个北京同学结了婚，她为他留了下来，两人一起在农村过着自己的日子。村民们虽然对建国尝试的各种“革命实践”毫无兴趣，他诚实温暖、慷慨大度的个性却赢得了他们的友情和爱戴。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建国的女儿出生。建国为她取名“继红”。接下来的几年对中国来说是转折关头：邓小平开始掌舵中国，使它转向改革开放。废弃十多年的高考恢复了，我是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之一：当时我下乡不满一年，这个转变来得恰是时候。但建国似乎仍旧执着于以前的时代。他把一张巨大的毛主席像镶上黑纱，悬挂在家里墙上，他常常在像前独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后来告诉我，大约有两年时间，建国都在悼念毛泽东。

建国最终接受了当地县政府的一个职务，为县委书记巴图工作。起初巴图很赏识这个北京小伙子的才干，可建国后来却批评起巴图来，认为他的一项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在县里一次千人干部大会上，建国当面指责，让巴图下不了台。他很快被免职，在审查中被定为“四人帮走狗”。他被隔离关禁闭，只能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迁它地，建国才被放出来。他在地方上先后当过各种小干部，但从此再没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比较文学，暑假回国时去内蒙看他，坐了18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才到了一个尘土飞扬的小车站。在车站等我的那个人，看起来和其他赶着牛车卖瓜卖土豆的当地农民没什么两样。他穿着很土，一口当地口音，甚至养成了没事就蹲着的习惯。他的动作和眼神迟缓，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穷乡僻壤的印记。

建国的妻子最终说服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1989年初了。她是个实际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辈子在农村过穷日子的命运。是她在贫困的岁月里把建国最后一件红卫兵纪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们那个造反派标记的旗帜缝成了被面。现在她决心不让女儿变成农民，可对于建国来说，返回北京等于给他20年的精神历程划上了屈辱的句号。改造农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虚妄的幻想。他没有改变农村，自己却被改变了。

建国回到北京没有几个月，天安门的学生游行就开始了。每天去广场听演讲和唱歌，看新一代学生造反派在行动，建国既震动又感动。二十年前，“红卫兵”的神是毛，而现在的理想青年们穿着牛仔裤和T恤，树立了一个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时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广场。我们碰到的时候，建国很少说话，不过看得出他内心思绪万千。一天下午，我去见一位广场上的活跃人物，约了他一起去。朋友对我笑脸相迎，请我进他们的帐篷，一群学生领袖正在里面开会。建国跟在我身后刚要进去，朋友却皱着眉头拦住了他：“不行，你不能进来!”我解释说，这人是我哥哥。朋友听了大吃一惊。北京生北京长的建国，如今看起来却像一个十足的乡巴佬。而1989年，领导民主运动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势利态度明确告诉建国：靠边站吧，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没过多久，那场革命不再属于任何人。天安门抗议者们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了公开挑战体制的人会是什么下场。屠杀之后，所有政府官员都被要求去看望几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小说家王蒙，称病住院躲过这一要求。他迅速下台了。

在那个春天，《人民日报》记者们曾在长安街上举起过一幅著名标语：‘我们不想再撒谎！’那个时刻弥足珍贵，它表达了群体的勇气。两个月后，他们被迫再次撒谎。一位《人民日报》记者向我描述六四后的清查运动是如何进行的：每个部门都要开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说明自己在整个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么，然后对官方的结论表态。他回忆起十七年前那个场景：“每个人都照做了－－没有人敢说不。那种耻辱你能想象吗？我们所有人马上被彻底击垮了。”

在记者和知识分子中间，短暂的兴奋变成了压抑和恐惧。很多人退出公共舞台，转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学者转向冷僻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代初出现了国学热。我的一位朋友，某杂志主编，曾经主持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论坛，此后一段他把注意力转向古典音乐和饮食研究。

建国对共产党和毛残存的信仰在6月4日彻底崩溃。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他进入了一个漂泊时期。

3

开黑车的司机是一个敦实的男人，长着一张饱经风霜、粗犷的脸，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个下午，我走出监狱小卖部时，他正斜靠在一辆捷达车上抽烟。我是那天最后一个离开的探视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后一口烟，甩掉烟头。

“幸好你还在这儿，”我进车之后对他说：“否则我就得走很远去坐公交车了。”

“我等着你呢。”他边发动车边简短地回答。

我告诉他我在城里的地址。他说：“三十块钱。”我说行，我们就上了路。在那条长长的沥青路尽头，车向右拐弯，开过大堆的建筑材料上了一条公路。从后视镜里看得到不远处一排高大的筒仓耸立在天空下。尽管离城不过40分钟的车路，这里到处都是旧工厂、瓦砾堆、工业垃圾、面临拆迁和“发展”的半荒芜的农庄。我十七岁去插队劳动的村子离此不过几里路。

和每次探视之后一样，我的情绪疲惫而孤僻。我合上双眼打起瞌睡来，直到一阵尖利的喇叭声把我惊醒。睁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车，我们已经下了高速公路陷进市区的车流中。车几乎是在蹭着走。大约是下午4点，堵车高峰期开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机忽然问。

我从后视镜里看着司机：“你怎么知道的？”

“噢，我跟二监的人很熟，我父亲以前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对不对？”

“你知道他们？”

“知道，他们想搞多党制嘛。他判了几年？”

“9年，他已经坐了一半了。”

“有没有减刑？”

“没有，因为他不肯认罪。”

司机朝窗外啐了一口：“他们根本就没罪！但是坐牢管什么用？他有没有跟吾尔开西他们联络联络？”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八九学运中一个很有煽动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数年之后，现在住在台湾：“当然没有！他们怎么可能有联系？”

  “那你肯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叫你哥哥出国，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点枪！你怎么才能打得过共产党？只有武装斗争啊！”

“您这观点倒挺有意思，”我试图掩饰自己的惊讶。“不过那样一来中国肯定又要流血打内战、天下大乱。”

“那才好呢！”司机说。

我很震惊：“可真要打起仗来，最大的受害者还不是老百姓吗？”

“老百姓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机回答说，一脸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当官的和富人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过的又是什么样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来的十几分钟里，我们堵在长安街上，司机跟我说了他自己的经历。他在一个工厂里干了20多年，开始当车工，后来当卡车司机。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们总得给你一部分医疗保险吧，”我说。我想起我的三个高中女同学，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她们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岁的时候因为厂子倒闭被遣散，但后来他们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钱比以前挣得还多，其中两个甚至还买了房子。

  “那保险屁都不值！”司机回答。“真生了病根本报销不了。我现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给他们干了20多年，现在他们就这样把我们给打发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里这些高楼，满街的餐馆，都是为有钱人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什么都买不起！”

在长安街的两旁，新的高楼大厦和巨型的广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论建筑和设计，这个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实现了某些地方官的现代梦。北京城里显然有很多钱，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贫富鸿沟也拉大了。我想，建国这种人也许正是这位牢骚满腹的司机这种人所期待的领袖吧。至少他们可以聚集在社会公正的旗帜下，发泄自己对中国现状的愤怒。

4

尽管六四屠杀唤醒了建国，那一年他却面临着更紧迫的事情：他得谋生！从法律上说，建国和他妻子都是没有身份的“黑人”：没户口，没房子，没工作。更糟糕的是也没什么技能。有一段时期，他们投靠亲戚，在建国的弟弟建一开办的一所成人教育学校里做临时工。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当会计。学校办得挺成功，主要是做英语考试的补习课程。六四事件之后，学英语变得更热门，TOFEL成了申请外国学校的关键所在。建一很快富了起来。这个角色反转实在令人尴尬。两兄弟个性完全不同：在秉性严肃、胸怀大志、刻苦耐劳的建国身边，建一从来像个长了一张漂亮脸蛋的“小混混”：逃学、泡妞、有钱就花在下馆子和享乐上。但在九十年代的乱世里，游戏规则迅速变化，这位“花花公子”却如鱼得水。一开始，他想让建国帮他共同经营学校，但建国拒绝了：他宁可把时间花在阅读和思考上，看大门的好处就是有的是时间。“他老想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一曾这样跟我议论建国。我真不知道建国给这么个弟弟打工干活内心到底是什么感受。

这份工作建国没做多久。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建国频繁搬家，从一处房到另一处，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大多是办公室和公司杂役。他似乎觉得自己的阅读和思考已经相当充足了，该试着干点大事了。1992年后，社会上刮起一股下海热潮，建国也开始折腾起一联串的生意。他倒卖过煤，办过炼油厂，还生产过一种新型稠酒饮料（我尝过，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喝起来就像止咳糖浆），做过商业培训。但无一例外，他总以关门大吉或者辞职不干收尾。到1997年夏天，他被捕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已经有过好几回破产记录了。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混乱，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又和稠酒厂里一个年轻漂亮的内蒙女孩再婚。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和他的生意一起垮掉了。最后建国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和他女儿继红住在了一起。

那时，继红早已改名为慧怡。这女孩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酒店管理，把时间都花在看通俗小说、和女友聊天上面，但她却是个极有孝心的女儿。1998年她毕业后，在高档的京伦饭店找到一份前台的工作，马上把每月工资的一半交给父亲花。建国实在不是经商的料，这一点父女两人心里都明白。那年，建一病死于恶性脑瘤，把他在北京的房子留给了建国。建国总算有了一块可以称为自己家的地方。有了家，加上女儿的经济援助，他终于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那年8月，我收到建国一封长信，笔调怅惘，充满忧思和怀想。建一死时年仅44岁，对建国显然是个震惊和打击。“他走了，我也更紧迫地感到人生的苦短，”建国写道。“昨天是我47岁生日，我剩下的20-30年也会一晃而过？”他开始回首自己的往昔：

“我一生心强命不强。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命运搏斗，咬紧牙，不流泪。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民主理想，退党；为自由理想，辞职，再辞职；为爱情理想，离婚，再离婚。至今是一个在思想上、事业上、经济上、感情上的‘漂流者’……现在中国市场低迷、萧杀，企业多数不景气，中国也在风雨漂泊中，不知走向何方，吾辈何时才有揭竿而起的机会？”

我记得当读信时心底涌上隐隐不祥之感：建国一点没变啊。在一个四处出击、四处碰壁的生意人的内心，埋伏着一个造反者，他在等待着新的宏伟大业和又一轮时机的到来。

我并不知道，建国那时已经找到了他决心为之献身的宏伟大业。几年前，他遇到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徐当年是铁路上的电工，也是“西单民主墙”时期的民运老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解冻期，当时，在北京市区中心的西单路口，人们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墙上张贴了各种油印的政论、海报、散文、诗，这些大字报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和讨论，直到1979年末当局出来整肃和清除了西单民主墙。当朋友把徐文立介绍给建国时，徐刚在监狱里关了十二年被放出来。两人激情澎湃地谈论中国政治，但一开始他们也策划着一起做点生意。其中一个想法是开家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还自封了两个人在公司里的头衔：徐将任董事会的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但这个策划后来也没有了下文：徐指望的投资最终没能到位。

1998年初，中国的环境异乎寻常地宽松——政府正谈判加入WTO；克林顿总统来访。于是各省各地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群体们跃跃欲试，乘机筹划成立一个反对党，名字就定下来叫中国民主党（C.D.P）。徐担任了民主党北京支部的主席，建国担任副主席：当初经商没能用上的头衔，这回两人把它用到了更崇高的事业上。不知是因为无比的英勇还是出于天真，民主党人们决定公开地做一切事情：他们前去民政局为C.D.P.申请注册，在网络上发表声明和文章，和外国记者交流。开头几个月政府容忍了这些行为，但克林顿走后没多久，6月，形势急转直下，第一波逮捕和审判开始了。徐文立被判13年。建国虽未被抓，但每天有4个安全局的人跟着他。他接任民主党执行主席，并且坚持活动：他召开会议力劝剩下不多的C.D.P党员们稳住阵脚；他在网上发表声明，陈述他的政治观点并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他被捕同仁。1999年6月，当警察最终逮捕建国时，他早已一切准备就绪。那一阵他甚至随身带着一支牙刷。

5

“在日常生活里，英雄行为会显得不合时宜，”捷克异见人士LudvíkVaculík在1970年代写过，“英雄主义只是在特殊情境下才被接受，但它不会持久。”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印证了这些话。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仿佛恢复了正常。整个1990年代，新的市场改革启动了，人们的精力全都投向聚敛财富，党为了掌控公共话题设立了一套明确的导向（比如著名的“三T禁区”:天安门、台湾、西藏）。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知识精英群体分化了：一些下海经商，另一些――尤其是经济学者和应用科学方面的专家――以出售专业技能为政府或企业效劳。艺术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努力适应市场。

渐渐地，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产生了，正如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一本书的标题所言：《告别革命》。这本书是由两位80年代的明星学者所著，一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李泽厚，一位是文学批评家刘再复。这两位都是八十年代思潮中影响极大的人物，而那些思潮最终导致了八九学运。

这两人都卷入了天安门事件，结果九十年代两人都居住在美国。然而他们的新书却对激进分子和革命者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望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李刘二位观察到，激进的改革试验最终总是导致灾难或专制。中国太大了，它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不能速战速决。渐进地改良，而不是激进地革命，才是正确的途径。在另一篇文章里，李甚至列举了四个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不可能逾越这几个阶段。换句话说，真正的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是两位聪明、理性并同情自由民主的中国人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很多聪明、理性的中国人当中有着广泛的共鸣，他们认同自由主义，却越来越不赞同激进改革的态度。尽管这本书是在香港出版，但是它折射出内地精英的态度在9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的共识是由许多潮流合力促成。在海外，严重的派系纷争侵扰了流亡民运组织，使之濒于瓦解。而在中国，公众生活的基调是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说，先忘掉意识形态论争、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技术官僚进入政治局掌权，推进市场改革，同时，意识形态宣传家们留守中宣部，压制着批评之声。

这期间，经济持续高速地发展，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使得4亿中国人脱离了贫穷，一个新兴的富裕阶层开始出现在城市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年轻人成长于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潮流，远离政治。作为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他们都是“挺中派”，民族主义在滋长。至于“民主”，倒真不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对这种问题有多少关注。

所以，当建国及其同道在1998年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他们不仅没有看清政府的容忍底线，也没有准确地估测到国人的心理。最主要的是，他们缺乏深厚的社群根基，既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也未与精英阶层进行沟通，连与其他的自由主义者和改革者也极少联系。一些人，比如徐文立，有坐牢前科又坚持不服、拒绝妥协，结果被边缘化。他们具有勇气和信念，除此之外却乏善可陈。一些人，例如建国，曾去经商创业，试图做些“建设性”的事情，但一无所获。简而言之，他们是一批在新时代迷失的人。

起初去探监的时候，尽管建国不说，但我看得出他很在意外界对于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遭遇的反应，所以我努力传达给他一些我所能寻觅到的“正面消息”。他的眼睛会随之一亮，或者神色庄重。但随着CDP越来越少见于新闻媒体，我的任务也变得越来越艰难。2002年底，徐文立这位明星异见人士在圣诞前夕以保外就医被释放并立即飞到美国。这之后,有关其它C.D.P坐牢成员的报道几近消失。

有一次，在等候探视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家属聊了一会天，她是来看她弟弟的，他因为杀人被判了20年刑。“他开了一个餐馆，别人欠他的钱，”她解释说，“他太年轻、太冲动。”她问我：你哥哥做了什么，当我告诉她原委之后，她惊讶极了：“组党？”她盯着我上下打量仿佛我讲的是一个外星故事：“咱们国家还有政治犯啊，我一点不知道！我以为都是为钱关进来的呢。”最后一次我在主流媒体看见CDP被提及是在2002年三月，那是《纽约时报》周末杂志的封面头条。这篇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约翰·卡姆，他曾经是一个美国商人，后来变成了一个全职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家。此文以非常轻蔑的口气提到CDP，称它为“由几百个没有牙齿毫无打击力的成员结成的一个组织，所写的文章只是彼此读读而已”。

读到这段话，我的心都疼得抽紧了。被称作极权国家“颠覆者”，CDP成员们可以为此自豪。他们也可以原谅没有跟随他们站出来的同胞：他们之所以是英雄，正因为他们具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英雄气概。但对这讥讽他们无用而可笑的判决，他们会作何感想？这判决竟来自《纽约时报杂志》—民主自由的象征之一，而他们正是为民主自由的理想牺牲了一切！一群无牙无力的人写文章给彼此看：这话够残酷的，同时也说出了真相。事实上，他们之所以无牙无力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他们的言论没有传播开去是因为这种言论在中国不被允许传播—但也许这些都无所谓。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我不知道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生他的气――他怎么这样傻。他坐在他那间狭小的牢房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而世界早已风云变幻弃他而去。

6

“你不能说世界已经遗忘了他，”约翰·卡姆坚持对我说：“我就没有！我一直在关注你哥哥的事。”说这话时，我们正在北京一家酒店大堂里喝咖啡，约翰来访中国时在此下榻。

约翰·卡姆的中文名字叫康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人权推销员”。他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是个收入优厚的商人，有专职司机替他开奔驰，有女仆和位于高尚住宅区的私宅。但在1990年代中期，他放弃一切，投身为中国政治犯呼吁的活动。他长年频繁往返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频频会见两国高官权要，利用自己所有资源—无可争议的数据、广泛的个人关系网、连哄带劝的游说、名人效应、讨价还价—来确保中国政治犯这个话题不会被人淡忘。

约翰是个声音洪亮的大个子，有着平易近人的幽默感和天生的社交魅力。他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有传教士般的使命感，言谈充满圣经警句般美妙的韵律。比如他会说：正义之河，急流直下，道义之川，强不可阻（意译）。对我关于探视建国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约翰提出过很多意见和指导。如果说建国得到了比其他一些政治犯更好的待遇，这大概要感谢约翰的关注努力。但是，约翰也承认，在由各个西方政府及民间组织合力编辑的政治犯年度列表上，建国的名字已经消失了。我曾问约翰，假设他身处建国的处境，他会怎么做。约翰沉思片刻，给我讲了一个20世纪四十年代末麦卡锡时期，发生在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身上的故事。布莱希特当时住在美国，被美国众议院的“反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传讯。布莱希特出庭作证，澄清他毫不同情共产主义，委员会为此感谢了他的“合作”。随后，布莱希特立即飞往欧洲，最后抵达东柏林，对他刚在美国传讯席上的反共证词毫不惭愧。“如果我被捕了，我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的”，约翰对我说：“我会撒谎来保住我的小命。然后我还可以拥有我的生活！”

我叹息了。在我心中，约翰为营救那些他素未谋面的异国人士而放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实在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如果像他这样的人也会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来不至于陷身囹圄，为什么我哥哥却一定要如此固执？一点一点的剥去那堵墙，难道不比用你的头去撞它要更有实际意义么？

我所听到过的对建国最严苛的评论却来自于他的生母。“这不是勇敢，”钟阿姨曾这么对我说，“这是狂妄和愚蠢。他从小就有英雄情结。问题是他并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可以冲锋陷阵，但没有将军的才智。”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1957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现在的钟阿姨已经是一个鬓发斑白、70多岁的小老太太了，她笑容和善，但是腿脚时常浮肿发痛。尽管对共产党已不存幻想，她还是认为变化只能慢慢发生。在钟阿姨眼里，CDP的所作所为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她曾经试图说服建国不要卷入CDP，提醒他对于自己家庭的责任。建国却用一句经典回应：“忠孝不能两全。”钟阿姨对建国的执拗彻底死心，在他被捕之后的头两年里都没有去探望过他。

建国对他母亲也同样不满。一次，钟阿姨和我一道去探视，两人轮换着和建国通过电话交谈。钟阿姨说到中国太大了，不能变得太快，现在情况逐渐改善，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到建国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终于开口说了几句话，钟阿姨便匆匆将电话递给了我。我一拿起听筒建国就语气激动地说：“我不想听她说话！越听越生气！”

那次探视之后，我给钟阿姨讲了韩东方以前跟我的一次谈话。韩东方是一个工会活动家，在八九事件后被关押。我们碰面的时候，韩已经定居香港多年，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劳工问题的电台热线节目。作为异议人士，韩的声誉无懈可击。他在狱中两年受尽折磨，染上重病差点死掉。但他不曾屈服，毅然绝食抗议。韩一点不像我见过的其他中国异见人士，他衣着时尚，举止得体，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和弱点颇有反思。韩对中国异议人士群体有不少批评，包括他自己在内。“咱们还是别谈这个话题吧”，韩对我说，“对这个群体我没什么好话可说。”韩认为很多中国异议人士太自我膨胀、自我中心，“这是一种病，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过，韩又说，最好不要对正在坐牢的异议人士讨论这个问题。“为了熬过监狱生活，你必须调动全力，不断自我激励，确信你自己就是一个英雄。你需要这种心理上的自大甚至傲慢来支撑你的精神。你此时绝对无法承受自我怀疑。”

钟阿姨表示接受韩东方的这些意见，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是希望他能顺利服满刑期，健康出狱。”钟阿姨边说边摇头：“出来以后，也许咱们能和他好好的谈一谈。我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思维方式，不要再进去了。”

7

自从民主党被镇压之后，中国的政治版图变得更复杂了。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并且正在逼近德国和日本，甚至被普遍预测将会在2050年赶上美国。中国同时还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但是，伴随这种转变的还有中国各地的腐败，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瓦解的社会福利。胡温政府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这些问题，出台政策削减农业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采取措施惩戒以权谋私。但是，人们普遍意识到，政府需要有更深层次的改变和适应。一方面是饱受社会不公、人数有增无减的弱势群体，这些人要求改革和公平；另一方面则是庞大的中层官僚，他们从与商界结成的利益同盟中获利甚丰，因此抵制深层的体制变革。但大家心里都明白，政治领域的博弈和改革早晚要发生。

最近四五年里，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大，但是呼吁和努力的方式却变得婉转多样，几乎像一门艺术。法制和维权，已经取代了人权这个敏感用语。消费者权益，民工权益，私有财产权，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每年都有许多媒体新闻记者报道腐败案例，律师为民权案件出庭，学者研究触动历史空白点（诸如中日战争，60年代初的三年大饥荒，文革等等），出版商打破禁忌，刊印敏感书籍。时不时会听见又一个请愿，但在这些请愿书上签名的往往是一组个人，大家都谨慎地避免成立组织。这类行动往往是自发的和零散的，但随着网络的普及，新闻传播更快了，控制信息变得越发困难。在中国互联网上，批评者的声音四面八方此起彼伏，检察官们似乎在和千千万万的小股游击队作战。一个犯忌者被抓住了，却有更多的犯忌者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批评者已经不再像CDP那样容易被抓住、隔离而消灭了。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浪潮使得政府和领导更注意自己的形象了。最近几年，官方说法中的“和平崛起”和“构建和谐社会”正反映了一种在国内国际政治中更柔和的身段和态度。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了，人民也变得不再那么害怕了。无论是私底下还是台面上，中国人谈论政治改革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了。

所以钟阿姨对建国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中国的现状的确正在不断改进。而且，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忘记了CDP事件。有几位自由派的中国朋友就对我说，正因为有象建国这样的人敢于“以身试法”触犯底线，其他人才会明白究竟他们能够在底线之上推进多少。正如其中一位崔卫平所说的：“正因为有了他们，官方才认为我们是温和的。由于他们，我们才不至于坐牢。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个文学和电影评论家，她将哈维尔的作品翻译成中文，还公开发表文章倡议建立公民社会以抗衡极权文化。崔十分尊敬建国这样的人，但她也说：“真正的变化是在许多微小、被人忽视的地方发生的。创造历史的不是孤胆英雄和精英，而是社会运动。”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人物、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是政治改革的强力呼吁支持者，但他也曾对我说，他绝对不会做出CDP创办者们那种“傻瓜决定”。他说：“从政治策略的角度看，那是很愚蠢的。”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主义理论很有研究，强调行动之前“理性分析”的重要性。“也许他们急于创造纪录，想成为在共产党中国公开成立第一个反对党的人。如果这是他们的动机，这种人性弱点属于我可以理解和谅解的那一种。”和建国一样，徐当年也曾是红卫兵，他写的文革回忆录坦诚感人，深刻反思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种种幻象。徐将回忆录题赠建国，托我探监时带去。不出所料，此书没能通过监狱书籍审查官那一关。

如果说徐友渔是教育者，建国则是实干家。CDP的所有成员都是实干家，但历史对他们并不慈悲。记得某位中国企业家说过：“走在众人前面一步的人是领袖，走在众人前面三步的人是烈士。”CDP的成员正是这样的烈士。我用“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老话来自我安慰。但建国有时确实象骡子般固执简单，对政治的看法非黑即白，漠视灰色地带，更别说中国今天的现状是如彩虹般多姿多彩难以名状。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学生子路的评语：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现在，我觉得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对头。我曾与林培瑞（PerryLink）谈起过魏京生。林培瑞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而魏则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也是中国民运中一个传奇人物。1978年，魏只是一个28岁的电工，却居然有胆量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要求民主，直斥邓为独裁者。更为荒谬的是，魏因此被捕，罪名却居然是“泄露国家机密”，换来15年的刑期。漫长的监狱生活和疾病都不曾动摇魏的信念，刚获释放，魏立刻重新投入民运，不久再度入狱，被判十四年。两年后他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飞到美国，在那里继续与中国政府抗争。魏警告西方，不要被中国改革所迷惑，因为共产党永远不会改变其真正本质。但其实永远不会改变的是魏京生。随着时光流逝，许多魏当年的崇拜者都认识到魏对中国的看法是一成不变和简单化的。事实上，共产党远比魏京生身段灵活，更加能够与时俱进。

我把自己对哥哥和魏的矛盾想法告诉了林培瑞：我敬佩他们的勇气和深切的正义感，但很难赞同他们对自己观点那种近乎宗教式的确信。林培瑞说：“魏京生这种人就像北极，他们已经冰冻了，但他们代表着一极。”

我想：是啊，哥哥已经冰冻了，他的世界观不会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了。他将一堆巨大复杂犬牙交错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万恶之源：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罪恶就会被根除。他被关进监狱，而他也把世界关在门外，充耳不闻那些可能动摇自己信念的声音，闭眼不看那个自相矛盾、模糊不定、却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真实世界。但也正因如此，林培瑞说得对：象建国这样的人代表着一极。当然，那些将他关进监狱的人，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有一位在北京开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朋友叫刘歌，就爱这么提醒我：“历史上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都是多党制的国家，所有顽固坚持一党制的国家，最终都将失败。结论很明显：民主使一个国家强大，独裁只会使一个国家失败。今天中国的统治者们想让中国变得更好，而且他们也的确干得不错。问题是他们至今无法面对自己丑陋的过去，无法承认正是他们从大跃进到文革，把中国搞得这样百孔千疮。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接受不了象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评者。”

不过，我渐渐不愿只从中国政治这个角度来评价建国。我不愿把哥哥看作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筹码，而宁愿把他看作一个身有瑕疵但令人钦佩的人。哥哥身上有一种品质的确不同凡响：为了理想他可以拒绝妥协，并且不惜一切代价。一位美国作家朋友劳瑞.西格尔（LoreSegal），曾听我反复说起建国的事，于是有一天她就用2005年那部“企鹅的远征”的纪录片来打比喻。“企鹅是一种笨拙可笑的动物：肥胖，一根筋，步履蹒跚，常常一跤跌得嘴啃泥。但是，只要一到水里，他们的泳姿多么优雅美丽！你哥哥政治上的想法和作为很荒唐，但他的理想主义和他的勇气，因为如此纯洁而如此淳美。”

建国究竟是一个傻子还是一个英雄，也许这问题无关紧要。他行动的道德涵义早已远远超越了他行动的效果。通过坚守承诺，他已经求仁得仁，此生无憾。有一次探监时我对建国提起他的一位中学同学温铁军，如今是三农问题专家，最近还获得官方的特殊嘉奖。建国回应道：“那很好啊。他是体制内改革派，我是体制外的。有很多大知识分子可以用他们的知识推动改革。我没有受过足够的系统教育，但我们这样的人，也可以起作用。”说到这，建国向我微笑：“性格决定命运。你要记住：你哥哥是一个简单、老式、过时、固执的人。一旦我下定决心，我会坚定不移。”这几年来，他掉了许多头发，最近一次带状疱疹的发作在他前额上留下几块疤，但他的神色却比以往越发安详宁静。离刑满只有一年多了，建国开始谈论还有多少书他想在出狱前看完。“真的，这里其实不错，”他竭力让我放心，“我会在2008年出去，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起了几个在上海的表兄弟，都是一些成功的商人和律师。“我很高兴他们能这样成功，”建国由衷地说，“但是，人各有志。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主，总得有一些人甘愿为此流血牺牲。看看人家南韩，还有台湾，多少次的镇压，抓过多少政治犯。但是，一波接着一波总有人站起来，前仆后继，他们是用生命铺平了那条通往民主的路。”

在那一刻，建国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似乎忘记了自己身在牢中。“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有13亿人口，我们总该有几个人愿意去做这件事吧。”

[此文英文稿原载美国《纽约客》杂志2007年4月号]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五日的《新京报》上刊登了一则新闻：北京西城区盛辉家园的工地旁，有数十名居民举牌抗议，要求开发商修改设计，以免影响其房屋采光。盛辉家园的高楼盖起之后，将完全遮盖旁边住宅的阳光，老人们声称：“我们要阳光，宁愿不要补偿。”他们高举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维权”、“坚决维护《物权法》”等字眼。

在重庆“最牛的钉子户”以及全国各地一系列“钉子户”的抗争事件中，物权法成为一柄崭新的武器。这也充分地表明了《物权法》在老百姓心目中的正面地位。那一面插在孤岛般的房屋的屋顶上的国旗迎风飘扬，它比插到钓鱼岛的国旗更美。正如王怡所说，某些人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沉默不语，但一说到台湾问题便跳得八丈高，那是一种何其扭曲的爱国心。当国旗和宪法不能保障每一个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的时候，国旗和宪法还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地方呢？

《物权法》不仅仅是一部经济领域内的法律，而且是中国走向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上的里程碑。这个看法与国内大部分左派学者以及海外某些民运人士的看法截然相反。指责《物权法》是中共当局“掠夺工农”、“化公为私”的手段，这是一些国内的左派学者和海外的民运人士这两部分最不相同的人罕见地保持一致的时候。声称捍卫毛主义的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做梦也没有想到，声援其观点的居然是自称“民运之父”的魏京生。巩献田反对《物权法》，是要让左派在与自由派的争论中，占据一个道德的制高点；而魏京生反对《物权法》，则是因为去国日久，完全对国内的状况隔膜了。

《物权法》遭到部分精英人士的否定，却得到老百姓普遍的认同，这一分歧表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先天缺陷。从五四时代开始，那一代启蒙先驱中，就缺乏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从左翼的陈独秀到右翼的胡适，在经济学上都不是哈耶克式的市场经济的肯定者，而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而法学传统的缺失以及法学本身的功利主义化，使得法学长期未能发挥其人权先锋的重要作用。经济学思维和法学思维的匮乏，使得文学抒情泛滥成灾，若干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将自己幻想成民众的代言人和拯救者，殊不知，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民众的所思所想大相径庭。

当我们的家遭到侵犯的时候，国旗、宪法和《物权法》是最后的防线。天安门城楼上的国旗，没有我们家里的国旗珍贵。在此意义上，《物权法》的重要性便在于，它与每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息息相关，它在唤起普通公民捍卫其私有财产的时候，也必然开始了更为广泛的人权启蒙。重庆钉子户夫妇，确实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的价值大过一百名法学家和维权律师；而《物权法》也堪称《人权法案》的先导，没有对财产权的确立，其他的人权根本就是空中楼阁。

勿以维权来夺权

维权活动不是始于今日，一九八九年反对腐败、要求民主的学生和市民，便是维权的先驱。从昔日污染毛像的三勇士到今天焚烧毛像的新疆失业工人顾海欧，他们都是维权者，他们不能接受一个独裁者继续受到顶礼膜拜的事实，不惜为去偶像化付出失去自由的代价；为计划生育政策中的受害妇女呼吁的盲人陈光诚，是一名维权者，他把这些被伤害的母亲和女儿看作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因而挺身而出揭露血淋淋的真相；被誉为“第一钉子户”的杨吴夫妇二人是维权者，他们没有高言大志，只是出于最“自私”的、捍卫私有房产的目的，却为全国同胞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公民权利课程；在个人博客上揭露高校“潜规则”的学者张鸣也是维权者，他本来可以随波逐流、与狼共舞，却自己打破“金饭碗”，堪称“怒发冲冠为自由”。在我看来，比起那些流亡海外、以“真命天子”的模样指点江山的民运领袖和那些身处国内、急不可耐地划分势力范围、并向追随者封官许愿的“民间领袖”来，这些平凡而单纯、踏实而坚韧的人士，才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维权之“权”，乃是“权利”之“权”，而非“权力”之“权”。维权活动要发展壮大，理应深深根植于民间，理应兼顾社会大部分阶层的权益。维权活动还要学会妥协，在抗争、谈判与和解之中，一步一步地推动社会的转型。当然，“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任何一个公民，也都有权利做“总统梦”，并以各种言行方式实现其“总统梦”。想当总统的人，当然也可以参与各种形式的维权活动，并在参与的过程中积攒其道义和政治资源，但在每一次的参与中，都应当尊重其他参与者的意愿与自由。换言之，维权活动不能被某些有“总统梦”的人当作其“圆梦”的手段和工具。比如，维权律师介入人权案件，首先应当考虑当事人的权益及处境，并恪守律师的职业身份，而不能将当事人作为本人沽名钓誉的“人质”。有些维权律师在官司还未开始的时候，便宣称对法律失去信心，动辄威胁发动绝食和街头运动，最终却导致当事人获刑更重，这样的做法是我所不认同的。

维权活动的初始起点是维护公民被当局侵犯的基本权利，而更高的目标是完成“群己权界”的划分，即“分权”。既然是“分权”，就不应当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就不应当是以暴易暴的又一轮权力更替。我天生便不喜欢共产党，但我更清楚地知道，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之后，共产党必将长期存在，我们必然与共产党长期共存。因此，我对那些所谓“天灭中共”、“清算中国”的口号并不认同。

我最担心的一种情况是：我们在反对中共的时候，自己却被中共的价值和做法所同化。学者林达在论及西班牙内战的悲剧时指出：“直到今天，我们还是经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虐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这段话值得所有受到过中共当局戕害的同胞们深思。

是时候了，让我们去除内心的苦毒和权力欲望，让维权活动回归维权本身。

《物权法》的“剖腹产”

在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议程和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便是审议通过《物权法》。《物权法》是与已经写进宪法的“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条款相配套的法律，本来应当在去年的人代会上审议通过。当时，北大法学院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反对该法的公开信，使之不幸搁浅。

巩献田的公开信，显然不是其个人行为，而是党内外左派力量的一次彰显。今年，他们又重新集结，纠结三千人签名反对。但是，他们再也无法阻挡中国的主流民意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了。当然，由于左派在当下的语境中天然地具备“政治正确”的优势，当局虽然决定通过了《物权法》，但仍然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宣传部门严厉命令媒体不得深入报道和讨论，《财经》杂志便是因为发表了关于自由派法学家江平谈《物权法》的文章，而被命令收回，裁掉那几页文章之后，再重新装订上市。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已经不存在当年马克思所定义的那种纯粹的“无产阶级”了。即便是高调反对《物权法》的巩献田教授以及在中共党内有“左王”之称的元老邓力群，也都是实实在在的“有产者”。他们有高薪、有存款、有房产，至少可以算作“半个资产阶级”。毫无疑问，他们本人也是有缺陷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受益者。所以，他们反对物权法，也就是一种表演而已，企图以此获得底层民众的支持。

但我认为，左派的做法是缘木求鱼。批评目前的贫富悬殊状况、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追求社会公正，不是体现在对《物权法》的反对上，而是应当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启动民主化进程，放弃一党垄断的权力格局。反对《物权法》，无助于改善中国社会的现状；打着“保护国有资产”的旗号，却造成了“国有资产”更大的流失。

《物权法》符合绝大部分公民的利益。该法律通过之后，那些城市中被强迫拆迁的市民、那些农村中被强行圈地的农民，均可依靠该法律与强势集团抗争。同时，《物权法》也能够对公民捍卫其他的权利和自由的努力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比如，中国大陆数千万的家庭教会的信徒，在自己拥有产权或租赁的房屋之内进行正常的宗教敬拜活动，如果继续受到警察的骚扰，《物权法》也可以是一项可以用来抵制的武器。因为按照《物权法》的原则，公民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所以，《物权法》的实施将对中国社会权利意识的普及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当然，就目前审议中的条款来看，这部《物权法》尚不能与国际接轨，还存在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烙印。比如，其名称“物权”便是一种暧昧不明的表达。《物权法》回避了最关键的公民对土地的私有权，不仅农民仍然难以成为土地的主人，即便是在城市拥有私人住宅的居民，依然不能拥有住宅建筑于其上的土地的所有权。这些遗留问题还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必须解决的焦点。

以真话来维权

二零零六年春，人权活动家吴宏达先生在网络上撰文指出，法轮功媒体所报道的苏家屯事件存在诸多不实之处。吴宏达长期研究中国大陆的劳改、计划生育和人体器官买卖问题，我个人比较信服他的观察和评论。

中共是一个倚靠谎言和暴力治国的庞大机构。要战胜中共，手无寸铁的我们，惟有倚靠真话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们也像中共一样说谎，那么我们在中共的面前将变得更加脆弱不堪。甚至有一天，我们会变得与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一模一样，将说谎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本能。这是当前中国大陆风起云涌的维权活动中一个不可回避的大是大非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许多维权人士亦深受共产党文化之潜移默化，许多人在其言语行事中，不自觉地混淆了真话和谎言的界限，逐渐习惯了自己所制造出来的谎言，并享受这些谎言所堆砌出来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两三名警察的跟踪，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的时候却非得夸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这样夸大不足以显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没娱乐场所，并与地方黑势力发生冲突，却非得将这样的事件泛政治化，将其描述成国安策划的阴谋；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独行侠”，在海外却宣称自己掌控数万复员军人，可以一声令下，揭竿而起……这些惊人的言行，在短期内可能会给维权活动带来“轰动效应”，但长远来看却会给维权活动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不能低估民众的判断力，一旦民众发现其支持的勇敢者本身亦谎言连篇，便会迅速抛弃之。

对维权活动中的种种谎言，该不该揭示并批评之？有人拿出中共“统一战线”的策略来，认为不能破坏这个好不容易形成的、反对中共的“统一战线”，大家应当尽量“求同存异”。如果有人敢于揭露“同一阵壕”中的谎言，则会被指责为“不顾大局”和“道德洁癖”。但是，我不同意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简单思维。宽容是重要的，但宽容并不意味着默认谎言的泛滥。对我来说，真话、真相和真理高于任何策略。我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名热爱真话、真相和真理的知识分子。

我愿意使用“维权活动”这个平实的定义，而不愿使用“维权运动”这个过于炫耀的概念。“运动”强调事件的整全性、组织性和一致性，人们参与该“运动”的方式是单一的，其诉求也是单一的；“活动”却强调事件的个体性、自发性和独特性，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是多元的，其诉求也是多元的。维权活动没有、也不需要领袖，它呈现为各自为战的状态，但它理应服膺于一个大原则，那就是：拒绝谎言。

我既拒绝来自压迫者的谎言，也拒绝来自被压迫者的谎言。多年来，我一直为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而呼吁，同时我也毫不掩饰地告诉我所认识的每一个法轮功朋友，我完全不认同他们在“退党”活动中伪造数字的做法。此种做法既无法真正打击中共，更不能在海内外争取到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对于维权活动中某些热衷于权谋和权力的人士，我选择不跟他们做朋友，不与他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这亦是我的权利所在。因为在“团结”的考量之上，还有更高的知识分子的天职，正如哈维尔所说：“知识分子应该作为世界之痛苦的见证人，应该因独立而引起不安，应该反抗一切隐藏着的和公开的压力和操纵，应该是体制、权力及其妖术的主要怀疑者，应该是他们谎言的见证人。因此，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从于胜利者们所书写的历史。”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署禁书事件持续发酵。迫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新闻出版署发言人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申明并未查禁任何书籍，邬书林亲赴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家中作解释工作。虽然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毕竟气势汹汹的禁令开始往回收缩。二零零六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下令停刊，引发全球声讨。在舆论压力之下，《冰点》最终得以复刊。与之相似，今年的禁书事件发生之后，作家们的公开抗争及其引发的民间声援，也破天荒地让自以为掌握了作家和出版社生杀予夺大权的出版署自食其言。

《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之所以能取得部分成功，有若干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应当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大陆的宪法虽然有严重缺陷，比如序言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也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条款，这些条款在字面上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相差无几。中共虽然以之为空中楼阁，但公民完全可以“弄假成真”，温和而坚定地迫使当局将宪法中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归还民众。《冰点》事件中的编辑、记者和禁书事件的作家，正是紧扣宪法的原则，让当局在道义和法律上都处于守势，进而不得不作出部分的让步。

相反，如果完全不承认中共当局的权柄和宪法的地位，而以某种“打破一切、造反有理”的方式参与维权活动，就等于掀翻了民间与当局谈判和博弈的那张桌子，其结果必然是重蹈成王败寇、暴力泛滥的覆辙，对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成功，是维权活动中的“非偶然性”的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维权”而非“夺权”。目前，中共政权的统治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虽然在迅速成长，但远远不足以与当局抗衡。在此背景下，贸然发起以“夺权”为旨归的政治运动，如组建政党、街头抗议等等，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并让慢慢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源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而以争取自由和权利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则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展开。这些自由与权利本来就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只不过长期被当局非法侵占了而已。《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抗争者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争取和捍卫自己的自由与权利。当点点滴滴的自由与权利逐渐由官家向民间转移、“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趋势日益清晰的时候，民主化的实现也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第三，两次事件所针对的目标，都是当局的某一具体的部门或部门主管，以及官方非法管制新闻的“潜规则”。自由和权利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不是高调地宣布与当局决战到底、誓不两立，甚至由“受难者”进而膨胀为“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不是怨恨地咒骂整个政权以及沉默的大众，甚至产生“吾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欲望；相反，他们以一种“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姿态，谦卑而高贵、公开而客观地将全部事实真实地呈现出来。

这样，维权者既争取到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同情，也赢得了民众的尊敬。维权者不仅在网路上赢得广大网民的支持，也在海外获得了遥远的回声。《冰点》事件中，台湾作家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让大陆内部的言论自由事件扩大为两岸关系事件，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可见，各种正面因素整合在一起，能够形成让官方不得不让步的巨大合力。

从孙志刚事件到《冰点》事件及禁书事件，热爱自由的人们应当总结经验，因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首发民主中国

 

一

4月18日，北京媒体人原晓娟女士（娟子）因积劳成疾，罹患癌症，以35岁华年告别人世，留下了年仅8岁的儿子。作为资深编辑，晓娟2003年加盟著名的《时尚》集团，曾先后任《时尚》系子刊《时尚先生》和《美食与美酒》的编辑主任，主持刊物的编务。同时，她还以“鼠尾草”的网名开设博客“花花世界”（http://blog.sina.com.cn/shuweicao），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性的笔触记录时尚中人眼里的浮华世界。该博客于2006年获“德国之声”举办的全球博客大赛“全球最佳博客”提名，被评为“中文最佳博客”，在网络世界里链接如云，是不折不扣的时尚名博。

鼠尾草，是生在博主家乡西北高原的一种野生植物。其花颜色各异，从大红至绛紫，甚至有白色。根入药，含丹参酮，对治疗冠心病有奇效。娟子像一朵鲜艳的野花，还没有来得及完全绽放，便訇然凋谢的惨痛事实，不仅折射出转型期中国社会“国家资本主义化”的残酷一面，而且把大众传媒，这个精英云集、光华四射、美轮美奂的巨大机器的暗部，以一种不无突兀的形式，暴露在世人的面前。“德国之声”如此评论道：“这绝不止是一位时尚才女的仙逝故事。鼠尾草，代表着中国社会透支生命的一代，在急速发展的上行社会，耗尽生命的火焰，在疾病的打击下，粉碎了浮华的幻象……中国的网络世界中，从此少了一株迎风摇曳的鼠尾草。”

生于陕西，长于青海，毕业于人大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的娟子是如此珍爱媒体工作。做一名时尚媒体人，曾是她念兹在兹的荣光、骄傲。在她留下的唯一一部著作《普罗旺斯写真集》中，她这样写道：“我在时间的尽头做了一个快乐的盗贼，但是没有偷走普罗旺斯的一米阳光，却把我的心留在了普罗旺斯明亮、空旷、晴朗开阔的天空。”这句后来被镌刻在墓碑上的话，梦幻般地诠释着晓娟为之燃烧的职业理想。作为编辑主任，工作量是普通编辑的三倍以上，一本厚厚的刊物，三分之一的稿子是她一人编就，还不包括辅导新编辑做稿。为新刊的出版，工作到深夜两三点，甚至黑白颠倒是家常便饭，常常是老公睡了一觉醒来，她还在灯下改着稿子。娟子是完美主义者，每每为了一个细节不惜推倒重来，殚精竭虑。就在被查出癌症以后，还在病房用电话指导编辑改稿。

世人眼中的时尚媒体人，是绕世界飞来飞去，用喷气式飞机的酮体丈量城市与城市、国家与国家的距离，下榻超五星级酒店如去一趟街边的方便店，以味蕾感受天下美食、美酒，用诗意演绎人生享乐哲学的一群“天人”，他们以向世人阐释什么是美，什么是品味、格调，什么才是“人的生活”为天职，香车美女、滨海大道、葡萄美酒、纸醉金迷是他们通行的世界的符号。像所有曾进入《时尚》的封面报道和专题策划，被大做特做的绅士名媛们一样，晓娟也以短暂的生命，流星般地划过时尚的天空，留下了一道雪亮的，虽嫌仓促，却深刻有力的轨迹。法国、瑞士、意大利，普罗旺斯、托斯卡纳、西西里，足迹遍布温情之乡，以细腻、温婉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仙境。但是，在日复一日追星逐月的生活中，这位别人眼中优雅的白领丽人、时尚才女，过分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所承受的压力显然超过了极限。后来，她在《病床日记》中透露，不只一次，她与老公同时出差，把孩子留给保姆超过一周；一次，从意大利归来，甫抵首都机场，便打电话让家人取走行李，而她不顾旅途劳顿和时差混乱，又匆匆登上了下一班飞往上海的飞机……在这里，活色生香的时尚生活似乎显出了残酷的一面。但更残酷的，还在后面。

2006年7月，晓娟病倒，被确诊为胃癌三期。因发现太晚，医生说临床治愈率很低（只有不到30%）。对自己的病因，娟子有清醒的认识，在《病床日记》的《自己种下的病因》中，她归纳为三点：睡眠严重不足、没有善待自己的胃和工作的紧张与压力。但娟子毕竟是乐观的，希望自己能成为上天眷顾的那30%。惊魂甫定，娟子很快便投入到与病魔的拉锯战之中。住院，实施全胃切除手术，她把笔记本电脑带进病房，在博客上写《病床日记》，回应关心她的粉丝和网友。时尚圈的热闹与繁华像雾一样散去，代之以漫长、孤寂、不时伴随着恐惧的住院生活。

在40余篇《病床日记》中，娟子一面拼死抵抗着死神的紧逼，同时也反思自己的生活，包括《时尚》所赋予她的种种浮华：“面对可能相遇的死神，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些被人羡慕的生活有太多虚妄的假象，让我不能去面对自己心灵的真实……我要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在我的康复之旅上重新完全自我地自由生活。这样的思考如果不是这样的疾病，可能我一辈子都无法想通。”“在我开始写病床日记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写完它，上帝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反省我那被人羡慕的生活，那就让我的反省给大家一些启发吧！”病中的人常常是敏感的，何况病人是一个美丽的时尚女性。娟子病中的文字，更加清丽、剔透，有种感官被清水洗涤、过滤后的纯净之美：“清晨的脚步终于可以不用匆忙，人变得自由而轻灵，在水边呼吸清凉的空气，阳光洒落在草坪上，让生命中的一切忧伤都离我而去吧！”至此，娟子依然是乐观的，期待相信生命的奇迹，博客上充满了美食、美酒与鲜花的图片，在日记中决心“将化疗进行到底”。

击垮娟子的，除了病魔，还有病魔以外的东东。前者来势汹汹，恶煞凶神；后者不期而至，披着温柔的面纱。2007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半年之后，病榻上的原晓娟接到单位通知，称鉴于其身体原因，《时尚》集团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此前，她与《时尚》一年一签的合同已于2006年11月到期，合同期满后，《时尚》给了她3个月的治疗期，并通知将相关手术（保险关系）转走。无法估量此事给晓娟内心造成的伤害。谁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国，重病加失业意味着什么。娟子好强，对劝她跟集团老总求情的同事说：“我不去求他”。虽然她知道《时尚》的做法有问题，但还是默默接受了事实，并开始自谋打算。“你开始跟我商量卖房子，我们也不知道你的保险能迁到什么地方。这时你把简介改成了‘现为自由撰稿人，专栏待价而沽’。就是这样，你的博客里，对于《时尚》没有一句怨言……”；“她一直渴望能重返心爱的工作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名中层，《时尚》对她这样绝情的做法，让她非常伤心。”娟子死后，丈夫项立刚披露说。

接着是春节。屋漏偏遭连夜雨，春节一过，娟子就查出转移。她哭了，哭得很无助，精神被击垮。这一次，她委屈了自己：“……在去住院的前一晚，边流泪边给吴总写邮件，希望能延长一段保险。”对此，《时尚》似乎网开一面：“在娟子第二次手术时，我们得到通知，是可以延长的。这点《时尚》做的并不绝情。”“娟子未离职前，领导是来过约两次，并且一共给了5.5万元现金，从没有说明这是什么钱，我们最早认为是慰问金，是很高兴的，对《时尚》是很感谢的，后来我算出如果娟子合同不再续签，《时尚》应该支付的补偿就是大约5.5万元，心中再也高兴不起来。如果说些钱是医疗补助，那么对于娟子离职补偿一分未给，也未见人提。”就这样，以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形式，晓娟的劳动合同被资方单方面解除。

为了二次手术和接下来的治疗，晓娟夫妇不得不卖了一套房子。病倒之后，接二连三的遭遇，让娟子深切地意识到“穷人和富人间的差距不过就是一场病”。

3月5日，娟子写下了最后一篇《病床日记》（《肿瘤呼叫转移》），这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绝笔：

“我的忧伤也罢、疼痛也罢、紧张也罢、恐惧也罢，在结束化疗后的一个月呼叫而来，当一切疑虑确诊为癌细胞已经在我身上转移的时候，我反而变得冷静没有眼泪了。就像是明明已经看到了河边的柳树发出了春天的新芽，突然间大雪又要把我们带回比这个冬天任何时候都要寒冷的日子，但是天是那么湛蓝，冰冷的阳光只有隔着玻璃才有暖意。”
“我的命运还在风雨中飘摇，上天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痛才肯给我一线生机，此刻我的美食、美酒、花花世界都变得轻得要飘起来，我宁可这些东西都不曾属于过我。路边的残雪还未化尽，这个冬天最冷的两天的寒风吹得我有些木然，看着楼下草地上儿子昨天堆的小丑雪人，我对自己说：这一次坚强是我唯一的选择！”

如此感性、痛彻心腑的文字，让人不忍卒读。短短半年的时间，在这个年轻女人的身上发生多少事，每一桩都强化着她与过去时尚生活的反差：胃癌、手术、失业、癌转移、二次手术……一个女人，不，一个人要多强大才能扛过这一切？

晓娟终于没能扛过。4月18日，她走了，永远离开了她挚爱的时尚生活。

二

晓娟之死，是一个媒体事件，揭开了经济高增长期光鲜靓丽的都市时尚生活中鲜为人知的残酷一面。这不仅是作为媒体的《时尚》的问题，也不是作为都市商业文化的时尚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它暴露了转型期中国传媒事业的腐烂。

山西学者谢泳在《中国现代新闻传统——文人论政》中说：“九十年代以来，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报人的社会地位在下降，虽然我们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报纸，但就是在官方的报业机构里，报人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不如以往，这是中国舆论的悲哀。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官方报业中，极少出现有较高社会声望的名记者和名报人，这一点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相同。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出现大批产生名记者和名报人的社会条件，现在甚至连‘报人’这个词也消失了……”

照笔者的观察，比谢泳还不济：不要说什么报人，整个的本土新闻业，已经不复是维系新闻人“光荣与梦想”的母体，新闻记者，早已不是什么荣光的职业。曾几何时，凭一张记者证便能免费搭乘长途卧铺的“无冕之王”时代，一去不返了。不仅不荣光，而且意味着贫困、无保障，甚至危险。文字狱、坐牢不在话下，弄不好会丢性命。所谓“三防”（防火、防盗、防记者），怕不只是某个地区的潜规则，而是当下中国颇有代表性的官场思维。应该说，落到这步田地，其背后既有社会进步的一面，也能看到新闻业集体自甘堕落的轨迹。

大体说来，改革开放以降，除了诸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靠国家财政养活的机关报，绝大多数商业运作的媒体，都面临三种尴尬：其一，无论你有再高远、纯粹的新闻理想，面对党要打造、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从马列主义、毛思想，到邓理论、三个代表，从GDP主义到中国崛起），你就是“喉舌”；其二，通过传媒的发行、广告活动，在经济上立足之后，当你要向政府依法纳税的时候，你就是“企业”；其三，作为媒体，即使做纯企业活动，至少一部分分子总难完全蜕掉所谓的“新闻理想”，面对底层国民，总试图端起“启蒙”的架子，强努着做“社会公器”状。这本来没什么，而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无奈经过经济转型，在“党管媒体”的屋檐下，其作为“公器”的功能已极其有限，且无往不受制于上述之一、二。

在这种情况下，“生存主义”不仅成为合法的借口，而且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安全第一，先活下来，“公器”再说，能做多少做多少。或者，对有的媒体来说，“公器”云云基本上是类似“搂草打兔子”似的行为：主观上办企业，客观上向国民传布真理，启蒙教化。如果歪打正着，获得几声所谓“社会公器”的喝彩，那是额外收益，何乐不为。在残酷的现实下，这确实是无可指摘的道路。否则，都像《21世纪环球报道》那样灿然绽放、訇然坠落的话，岂不更糟糕，于国于民更窝心？

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选择最终会带来媒体企业化，而选择的动力，不是别的，恰恰来自媒体人、知识分子心性中的怠惰和犬儒情结（毕竟在“自由经济”的沃土，做企业要比做“公器”容易得多）。企业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恰恰相反，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本土的媒体规模过小，体质过弱，难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传媒，极大妨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坐大。但是，媒体毕竟是媒体，从组织结构上可以企业化，但“公器”如果不能成其不变的本质内核的话，一个完全企业化的媒体比一个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法人企业还要可怕。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原晓娟事件”中的《时尚》传媒集团，就是这种高风险“媒体”。《时尚先生》、《时尚伊人》、《时尚旅游》、《时尚健康》、《男人装》、《座驾》、《美食与美酒》……只需看一下这些《时尚》系媒体舰队的刊名，便知道其所张扬、传播的是怎样的时尚生活和生活理念了。

在一个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展即是硬道理”的社会，时尚是一部分人的时尚，一部分人需要并高度依存包括《时尚》在内的商业包装，本无可厚非，所谓“让一部分人先时尚起来”。但是，作为传播、弘扬这种“中产”价值的媒体理念本身，如果在本质上不是“时尚”精神的代名词的话，至少不应该相去太远。否则，“时尚”便过于惨白、虚脱，难以沉淀成当下流行文化的精粹来支撑一代都市商业精英的精神品质。

国际接轨的高品质印刷、如假包换的巨星偶像封面、数以十万计的定制发行、源源不断的广告收入，这些现代传媒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商业运作，如果其结果只是养肥了几个年薪数十万、上百万的老总、董事，而其内容生产者的编辑、记者却连维护一纸劳动合同、抵御一场疾病的经济能力都不具备的话，笔者只能说：这是不是大众传媒，是大众传媒的羞耻；这不是媒体，而是内容产业生产线，是内容产业劳动者的“血汗工厂”。

三

“血汗工厂”，作为所谓“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原罪”，在奉行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早已绝迹，却在“初级阶段”的中国得以返祖、滋生，且越做越大，连被称为“社会公器”的公共媒体都成了其效颦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曾在他文中指出：“在所有我们从意识形态上诟病资本主义的领域，当今的世界已没有比中国更加‘资本主义’化的国度。”

西方政治学者对中国社会形态的描述是“后极权社会”，北京学者余世存称“次法西斯主义”，无论定义如何，今天的中共政权已彻头彻尾地转型为如假包换的右翼政府。具体表现在压制工会活动，为工会、业主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设定过高的法律门槛，从立法上加以阻挠；在劳动方与资方发生矛盾时，它站在资方立场上；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当中国职员与外方发生矛盾时，它则与外方同穿一条裤子：2005年9月，大连佳能公司因劳资纠纷发动罢工，谈判的结果，在日方都已经妥协，同意改善待遇的情况下，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出面，宣布大连佳能的罢工为“非法”，“工资保持不变”，并威胁罢工组织者立即复工，否则逮捕。如此动辄对劳动方张开血盆大口，对资方则摇头摆尾的政府，你还拿传统的“工农联盟”说事，就太不靠谱了。事实上，它已经完全走上了自身的反动。罢工的解决，连日本资方都被惊得目瞪口呆，虽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轻获全胜，但低调处理，连很多业内同行都被蒙在鼓里。

意识形态上的食左不化和社会政策上的极右暴走，其间乖离过大，张力太强，成了生产、强化形形色色社会矛盾的大磁场。在这种高强度张力的持续作用下，机体的疾病自我诊断系统和自愈（自我纠错）系统难以正常工作，哪怕再小的毛病，也会朝大的方向发展，最终癌变、恶化，导致不治，即所谓社会的“刚性”结构。

血汗工厂现象，在中国绝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越演越烈的社会毒瘤。之所以得不到制约，是因为其背后权力勾结、利益粘连的日益严重化和日趋合法化。中国并非没有相关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我相信，至少从表面上，中国无疑应有尽有，甚至反过来以此炫耀国际社会，成为政府头上的金饰。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本身，从立法上就根本缺失保护弱势群体的理念，结果就变成了保护资方，甚至是资方赖以榨取劳动方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企业化”、利益集团化问题，使这些法律、法规往往徒成为政客、官员口中的莲花，缺乏可操作性，也没有法律强制力。譬如，在一些政府背景的企业中，老板自有政府撑腰（甚至老板本身就是官员），谁拿劳动法规来说事？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相当可怜的劳动者权益保护性条款，在执行过程中，被各级企业随意阐释，从操作层面上做“下方调整”，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便可想而知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众多的民企、私企中，有谁拿国家三令五申，明令强制缴付的“三险一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真当回事？相对来说，倒是外商投资企业比较规范，因为他们在中国本土没有任何行政资源，害怕风险，宁愿花钱了事，图个方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中国遍地开花的被称为“血汗工厂”的企业经营理念，近年来又多了新的践行者——中国本土传媒。从理论上说，近现代的传媒工业，作为向公民社会、民间传播文化新知、先进思想、价值理性的机构，与高等教育制度一样，本来是与上述“理念”格格不入的，甚至视其为公敌。但曾几何时，连大学都已集体转向，成了公开打出“教育产业化”口号的高等教育托拉斯，遑论媒体！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份寂寞的报刊杂志。于是乎，昔日的“无冕之王”成了身份卑微“新闻民工”。中国第一电视传媒CCTV，可以投资500亿美金，在寸土寸金的CBD建设超豪华后现代风格的央视大厦，但却不能对其为千夫所指的、把职员分为三六九等的人事用工制度加以改革。所以，2005年，当北京新锐主流的代表性媒体《新京报》发表社评，呼吁《重视新闻从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的时候，在新闻界业内曾引起强烈反响，应者如云。但讽刺的是，正是这家报纸，却是首都媒体圈公认的“新闻民工”第一大户。

原晓娟女士生前曾奉职，并为之鞠躬尽瘁的《时尚》集团，旗下拥有十数家时尚媒体，在CBD拥有高层智能大厦，仅《时尚先生》一家刊物的年广告收入就上亿，整个集团的年利润何止千万！但媒体的经营者，企业的高管，这些所谓的“红色资本家”们，却冷血到对一名为其拼死拼活、熬尽最后一滴油的“过劳模”女编辑，在罹患不治之症的情况下，终止劳动合同，断绝其工资收入的地步！

很长时间以来，笔者对中国本土的大众传媒，特别是那些面向所谓“主流人之”的时尚媒体，动辄教人如何品尝葡萄酒、如何用刀叉吃半生的牛扒、如何赏玩老爷车、如何挑选高尔夫球具、如何品巴拿马雪茄等内容充满了本能的厌恶，我觉得天底下再没比这更伪贵族、假主流、沐猴而冠、自我感觉良好和装逼犯的事了。我们的媒体，在作为“社会公器”传布公民社会价值理性的天赋功能被去势之后，开始大胆诉诸感官，利用表面上的经济繁荣，刻意营造一种全民娱乐、娱乐至上的“和谐”氛围，其深层动机无非是商业选择，即上文所述的“生存主义”而已。但经过重重的商业包装，浮华“时尚”的魅力是如此巨大，不仅“世界是平的”一代新人类乐于为其蛊惑，不懈地为其大掏腰包，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原晓娟这样娱乐内容的始作俑者也被这种异彩纷呈、令人致幻的“时尚生活”给洗了脑。就在她刚做完胃切除手术不久，被集团通知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她还在自己的博客中如此写道：“时尚给了我今天的气质，是美食和葡萄酒给了我现在的世界，我所积累的一切却不能再回报集团。”至此，“时尚”已然超越了单纯的生活方式，成了拥有某种霸权的意识形态化符号。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这种浮华迷幻的“时尚”表象，还是千百万其被它洗脑，在它所昭示的被称为“时尚”的生活方式下长大成人、自主“去政治化”的一代商业精英，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恰恰是反时尚的。反时尚的“时尚”一代，正成为包括《时尚》在内的病态的中国时尚的最大消费群。

四

原晓娟死后，其夫项立刚痛定思痛，感到娟子“不过是《时尚》的一个工具”，决心拿起法律的武器，向《时尚》讨一个说法。对此，《时尚》方面发表了《时尚传媒集团针对“原晓娟事件”致媒体的公开信》，澄清情况，以正视听（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在网络上短暂出现之后，神秘消失，只能查到部分摘抄）。但字里行间，却玩弄外交辞令，在推卸责任的同时，明显诱导舆论，影射诉讼的背后有所谓“除了悲痛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继续向亡者及其家属泼秽水。如此作为，不仅不“时尚”，简直是有失厚道、体面了。

公平地看，《时尚》对原晓娟的处理，过于寡情，但却未必“违法”。所以，对诉讼的前途，笔者基本不抱乐观希望。但是，法有良法与恶法之分，良法的出台以恶法的被唾弃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笔者深知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此案胜算渺茫，但仍然要举双手赞成原的丈夫项先生对《时尚》的诉讼。也许，诉讼的意义就在于让财大气粗的《时尚》说出其“合法性”来，从而让这种吃人的“合法性”彻底地暴露在阳光下。

非如此，转型期中国媒体“血汗工厂”的黑暗现实之冰山一角，便无法浮出水面，原晓娟式的悲剧便没有终结的一天。

2007年5月30日于北京家中

首发民主中国

 

好几个月了，我住在苍山的脚背上，眼前是拔地而起的古塔。塔尖刺入的天，时而阳光明媚，时而阴云密布，犹如人的记忆——裂缝般的长廊，从天边外，从浑沌的幼年哇刺延伸过来——继续延伸，雨季就到了，苍山和洱海之间的云团变脸更快，五、六分钟的晴，七、八分钟的阴，风雨交替，来得比扇耳光还猛。每当此时，数不尽的面孔，活人或死人、陌生或熟悉、过去或现在的面孔，就从窗外不期而至，比耳光还薄，比耳光晃动得厉害，逼迫我赶紧低头。

再次抬眼，窗口已万籁俱寂，墨色深重。回到文字里，竟不晓得何去何从。叹息几声，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也这么声声叹息，躺倒在类似我身后的一张床上，半梦半醒地涂鸦，遂成意识流的世界名著。自20余岁，我就发誓要啃完它，以领略人类记忆涡流的奥秘，可如今20余年又过去了，我不仅没啃完它，且连啃的心劲也流逝了。

再过20余年，我就差不多接近自己曾采访过的那些土改老人的晚境，创作记忆之书的36岁的普鲁斯特却还留在原地，犹如灰尘密集的古代天空——谁统计过，在几十亿人类中，坚持啃完这个短命鬼的可有100人？

凤阳邑是个百年古镇，位于大理古城和下关新城之间的公路边，却极少有外来者光顾。凤阳邑头顶数十米，有座破落的千年小庙，叫法真寺。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一次次去那儿晃荡，与唯一的和尚混成熟脸。后来和尚去他乡云游，接手庙里日常事务的，竟是一个22岁的美貌尼姑！经常有一帮男女居士环绕左右，不作什么功课，却其乐融融，状若神仙之游。

我也邀约友人，庙前庙后，凑了不少热闹。一日在下山途中，巧遇赶牛老者，顺嘴东拉西扯，就套出其名为“金德尧”，73岁，土改那年18岁，家庭成分贫农，曾参加民兵，还奉工作组之命看管过地主，“诉苦，开大会，拿枪托子逼他们交出财产”。

我大喜过望，欲顺势做个访谈，无奈坡路短暂，转眼就拢凤阳邑村口。天已擦黑，分手在即，幸而老者遥指暮色苍茫下的石板小径说：改天你来吧，一问我名字，全村都晓得。

2006年12月11日上午10点，我与刚拍完实验电影《苍山下》的摄像老骥一道，依约重返凤阳邑。经了解，才晓得这是一座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的著名村落，由于马帮往来稠密，曾经十分繁荣——可如今却落得十室九空，原因不是瘟疫，而是长期滥砍滥伐所造成的山体滑坡步步逼近，已经在两三年前酿就屋毁人亡的惨剧。

从村头至村尾，有近千米经马蹄和人脚反复打磨了百年的石板路，锃亮如铜镜。两旁门庭倾颓，荒藤绕墙，我们像强盗一样肆意进退，双臂搂不住的石柱、石梁，以及由云南高原特有的粗砺红土嵌砌的墙面随处耸立，如伤痕累累的顽固斗士，支撑着崩塌或即将崩塌的青色瓦顶，还有笼罩着一片片瓦顶的庞大山丘。老骥屏住呼吸，持摄像机在半人高的败草中游弋，却被隐蔽的砖头绊了一下，屁股嘭的着地，虚惊出一头冷汗。为了给先入为主的蛇和其它爬虫打个招呼，我偶尔掏出美国带回来的山地口琴，呜呜吹几声，引起有一沓没一沓的鸟儿回应。

谁也没料到，如此风景还有人烟！一个身着绿军装的疯子从塌了一半的屋檐下露头，啪地行个军礼，然后向我们查验证件。我们笑了，果真摸出《身份证》。疯子呲出大黄牙，不知算不算笑，却将十几个证件在阶沿上一字排开，计有《身份证》、《士兵证》、《复员证明》、《外出打工证明》、《劳改释放证》、《离婚证》、《独生子女证》、《暂住证》、《病历证明》、《拘留证明》等等，老骥依次拍摄了。我心生慈悲，摸出100元人民币递去，岂知疯子不爱财，竟一把打落尘埃，直令我等俗众无地自容。

躬身退却，记起昨日与赶牛老者的约会，我们就奔村子中段人烟密集处而去。的确，每个人都晓得“老民兵金徳尧”，可又指不出具体的出处。磨磨蹭蹭抵达“老年活动中心”，迈入门槛，屋里却是一窝青壮年，正闹闹嚷嚷围住一张八仙桌打扑克，又是四川人发明的“斗地主”。我不禁高声问：你们晓得啥子叫斗地主？没人回答；我又问：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呢？也就是划地主、富农、贫农、雇农、中农？还是没人回答。

不过还是安静了片刻，我瞅见有人在挠头皮，似乎在思索；有人悄声嘀咕：陈谷子烂芝麻，哪个记得住哦。

接着我了解到，这些青壮年目前都住在新城下关附近，不知今天是什么日子，他们相约回凤阳邑探亲，因为还有一部分长辈舍不得离开这百年故土，晚辈们隔一阵就返乡聚一下。当然，也有没钱建新房的家庭，就只能提心吊胆地暂居危邦了。

格外古朴的阳光从外面探进来，我们跨出门槛透气，却正巧与阶下闲逛的金徳尧老人碰个正着。我急忙迎上前，连声寒暄，不料对方反应平淡，急得我拼出娼妓迎客般的强笑，重拾两三次昨日话题，均被置之高阁。于是我采取迂回战术，厚起脸皮要跟定去“登门拜访”，可人家仍旧笑模笑样地不接招。

幸好我穿过老民兵的肩头，认准了更老的一群——他们都蜷缩在一小块空地里晒太阳。空地中央有一颗盘根错节的大榕树，周围是枯草凄凄的老房顶，从相机镜框里看，那一颗颗凝固不动的陈年脑袋似乎就挂在屋檐下，犹如枯涩的果实。我拍了几张照片，来了点感觉，就放过老民兵，冲着最老那颗果实而去。

这是一个戴白框眼镜的长眉罗汉，连头带脚，活脱脱一根千年人参。果然，他叫戴作，公元1921年生，属鸡，大理中学毕业，为凤阳邑村年岁最大文化最高之尊者。由于耳背，我对他的初步提问近乎声声呐喊：

晓得土改吗？
晓得嘛。
你家啥子成分？
上中农。
就是富裕中农，接近富农了。
没上线啰。
参加过斗地主吗？
贫农、雇农、下中农才有资格，我没资格。
大会总参加过嘛。
啥子大会？
清匪反霸的大会，减租退押的大会，多了。
在七里桥乡开会，凤阳邑归七里桥管。清匪反霸枪毙了几个，乡长、团长，副团长、保长……
可以详细一点吗？
你说啥子？
可不可以详细点？
详细？晓不得。凤阳邑村4个社，就没有叫“详细”的人。
我是说……
我听得懂你的四川话，云南、四川、贵州的口音差不多啰。
凤阳邑有几户地主？
一个社两三户，加起来有十几户吧。
斗争他们吗？打他们吗？
毛主席的政策，斗垮他们的威风嘛，反压迫，反剥削，劳苦大众翻身做主嘛。
你觉得毛主席的政策如何？
对的，永远是对的。
邓小平的政策呢？
对的，永远是对的。
毛的政策和邓的政策打架呢？
嘿嘿，永远是对的。
现在这儿还有地主吗？
1979年就揭帽了，哪还有地主。
我是说住在本地的。
都死了，没死的也搬走了。
他们的儿女还在不在？
晓不得。
老人家指个道，我去找找看。
晓不得。
晓不得？
晓不得。
你是不愿意说吧。
老糊涂啰。
糊涂好哦，糊涂可以长命百岁。
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风调雨顺，儿孙满堂，我85岁还不哮不喘不咳，日子好过。

可以当选村中红色秀才了——我嘀咕一句，接着转向左边的老人：

你是哪年出生？
1942年。
哦，土改那年你才8岁，有记忆吗？
一点点。
你的名字？
杨写。
是吗？这位老人家叫戴作，你叫杨写，凑拢来就是“写作”，真有学问啊。
都是私塾先生取的。
那你在旧社会读过书？
启过蒙的。《四书》《五经》学过的。
你家不算穷吧？
我半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家里剩下爷爷、父亲、姐姐和我，耕种7亩多地，挺辛苦的。后来经常忙不赢，误农时，庄稼收成不稳定，就出租部分给别人。于是到了土改划成分，我家就是“小土地出租”，相当于上中农。
你参加过斗地主吗？
我太小了。不过也晓得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党和政府依靠的都是贫下中农，管制四类分子。
怎样管制？
打他们，要他们低头认罪，向贫下中农投降。这跟母亲打孩子一样嘛，说到底还是爱护嘛。
地主是贫下中农的孩子？毛主席在九泉之下听了可不依哦。
哪我不说了。当时太小了，记不得。

日头当空了，好几个老人抬头望望，低头溜溜，作出撤退的样子。我见状有些着急，就站起来伸个懒腰，兜着圈儿搭话。斜对面那个老头也像千年人参，瞅上去与戴作一般大，一般有内容。于是我抖擞精神趋前，嗓门逐渐加大，终于类似轰炸机；可对方如特殊材料造就的桥头堡，永远巍然不动，甚至连眼皮都不抬——原来是个聋子。我只好举起相机，以树杈和蓝天为背景，记录一下他深不可测的内心世界。

紧接着的受访者叫杨彪，近80岁，不是聋子，可比聋子还不如。成分？下中农；土改？忘记了；斗地主？忘记了；分田地？忘记了。可是你说话还好？说话还好，就是说了就忘了。

说了就忘了？我颇为不满地高声反问，不料周围全都点头称是。无奈之下，我试图抓住最后的稻草——他叫杨吉，74岁，贫农，当过民兵。我问土改，他干脆答当时不在家，没参加土改。我愕然：怎么可能？他也愕然：怎么不可能？我在下关街上打铁，连凤阳邑的会也没来。

我呆如木鸡，陷入木鸡阵中。老骥早已收妥摄像机，拉了我几次衣角，方惊醒一般还魂。

我们如败兵，沿锃亮的石板路走向村尾，残垣断壁接踵而至，阳光如密不透风的红樱矛头扎在上面，浸出了斑斑血渍。爬虫般的攀墙葛藤被大块大块的红色所笼罩，竟燃烧起来。

万籁俱寂的燃烧。幻象的燃烧。我分明瞅见普鲁斯特及其《追忆似水年华》均在虚无的火苗中灰飞烟灭。人心的坟场啊，难怪山体要滑坡。

在2006年底的中国，一个村庄的落后记忆就这么随风而逝。

首发民主中国

【2007年7月5日狱委讯】自由亚洲台潘加晴报导/广州维权人士郭飞雄被控“非法经营罪”一案，将会在下周一开庭。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表示，她已有心理准备，其夫不会获得公平的审讯。另外，杭州民主党成员陈树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亦将会在近日开庭审讯。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对本台表示，周三早上天河区一名姓张的法官打电话告诉她， 说其夫案件将会在7月9日下周一上午9时开庭。该名法官还说，至少保证两个亲人可以旁听，其他人要有身分证号码及名字。因为是公开审判，旁听席位先到先得，法院将发出公告，并向辩护律师发出书面开庭通知。 去年9月14日，郭飞雄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9月30日，以同样涉嫌罪名被逮捕。被关押至今近10个月，家人未曾获准探望他。张青表示，今年四月，广州市公安局说可以让她探望郭飞雄，但她明确对公安局人员表示，如果要她劝说其夫认罪，她是不会做，之后就未有获准探望郭飞雄。 张青表示，郭飞雄会为自己作无罪辩护，她已有心理准备，其夫不会获得公平的审讯。因为如果是公平审理，该宗案件在没有证据和刑讯迫供的情况下，早就被撤回。 现年四十岁的郭飞雄曾于2005年，番禺太石村民罢官事件中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后被关押超过一百天。去年初获释回家后不断受到官方监控骚扰，其间三次被殴打。被捕前一直致力营救北京维权律师高智晟的法律及声援工作。去年九月，郭飞雄被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案送交检察院后，曾因证据不足两度退查。今年5月14日，郭飞雄案移至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原定6月15日开庭，后延期至今。 另外，杭州民主党成员陈树庆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件，亦将会在近日开庭审讯。 陈树庆的妻子张东红对本台表示，上周五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说已收到检察院对陈树庆的起诉书，法院将会在十日内开庭审讯，但未有确定日期。 张东红说，她相信其夫是无罪，希望法庭根据事实作出公平审讯。

 

中国的外交政策往往遭到西方的诟病，因为它赤裸裸地混合了商业私利，漠视最基本的人权。但最近，中国的外交政策得到了一些好评。在明年盛大的全球登场派对北京奥运之前，中国似乎较关注自己的国际形象了。

没有人认为中国对世界的态度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许多评论员——包括美国负责东亚事务、推动1979年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前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指出中国意识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上，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一致。但是，即是这种适度的乐观看法也可能过于乐观了。

霍尔布鲁克在《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上，援引了中美在处理三个国家的问题的新合作精神：朝鲜、苏丹、甚至可能还有缅甸。他认为这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例如伊朗、能源和环境（在这个领域上，对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污染国的合作的需求已经极为引人注目）。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在霍尔布鲁克罗列的三个例子中，中国和西方真正的共同利益到了什么程度，以及真正的合作有多少。

在处理朝鲜问题时，诚然，在朝鲜去年十月引爆某种核装置以来中国就较尽心地力求把它带回谈判桌。但如果中国真的执拗地反对这个邻国拥核，它为什么不早点行动呢？它的主要利益似乎总是要回避平壤独裁政权的猛然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难民潮。

这个目的对六方会谈的其他参与方可能不算是一个诅咒。但二月协议（按照协议，朝鲜关闭核计划可以换取外界的补偿）的一个不幸后果就是它给予这个政权一条生命线——这可不是那些寻求共同国际目的的人们所希望的。

在苏丹，中国不同寻常地指派了特使。中国自夸给该政权施压，据说这有助于说服苏丹总统巴希尔接受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达尔福尔地区。但中国在苏丹的新战术很难说得上是为了大家而作的牺牲。喀土穆政权如此孤立，因而中国作为该政权最重要的国际友人和贸易伙伴的地位不会受损。

在缅甸（中国帮助支持可鄙政权的另一个国家），它和西方的“合作”就是推动缅甸政权代表和美国外交官在北京会晤。这可能是有帮助的。但此举看起来更像是对一个声名狼藉的友人的关照，而不是对美国让步。缅甸一直遭受西方的孤立，由于军政府侵犯人权以及不容忍任何异见的恶劣行径，西方对缅甸施加制裁。中国曾帮助缅甸经受住这种封锁，如今则帮在帮助结束它（这种封锁）。

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友可能有可以分享真正的共同利益的领域。诚如霍尔布鲁克所言，制止伊朗拥核、抑制全球变暖可能就是当中两个领域。但中国已经在那三个国家发挥“帮助”作用的例子与其说是真正的利益结合，不如说是短期战术的凑巧。正如一句中国谚语，中国和西方同床异梦。

英文原文：http://www.economist.com/world/asia/displaystory.cfm？story_id=9431307

 

你可欺骗所有人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于永远；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亚伯拉罕·林肯。

前言：

中华民族走进近代历史的路径实在是令人不堪回首，而且在时过境迁之后因信史难觅，也确实难以真实地去追寻其歪斜的轨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部分秉笔直书的中外历史学家笔端，看到一些真实得令人发颤的屈辱、惨烈的壮举和蒙昧、昏聩的愚行。假如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也愿意深入到近代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去探寻满清王朝走向毁灭的原因，只要你不是铁石心肠，要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心绝对会裂成碎片那样难受。

我读晚清史的体会，宛如读一部腐朽没落的豪门巨贾在其野蛮的先人杀人抢劫起家后，因为子孙后代跟不上世界文明潮流而败家毁业的历史。

满清覆亡之后近百年来，虽然继承其遗产的中华民族中一些不肖子孙，始终不敢真正直面这部糟糕的满清王朝败家毁业史，总想选择性遗忘这段历史中最令人不堪回首的那几页，或刻意去曲解它所蕴涵的真正意义，不但讳言清廷君臣们耻辱与丢脸的过往行止，甚至于把这伙昏聩蒙昧的愚人所做的荒唐蠢举包装成光荣和英勇的经历。在我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意味着一个当年世界上最大又相对最为落伍的民族后代，在对前辈耻辱和丢脸的历史进行文过饰非，其所产生的最大危害，无异于又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重蹈前辈的覆辙而铺就一条植满鲜花的歧路。

当跨入人类又一个新纪元，我也逐渐老去难以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做点什么实事的时候，再来回顾晚清覆亡的历史并以此展望中华民族在充满希望的新千年所面对的现实世界和未来世界，常常会黯然神伤，感慨莫名。

那是因为：

我在为前人而哀伤；

我在为今人而悲悯；

我在为后人而忧惧。

当然，最沉痛的是，

我感到深陷在历史的泥潭中，

而不可自拔的绝望。

一，林则徐是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还是祸国殃民的罪人

谈论晚清的历史，首先必谈林则徐，因为打开大清王朝毁灭大门的人，就是当年的钦差大臣林则徐。

凡对晚清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1840年代来临之际乃至更早些时候，率先兴起工业革命并满世界寻找殖民地的英国人，在与大清国贸易时，因其除了工业化的产品如钟表、呢绒等少数商品外，并无太多适用的商品出口到天朝，而大清国出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它手工艺品，由于受到欧洲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却可无限量外销西洋，所以，英国在与大清国的贸易中，自1820年代起，一直发生着高达每年百万乃至数百万两白银的巨大贸易逆差而无法弥补，英国对大清朝的贸易早就事实上难以为继。于是，歹毒的英国奸商遂挖空心思将在印度殖民地种植和提炼的鸦片，自乾隆、嘉庆时代起就开始返运给天朝的民众来享用，并使之上瘾而逐渐成为有购买力的烟民生活必需品一如现在的香烟。

平心而论，如果说英国人最初贩运鸦片是为获取和大清国继续贸易所急需的白银硬通货而出于无奈有某种合理性，可是，当他们从鸦片毒品交易中尝到暴利的甜头，而不顾鸦片对人的危害变本加厉向天朝倾销鸦片，使之成为众多天朝国民日常的消费品之后，则无疑是以国家为后台的赤裸裸的大规模贩毒之举。当这种由英国的鸦片贩子勾结满清基层的贪官污吏和奸商，大量走私鸦片的不正常贸易开始危及满清统治为朝廷所高度重视的时候，清廷终于在三心二意禁了近百年鸦片之后突然意识到，若再放任这种毒品毒害国民，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导致国家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于是，到了1838年，彻底查禁鸦片无疑成了满清王朝一项真正的基本国策。

史载，在1830年代，广东等最早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不但鸦片已经泛滥成灾并向内地蔓延，而且英国人也通过罪恶的鸦片贸易获取了惊人的暴利和巨额的贸易顺差，从而导致天朝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流失巨大而开始搅乱了大清国一大片地区的金融秩序，同时也使国民的体质被鸦片所毒害，中国人开始以东亚病夫形象走上近代历史舞台。到了1830年代的末期，满清因为鸦片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量竟高达每年600万两之巨，以致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满清王朝因为鸦片这种产自印度的毒品大量流入中国腹地而面临一场真正的金融货币危机和国民体质危机。因之，查禁鸦片从广东下手，势在必然。于是，昏聩但却简朴的道光皇帝于1838年12月遴选了刚正清廉的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这样由道光帝和钦差林则徐共同翻开了糟糕透顶的第一页。

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2万多箱鸦片现货，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林钦差以为，只要肃清了市面上的鸦片，也就一锤搞定了盘踞广州及其近海的鸦片贩子，并能一举铲除鸦片对天朝长达百年的祸害。

虎门销烟之后，林钦差确实因此而获得举国赞誉，朝野认同，官声如日中天。然而，好景不长，林公没有高兴几个月，事过一年竟招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一举轰塌了天朝的国门。越洋而来的英军在天朝境内为林则徐一手制造的鸦片贸易纠纷，与清军打了一场洋枪洋炮对大刀长矛的不对称战争，最终迫使清廷五口通商门户洞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恐怕是昏聩蒙昧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看着销烟池中翻起泡泡时所无法想到的。

从此，满清王朝便与英国为首的西洋诸列强纠缠在中国黑暗的历史隧道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既荒唐可笑又让华夏民族子孙事后揪心扼腕的历史悲剧和闹剧。后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停战后于1860年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清廷居然完全按英国人的要求，在条约中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以致满清对外贸易的进口商品中，鸦片的货值一度竟高达进口货物的60%。此距林钦差禁烟也不过20余年。

据历史记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国人越洋而来的舰队载着数千士兵，不用风帆浩浩荡荡结队溯长江呼啸而上，在两岸愚昧的天朝官民目瞪口呆的观望下，长驱直入进抵南京时，蒙昧而又昏聩的满清王朝君臣们终于在领教了洋鬼子的厉害之后，遂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署了臭名昭著的《南京条约》，以赔钱割地并开放五口通商且在此之前就对林则徐革职贬谪新疆，而宣告了林钦差禁烟行动的彻底失败和大清朝闭关锁国历史的终结。随后，一些西方列强跟着英国人趁火打劫，坐享英国人和天朝开战的战争红利，使清廷的主权进一步丧失，则更是林钦差强力禁烟时做梦也不可能想到的。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泰勒在大清和英国的战争爆发后，随即派全权大使乘军舰到达广州，此时，清政府已成惊弓之鸟，急忙跟他签订了《望厦条约》；法国军舰则开到广州海面示威，宣称将北上攻击舟山群岛，道光皇帝也连忙跟他签了《黄埔条约》；就连几个当时天朝君臣们闻所未闻的西方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普鲁士（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丹麦，瑞典等弹丸小国，过去就是前来进贡也不够资格的，现在也结队而来叩开天朝的大门，他们不仅个个如愿以偿与清廷签订了条约，而且均享有和《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一样享有的特权，清廷对神州所拥有的完整主权遂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事过160多年后，我们再来看这场因鸦片贸易被清廷强制终止而起的战祸，追根溯源，林则徐无疑是个最为关键的人物。

我相信，中国的文化人一定早就从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和中国学校各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中看到，林则徐在满清王朝与英国鸦片商人的敌对行动中，因为对英商交涉态度强硬，行动果敢决绝，禁烟除恶务尽，乃至后来面对英军打上门来时的英勇抵抗，而使他作为极有民族气节的英勇人物受到自此以降的历代中国人所尊崇，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英雄流芳千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消弭这场鸦片战祸帮林则徐擦屁股，而与英国侵略者交涉作出妥协让步并在《南京条约》上签字的人，则作为卖国贼而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老人对林则徐的眷顾也真是好得令人难以想象，第一次鸦片战祸消弭之后，林则徐作为道光皇帝昏聩蒙昧决策的代罪羔羊，虽然丢官后被贬谪去了新疆，可是，当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即将开始撼动清王朝的基座时，林大人再次获得的道光帝的召唤和启用，于1850年10月被授钦差大臣，却在奔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前线就任时病死于途中。死得正是时候的林大人，终于“毫无瑕疵”地走进了中国近代历史，成了近乎官场完人和道德楷模的历史人物，其“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的箴言，在其死后一百五十多年来为中国自视高洁的历代政治家所践行。

在谈论林则徐的时候，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我却每每喜欢执拗地假设历史。

我想，假如林则徐没有病死在赴任途中而是上任后死于随后兴起的太平军之手，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形象还会是这样高大吗？

我还想，如果说人的生死在冥冥之中有定数不可以假设，那他在钦差大臣任上禁烟时，除了采取强硬的销烟举措外难道就真的就没有其他利国利民而又免取战祸的选择吗？他如果在死去150年之后复活，让他再次做出选择，他还会那样决绝地再度“禁烟”吗？

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林则徐在钦差大臣任上的所作所为，他其实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强力禁烟举措给国家招惹的战祸究竟有多大的危害，其禁烟所选用的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不要动脑子的专制政府一贯使用的愚蠢方法，其所用的主要手段则是对付本国当惯了亡国奴的民众一用即见效的暴力手段。他在对付后面有英帝国撑腰的鸦片贩子时所选择的政策措施，更是毫无技术含量和外交智慧可言。当他把自己制定的“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禁烟措施付诸实施之后，其给国家招来战祸的结局也就被历史性地注定了。林钦差为了治愈鸦片给满清王朝带来的沉疴，冀望治社会百年痼疾而一年大功告成，其情真意切可嘉，其昏聩愚蠢则透顶。

假设当时林钦差不是把英商的鸦片强力缴获并将其扔在虎门的池子里销毁掉，而是稍微照顾到英国鸦片贩子的利益，悉数予以平价赎买后再行销毁以示天朝为禁绝鸦片不惜血本；或者根本就不用销毁而作为百姓的极端奢侈的消费品由国家来垄断限量经营，一如当今中国的烟草专卖局出售中华牌和熊猫牌香烟那样给朝廷带来暴利；接着再与英国人谈判禁绝鸦片的时间表或给予逐年减少的配额进口直至取消进口，并辅之于建议英国人用其它更适用的商品来逐渐取代鸦片贸易，以实现英国对华贸易的收支平衡；如此循序渐进地把鸦片对天朝的危害降至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与此同时，则奏请皇上徐图国家制度改良而逐渐赶上英国的先进制度，使国家军事实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强大到足以和英国抗衡的程度。那么，这场令后来的中国人痛彻肝脾悔断肠的鸦片战争还能打起来吗？如果历史是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假设来发展，中国的近代历史还会是这个样子吗？

对这些个的问题，我相信任何一个稍微聪明的中国人和极端愚蠢的英国人都会给出自己的答案：不会！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是，英国国会在表决对大清朝的战争拨款法案时，在有近600人投票的国会中，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这场肮脏的战争，竟然是以9票的微弱多数而通过这个法案。如果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不是那样一味蛮干不顾后果，完全无视当时的世界特别是强大的英帝国正在按西方世界的丛林规则运转，英国国会的对华战争拨款法案原本是不可能被通过的。不管人们现在对林则徐如何尊崇，无情的历史事实极为清楚地表明，是林则徐无视英国鸦片商人及其背后的英国国家利益的暴力销烟行动，才招来了用现代化洋枪洋炮武装到牙齿的英国军队，是林则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他与先行进入人类文明新阶段的英国人打交道时，以落后文明的方式来草率处理有国家背景的商业纠纷才引发了祸国殃民的鸦片战争，从而陷大清朝于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情的历史事实还表明，林则徐的昏聩蒙昧不光是表现在查禁鸦片的行动中，其在后来对抗英国侵略军的战争中，也不是象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那样英明，其颟顸愚蠢一如那些清军著名的败将。史载，在林则徐的销烟举措招来英军，鸦片战争开打之际，林钦差曾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34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钦差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船开到海上与英军对轰，而是横泊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来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抢走了。

也许有人会对我的这些愚蠢的假设报之以事后诸葛亮的嘲讽，但是，我劝哪些准备嘲讽我的人，只要看看美欧诸国当今在自己国内对毒品泛滥所进行的查禁努力事倍功半，就可以看出林钦差的禁烟举措之荒唐和乖谬所言不虚。以当今美国如此强大的国力和科技、文化水平，迄今仍奈何不了区区白粉对国民的毒害，尚要在国内尝试了种种先进禁毒手段之后，最终去缅甸的金三角和哥伦比亚丛林清除毒品生产的源头，并事先安顿好种植罂粟的烟农再来谈禁毒的问题。以此反观林则徐代表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来禁毒，其用专制政府一贯迷信的暴力手段来查禁鸦片，其必然的结局是，无论他虎门销烟之后英国军队是否打上门来，这样的禁烟举措也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如果仅仅用暴力手段就可以消灭毒品对人类的危害，别说满清王朝早在林钦差禁烟之前一百年就能够消灭鸦片对天朝的危害，就是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的霸主也早把参与毒品贸易的人赶尽杀绝了。所以，我们现在无论从那个角度看，林则徐在钦差任上放任使用国家暴力的禁烟之举，其实是一个昏聩蒙昧的专制王朝的官员，不讲科学、不会外交、不认清形势、不顾国家安危的草率而又鲁莽的愚蠢之举，其行为除了表明清廷禁绝鸦片的坚决态度并附带着给国家招来祸国殃民的战乱之外，毫无可取之处。他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仅仅是以一个虎门销烟的简单举措就暴享民族英雄美名的蠢货。而林则徐作为民族英雄被中国人长期极度拜膜的现象，其在文化上的意义是，我们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早已分不清什么是英雄壮举，什么是蠢汉胡来。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迄今一直把昏聩蒙昧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作为自己的民族英雄对待，除了证明这个民族的思想境界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其国民的思考能力与当今世界现代文明严重脱节之外，没有半点正面的价值。林则徐这个占据了中华民族英雄榜前排达百年之久的钦差大人，不仅是导致满清王朝最终覆灭的第一个罪人，其实他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有人非要说他是民族英雄，也是个逆历史潮流乖谬背时，仅仅是他刚正清廉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仰而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愚蠢的民族英雄。未来的中国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这种昏聩蒙昧的民族英雄！如果中华民族继续产生这种昏聩愚昧的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将被再次证明是一个被坏制度彻底毒害而不可救赎的劣等民族，只配让现代的文明世界所淘汰。

前些年，当我观看中国著名导演谢晋以对林则徐无限崇敬和溢美的心情拍摄的新版电影《鸦片战争》时，居然莫名其妙地联想到中国新世纪所再次面对的“禁烟”问题。只是让我感到非常丧气和可悲的是，这回可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在向我们贩毒，而是我们自己人向自己的同胞光明正大地敞开贩毒，竟然还是由各级“人民政府”在组织专卖。

说实话，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同胞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时，每当我得知各大医院里因吸烟致病的亲朋好友在奄奄一息等死时，每当我想到各级政府的财政官员们在点算着烟草税收给他们带来的数字是百万、千万还是亿万，却忘记了自己的国民因吸烟致病而支出的医疗费用是数倍于这一收入时，我除了对这个不争气、没长进的民族充满悲悯的情怀之外，总在匪夷所思地想这个问题：当刚正清廉的林大人知道自己的后代在当今世界又成了“吸烟”的冠军民族而再次面临“禁烟”问题时，他会作何感想？我猜想，林则徐如果在九泉之下有知，要是不老泪纵横，也一定会唉声叹气吧？

如果林公再次降临神州，他还会象当初那样决绝地“禁烟”吗？中国在这个新千年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产另一位“禁烟”的民族英雄呢？

二，满清王朝为何只能搞出坏资本主义

已故的旅居海外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不止在他的一本著作中说过：“清朝晚期的原始资本主义是属於当代经济学家所称的坏资本主义。”按杨小凯的说法，它坏就坏在这一最要命的地方：“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其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

晚清这种坏资本主义，其典型的特征是，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为了追逐一己的私利而官商勾结无所不为。它不仅造成了国家经济的低效率和国民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而且，尤为糟糕的是，国家的整个经济活动中能产生高比率剩余价值的新兴产业，主要为官府和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特权阶级所把持，并按其既贪婪而又目光短浅的欲望组织生产，因而其生产力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快速的提高。在这种坏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官权控制的新兴产业发展迟滞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西方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的清末税收的非制度化，不透明化，及事实上的高收入阶层累退的税收制度（即：越富有和越有权势的人纳税率越低)。

中外历史学家常常惊异于法国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就能被大革命推翻，而清朝的坏资本主义制度却可以苛延残喘很长的时间僵而不死。对此，一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将此归结于欧洲与东亚地理政治结构的差别，其中，最有名的是Baechler的名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根本源泉是同一文化下政治的不统一及政治多元化。

事实上，我们看欧洲的近代历史，就很容易发现，近代欧洲在政治上长期不统一，其实恰恰给欧洲创造了一种国家制度能够展开竞争的格局：即，欧洲那些规模相近的主权国之间在近代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激烈的国家制度竞争。正是有了这种竞争，加上自由移民传统和统一的基督教文明背景，从而使近代欧洲成了世界上最充满活力的一块大陆，也使得欧洲诸国中有竞争力的国家制度有机会胜出，并很快被其他制度相对落后的国家创造性地模仿。

在人类步入又一个新千年之际的前后十年间，欧洲十多个语言、民族、制度各异的国家能够和平地走向统一，这对中华民族而言，不仅是过去的中国人所理解不了的，就是现在的中国人也是难以看懂的。对此，只要看看当今海峡两岸的纷争，大家也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看来，中国要面向未来，不对近代中国特别是晚清的国家制度因为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而被淘汰的原因进行剖析，所谓今后的国家制度改良就始终是缘木求鱼。

我们知道，18-19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一统专制集权帝国，不仅其国家制度在政治治理结构上全盘承袭了秦王朝的郡县制，而且还彻底地废除了清初原本实践了一段时间的诸如给吴三桂之流封王而有利于分权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当时的中国，由于清廷的高压统治，在政治上实行的是一种高度垄断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文化上实行的是独尊儒学的文化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上则是按仕农工商的序列实行重农抑商及所谓以“奇技淫巧”排斥科学技术的自然经济政策。

满清王朝用这种落后的国家制度统治中国，在西方正在兴起工业革命和代议制政治的时代，会产自然生长出一个世界强国吗？我绝对敢说，即使按当代某些中国人在一部歌颂康熙皇帝的电视剧中写的一句歌词，“向天再借500年”，让康熙皇帝来继续统治中国，这个国家虽然由他统治下，在发展停滞的世界中一度领先于全球而被首次来到神州的西方传教士们称羡不已，但是如果他不跟上西方的步伐，拒绝对专制王朝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大清王朝将依然会是世界上最落后的没落帝国。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晚清政府搞的洋务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就自然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西方的汉学家和中国主流历史学家的眼中，晚清的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的经济史上和国家制度改革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导致这个富国强兵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看来非常简单：满清的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这个运动以坚持满清王朝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它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面模仿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相反，自始至终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完全无视建立近代企业制度和公平市场的基本法则。

洋务运动自身的悖论集中地表现在，政府垄断工业和其它新兴产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和不可兼容，即，晚清政府既是国家经济活动的裁判员，又是市场上的利益主体，并时时刻刻利用其裁判员的权力，目光短浅地去追求其在市场上的经济利益，而不管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是否会因此而混乱不堪。晚清王朝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行为，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蓄意压制有前途的私人企业发展。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与满清的洋务运动相比，虽然起步较晚，却成效远远大于后者。日本在明治维新运动中，除了国家的宪法中没有放弃天皇的实权不搞虚君共和之外，不仅规定了国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其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竟然是“全盘西化”，全面模仿英国、德国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当时的日本政府，除了在国民不知企业为何物时，办过几个模范工厂外，基本上不办国营企业。因此，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完全可以没有私心地发挥公平司法，严格执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从而，使国内的私人企业得以蓬勃发展起来。加上维新期间日本模仿西方的公司法和专利法，鼓励国民的创造发明，简化国民创办企业的审批手续和降低国民创业的门槛，使得私人企业有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可以利用剩余权保护推广西方专利的收益，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时代起，西方的各种先进技术就得以广泛在日本引进、发展和生根。

反观晚清的洋务运动，其特点不但是官方对大工业的垄断，也表现为亦官亦商，官商勾结，从一开始就排斥私人企业，使私人企业难以获得宽松的创业环境和发展空间。我们从充斥于正史记载和民间野史的故事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清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必须与官府搞好关系和得到各级官吏的庇护，其中，胡雪岩发迹的故事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以李鸿章搞的轮船招商局(1872年)以及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为例。对这些晚清最著名的企业，我们很难设想，其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运行机制，居然在制度层面没有严格定义的概念。象李鸿章作为朝廷高官，又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当今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任命各级官员出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般无二。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其双重地位造成的利益冲突使得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公平和健全的近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秩序根本就不可能建立，私人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发展起来。总而言之，晚清这些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诸如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却没有近代私人企业的最低效率。

但实事求是地说，晚清覆亡前的官督商办企业，在随后清廷制定的经济制度规范下，与共和国成立后的很多国营企业相比，到更像近代企业。特别是清朝末期政府在多次沉重打击下规划立宪改革后，于1904年月21日颁布《商人通例》九条和《公司商律》一百三十条，1905年颁布公司登记法，1906年通过的破产法和专利法，终於使近代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始走上正道。如，1904-1908年国内私人企业就曾迅速发展，共有多达272家注册成立。无奈，晚清这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良好发展趋势，最终却被清廷延缓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积累的社会矛盾所引发的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国初年的国家动乱所打断。

公允地说，命运女神和历史老人其实给了满清王朝远多于日本的太多机会，让它赶上历史前进的步伐，然而，清廷中那些蒙昧而又昏聩的君臣等一干蠢人，却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样的历史机遇。

这样的腐朽没落王朝不走向毁灭，天理何在？！历史的正义何在？！

三，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于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满清王朝及其统治下的中华民族作为西方列强侵略的受害者，有权利对西方列强予以控诉和讨回公道，并逐一废除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条约，是历史公正性的体现，对此，毋庸置疑。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晚清的最后几十年，清廷和西方列强的冲突，却有很多是清政府蒙昧昏聩而自取其辱，其中，义和团事件就是个最典型的例子。

真实的历史事实是，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慈禧太后镇压戊戌维新运动后被国内外认为失去领导朝廷的合法性，因此，她的理亏心态成为触发义和团事件的内因。在闹义和团事件之前，满清王朝与中国历代任何封建王朝一样，坚持不准民间自由结社的传统，视独立於官方的外国教会和其它诸如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社团是对朝廷及其意识形态垄断的威胁。无情的历史事实表明，清廷利用义和团的真正目的，是企图借助于义和团迫害教会和外国人而使自己处于进退自如稳操胜券的不败之地。

当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昏聩而又蒙昧的一伙蠢人，一反镇压民间结社的传统，转而支持义和团进攻外国公使馆，打杀外国人，就在这些家伙自以为得计而暗自窃喜时，在国际上却被公认为犯罪的暴行，在清廷放任不管之后，其招致各国联军干涉，自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和必然的结局。

据史载，慈禧太后之所以默认义和团闹事并发展到对当时全世界11个列强宣战，陷国家于被列强瓜分的险境，其关键因素是被臣下关于外国人支持光绪帝复辟的传言所激怒，所以，这一事件实质上是慈禧镇压光绪帝改革后失去人心和统治合法性危机的再次暴发，而不仅仅是我们的主流历史学家所编造的所谓外国人合伙再次侵略中国。谁要是再在真相大白之后，继续把八国联军平息义和团事件简单归结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而不检讨晚清时的官民愚昧及其对中国未来极端不负责任而产生的负面而又深远的影响，则无疑是在为新的义和团时代到来而铺路。

实事求是地说，晚清因为国家积贫积弱又不思改进制度而在与西方列强的纷争中，确实在屡屡吃亏后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道义上站不住脚有待国家强大起来后再逐一加以废除或修订是一回事，但在当时的国际法的法理上必须得到遵守，其实是得到签约双方认同的，则是另一回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列强把那些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清廷，并不是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的。按照杨小凯的观点，至少清廷与西方列强冲突后产生的条约，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到清廷，使清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无人敢于挑战的超级垄断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朝廷及地方官吏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并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这对中国后来建设正常的商业社会有着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

即使是被现代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土地上实行的“领事裁判制度”，其对中国社会进步的促进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

根据历史记载，英国最先向清廷索要领事裁判权，是鉴于满清不是一个法制国家而提出的正当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因为在晚清时代，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如果没有英国的领事裁判权，则英国人民和商人在中国根本没有人身安全及相应的司法公正保障。考虑到英国在租界及殖民地香港并不是由政府来行使司法权，而是由独立於政府的法庭来组织控辩双方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并由本地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对被告裁定有罪或无罪，这种公正的司法程式和内容，就是到现在，其先进性也是不容置疑的。

以此反观晚清的司法现状，其野蛮、无序简直骇人听闻。例如，最初鼓动义和团闹事，最早将“义和拳”正名为“义和团”并将其罗致在自己门下听用的毓贤，就是个杀人如麻的屠夫式的基层官吏。这个秀才出身的汉裔旗人，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署理曹州知府，上任不及三月便杀掉了当地一千五百余人，居然还以能吏之名而为上级嘉许，以致官运亨通，被清廷提拔使用。当1897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在晚清这样的司法官员治理下，外国人如果不争来“领事裁判权”，其在华经商传教的国民如遇司法问题会是个啥状况，也就可想而知。

按照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即使是所谓对满清进行文化侵略的外国教会，其对中国近代进步的促进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在晚清，那些平时极少有反对力量制衡的清廷及其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极权政府鱼肉人民，和防制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晚清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其发生的很多正面作用，更多的时候往往超过了其负面作用。

当然，从公正性对所有人而言，英国人所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公正的保障原本也应施于所有的中国人，但是，在清廷所坚持的所谓主权面前，英国人不可能给天朝的国民争来这些权利，而只能争取到英国人所应有的权利。如果我们不刻意隐瞒历史，当代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可以看到，通过和清廷订立的条约和从天朝夺取的租界，英国人把他们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实践，不仅毫无保留的展现给了清朝的国民看，而且这套制度也的确确惠及了居住在租界里的清朝国民，并给这些最初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愚民们以宝贵的现代化启蒙。

事实上，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无论是国民党人、共产党人，还是为清廷、北洋军阀或国民党当局所不容的政治异议人士，都曾经依靠租界中独立于满清政府和后来的民国政府的司法裁判权，而保护了自己的人身权利。如果深入考察英国人对租界的管理，他们在中国的租界里基本上都是实行地方自治，并不是由英国政府派员直接管辖，而是由租界居民选出的地方自治机构治理租界。虽然，租界中有选举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局)权利的人，由于受选举法对财产和交税或交租额资格的限制，只占租界中居民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其实行的租界民主选举制度是真正的少数有钱的外国人才能搞的民主制度，但是，它却与租界外的专制社会大异其趣，因而为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和有文化的人所羡慕不已，一如现今移居美欧的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民主制度趋之若鹜。

残酷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由落后的专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英国的租界无论是从司法、税收制度方面，还是从公共财政管理方面，都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学习现代政治和经济司法制度，提供了最好的课堂和教材，其中，香港就是一个这样的范例。

毋庸讳言，中国现代城市的公共财政制度，公共设施，建筑风格其实都深受各西方列强在华租界的影响，特别是英国租界提供了司法独立，地方自治，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收入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结社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企业成立自动注册等等现代社会的元素，从而为近代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它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正面意义，一直为中国那些主流历史学家所一笔抹杀。

在我看来，如果要说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不够快，其向西方文明学习和模仿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步履蹒跚，其主要原因，绝对不是晚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倒是西方列强对晚清的侵略力度不够而给小日本留下了巨大的机会，使它在甲午战争与后来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屡次得手，从而彻底地阻断了近代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几十年机会，以及我们的近代历届政府对西方列强随其侵略得逞而移植到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先进制度学习不够而造成的。至于后来的人舍近求远往莫斯科“一边倒”，去学斯大林的“好制度”，一度饿死几千万人甚至把国家搞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把家门口的好制度弃之不用，则就不必展开来说，相信读者也都能心知肚明。

结束语

说实话，每当我看着如今CCTV把自己的屏幕让那些梳着猪尾巴的满清王公大臣们占领的时候，每当我看着国内那些知识精英对康，雍，乾三朝盛世的历史，乃至对更远的秦皇汉武和开元盛世的文治武功津津乐道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无良学者们在继续胡编乱造中外近代历史,刻意歪曲和篡改中外近代历史，并以此鼓动当代中国的无脑儿们盲目排外却以为自己的行为是爱国之举的时候，我极其痛苦地意识到，他们其实在做着当年腐朽的满清王朝曾经做过的同样糟糕的蠢事：他们不仅在继续有效地扼杀中华民族的创造性思维，而且在继续剥夺广大国民对当今世界先进文明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根本就不是在奋力追赶西方现代文明而是在继续拉大和西方世界的距离。如果要再说严重点，则是我们这一两代人将彻底埋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

假如你真的是非常爱国的中国人，你自然可以不赞成我的观点，你甚至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所掌握的中外真实的历史事实来批判我的观点，但前提是，你得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

只要你是中国人，为了中华民族在新千年中不重蹈满清王朝的覆辙，你真的要非常提高警惕！

说明：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并引用了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和唐德刚《晚清七十年》若干章节，在此致谢！引文出处恕不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