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1日，当英国国旗从维多利亚湾畔降下的时候，香港一个半世纪被英国殖民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今天，多姿多彩的香港文学反映了新的历史现实。就作家队伍的构成来说，其中不仅有南来北往、东去西迁、土生土长、留港建港、移民回流的作家，还有定居国外而把作品寄回香港发表的作家，作家队伍可谓庞大，特别是南来作家和本港作家两大作家群体的裂缝渐趋弥合，创作势头十分旺盛；就年龄结构来说，老中青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特别是新生代的崛起给香港文学注入了新的质素；就创作本身来说，虽然因“九七”回归而引起的“香港意识”一度高涨，但几年后不仅“漂流异国”的故事不多，而且从政治角度感慨“此地是他乡”的小说也明显减少。可见“一国两制”政策和《基本法》深入人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非但没有变，反因随着和大陆关系的进一步紧密而进一步加强。在这点上，应该说《香港文学》起到了桥梁的重要作用。该刊的办刊宗旨就是“立足本土，兼顾海内海外；不问流派，但求作品素质”。两任主编刘以鬯、陶然都身体力行努力做着发展香港本土文学、营造多元文化氛围、沟通世界华文文学、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香港这种多元开放、兼容并包的独特文化氛围使香港文学呈现出自己的独特质素。
困境与光明并存香港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都市，市场法则一直是影响文学创作的最重要因素。通俗文学流行天下，严肃文学边缘化，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对此现象，香港学者郑炯坚归纳为：文学被迫踏上十字街头：“山头主义”的文坛厚黑学：“作者”（郑把写得不好或写伪文学的统称为“作者”）充“作家”；征文多黑幕；畅销排行榜有欺骗；书籍无书店容身；儒商结合（以商养文，文学也就成了商之附庸）；文学系学生稀少（由振兴文学的“呐喊”到“彷徨”；由文学理想的“追求”到“动摇”而终“幻灭”，离开文学队伍）；流行“心理治疗”小说（指成人童话的武侠小说、少女童话的言情小说、儿童童话的奇幻小说三类小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文坛危机重重，解救绝非一日之功。
近十年来，在香港先后出现又消失的文学杂志有《香港文学》《文学世纪》《城市文艺》《作家》《香江文坛》《文艺研究》《诗网络》《圆桌诗刊》《秋萤诗刊》《纯文学》《当代文艺》《当代文学》《炉峰文艺》《百合》《沧浪》《香港文艺报》《香港笔会》《读书人》《青文评论》《香港文学报》《香港书评》《香港散文诗报》《诗双月刊》《诗潮》《呼吸诗刊》《星期六诗刊》《当代诗坛》《诗世界》等三十多份，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杂志只剩十多份。想到这三十多份杂志多舛的命运，不能不令人伤感。
这三十多份杂志中，有些是艺术发展局资助的，如《文学世纪》《城市文艺》《读书人》《纯文艺》《当代文艺》《炉峰文艺》《香港书评》《诗潮》《香江文坛》《文艺研究》等；有些是由商业机构资助或由文学社团自筹经费，如《香港文学》《作家》等；其余大部分是私人集资自费出版的，这些刊物很少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它们销量极少，很难普及到大众读者中去，即使是文学爱好者和作家也不一定知道它们的存在。而前两类杂志虽然有不同形式的资助，但发行上同样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杂志发行如此，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更是艰难。就艺展局每年资助出版的书籍来看，其销量也令人担忧。其主要原因在于本质上与商业化、资本化思维有所抗衡的文学书刊，在营运市场上不可避免的边缘化，甚至会在讲求高流通量、高销量书刊的汪洋商海中淹没。这是不以任何文学思维为转移的商业规律。
那么香港是否就像某些人所说是个“文学沙漠”？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从本港作家群落来看，有一支四代同堂的创作队伍。舒巷城等硕果仅存的老作家是现在本港作家第一代，他们仍然宝刀未老，但可惜的是前几年舒老先生已驾鹤西去；第二代是在战后5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的，主要有海辛、张君默、夏易等人。他们经历战乱、阅历丰富，深知香港，有着深深的民族情结，在香港文坛辛勤耕耘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作品有着明显的岭南特色和浓郁的港味。第三代以小思、西西、也斯、吴煦斌等为代表。他们多生长在50年代，既熟悉香港又学贯中西，60年代登上香港文坛，而今正是人到中年，堪称本港作家的中坚。第四代是60年代以后生长在香港的青年作家，他们以新锐之姿冲击香港文坛，观念开放， 注重创新，如董启章、王良和、罗贵祥、韩丽珠等，体现着本港作家创作的未来趋势。
从南来作家群落来看，现在活跃于香港文坛的也有四代作家。第一代以刘以鬯等为代表，他们在50年代初期前后来到香港，经半个世纪的奋斗，已在纯文学领域里坐稳了江山，代表着现代派小说的最高成就。第二代是以陶然、梅子、白洛、颜纯钩等为代表的70年代来港作家。他们大多是海外侨胞子弟，从东南亚等地返回祖国求学，经历了“文革”风雨后来到香港，并以其富有批判力度且不缺乏艺术创新的作品在香港文坛站稳脚跟，成为南来作家的主力军。第三代是80年代来港的一批作家，如陈娟、王璞、蔡益怀等，他们一方面延续着书写疏离香港、漂泊异乡的主题，同时更多思考都市的人性迷失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考和探索。第四代是70年代、90年代来港的廖伟棠、黄灿然等，他们以更为开放的观念、更为新颖的形式探索，为自己的作品增添了现代主义的色彩。这诸多作家辛勤耕耘，他们的业绩为香港文坛带来了光明。
作家逆水行舟的执著和热情十年来，亚洲金融危机、非典、中国“入世”等重大事件都给香港在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经济生活等方面带来极大影响和变化，这些在文学作品中都有表现。但与大陆文学的传统相比，作品直面社会现实的较少，其内容多集中在叙写回归历史、成长记忆或是续写名作几个方面上。
“九七”以来，作家陶然继续其颠覆和重组经典的故事新编。那些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名著中为人熟知的英雄好汉，被他以超时空、超逻辑的文学游戏方式置于现在的商业社会。在《连环套》《一笔勾销》《再度出击》《惑》《反》等作品中，主人公从前的生活世界和他当下转世的世界天然地构成了一对矛盾，这种矛盾表现在小说结构上，往往是让人物的意识魔幻般地穿越时光隧道，接通香港现实，以古人在当代商业社会的复活和无所适从来扫描现实的罪恶和难以理喻，寓言化地阐释商业法则与人性法则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类作品很多，如伊凡的《女娲织网》、洛谋的《创世纪》、陈宝珍的《改写神话的时代》等，它们委婉曲折地表现了今天的社会现实。这种书写方式展现了作家为拓展小说的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所作出的努力。
除了回归历史，更多作家关注书写成长记忆，这类具有私人化形态的成长小说，在近十年的香港文坛上占据了不小的比例，且时有优秀之作。如也斯的《爱美丽在屯门》、王璞的《幺舅传奇》、王良和的《鱼咒》、关丽珊的《猫儿眼》、余非的《第一次写大字报》、黄虹坚的《出远门》、韩丽珠的《壁屋》《回旋游戏》等，都是这方面被大家公认的代表作。
韩丽珠笔下的“壁屋”既指父亲被囚的监狱，也象征着人类的一种困境。“双生姊妹”对壁屋每一阶段的不同理解，也意味着他们成长的不同阶段。父亲在“双生姊妹”刚出生时就进了“壁屋”，他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导致“双生姊妹”对“壁屋”的最初向往。虽然那里是”一栋面面都是墙壁的房子，无论走到哪里，面前都是一堵墙壁“，但还是觉得”墙壁领我们到该到的地方去“。缺少了父亲的家庭再加上母亲的暴躁易怒，使得成长中的”双生姊妹“把”壁屋“当作能够逃避冷酷现实的乌托邦王国，她们对壁屋重新进行了定义：”壁屋是一个冬暖夏凉的地方“，住在壁屋里的人看见的是”一堵有趣的墙壁，一堵沉默的墙壁或一堵温柔的墙壁“。当他们看到父亲从那里出来后，对”壁屋“有了更新的理解：”壁屋是一个面面都是墙壁的冰冷地方，每次当一个人走进去，住上一段日子，他再次走出来时，便会面对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一切都是新的。“在这里，”壁屋“变得”冰冷“，而现实却是”新“的，两者之间的位置发生了置换，其中原因颇令人思考。尽管如此，双生姊妹一个出走，奔向令人向往的”壁屋“，另一个则留在四面是墙的现实里。又如王璞的《幺舅传奇》也是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观察幺舅传奇的一生，伴随着幺舅悲剧命运的起起落落，恰是”我“曲折成长的过程。
成长小说给读者提供了富于质感的细节和经验，也为文坛留下了许多内在化的香港经验。
十年来，很多香港作家如叶辉、董启章、罗贵祥、郭丽容、廖伟棠、黄灿然甚至老一辈作家昆南等都执著于艺术王国的形式探索，以此来抵抗日益商业化、边缘化的文学。就小说而言，有魔幻小说、后设小说、装置小说、对写小说、接龙小说、寓言小说等不同类型，形成了香港文学的一道风景线。老作家昆南老骥伏枥，采用装置小说形式写出了名篇《天堂舞哉足下》。这篇小说截取其中的任何一段都可以独立成章，正如作者所说，本书每一个情节，可以独立发展，甚至随意肢解，然后拼凑装置之后，仍能够生长，就算夭折，也会出现弹性的夭折。袁兆昌、黄敏华的《对写》则以男女双方对写、对想的方式来表达对对方的感受，有时又极力偏离对方的话语模式，呈现出后设文本的魅力。再如：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溜冰场上的北野武》、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林木椅子》、罗贵祥的《有时没口哨》、郭丽容的《两个城市的女人》等等，或形式实验，或冷漠叙事、花样翻新，体现出作家对小说艺术追求的热情。
另外，如李欧梵的《范柳原忏情录》、于青的《香港白流苏》、陈曦静的《寻找王琦瑶》等作品都属于续写名作或者从名作中汲取灵感的代表作。其中《范柳原忏情录》和《香港白流苏》都是对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续写和演绎，它们传达出了作家对名作的独特理解及其鲜明的创作个性。
文学创作需要艺术热情和执著精神，正是有了这些逆水行舟者的执著和热情，香港的文学创作才日趋丰富。我们期待今后香港文艺的百花园能够更多姿多彩，更富有时代气息。
*见《香港文坛现象、危机及解救》，《香港文学》2006年1月号，第253期。
