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眼中的王朔阿城张承志

 

“我喜欢的作家,人格都很有光彩”,作家王安忆近日与文学博士张新颖畅谈了她眼中的当代中国作家。她认为张承志很浪漫,莫言有魅气,阿城好清谈,王朔则“太软弱”,话题轻松,颇有见地,引人关注。

张承志最善于把握“历史的诗意”

张新颖:现在我们谈你同代的作家吧。

王安忆:同代人,我想张承志肯定是要说的。伤痕文学过去了,他是寻根的时候才出现的,就是八十年代—————

张新颖:不是,比如说他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就很早。张承志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黑骏马》,以前都得过全国奖。

王安忆:不过我注意到他的时候已经蛮晚了。他是1983年由《收获》的一个老编辑带到会议上来的,他也是在这个会上领奖,是领一个全国优秀小说奖吧,那是我们第一次交谈,我觉得他特别诚恳,而且他也很谦虚的。他和我谈到他写的《北方的河》。有了这种谈话以后你就会有个很大的期待了。

张新颖:以后你们的交流怎么样?

王安忆:他不知道我是很尊敬他的,我真的是很尊敬他的,他的意见我非常重视。后来他到日本去一段时间,那时他很消沉,我给他寄卡,让人给他带酒,而且写信写得都蛮长的。那段时间他真的是很激愤的。他的感受格外尖锐,做了个决定是退伍吧,公职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人人都很受伤,很受创的感觉。我们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见面,那次谈话谈得特别长,一整个下午,夏天漫长的下午。我就觉得特别放松,他也很放松,也不谈文学,就是像普通的朋友在公园里面聊天。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急急忙忙地写东西,变得很闲,多出了许多时间,使我们反而能正常地交流。自那以后我们的相处一直很顺利,也很积极。最近的一次是在云南开会,我们有一天晚上在一起聊天,聊得非常广泛,他自己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说我现在再写《心灵史》的话,肯定会和那时候不同了。他说写《心灵史》的时候啊—————这段话讲得很好,我把它记下来了—————他说我们都是被那个时代惯坏了,他指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个时代,他说那个时代你看我们一个个多盛气凌人啊。他这句话说得很好,我觉得,我们就是被那个时代惯坏了,他说他经常回忆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有正当的竞争,有很好的编辑,包括很好的官员,现在是非常想念他们的。他后来不大写小说了,写的都是散文。我觉得他,怎么讲,现在说这话不要紧了,他已经对我有免疫力了,我觉得他太没有匠气了,太不像匠人了;而我是个匠人。就是他对做活这件事情太不满意了,他是个诗人,他一定要直抒胸臆,他一定要抒发情感。

张新颖:他还是沉默的,不说话的人。

王安忆:对,无论怎么接近他,都不能够理解他一点点。尤其是对女性的拒斥,这简直让天下女性绝望,他的魅力似乎专针对于女性,可却偏偏不让女性了解。

张新颖:1985年我考上大学,坐火车,我背包里就放了两个作品,一个是《北方的河》,一个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王安忆:张承志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就没脾气了。张炜说,其实啊张承志,你就像个大姑娘,很腼腆的。张承志说,你没看到我发脾气的样子。然后张炜就说,你发脾气还是个大姑娘。

张新颖:张承志的语言有些特别。

王安忆:他的语言呢,是一种很“做”的语言,就像在刀锋上走,“做”得好就好,“做”得不好啪的一下就掉下去了。“做”得不好的话就实在是造作,“做”得好的话,也实在是好。

张新颖:他的作品,包括他的文字,和他学的专业有没有什么关系?

王安忆:他曾经公开地讲,他学的是考古,就是历史么,学了历史他好像积蓄了很多感情,这个专业已经容纳不下他的这么多感情。因为考古需要的是一种科学的严谨态度,他太浪漫了,他是个感情很泛滥的人,考古实际上太严格了,每一个东西都要反反复复地证明。而感情是无边无际的。

张新颖:他对历史是有感情的,这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很多作家对历史没有感情。

王安忆:历史里面的诗意都被他攫取了。比如他学的民族史里面有迁徙,这个迁徙就能够展开很多想象;然后战争,这种东西就是能使人激情澎湃的。

莫言元气充沛,有一些魅气,但他从不攻击人

张新颖:你和莫言认识应该是比较晚的吧。好像《小鲍庄》和《透明的红萝卜》是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

王安忆:对的。呵呵,当时说到红萝卜,我就说,红山芋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红萝卜。因为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嘛。这句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和莫言开始的时候也不协调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我就和他变得越来越融洽了。

张新颖:呵呵,因为你成名比较早啊,人家有压迫感。

王安忆:那个时候他们都在读我的《新来的教练》啊什么的。我觉得莫言是个元气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来的。我觉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农民里生长出来的。

张新颖:而且他这个农民的立场他一点不掩饰。

王安忆:他不是说替农民代言那种意义的,而是他坚持在农民中的立场,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空间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人道的,审美上则是浪漫的。

张新颖:你刚才说莫言的小说泥沙俱下,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很少有作家这样大气,因为泥沙俱下是需要一个巨大的流量的,流量不大你带动不了这些泥沙,好的坏的都带动不起来。

王安忆:对。你看他这么粗壮的一个汉子吧,忽然之间能写出这么灵巧的东西,真的就是神来之笔。

莫言还有一点蛮好的,就是至少在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很刻薄的什么话,他不攻击人的。汪曾祺也不攻击人的。他恨也就是恨,骂也就是骂,不像有些人挺阴毒的,会攻击人,莫言就不会的。

张新颖:那莫言的作品里,你觉得好的有哪些呢?

王安忆:最好的是中篇,中篇是最适合他的写作的体积。中篇里面他一方面会有所节制,不可能那么泥沙俱下,另外一方面他的才华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

张新颖:长篇有的时候太浪费了,不节制,有的时候太繁复了。

王安忆:短篇又太拘束了。他的自由度就是到中篇最好。他是蛮有后劲的,蛮有力道的一个人。我觉得好的作家都有一些魅气,我觉得他也有点魅,他真有点魅的,他讲他们村的鬼故事,听听也都很奇怪的。

张新颖:他家那里的鬼故事是很多的啊,因为他那个家跟蒲松龄那个家,已经不远了。我们齐国人,都是听鬼故事长大的。讲鬼故事也是乡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大家凑在一块儿干吗呢?说说鬼故事和我们的文学阅读没什么区别。我看莫言的小说,就觉得,怎么回事,这家伙把我们小时候听的东西都写出来?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就莫言的很多小说,是有当地传说的影子的,包括《红高粱》。

王安忆:说到《红高粱》,其实,每一个作家都是有一个庄稼作底的。莫言的高粱,张炜特别喜欢红薯和玉米,苏童很喜欢棉花,我很喜欢麦子的。庄稼真的很美,没看到庄稼的人不知道它怎么美,你想象不到一块土地里面,一个种子,它最后会长成这么样的形状,这么丰富的形态。这种形态根本不是人能够制作的。

阿城在台湾名气最大,尚清谈,颇有古风

张新颖:贾平凹、莫言这样的作家,都算得上异数;和他们不一样的阿城,也是个异数。

王安忆:阿城很喜欢贾平凹和莫言的,我觉得他喜欢他们大概是觉得他们有民间的风格吧。

张新颖:那就谈谈阿城吧。

王安忆:阿城就是那样的一个人,老把式,真是一个老把式了。阿城是一个有清谈风格的人。现在作家里面其实很少有清谈风格的,生活很功利,但是他是有清谈风格的,他就觉得人生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一起吃吃东西,海阔天空地聊天。法国人也有清谈风格。

张新颖:那他清谈和他不写有没有关系呢?他现在反正也不写了。

王安忆:他其实在写,他给我说《卧虎藏龙》就是他写的剧本,他写还是在写,当然是一些赚钱的东西什么的,但是我在想他这样的人大概是写不多的。后来他写了《棋王》,最红了。他反正特别有清谈风格,漫无边际,你不能带问题去赴他的清谈的,如果你带着问题去问他的话,你永远也得不到回答的,你问他此,他总是回答你彼。

张新颖:阿城在台湾名气很大的。

王安忆:他是最早介绍到台湾去的作家,最早介绍到台湾去的中国的当代作家。然后才开始轮到我们这些人。可以说台湾那边了解大陆的文学,鲁迅后面就是阿城。

张新颖:这样也不错啊,毕竟他是个好作家。

王安忆:他最喜欢的事情是电影,他自己说是“迷恋”,这可能和他的写实倾向有关,电影是最写实的艺术,最具有写实的手段。他有种晚清民初气质,我很喜欢他的松弛的状态,而且他的清谈的风格我也很喜欢,不过我实在还是希望他能明确一点。我记得彭小莲写过一个《他们的世界》,写她的父母,主要是父亲,然后给阿城看,阿城就对她做了些评语,说你这里面有一种共和国气质,这个评价可说是针对所有我们这些人的,他和我们气质不同。阿城要向你描绘事情的时候就会描述得非常生动,这也是写实派的特征,他很会描绘。描绘的生活状态也很好。我觉得阿城有一点很好,他喜欢一种艺术吧,他一定会在生活里面体现这种艺术。我们的艺术和生活往往是分家的,比如我在我的作品里讲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的生活往往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而他的生活状态却是在实践他的艺术观念的,或者反过来说他的艺术是体现在生活上的。就是说,他有一种生活美学的观念。比如,说到老北京,他父亲带他去买鞋,到鞋店里面一边试鞋一边聊天,没有一句话是说到这个买卖,最后他终于试到一双合适的,那个店员就说了一句,穿走吧!多文啊。我觉得他是有点古风的,当然古也不是太古,就古到晚清,因为他还不够质朴。他是一个文人。

王朔身上的盔甲太多了,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

张新颖:接着阿城,说说王朔吧。

王安忆:我觉得王朔其实是一个温情主义者。他有一次喝了酒,我觉得他喝酒以后就特别可爱,脚是软的,眼光也是软的,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跟你说的样子,他说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你不要来考验我,我经不起考验,一考验我肯定叛变,立刻就成为一个坏人。他说我们中国人最最可悲,就是老是遭到考验,大部分人不是英雄,是软弱的,于是不能不变得很卑鄙和卑琐了。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温情主义者,他很容易受伤害的。他为了掩饰自己的伤痛呢,就会做出特别凶悍的样子,他会做出特别抵抗的样子,或者胡来胡闹,把事情搞成一团酱。他那部《看上去很美》,前面两万字写得多好啊,就写那个很小的小孩,在幼儿园,幼儿园被他写成充满了暴力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刚出壳的小鸡雏一下子面对的一个人世,多么叫人惊奇,他写那个那么小的小孩,夜里到洗手间看到自己的一双眼睛那么深那么黑。可惜写到这以后,就滑下来了。我在认识王朔以前,就看过他的那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特别喜欢他第一个故事,我觉得他写得特别伤心,他就写一个女孩子爱上了一个流氓青年,受了伤害,决定报复他,怎么报复,堕落,她加入到他们这一伙里面来,滥交,犯罪,彻底改造自己的人生,放弃正常生活的希望,写得很伤心。我觉得这是真的王朔,到后来王朔身上穿的盔甲就太多了,层层叠叠,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了。

张新颖:他说自己是普通人,就是说他会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攻击别人的时候,把自己放在很低的那个位置上。

王安忆:我觉得那是自我保护呀,他其实就是说我已经是这样了,你还能把我怎么样。简直就是耍无赖了。这是一种抵抗的姿态,但不是上乘,有点可惜。

张新颖:真正的普通人,应该是像他早期作品里面,有你刚才说的那些伤心的、温情的东西。

王安忆:对的。他很能体会人的情感,但是我觉得他太软弱了。

张新颖:你说他太软弱了?

王安忆:是的,所以很多东西他不能抵御。

汪丁丁:我们能否认真对待权利?

 

作者:汪丁丁 著名经济学家,就职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山西“奴工”,日积月累,演变为世界性的公众事件。奴工之谓,意思是违背了劳动者自己的意愿,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尤为恶劣的是,部分奴工还是儿童,是为“童奴”。奴工作为公众事件,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

那么,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就目前情形而言,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或者是一个社会哲学(Social Philosophy)问题。

权利哲学家们在“权利”概念上已经有一些共识了,例如:(1)权利问题的初衷或问题意识,是个体对政府权力的抗衡;(2)每一社会成员界定了自身权利之后,全体社会成员的自身权利之间必须是相容的;(3)于是,权利界定的一项重要标准是“人,生而平等。”

德沃金在为《认真对待权利》中译本撰写的长篇序言里,为中国读者列出了上引三项关于权利的看法。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认真对待权利?

权利首先是权利意识,这意识若仅仅是潜在的,权利就不是权利。就中国当代社会而言,我同意一位朋友的看法:是关键性的新闻事件,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为什么呢?因为关键性的新闻事件,相当于“协调博弈”里的协调信号。当大众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时,权利就从潜在的转化为显在的,从而极大降低了维护权利的成本。协调均衡可以将大众对一项权利的支持转化为政治力量——即权力,从而迫使侵犯该项权利的既得利益群体让步。人类的权利史,基本上就是权力斗争的历史,是权利从上层集团逐渐扩散到大众的历史。

为什么公众事件相当于协调信号?因为围绕着公众事件,来自各学科的良心,被汇聚为政治力量。专业头衔不是信号,事件本身才是信号,是社会行动的信号。

但试问,在当今的中国,谁曾认真对待过农民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打工子弟的权利?谁曾认真对待过城市贫民的权利?

不要寄希望于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向他们提供良知。不要寄希望于社会学家,因为他们的学科训练不足以让他们冷静思考。也不要寄希望于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因为他们本身太软弱!

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及其他法律、政策,已经写明了多项最美好的权利。问题在于,是什么让它们变得如此苍白?历史告诉我们,在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这三权当中,最容易聚集力量去侵蚀其他二者的,是执法权——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谓“强权即真理”,所谓“might makes right”。但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或抗衡。休谟说:与其与单一的恶一起生活,我们宁愿与两种抗衡的恶一起生活。没有抗衡权力的权力,或迟或早会成为腐败的权力。

就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以及地方权力之间和中央各部门权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合作与抗衡关系。但是这些相互抗衡的权力,哪一个是认真对待民众权利的呢?不错,社会演化还未抵达我们预期的阶段。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地方权力会继续分化,迟早会达到乡镇甚至村庄的权力抗衡,然后,普通人的权利便可得到尊重。但这一阶段绝不是等待可以达到的。就目前可见的趋势而言,“以脚投票”是强化政府之间竞争的最有效激励。所以,公民在国内自由迁徙的权利,可说是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可以带来其他的制度改进。

维权是一个过程,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一过程最重要的步骤是“表达”——必须公开表达这一觉醒的意识,否则就不能转化为权利。我们有一线希望,因为上列权力之间的长期抗衡,为新闻表达提供了足够多的空间,市场的和政治的空间。

维权的途径有很多。例如,我们可以设想千百种途径来增加使用奴工的成本,法律惩罚是最直接的。但经济学家知道,法律也是需要支付成本的。

对奴工问题间接但更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加强社区建设,加强社区对贫困家庭和问题家庭的有效扶持,而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例如“非典”时期,社区在一些地方的作用就被极大地激发,这是因为“非典”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如果贫困家庭具有同样强烈的外部性,我们相信,社区同样会极有效地帮助这些家庭。

所以,使用奴工的负外部性是否强烈,与奴工成本的增加有重要关系——通常,丑恶事件在我们心中激发的负效用,与我们的教养(或许还应包括教育程度)有统计的正相关性;因此,道德感的普遍缺失,既是丑恶事件之普遍存在的理由,也是丑恶事件的负外部性普遍下降的理由。

第三途径是借助于国际人权舆论和国际贸易对“奴工产品”的制裁,类似于反毒品政策可以借助于惩罚毒品消费者来增加毒品成本,或“反黄”政策可借助于惩罚嫖客来增加色情业成本。

第四途径,其实是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新闻监督。贺卫方曾说:对法治而言,最重要的支持就是新闻自由。他的看法给我印象很深——一位法学家,从许多领域里,独独挑选出“新闻”作为法治的前提条件。这一次山西奴工事件,我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的。其实,新闻可以更自由,而不会带来危险。

第五途径,是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所谓“青天老爷”式的干预。这或许有效,但也可能完全无效。但当代中国社会日益不遵循传统秩序的规则,青天老爷们的作用正日益衰微。

总之,经济学家们不应继续仅仅是经济学家,他们有话语权力,他们不应以“劳动力成本太高”为理由无视奴工问题。类似地,多年以来,他们不应以“道德问题与经济学无关”为理由无视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再重申我的立场:任何经济学在任何具体社会中的运用都是政治经济学的,不会继续仅仅是经济学的。

写完了抛砖引玉的这几句话,我突然感觉到我们社会的冷漠,如暗夜无边无际地包裹着我,湿且寒,难以呼吸了。我知道还有一些人——国内的和海外的,有与此同样的感觉。在铁屋里,连呐喊的力量也难以集聚,因为冷漠太深太久,以致他们更愿意忘记。揭开疮疤吗?太痛苦了,还是醉生梦死更好些,还是让我们肤浅地幸福着更好些。最简单的三叶虫,今天仍然活着,最古老的化石是它的化石。活吧!活吧,人。

林和立:胡温从未把香港放在眼里

 

中共中央对香港民主进程的看法,从政治局常委会从未讨论过香港政改或普选问题便可知一二。和第二、三代领导如邓小平、江泽民或朱?基比较,胡锦涛或温家宝对香港其实兴趣不大;而且既然中共高层的共识是香港的政治制度动得越少越好,胡温觉得现在或他们在党十七大后的五年剩馀任期中,根本不必花时间研究甚麽特区普选时间表等“务虚”问题。

唯一结论是软硬兼施

难道香港这花花世界大都会对胡温丝毫没有吸引力?不要忘了老邓的警句:甚麽都得看“大气候”。对邓来讲,收回香港是万世功勋;老江觉得香港在他手上平稳过渡到特别行政区亦可在史册记一功。当然,在经济与不少领域上,邓、江年代的大陆依赖香港似乎多於香港对祖国的需要。胡温在十六大后管治的中国虽然还是问题多多,但大气候已改观:起码从表面看,中国财大气粗,虽未过美但已超英;不要说跨国公司的总裁,连不可一世的“新美帝”高官甚至将军都非得对中南海大员哈腰作揖。

在北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勇敢新世界”中,香港算老几?当然,祖国的大企业在某些环节还用得上香港的财经人才,不少红色跨国公司还要来香港股票市场搞IPO(公开招股)。但大气候话变就变。几个月前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超过香港;且人民币很可能在几年内就跟国际货币完全自由兑换。不要说大陆企业,不少香港公司也希望在上海上市,以享受一亿多股民的关爱与超高市盈率的实惠。

除了要实现甚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甚至“和谐世界”外,胡温对自己的定位是超级救火员:只要把“动乱”,即足以燎原的“反党”星星之火消灭於萌芽状态,中共便可以长治久安。近年政治局常委就香港问题开过的唯一会议是二○○三年七一大游行后的两三天,其结论是“加码软硬兼施”。软的是CEPA与统战加收买;硬的是渗透、打大棍子与杀鸡儆猴。胡总前几天的CEPA恩赐兼“一国歼灭两制”骚,正好把最新的中港大气候演绎得淋漓尽致。

没想过香港普选问题

关心普选方式与时间表的港人都在揣摩北大人对这烫手山芋的看法。残酷的答案是:胡温对此“莫须有”问题想也没有想过,他们的谋士也从没有为此献过甚麽策,写过甚麽报告;因为香港民主是个“本来就不存在”的劳什子,而且到十八大胡温交班给“第五代”时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胡温想做的事是安排“自己友”上位,和如何“大国崛起”,使中国在二○二○年左右,他们有生之年蜕变为“准超级大国”。胡温不想面对但非得处理的是年近十万起的“群众事件”与党内贪污大案以及环保、奴隶工丑闻等等;香港要赢取胡温的目光,除非又来一次五十万人上街!

陈水扁:北京的一个中国--两岸关系的掣肘

 

美国知名且具影响力的媒体「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今天在舆论版,以「北京的一个中国-两岸关系的掣肘」为题,刊登陈总统水扁先生的投书。

文中,总统针对香港主权移转中国十周年及一国两制表达看法,认为「一国两制」,「两制」是假的,「一国」才是真的;「两制」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为了包装「一国」才存在。十年过去了,但相同的文字游戏继续上演,只是这次的场景换到了台湾,「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变成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总统进一步表示,我们要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全球自由民主阵营大声的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且爱好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台湾的国家主权属于二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我们不但不接受「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更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的孪生兄弟、用「各表」去包装「一中」的「九二共识」。因为一旦接受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就表示放弃了民主台湾的国家主权,等于向极权与独裁者投降;而台湾若被中国并吞,将严重伤害东亚地区的稳定。此种结果,不但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国际社会也不能接受。

总统投书中文全文为:

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转中国十周年,当年中英双方的相关谈判正陷入泥沼时,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只用了一句「一国两制」就轻易化解了僵局,用这件「国王的新衣」让中国赢了里子,同时也让英国保住了面子。事实上,「一国两制」,「两制」是假的,「一国」才是真的;「两制」没有任何的意义,只是为了包装「一国」才存在。十年过去了,但相同的文字游戏继续上演,只是这次的场景换到了台湾,「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变成了「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

2008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即将来到,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马英九先生一再强调,如果由他当选,他将在所谓的「九二共识」,也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双方各自表述」,简称为「一中各表」的前提下,立即与中国恢复协商、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甚至建立两岸共同市场。

所谓的「九二共识」似乎成了精灵手中的仙女棒,只要轻轻一挥,台海两岸超过半个世纪的紧张对峙从此烟消云散,不禁令人对所谓的「九二共识」充满了好奇与幻想。但所谓的「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经过仔细的分析与历史还原,我们赫然发现,原来「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只是另一件「国王的新衣」,且与「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是孪生兄弟。「各表」如同「两制」一样,是用来包装及掩饰「一中」与「一国」的毒药糖衣,都是为了要将国家主权交给中国所精心设计的下台阶而已。

1992年10月底,台湾的「海基会」与中国的「海协会」在香港举行会谈,双方曾达成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也就是先搁置争议,优先处理具体的事务性问题。正因为秉持着这种务实的精神,才促成了1993年4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辜汪会谈」。然而,1992年香港会谈,台湾与中国并没有达成任何形式的共识,更遑论所谓的「九二共识」。

辜振甫,前「海基会」的董事长,也是「辜汪会谈」台湾方面的主谈人,在他的传记「劲寒梅香」一书中第 266与267页写的非常清楚,「九二共识」这个新名词,是由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的陆委会主委苏起先生,于2000年4月28日所提出的,且辜振甫先生也再三强调:「「共识」必须是经过双方当面讨论之后,所得出的共同接纳的意见。事实上,1992年香港会谈,双方确实无法接纳对方的各项建议方案,因此会谈没有任何具体结论。」清楚的说明从来没有所谓「九二共识」的存在,「九二共识」这个新名词是于1992年香港会谈8年之后,由中国国民党所捏造出来的。

中国方面虽然在表面上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提法,但中国所接受且始终坚持的「九二共识」是指:「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样的共识。」上自江泽民与胡锦涛两位前后任的国家主席,下至国台办的任何官员,从来没有任何人曾经表示过「一中」可以「各表」。简言之,就是「一中不表」。

2005年6月,也就是在中国国民党连战荣誉主席与中国共产党胡锦涛总书记举行首次「连胡会」之后,中国的「海协会」,相当于中国国务院国台办的直属单位,在其以官方身分出版的「九二共识历史存证」一书中,于第12页提到:「1992香港会谈双方以各自表述的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是共识,而对「一个中国」的内涵双方未谈,根本没有共识」。紧接着于第13页更明白的写到:「台湾当局…公然将海协会与海基会1992年达成的在两会事务性商谈中「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口头共识歪曲为「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并把一个中国表述为历史的中国,而现在是「阶段性两个中国」。这与两会当时达成的口头共识根本是背道而驰。台湾当局已不是在遵循一个中国原则,而是搞「两个中国」。」

对中国而言,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就是要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就等于要放弃台湾的国家主权,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就国际现实,不论是联合国或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中国指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存在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坚持所谓的「九二共识」,不仅昧于事实,且将使台湾在国际社会更形孤立。

「自我欺骗」是最严重且最不可原谅的错误。「一国两制」是为了保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与英国国家尊严的一个妥协,被牺牲掉的是七百万港人的自由与人权。时至今日,港人对特首普选、立法会议员全面普选的期待依旧落空;香港的司法机构无法在不受北京干预的状况下独立运作;普遍来说人权纪录倒退,包括运用言论自由时,也感受到必须自我监察的压力。这些在在显示「一国两制」的幻灭。

然而,我们绝对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在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的身上,我们要向全世界,尤其是向全球自由民主阵营大声的宣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且爱好自由与民主的国家;台湾的国家主权属于二千三百万的台湾人民;我们不但不接受「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更坚决反对「一国两制」的孪生兄弟、用「各表」去包装「一中」的「九二共识」。因为一旦接受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就表示放弃了民主台湾的国家主权,等于向极权与独裁者投降;而台湾若被中国并吞,将严重伤害东亚地区的稳定。此种结果,不但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绝对无法接受,国际社会也不能接受。

(台湾总统府新闻稿/中华民国96年07月03日 )

台陆委副主任:中国迫害人权的伪善

 

1991年以来,中国国务院已经发表八份人权报告书;1998年中国签署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迄今尚未经其国会批准;2006年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中国人权展」。今年三月,中国政府甚至连续第八年发表「美国的人权纪录」,批评美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国政府一样,不断努力地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讲人权的,而且中国人是有人权的。」这是一种进步,但也充分显示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伪善。

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曾说:「让13亿人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人权。」的确,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大幅改善,但是中国的财富却集中在少数人,而且很多是党政阶级的权贵。今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中国的基尼(Gini)系数进一步恶化至0.496,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比2005年同期多增加0.26。中国官方调查,中国个人资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者有3,220人,但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另一方面,至2004年底中国有将近二亿农民因为中国政府不当征收而失去农地耕种、无法找到工作、也没有获得最低社会保障。

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党政阶级的特权没有受到约束,一般人民的权益无法受到充分的政治保障。中国宪法规定,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但是至今中国人民只能直接选举村长与居委会主任。在近七千多万名中国党政机构人员中,担任县级以上领导职务的非共产党人士只有32,000人;其中,中央政府的非共产党领导人更只有19人,且大多属于没有行政实权的职位。这显示中国共产党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是造成财富分配极端不公与特权横行的根本原因。

除了现实世界的权力之外,中国共产党也试图控制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中国法律明文规定保护人民的宗教自由,但却有超过4,000万名的信教者参与中国政府认定的「地下教会」与「邪教」而受到迫害。目前中国至少有17位天主教地下教会主教失踪、被捕或隔离,在2006年至少650名家庭教会牧师被捕、很多教堂被拆毁。1999年7月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残害数十万名的法轮功信徒,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于非命。

当然,中国人民也没有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无疆界记者组织」指出,目前至少有31名记者、52名网络作者在中国监狱服刑。中国公安部拥有超过三万名网络警察检查中国人民的网络言论。Google、Yahoo、Microsoft、Cisco Systems四大网络公司在中国政府的胁迫下,对中国网络与网页进行封锁与自我过滤,并提供上网者的个人数据给中国政府。中国政府还规定,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要经过中国官方核准,而且在中国要订用外国通讯社新闻信息同样需要核准。

中国没有政治民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权。中国发表人权白皮书与举办人权展,都只不过粉饰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真相的伪善,对美国人权的批评更只是凸显中国政府的心虚与荒谬。今年二月,美国《大观》杂志依据国际人权观察组织、国际特赦组织、无疆界记者组织及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名列「世界十大独裁者」的第四名,比2006年又前进两名。胡锦涛的世界排名是进步了,但中国人权却又恶化了。

(作者为中华民国 大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牟传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个好东西

 

胡锦涛的“6.25 ”党校讲话,在当下中国又一次被官方舆论热炒,党内党外,全国上下,都封为圣旨,顶礼膜拜。为此,中新网6月29日电报道: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在前进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复杂局面,无论遇到什么风险考验,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此话来源于胡锦涛的“6.25 ”党校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看来在胡锦涛那里,这真是个“好东西”。胡锦涛的6.25党校讲话是在用社会主义加中国特色界定民主的内容,旨在统一中共“十七大”思想。该讲话通篇贯穿了一个“走什么样改革之路”的主题——要坚定不移地继续举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

俞可平教授曾撰文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却被胡锦涛的6.25党校讲话强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定语。那么什么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按中共的说法,也即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特色”这几个字就行销中国了——即对马克思主义做中国化的歪曲。照理说,中共当权者们一再对中国人民暴力灌输说:马克思主义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用今天的话说那是普世真理。然而,在“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就变得不准了。邓小平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共产党成大款,就发明了“中国特色”来修理社会主义,将过去所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提法,不知不觉地偷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以此来推销其市侩主义哲学的“猫论”,因此也就导致了共产党现实政策的实质性改变。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成为中共所谓“第二代领导人”交给“第三代领导人”的一面政治旗帜,现在“第四代领导人”又接过来了。这面政治旗帜曾被认为是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在经济上“打左灯,向右转”的托辞;或者说是在政治上既拒绝走西方自由化道路,又要修正教条社会主义僵化模式的借口。这样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什么理论,而不过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两面性狡诈:一方面既借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原则”取悦党内保守势力,又能抵制西方式自由化的要求;一方面既假“中国特色” 封堵党内左派攻击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嘴,又抵制普世民主价值观的冲击。可谓一举两地,左右逢源。其实,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谁也说不清。它混沌、模糊,似是而非。然而,“中国特色”这四个谁也说不清的字里,又藏污纳垢了多少反民主、反人权、反普世文明价值观的荒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一党天下,镇压异己,官权力无人监督。现实社会一面是灯红酒绿、公款挥霍、歌舞升平;一面是贫穷失学、住不起房,看不起病、“无产者”下岗沦为无饭者。邓大人在动用坦克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再次建立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塑雕。中共“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 30年的政治实践,已经使人们逐步认清了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一条确保中共政治地位和权贵利益不受挑战,在政治上抵制民主化,在经济上推行市场化的权力寻租政治路线。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真可谓无奇不有,最近上海一家网站竟然堂而皇之地推出大令世人咂舌的“悬赏找关系”服务,在网上公开为 “找后门、托关系、托路子”牵线搭桥,收取中介费,据称已有不少成功案例。这表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已经对权力寻租失去了耻辱感,不正当的“找后门、托关系、托路子”已经达到近似疯狂、毫无道德忌惮的地步。在“中国特色”阳光普照下,“找关系网站” 竞然撕破了社会良知的最后一道底线,隐性的腐败民俗文化,被党关怀成为一种显性的公共秩序,使毫无约束的权力寻租者在更简便、更直接、更公开的网络“找关系”服务中,心安理得地将“权力”明码标价,导致现实里的寻租活动进入虚拟世界,这可谓是最具特色的“中国特色”了。如今,中国社会已经无官不贪,无贿禁行,社会腐败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代名词。由此中国民间便兴盛这样一首民谣:“中国特色一大怪,腐败分子反腐败,越反腐败越腐败。”可见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理解。人们正是从这种权利不断被不公平剥夺的近 30年中,顿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这些中国特色所独有的,正是民主世界大都没有的。可以说凡是与普世文明唱对台的“中国特色”,基本上没什么好东西。有特色的好东西,一定会转化成普世的好东西。所以有人说所谓“中国特色”:半是无奈,半是胡来。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个好东西!

在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一个如此泱泱大国,竟沦落到不敢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反要借助于“中国特色”的混沌、模糊,似是而非来对民主概念偷梁换柱,掩耳盗铃,实在令人可悲可叹!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笼头是套不住“普世民主”这匹野马的。借用俞可平语话,“普世民主”才是个好东西。

胡 平:在历史的漩涡中——读郭罗基新著《历史的漩涡——1957》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1957年5月1日整风正式开始。6月8日,整风转为反右。香港的明报出版社为了充分强调纪念意义,特地赶在5月1日之前出版了现旅居美国的著名学者郭罗基先生的新著《历史的漩涡——1957》。

《历史的漩涡》一书收录了郭罗基先生的四篇文章。它们分别是:“审视反右50年”,“邓小平和反右派”,“周扬奉命按名单抓右派”,“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既有整体的概括,又有细部的描写;既有历史的追记,又有理论的反思;既有对他人遭遇的叙述,又有对自己心理的剖析。正文之后,作者还附录了整风、反右重要文件索引。不同类型的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取教益。

在《历史的漩涡》一书中,郭罗基先生对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给出了详细的梳理与说明,尤其是对毛泽东为什么要从整风转向反右这一点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与论证。作者指出,毛泽东搞反右,既非阴谋,也非阳谋。毛泽东发动整风,最初的目的并不是引蛇出洞,而是为了实现他更大的抱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样板。起初,毛泽东确实想利用党外的力量整党内,但他的意思是整下不整上,其目的是强化集权。和文革中的“炮打司令部”一样,毛泽东搞整风也是想借此解决党内上层的分歧,祇不过当时他的目标不是刘少奇而是周恩来。然而,随着鸣放运动的深入,批评意见不但指向下面的“小和尚”,也指向了他这个“大和尚”,于是毛发动了反右。作者提醒我们,不应把反右仅仅归结为毛泽东个人的问题,同时那也是整个共产党的问题。后来胡耀邦也讲过:“毛提出双百方针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毛提出反右派大家都赞成”,包括邓小平,都是主张反右的。

一般谈反右的文章,主要都是谈毛泽东。郭罗基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邓小平和反右。郭罗基指出:“1957年的反右派,最高决策人是毛泽东,而邓小平则是前线总指挥。”到了80年代,邓小平还坚持说“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错祇错在“扩大化”。可是中共当局自己也承认,99%以上的右派是错划的,还一口咬定这祇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强词夺理,无以复加。不仅如此,作者还指出,当年反右派的前线总指挥,后来又成了右派份子遗志的执行者。1978年邓小平第3次复出后大力倡导改革,而他那些改革的言论和主张其实都是抄袭人家右派的。晚年的邓小平,“一方面大胆偷运许多‘右派’的言论,一方面又极力维护自己反右派的英雄形象”。真是天大的讽刺!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沈元,在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惨遭杀害。有关沈元其人其事,以前已经有人写过文章。郭罗基先生当年是沈元的同班同学,又是学生的党支部书记。收入本书的这篇长文“一个人才,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主要就是写沈元。正像文章标题所揭示的,沈元之所以在学生时代就成为问题人物,被打成右派,被打成反革命,直至被杀害,就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最可怕的是遭党员的妒忌,遭领导的妒忌。我以为作者的这一观点很重要。事实上,在中共历次政治迫害运动中,妒忌心理都在其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郭罗基写到了沈元在反右中的遭遇。他也写到了自己。郭罗基写道:“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因不同意划沈元为右派,被指责为右倾。这一年,我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渐渐变为党内的异议份子,进而成为党内的反对派,最后成了党外的反对派。” 郭罗基说,当年的他还是很正统的,思想上也是比较僵化的。当他听到北大校长传达毛泽东在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之后,非常激动,听说“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中下怀,心想可以不再整人了。郭罗基说:“1957年以前,我没有挨过整,相反,在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我都是奉命整人的。作为整人者,我觉悟到不能再整人,因为整人祇能制造矛盾、败坏党风。”然而等到6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毛的这篇讲话,其内容有了很重要的改动,郭罗基读后大惊失色。就像他说的:“当我觉悟到不能整人以后,自己就挨整了。1957年是我的人生分水岭,从此,不断地挨整。”

我曾经讲过:自由主义在成为一种理论、一种制度之前,首先是一种个性,一种气质倾向,一种态度。首先,它就表现在对那种残酷的政治迫害行为的厌恶与反感。而这种厌恶与反感又主要是来自一种人性的精神。就像沈元所说:“我们斑上祇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身为共产党员,郭罗基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用所谓党性去克服自己心中的人性,但是他心中的人性又一次再一次地反叛,直到后来人性战胜了党性。

在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力群指责郭罗基是“从来不作检讨的人”。郭罗基说不是“从来”。郭罗基说:“我还曾经是检讨模范呢!”从57年反右到59年反右倾,郭罗基多次违心地做检讨。郭罗基写到:“1962年,在大跃进失败以后的‘困难时期’,为了笼络人心,共产党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为1959年被错误地批判、处理的人甄别平反。我也被甄别平反了,党委的决定中说,我在1959年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与我同时得到甄别平反的同志们都趾高气扬,得意写在脸上:”老子本来就是正确的!‘我却很难过。本来就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检讨?作了不应该检讨的检讨,这才是应该检讨的。从此,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守则:决不在任何压力下作检讨。“正如作者所说:”为了坚持这一条守则,我历尽艰险,吃足苦头。“但是他始终不悔。这体现出成就自由主义的另一重要因素,那就是高度的自尊以及面对高压决不屈服的意志。

《历史的漩涡》一书主要是论述反右运动,作者在这一论述中又写下了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以及思想和心态的变化。这后一部分内容格外可贵,也对后来人格外具有启发意义。

杨宽兴:房地产,一个产业,还是一种游戏?

 

房产价格的持续上涨给年轻一代的生活造成巨大压力,当北京市区五环内基本消灭了每平米万元以下的房源,当深圳的上市房产均价达到每平米一万五千元,许多无房者的购房梦已彻底破灭,近几个月来,各地房产交易的萎缩已成事实。

那么,工业用地的价格上涨情况如何呢?

最近见到一位开工厂的朋友老赵,一见面就喊我吃饭,吃完饭去唱歌,满面春风得意,一扫前几年老气横秋的愁容,愁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工厂做得辛苦,压力当然就大,突如其来的兴奋状反倒让我觉得好奇了。

虽然谈不上深交,但对日常生活圈子之外的我,老赵并无防范,基本可以畅所欲言。“我有钱了,钱来得很容易。”

老赵一直经营一家小化工厂,效益不是很好,但由于性格沉稳,很有耐心,业务倒是一直呈上升趋势。渐渐地,工厂原有的几亩地不够用了,老赵便想着换个地方扩大一下生产规模。正在这时候,一位在开发区管委会工作的朋友,身负招商引资的任务找到了他。经过一番鼓动,老赵下了决心在开发区买地建厂。其实,按照他的计划,顶多二十亩地足够了,可开发区有规定,最少要买三十亩才行,管委会的朋友便继续给他鼓劲,将开发区的未来描绘得前程似锦,老赵头脑一热便要了三十亩地的指标。

每亩地价格大约两万四千元,加上各方面打点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三万元,老赵手里并没有这么多钱,开发区的朋友鼓励说先把地拿下来再说,钱可以慢慢交。于是,半年内,老赵动用储蓄和工厂产生的利润,又借了些钱,陆续交了50万,开发区主任那里,有管委会朋友帮忙说话,再加一份重礼,也就没有十分催促。

土地一拿到手,老赵就有些后悔了。这时候,原有工厂的销售业绩出现下滑,计划中的一个项目,市场调研的反应也不乐观,而新工厂建设需要的大笔资金,老赵根本无米下炊,管委会朋友原先许诺帮助办理的银行贷款,也因为土地证尚未办下,而变得遥遥无期。

土地证一等就等了一年多。一开始,老赵被搞得很被动,资金上捉襟见肘,可是,老赵的脸色很快便阳光灿烂起来,因为他发现开发区的地价正在直线上升。当土地证拿到手的时候,每亩的评估价已涨至接近15万元,老赵赶紧东凑西借,弄来三十多万,拉围墙、建厂房,一幅即将开工生产的样子,实际上,这些都是做给银行看的形式,因为他知道,拿到土地证以后就可以找银行贷款了,一般来说,用土地证抵押贷款可以拿到土地总价70%的银行授信额度(关系到家的可以达到80%乃至100%),再加上房屋和设备的抵押,行长大笔一挥,350万就到手了。总算起来,这笔贷款比他所有的投入还多出将近200万。

“我还没考虑好下一步怎么办,项目前景看好的话,就继续做,不好的话,就装模作样地干上一阵宣布破产,值了,200万是纯赚的。单纯做实业,200万要多少年才能赚到!”

替他一算,是这个道理。但我还是有点不懂,“既然地价上涨这么多,何不干脆把土地卖出去呢?岂不赚得更多?”

“要卖的话,每亩也就七、八万,太少了。”

也就是说,评估之后的土地价格,只有银行会接受,市场上是没这么高的,记得改革之初曾经有一个双轨制的东西,烦扰了中国好大一阵子,后来渐渐地消失了,不知道这十五万和六、七万的差别,是否已形成一种新的双轨制。

老赵很坦然,他说,如果项目情况乐观,就用银行的钱购买设备和原材料开工生产,前景不好的话,土地和房产甩给银行就是了。一切都是合法的:土地手续齐全、工商手续齐全、税务手续齐全、贷款手续齐全,谁也不用承担责任,而且,理论上讲,土地、房产、设备总价值在500万左右,贷款只有350万,说起来还是银行赚了呢。

可是,短短一年半时间,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地投入50万资金,就赚到200万,这钱来得也太容易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一开始,开发区从农民手里拿地的价格是每亩几千元,卖给老赵是两万四千元(另外让有关人员吃了些好处,实际价格为每亩三万元),等老赵甩给银行的时候,就到了15万左右,看来,是飞速上涨的地价让各方皆大欢喜(也许农民会觉得吃亏了,但政府的统一行动,容不得他们不答应)。

这种土地上涨的速度大概是举世罕见的。数字可以说明很多问题,当“生地”变成“熟地”,随着地价的一路飙升,地产似乎不再是一个产业的基础,而成了一种财富游戏。最近,有关部门再三劝阻居民慎重购买小产权,并对小产权房的销售进行限制和打击,似乎也可以被看做这种游行的佐证。北京市区房产价格目前大都超过每平米一万元,而在北京郊区的小产权房(指建设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商品性住宅),房价多在每平方米2500元至4000元间,甚至有低至每平米1000元以下的。房子是一样的房子,不同的只是地皮的性质,“生地”与“熟地”的区别,主要是没上缴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因而不允许进入流通,而进入流通的熟地,则必须由政府出售。也就是说,对政府而言,“生地”是用来买的,“熟地”是用来卖的,一买一卖,从产生利润的角度,自然是差价越大赚钱越多。

或许这可以解释近年房产地价格持续飙升的真实原因了。当这种价格上涨到超出普通购买者的承受范围,房地产便远离了它的基本功能,而成为财富游戏的载体。老赵打算将土地甩给银行,与房产开发商用假按揭的方式骗取银行贷款,手法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谁都无法否认,如今的银行与房地产绑得越来越紧了,而政府垄断之下的地价上涨,银行又怎么会不承认呢?于是,银行便用源源不断的贷款,支撑起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静态而言,银行的风险预防机制没有问题,老赵用500万的财产抵押贷出350万,银行有什么好怕的呢?

唯一的悬念是:迅速暴涨的地价如果不是由市场机制产生(老赵被评估为每亩15万元的土地,真实市场价只有七、八万),地价恐怕只是因财富游戏而形成的泡沫!

首发议报第309期

汉 心:大国之下民间无“政治”

 

在中国,由于公权领域的对决博弈长期处于对峙性紧张状态,使得人们基于个人福祉和安全之虞,一般都选择游走于权力场域之外,从而自愿弃权作“沉默而无为”的大国寡民,所以,道里坊间才总是流布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莫谈国事”等刻意规避公共义务、远离权力伤害的警世通言,这种因专制极权主义历久弥深、过度强悍统摄之下衍生成的冷漠化、软弱性民间社会生态,虽则突显强势公权单极独大、无所不用其极的“大能”威风,但其实所折射出的乃是中国传统政治全能主义长期倚重严刑峻法,以刚性法器构制国家体系,从而达于褫夺民权、掌控民利且胜算多多的冷酷现实。所以,在中国,由于政治运作长期缺少公共性和阳光感,缺少官民互动、集体辩争的开放性结构和胸怀,使得有关政治的语义内涵常常被曲解、被误读,乃至于被公众狭义地诠释为单纯的利益争锋与篡位夺权,从而将政治本应有公共品性异化为烈度极强且最具伤害性的社会力量。

不仅如此,其示范作用还使得后续的子孙们总是无法超离于这一宿命般的“路径依赖”,因而总是耽于不思进取、坐享其成,然后继续“法先王之法”传诸后世,“掘墓盗宝”抄袭过去推演未来;另方面则由于民间意志长期被忽略、被边缘化乃至于被淘汰出局,使得人们不得以自动弃权让利,并彻底淡出对现代性“公民”身份的确认和权利申告。由此则不仅一路纵容极权主义挟公器之威势做强“坐大”,同时也让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社会事务奉行“不在其位因而不谋其政”的冷眼旁观和责任推咎。如此长期演化,其结果必然造成芸芸众生由于无所用心、无处着力,所以也就于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作为,最终必然消蚀掉官民互动“共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化创生动力和体制化更新机能。

依据这一生成逻辑,中国民间社会不仅很难越出野生宿命“顺乎其性”发育长大,从而形成能与威权体制对等谈判与博弈的次生性社会组织,甚至连彼此关联共生,同处一隅的团体、家族和邻里之间,也因缺乏体己度人的宽恕和让渡,因而常常自我构陷、纷争不断,并长期纠缠于相互攻讦、彼此诋毁的内耗性怪圈而难成器候。这不仅显示出国民根性中由于公义信念的长期缺席,从而使得人们由于忽略了只惯于“看别人眼中有刺,而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这一人性本然的生物缺陷。正因为如此,人们既无法立足于自我审察参省吾身,从而以检讨的姿态看清自己“问题”之所在,也就很难做到宽以待人并借此淡化求圣成贤的完美主义“情结”,从而有效消除指望英雄搭救、大人解困,不能自负其责的否定性自我弱化的寡民意识。根依据这一分析路径,尽管中国社会有着盘根错节的人情网络,有着父子君臣、主奴捆绑沆鎏一气的伦理依存,但由于受专制逸选机制的单一化和社会评价体系的严重不公不义所挚肘,再加之人们社会化价值选择长期囿于权力主导,因而其戮力的目标常常被局限于现世的得失荣辱,使得中国人很难超越庸常俗务之外,在精神领域找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别样活法。

故此,才导致中国人的生存选择和社会化程度一路走低,并一次次与普世文明失之交臂,所以,尽管也有如过江之鲫者流文攻武卫痴情于问鼎公权,前仆后继、趋之若骛以图捐身朝政,以此赢得皇恩钦点然后呈凶帮闲的现世功名,但多数有幸得“天降大任于斯人”而挤身国事的得道者,其终极的目标仍然超不出形而下的利禄得失和光宗耀祖的个人化虚荣,与国运兴衰和民生福祉没有多少关联。除此之外,还由于来自底层的所谓“知识分子”一阔脸就变,整体性忘恩负义的忤逆和背叛,从而将未得官方开光定制的非主流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乃至品行教养等多维度逼向“不宜人居”的贫困化处境。所以,这种仅限于利害攸关的现实考量而孳生出的所谓政治及其意识形态,无论其用以改朝换代抢班夺权,抑或是搞建设谋发展,在功能上都无助于国计民生和制度性文明的递进和开化,反而因此把人的生存处境和价值诉求导向矮化、低度化的空间从而加剧社会关系的紧张感。也正是基于这种单一化的价值遵从,才使得中国社会难以形成基于信念和荣誉共享而结盟的有机阶级和政团组合,即使是完全依赖于血缘亲情维系的同胞宗族结伙举事,一旦遭遇利益干预或权力寻租招安,其脆弱性也必然会因无法承受的利害之重,而迅疾被其“刚性”作用瓦解分化作鸟兽散,从而滋生出众多剪除不尽的卖友求荣、吃里扒外的变节者。也正是源于这种完全基于私性意愿和利害考量而构成的恶质化的社会生态,中国社会历千年老道累积的伦理构制和根深叶茂的人情资源才难以盘活,才难以展开并引向的良性的社会化建设,从而升华为现代制度与法理建制可以依赖的人文基础。反而由于长期性的意识形态教化和暴力消解,将其恶质化为对现实秩序的颠覆性侵害。

所以,当这种畸变的务实理性不断积淀演化,并普泛成为中国社会集体效法和练习的营生法门时,又何以能使秉权者摆脱私欲和得失考量,放胆妥协退让“将公权付诸公论”,又何以能让普罗大众坚信世间还在有超越利己主义目的和打算,还存在着“苟利国家身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公义德行,正如阿仑特所说:“极权社会中的群众,是不相信存在着没有现实利益的动机或实用目的社会事件”。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社会才始终缺少心系公益、情关民生的政治动议,才缺少完全基于社会责任和荣誉评价而积极介入公共事件的政治努力。因为总是无法突出私性的盘算,亮出皮袍下面藏着掖着的“小”,无法透过人性幽暗的场域见出些许社会的光明之处,所以便难以越出私欲政团和王者意图掘权攫利长期奉行的机会主义,因此才不愿将政治政策公诸市井街头,作为阳光之下全民有份、事关人人的功课集思广议,从而进行社会化、开放性辩真辩伪的讨论以广泛汲取民智民力!

也正是基于这种无可奈何现实,即使偶或有“不忍之心”舍身求法、为民请命而问鼎国事,或立于公道敢于我以我血荐轩辕“裁量”专制权力的英雄出世,也常常因公众太过于世事洞明,太过于老谋深算然后策略性绕开于己不利的社会争讼和政治对决,从而心安理得并习惯于冷眼旁观,使得他们的壮烈义举完全失去后援,失去可依凭的人脉民气给予加速和催化,从而显得势单力薄、孤立无依,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只能孑孓而行并重复演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公道悲情,缘乎此!从他们残留下的斑驳而颇具反讽意味的血痕中,其实透出的乃是老大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虚骄和寡情无义的势利与冷酷,所以,鲁迅先生一语成谶:“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单身鏊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利则纷纷聚拢,见失败则纷纷逃亡……”。

有如此积重难返的社会负面经险,依此路径而生成的社会正义和人权维护等,针对公共领域的所有政治抗诉和与之相关的权利申辩,即使出于公义的冲动而激发某些社会成员进行政治上的冒险,甚至也不乏基于无私的意愿和高尚的信仰而
投身公共事务的谔谔之士,但他们无论如何顺合天道、顺民意,不结党营私且举止得体远离暴力与仇恨,并“不断地升年华到以精神的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马丁?路德?金),但由于受制于庸庸大众集体的势利和只顾眼前、不计未来的短视,他们或许原本出于公心的政治动议,也常常会因公众太过低度的期待和易于满足的“小气”,而失去追根究底的激情和驱动力,所以也就只能屈身下顾民情、迁就民意,从而仅仅局限于对利益剥夺和身体伤害等直接性的社会罪错进行道德批判和司法问责。既己如此,中国历久不变的政情民意就只得反复轮回,最终演生成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意愿,既不是起于信仰的救赎和道义的悲悯,也不是基于理性和责任的承担,而是仅仅而局限于当下的虚荣和现实中可以确证验收的利害得失。

综上所述,根据这种理路和逻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对话机制和公共交往方式,也就不是让人人置身其间都可以活得有自由、有尊严,从而将人的全面发展置于社会政治公共生活的首选目标,以此确保人人都不致因文化陋习和和制度排斥而成为非自愿性选择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最终达于“人人都不致活在一种最低下的姿态之中”(英国大法官劳德?科勒语)。相反却有意将关乎社会健康、文明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如制度正派、彼此宽容和人权尊重,以及由此而内生成的以对人的全面肯定为依皈的社会信念和理想,都当作为不具拯救功能的“软道理”而予以弃置。最终使得公权设置和国家立法意图都只局限于在政策性“实物安抚”和荣誊贿买等,形而下层面展开对局和博弈,如此则要么生出许多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道德化自我彰显的文学想象;要么索性顺乎天意苟且赖活,从而沦为大国强势政治之下靠天觅食、匍匐而居的诺诺寡民。

二0 0 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完稿麻园村

首发议报第309期

郭庆海:黑砖窑事件需要一场集团诉讼

 

山西黑砖窑事件揭露出来的时间大致有一个月了,虽然有400多名奴工被解救了出来,但据称还有上千名奴工没有得到解救。而那些人未来的命运会如何,真地很难说。几天前看了一档湖南卫视“亲情”栏目拍摄的解救黑窑工的专题片,才知道那些黑窑工的解救完全是因为有来自山西省外那些自发寻找失踪儿女的父亲、母亲们的发现,因为有山西省外媒体的帮助。而当地警方的介入则是那么的被动——没有一个黑砖窑的奴工是出于他们主动的解救,甚至于有被救奴工哭泣着不愿意上他们的面包车,让人怀疑奴工对他们的极度畏惧后面到底有什么!也正是因此,我才担忧那些尚未被解救的奴工的命运,我担忧他们可能会因为没有在这场解救黑奴工的初期运动中幸运的被解救,从而陷入一个更加困难的境地。即使是整体上被灭口,恐怕也是可能的吧。

那么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怎么来解救他们?而其关键恐怕要在于让谁来解救。再依靠山西省外那些自发寻找失踪儿女的父亲、母亲,再依靠那些山西省外的媒体,恐怕是不行了,因为“人家”有了更严密的防备。至于这里的“人家”是谁,坦率地说连我自己也搞不清。也许它就是山西省的各个方面吧,黑砖窑、政府、警方,甚至于它的整个社会。你要问我为什么这样认为,那我只能告诉你,我看到了解救行动中当地警方的被动,我更看到了在这次黑砖窑事件暴发前,没有听说山西省主动解救过任何一个奴工,仿佛那里一直是“模范省”,是全国最最“和谐”的地方。

山西省外那些自发寻找失踪儿女的父亲、母亲及关注此事的媒体已经不能再去解救他们,整个山西社会又很值得怀疑,这样恐怕就只剩下了一种选择,中共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共的中央政府就会做这件事吗?事实上是,中共的中央政府在处理这件事上很有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你看,一个本来涉及拐卖人口、非法拘禁、强迫劳动、伤害、甚至杀人的大范围集团犯罪,却被定性为非法用工;你再看,到现在为止可有一个官员受到了处理?可有一个官员被迫引咎辞职?

那么这就需要给予中共的中央政府以必要的压力。但是,如何给中共的中央政府以必要的压力呢?媒体持续不断的呼吁固然是一个方面,国内大量的媒体正在做,国外媒体做得就更多。不过,如果黑砖窑事件不在其它方面再有所发展,媒体的呼吁迟早会陷于疲劳,国内媒体甚至可能受到控制。然而,如果让受害人来一场集团诉讼或者可以决定性的改变局面。

我不是法律专家,但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受害的奴工们有权提起国家赔偿,因为山西省、甚至包括中共中央政府有关机构的集体失职,才制造了这么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坦率地说我并不认为在这样一场诉讼中奴工们一定能成为胜利者,但是,中共中央政府却一定会成为失败者。因为那无论如何都将剥去它多少年来一直强行给自己披在身上的“伟光正”外衣。而最重要的是,他不敢再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上采取模糊的态度。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所有的奴工在被解救后就立即遣散。而他们来自于许多的省份,现在已经知道的就有12个。而且,他们的经济状况都非常差,又已经在受到折磨的过程中几乎成了惊弓之鸟。那么就让我们来呼吁各地的维权律师们自发行动起来,联系当地的受害奴工,打一场空前规模的维权官司吧。不仅仅是为了这些已经被解救的受害奴工们,更是为了那些还未被解救的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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